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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世界 刘永谋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人是开放的场域，是可能性本身。在技术新世界中，人必定成为技术的场域和可能性。世界正在发生“改朝换代”的巨变，我们不应该有所思考吗？在我看来，“改朝换代”可以凝练为一句话，即：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技术源远流长，但21世纪之交人类才进入名副其实的技术世界，盖因此时征服自然的技术逻辑终于笼罩了人自身，包括人的精神、个体行为、群体组织和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20世纪被称为科学时代，技术是科学之应用，这种情形在21世纪之交正发生“翻转”：伴随着科技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下降”，而技术的地位则在“上升”。一些亲近技術的人对此感到兴奋，甚至乐不思蜀;而另一些敏感的人则感觉受到伤害，尤其是感觉被剥夺某种自由，不断积累着厌世、愤懑和推翻“技术奴役”和“技术暴政”的革命怒火。而大多数贪图舒适的人安之若素，并不太清楚技术世界的加速迭代，沉浸于社会不断上升的进化论教导中。技术新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物理学帝国”崩溃20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学科“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物理学帝国的崩溃”。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以来，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类智识“宝库”中一路高歌猛进，在电力革命之后几乎成就唯我独尊的地位。它的胜利既归功于在变革和改造自然活动中的巨大威力，也要归功于在面对各种知识的竞争，采取了有力的“知识纪律化”策略。“知识纪律化”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按照客观性标准安排人类知识的等级体系：物理学、数学居于知识中心，依次向外环绕着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工程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客观性依次递减，到了文史哲就只能称为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第二，要求边缘学科应该努力向核心学科学习和靠拢，各种“统一科学运动”的主张此起彼伏。第三，制度性地压制、禁止和抹除某些“离心知识”，包括不能纳入真理序列的知识，以及公然反对真理秩序的知识，比如上古传说、巫术传统、“黑暗知识”（如“帝王术” “魔鬼学”）、秘传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等等。“知识纪律化”的最大成果是“物理学帝国”的落成。它以“物理学帝国主义”为基础，主张“一切皆可化归为物理学”。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或者成为物理学分支，或者走在向它“归化”的“路上”。于是，人类知识“大厦”最终应成为牢靠的“物理学帝国”，包括人的心理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化学经验现象，而不能还原的灵魂、意志等都是于科学之外的形而上学。物理学帝国主义的巅峰乃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主张：所有的知识想要加入科学的大家庭，或者统一于物理学语言。这无疑是骄傲地宣布了物理学的至上优越。然而，作为帝国基础的客观性标准始终没有说清楚，各种尝试均陷入自相矛盾或者相互攻讦之中。最后只剩下一个信条：自然科学知识是迄今为止人类获致的形式最为严密的知识。意思是，它很好地运用数学和逻辑，但这不能等同于真理性。于是，真理秩序不得不求助于科学的力量，典型的比如普特南的奇迹论证：如果科学不是真理，那么科学在实践中的作用，难道是奇迹吗？如果奇迹太过频繁，它就不再是奇迹，而是自然规律。原子弹爆炸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困扰人类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科学力量不是伟力，而是毁灭性力量。人们不能接受真理可能是邪恶的，因此奇迹论证说服力不强。加之21世纪初年，科研活动的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爆发。此时每年全球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在数百万量级，对它们逐一进行可重复性检验，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统计数字表明，某些学科比如生物科技领域，大部分科学论文从未被检验，最常见的情况是它们不值得花费人财物力去重复检验。更重要的是，各学科知识的占比，在过去五十年中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之后，物理学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而与此同时，生物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复杂性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系统论等横断科学强势崛起。它们不再执着于向物理学“靠拢”，而是要走自己的“新路”。物理学争取到的社会资源、从业人数和关注度都持续下滑，可以说“物理学帝国”在崩溃，被“科学共和国”所取代。这并非说物理学要消亡，而是说物理学已不能定于一尊。也就是说，人类知识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势不可挡。技术的反叛“物理学帝国”崩溃之时，技术不断在上升。在古代，科学与技术分属两个平行的传统：科学属于求真的“贵族”传统，而技术属于谋生的“工匠”传统。当时，讨论科学问题的自然哲学家们，不齿于与下层工匠为伍。19世纪下半叶，科学与技术一体化进程开始：一方面科学原理提出之后，不断向技术应用转化;另一方面技术持续向科学学习，在体系化、严密化和精确化方面不断提升。这实际拔高了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再被人视为“奇技淫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一体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我认为已然使得科学和技术融合为中国人所称的“科技”。英语中没有“科技”一词，只有单独的science和technology，可今天我们谈科学或谈技术，多数时候其实在谈科技。换言之，现在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差异，已经意义不大。比如，“信息科学”还是“信息技术”，“生物科学”还是“生物技术”，“航天科学”还是“航天技术”，不如“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航天科技”更能反映真实情况。21世纪之交，情况继续发生变化：如今我们接受科学，更多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实现造福社会的技术目标。越来越多人认为，某个科学新分支应该得到社会重视，是因为它具备足够的技术-经济-社会价值，而以往纯粹科学“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形象，不过是早期科学家在寻求更多社会支持，而“编造”的某种“神话”。今天，工科成为自然科学的强势门类，技术工作低人一等的观念完全消退。一些思想家开始认为科学的本性是技术的，而不是相反。最近十年来，类似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甚至出现将科学纳入技术范围的激进主张。一些科学史家如齐尔塞尔，重新解读科学史，从中发现技术因素对于科学产生的关键作用。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实验传统，并不源于大学中的“贵族”天才，而是吸收自“工匠”的劳动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纪律化导致某些知识“被压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兴起，反抗“物理学帝国主义”秩序下的客观性知识等级，技术的强势崛起便是其中的最强音。如今技术不再需要借助科学支撑自身的合理性，从“真理的阴影”下挣脱出来，我称之为“技术的反叛”。可以说，技术在知识上开始与科学“平起平坐”，在社会重要性上已经超过科学。“知识的银屑病”技术的反叛催生技术“新世界”。技术新世界有四个紧要之处。在新世界中，高贵不高贵、纯粹不纯粹，不再是知识生产者急于辩解的质疑，性命攸关的问题是：研究工作和成果对于社会到底有什么用。这是技术新世界的第一个紧要之处，即技术合理性取代科学合理性成为我们时代合理性的基础。我们不再缺乏“知识”，相反已经步入知识冗余的时代。所谓科学，乃是分科之学。科学知识不断细分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知识过剩。作为辅助人类生存的进化产物，知识带来的麻烦和它产生的好处，逐渐进入相持阶段。如此相持加剧知识的“冗余症”，平添诸多解决知识冗余、应对知识恶果的所谓“新知识”，此种现象我称之为“知识的银屑病”。也就是说，知识体系冗余导致的不协调，已经出现可以类比疾病的危害。简而言之，有些知识是力量，有些知识则是负担。面对“知识银屑病”，人类尚未提出根本性的可行疗对方案，只能用技术功利的“尺子”，从重重叠叠的知识堆积中挑选，避免被知识所完全“淹没”。用“奇迹论证”指导应对“知识银屑病”，只能是“从奇迹中挑选出最奇迹者”。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出现，是最好的说明。显然，这不再是真理的序列，而是行动的序列。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才起飞。我觉得今天急于起飞的，不再是雅典娜的猫头鹰，而是她自己。加速与减速人类智识活动从不局限于书本上和实验室中，技术反叛之后则不断加速，促动技术世界持续加速。这是技术新世界的第二个紧要之处。1860年，有人感慨：“现如今没有人能享受到清闲，人们总是在活动着，不管是在寻欢作乐，还是忙于工作”。21世纪初年，加速现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技术加速发展，生活加速变化，越来越强烈的时间压迫感。一些思想家将加速视为当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称之为“加速主义”。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以及 “996”和“过劳死”，都与加速主义信仰相关。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就是加速的，由于人依附于技术并与之共存，可以说人的本质是技术性的。技术性就是时间性，因为动物世界没有时间，只存活于当下，而人可以通过技术记忆延展至过去和未来。于是，技术加速意味着人-技术的协同进化是加速的，不可能被避免。有些人则与技术加速主义针锋相对，主张技术减速主义。人类学家格雷伯认为，自1970年以来，世界技术革新受到阻碍，一切都在减速发展;50年代科技专家承诺的各种未来技术大多没有实现，被制造出来的只是一种幻觉。幻觉将令人失望的东西装扮成令人兴奋的新东西。真正得到革新的技术不是市场驱动的，而是最有利于监视、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没有建成无须人类工作的乌托邦，便是减速主义的明证。显然，格雷伯并没有办法完全否定加速主义的观点，而是正确指出：技术加速并不是平衡的。技治社会兴起在我看来，技术新世界第三个紧要之处，即技术治理与技治社会的兴起，是当代社会运行最突出的特点。技术治理的出现与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地，一些思想家想道：应该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活动当中，让社会运行得更加科学和高效，以造福人类社会。这就是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如火如荼，技治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实践科学化日益流行。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之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日益成为“某种技术事务”，技术治理逐渐成为广泛共识。并且，技术治理的风潮很快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世界性的冲击，极大改变了全球公共治理活动。21世纪之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均已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范围内的根本性现象，我称之为“当代社会的技治趋势”。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智能社会呼之欲出，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已经成为技治社会，这是现代以来社会理性化不断深入的必然归宿。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疫情之后，我们对知识、文明、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理解、选择、调整与控制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中的运用，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最大的启示之一。无论坚持何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无法否认：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员伤亡少的，社会秩序受冲击少的，都是技术治理能力更强的国家或地区。身心设计技术新世界的第四个紧要之处是技术对社会影响的深度达到全新阈值。有人称之为“深度科技化”，我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新科技不僅仅满足于改造外部世界，它的力量还开始深入人的肉身与精神。21世纪之交，克隆人、基因编辑、人体增强和脑机接口等新科技，不断引发世界性的关注，其中蕴含的改造人自身的冲动昭然若揭。智人诞生已经数万年，之后并没有停止进化。人类学家发现，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巴瑶族，长期生活在海上，脾脏比陆地民族要大一倍，供给他们更多潜水时所需的血氧，可以在水下连续活动10分钟之久。21世纪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等待环境选择，而是开始以新科技为手段走向“身心设计”，不再将人的肉体与人的精神分开来对待。在身心设计论者看来，肉身与灵魂既不可分离，也不可分出高下。更重要的是，作为肉身与灵魂合体的人，从根本上是不确定的。我支持类似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变的人性和身体，并用我所称的“露西隐喻”来进行说明现在主流古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起源于同一个非洲的古猿“露西”。当露西从树上下来，并不知道什么是人。她只是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其他古猿，心里说了一句：“我不再做猿猴了！我要做人！” 可是，她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人，她能决定的只是：彻底与昨天告别，不再做野兽。“露西隐喻”暗示人类真实状况一直都是：既不知所来，亦不知所往。今天，我们已经离开露西很遥远了，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结语什么是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人是开放的场域，是可能性本身。在技术新世界中，人必定成为技术的场域和可能性。（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尚国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