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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威廉森戏剧《死白男》中安吉拉矛盾心理的发展变化

罗晓璐
摘要：本文基于戴维·威廉森的戏剧《死白男》中女主角安吉拉·贾德的矛盾心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安吉拉矛盾心理的发展变化，揭示了在“理论”背景下，传统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及其蕴含的普世真理仍不可动摇。
关键词：戴维·威廉森;《死白男》;安吉拉·贾德;矛盾心理
戴维·威廉森（David Williamson，1942-）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他平均每年都有一部新作品付梓，迄今已有50多部剧本问世。1983年威廉森因在戏剧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澳大利亚Officer勋爵奖章;1988年被冠以“澳大利亚国宝”之称。
《死白男》（Dead White Males）是在威廉森大量阅读了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后完成的，是他最具影响力的戏剧之一。威廉森希望通过该剧彰显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及其蕴含的普世真理。1995年，该剧一经上演便引起观众巨大反响，它影射了当时澳大利亚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讽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极一时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并对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做出了回应，是对当代文学理论学术争鸣的直接介入，在澳大利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安吉拉的矛盾心理
该剧描述了女大学生安吉拉·贾德在学校接受了老师格兰特·斯旺传授的理论知识后，通过家庭访谈，发现这些知识在自由人文主义前并非无懈可击，随着家人真心的吐露，她最终对理论和自由人文主义精神有了新的认识，了解了她自己、家人及老师的矛盾心理渊源。
安吉拉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激进女性主义的家庭。妈妈萨拉·贾德是一位强势的企业高管，而父亲马丁·贾德却失业在家操持家务;年迈的爷爷科尔·贾德生活在四位强势的女人--妻子格雷斯·贾德，女儿杰西卡·贾德、莫妮卡·贾德，儿媳萨拉和一位软弱的男人--儿子马丁当中，压抑度日。安吉拉在大学里进一步受“理论”影响，老师格兰特提倡非本质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贬低自由人文主义，认为它强化了位于中心地位群体的权益，剥夺了妇女、有色人种、非正常性取向等他者的权利。
虽然生活和学习氛围让安吉拉认同众多理论，但她内心隐约觉察出理论的缺陷。一方面她承认自由人文主义对人类的束缚，认同理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她赞同自由人文主义揭示出的人性普世真理。安吉拉的矛盾心理通过阅读死去的白种男人的著作而越发强烈。
二、矛盾心理的表现形式
通过斯旺与安吉拉假想中的莎士比亚间不断的斗争，安吉拉矛盾心理得以发展。“矛盾心态也可以是一个令人长时间停滞不前的胶着状态。冲突当中的互动令这个两难困难更不难理解。”[2]斯旺和莎士比亚间不断的冲突表现出安吉拉停滞不前的矛盾心里。
斯旺代表众多理论，莎士比亚代表自由人文主义。第一幕莎士比亚一出场，话音未落便被斯旺用枪击毙，“那男人掏出手枪，将莎士比亚击毙”。[3]这呈现出两种观点的水火不容，也暗示了“理论”的来势凶凶。
安吉拉从起初的举旗不定到偏向斯旺的观点。这期间，她表现出对异性的感性排斥，喜欢“成熟而智慧的男人”，[3]拒绝与男同学史蒂文一起看電影，并且批判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父权制。
为完成期末作业，安吉拉对家庭各成员进行访谈，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批判根置于三代人生活中的父权意识形态，却发现他们内心并非如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拥护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更抑制着他们的人性共性。科尔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浓浓的澳大利亚伙伴情谊及丛林精神让安吉拉深受感动。他在经济上慷慨解囊，瞒着家人，帮助因工伤死亡的工友遗孀15年。科尔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他们总需要找个地方发泻这些情绪”，[3]他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等则顺应“理论”的势头成为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发泻地。尽管家人不断指责他对他们前程的耽误，质疑他收入的去向，但他们都是爱他的。马丁虽性格柔弱，支持激进女性主义，但内心也具丛林精神，他坚韧、友好，乐于承担家庭责任。当其它人都指责科尔不应让马丁在他考试期间清晨五点起床帮忙干活时，他本人却毫无怨言。
发生在澳大利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是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1]它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同时，两次世界大战间，科技的革新使澳大利亚的“女性更为自由，在家里更加不受拘束。”[4]随后，以1969年发生在悉尼的妇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进一步使女性主义在澳大利亚活跃起来。女性主义运动辐射到了澳大利亚的每一个角落，在安吉拉家中，萨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击败了众多男性竞争对手，但其内心却不如表面那般强势，她渴望回归家庭，甚至告诫安吉拉“去找一个有钱人，跟他结婚，再生下六个孩子。”[3]
随后，安吉拉的观点转而偏向莎士比亚。通过家庭访谈，安吉拉一度认为父母彼此相互埋怨，互不相爱，只为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才勉强一起度日。而她却得知他们相亲相爱，并且类似家庭矛盾是每个家庭的共性。同样的情感也存在于科尔和格雷斯间，每次提起科尔的所作所为格雷斯就倍感愤怒，但她终究是爱科尔的。“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很长的几乎每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如婚姻、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沉积着嫌恶和敌意的情感，只是由于压抑而感觉不到罢了。”[2]家中沉积的嫌恶和敌意，在激进女性主义的催化下放大，最终又因自由人文主义的关怀而回归正常。与此同时，斯旺因其生活作风与所持学术观点的背道而驰更加深了安吉拉对理论的怀疑。
三、安吉拉的抉择
虽然安吉拉的观点从以斯旺为代表的理论偏向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但斯旺的作风及家人心声的真实吐露仍未使安吉拉彻底选择自由人文主义。
在第一幕结尾，安吉拉通过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的结局，批判了父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迫。她似乎相信了激进女性主义对解构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然而在该结局活灵活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看到了斯旺所谓的错误意识形态下的美好生活画卷。当斯旺再次拿起枪对准莎士比亚时，安吉拉站到了两人中间，“来来回回看着他们俩，无法做出选择。”[3]莎士比亚的境况此时大为改善。
自由人文主义起初大兴其道，后结构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后来颇有取而代之之势。死去的白种男人先前所作的贡献并不应当被全盘否定，但后结构主义也并非正确无误，后结构主义有合理的一面，自由人文主义也有其瑕疵。比如，安吉拉认为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中确有压迫妇女之嫌;男女生而有别，但差异并非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述的那么大。
在第二幕结尾，通过对家人的访谈，安吉拉感受到了自由人文主义跨世纪与她产生的共鸣。当斯旺拿起手枪瞄准莎士比亚时，莎士比亚奋起反抗，和他扭作一团。在慌乱中，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斯旺的脚，他跌落舞台。但面对胜利的莎士比亚，安吉拉却揭起了他的短，“你是位了不起的剧作家，但总的来说，你笔下的妇女却都地位低下。”[3]她仍未在斯旺和莎士比亚的观点中作出选择，因为她看清了二者的优、缺点。“矛盾心态是普遍和正常的。”[2]该剧结尾依然保留着安吉拉的矛盾心理。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死白男》中格兰特·斯旺与莎士比亚的冲突及安吉拉·贾德家庭成员间的矛盾，阐释了安吉拉矛盾心理的发展变化及其最终的难以决策，揭示了传统自由人文主义精神及其蕴含的普世真理在“理论”的背景下仍不可动摇。
参考文献：
[1]Affrica，Taylor，徐航，等.澳大利亚的女权运动：重要的转变和事件[J].妇女研究论丛，2007 （4）：62-66.
[2]William R.Miller，StephenRollnick，米勒，等.动机式访谈法：帮助人们改变[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3]Williamson David.Dead White Males[M].Sydney：Currency Press.1995.
[4]莫瑞·罗伯特.澳大利亚简史，廖文静译[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