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书写的诗性力量——《雪山大地》笔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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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谈与对话123藏地书写的诗性力量雪山大地笔谈郭冰茹宫铭杉陈婉婷周唯王莎摘要雪山大地在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一方面,该作品获奖前的市场冷淡与获奖后的销售热潮形成了一定的反差,成为当下非常独特的文化想象,提示我们重新思考现实语境中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问题。另一方面,带着不同藏地想象的阅读者进入文本后,会如何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中再度理解异域的自然地理和宗教文化,也值得我们关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深入讨论地方性知识、“在地性”书写以及中国性与当代性的建构等问题。关键词雪山大地;藏地书写;杨志军地方书写的路径与可能由雪山大地谈起郭冰茹“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追求大
2、地般的重量和雪山般的质感。青藏高原上汉藏两个家庭相濡以沫的交融,铸就了一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碑。在对山川、生灵、草木一往情深的凝望和咏叹中,人的耕耘建设、生死歌哭被理想之光照亮。沧桑正大、灵动精微,史诗般的美学风范反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历程”。这段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不仅代表批评界在主题思想、审美品格、艺术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对雪山大地的官方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界想要建构起一种经由“地方”而超越“地方”,包含着民族性、中国性和现代性的批评话语实践。的确,雪山大地虽然将叙述设定在藏地,讲述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当下半个多世纪草原牧人的生活变迁,但文本内外所关联到的问题及其处理
3、方式却超越了“一方水土”和“一方人”的限定。这种超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助重大历史事件,将藏地的发展和建设有效地组织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藏地的历史虽自有脉络,仍是中国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当我们从文本中读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牧区公社,改革开放后的贸易公司,资源过度开发后的退牧还草,以及生态发展中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城市的建立,便能清晰地感受到藏地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同频共振,藏地的“山乡巨变”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微缩景观。二是经由边地孕育出的崇高精神对中国性和当代性的建构。雪山大地以现实主义笔法融合理想主义激情,写出了向124艺术广角 2024 年第 1 期对于构建完整
4、且健康的文学生态来说,关注整个文学生态场域中多样化的声音显然有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所说的:“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1而文学衡量标准和文学审美意涵的某种变动,也在读者的声音中呈现了出来,构成了研究当代文学总体性问题的一个切口。雪山大地这本小说将一个关键且古老的问题重新带回我们的视野之中,即如今我们要如何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不过,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雪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说起。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于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茅盾文学奖
5、是国内少有的,在文学写作者、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群体中都非常有重量和广泛关注度的文学奖项。获得“茅奖”的作品通常都会引发一定规模的读者阅读热潮。每一届获奖名单公布后,实体书店会为获奖作品推出专门的陈列展位,线上购书平台上的作品销量也十分可观。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级文学奖项,“茅奖”的授予不仅代表着“官方”的肯定,也包含着对文学作品审美质素的专业认证。那么,雪山大地这一获得了官方文学奖项的文学作品,对于“民间”的普通读者而言,带来了何种阅读感受呢?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分别观照“官方”与“民间”对雪山大地这部作品的不同反响与声音,并不是把“官方”和“民间”进行二元对立,只是尝试通过专业评委和大众读者之间
6、的不同阅读反应,来讨论潜藏在文学读者分流之下的文学衡量标准的变动。特别是当普通读者更愿意从个人主观的审美感受来评判一部作品,不再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声音中获得理解作品的途径,对后者流露出无视、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关注大众读者的阅读感受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先回答,在讨论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时,关注“民间”的声音是否有其必要性。姚斯在其接受美学理论中提出了区别于文学作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宫铭杉1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4 页。善而生的民族大爱。父亲、母亲、角巴、赛毛、桑杰、包括更年轻一代的才让和梅
7、朵,都倾其所有,把自己奉献给建设草原的伟大事业。这些人物对善与信、真与美的持守,成为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呈现和表达。三是通过山区面临的现代性困境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退牧还草是生态发展的要求,牧民离开草场进入城市不仅意味着个体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草原文化的变迁。因此,如何处理草原文化的回溯与保护,承续与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继发现代性国家面对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普遍性、标准化与独特性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雪山大地为当代文学的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由地方而中国、由地方而现代的路径与可能。笔谈与对话125品的“文学本文”概念,“文学本文”不是由作者独自创作的,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
8、造的。它的“存在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对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使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认,最终达致文学作品的实现。”1也就是说,通过读者对雪山大地一书的能动性参与,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其作为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通过对豆瓣读书等社交平台上阅读感受的关注,能够看到对雪山大地评价两极分化的倾向。从中我们看出,随着读者群体的分流,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动和位移。大众读者的阅读审美取向往往更看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特征,对其思想性特征则采取忽视与贬斥的态度。犹如硬币的两面,雪山大地究竟是以怎样的创作,既被部分普通读者认为落入了“主
9、题先行”的写作模式,又具备了为茅盾文学奖所肯定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征呢?雪山大地 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虽然 雪山大地是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创作基底的,但是富有浪漫主义意味的文化诗学特征,还是延伸到了小说内部的叙述细节与语言之中。就其藏地书写而言,小说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展现了沁多草原的藏族文化形态。也许是长期浸染着雪山大地的古朴与自然,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内化了“雪山大地”所承载的生命观和文化意识,书中的人物对待生命、生活的态度也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赤诚、纯粹和洒脱。作者本人对藏族文化的熟稔又使得他把书面语的写作转化为一场听觉盛宴,读起来颇有一番韵味。书中的语言句法浸润着藏区人民的本真生活和思想观念
10、,用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语调、他们的信仰等具有强烈代表性和象征意味的符码,体悟并形塑了具有美学意味的“雪山大地”世界。雪山大地也同样具备丰富的思想性意涵。这种思想性也不是所谓的“主题先行”,而是通过真实且鲜活的人物之故事,以人物对雪山大地的无私付出和奉献为立足点,让读者感受到强巴、苗医生、角巴德吉以及才让、洛洛等人物身上的精神力量。小说的叙事开始于县上工作的强巴深入草原,实地蹲点体验了解当地牧民的生活。从建立起雪山大地的第一所学校,到发展商品经济、成立了沁多贸易公司,再到重新规划沁多县,建造生态城市小说以强巴等人物的命运牵动时代进程,既包含了草原建设者个人的生命史和奋斗史,也是雪山大地近半个世纪
11、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史,也有草原面临的生态危机等发展困境。伴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书写,小说也写出了在精神层面上,人物与雪山大地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以及时代的发展意志是怎样和一代支边建设者个人的人生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借由小说叙述者汉族少年“我”和藏族少年才让在汉藏家庭的成长经历,以及支边干部强巴和前部落头人角巴德吉之间的情谊,小说勾连起了多民族之间文化与心灵交融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有趣的是,不管读者对“茅奖”的态度如何,他们都不自觉进入了对获奖作品雪山大地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观点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读者已经具备的相关文学阅读经验会预先构成理
12、解这部作品的思维定向或情感结构。2大众读者对雪山大地的“期待视野”也恰恰来自于前文所述的“茅奖”的两个特别之处。其一对应着过往获奖作品的良好口碑积累,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人世间12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5 页,第 29 页。126艺术广角 2024 年第 1 期等,无形之中塑造了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公信力,包含着读者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期待。其二又因其奖项的“官方”“专业”性质,不可避免地被读者认为获奖作品蕴含的思想性和采用的写作方式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潜藏在“期待视野”之下的,仍然
13、是读者对文学作品衡量标准的矛盾性杂糅。这种“期待视野”的矛盾性杂糅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以往“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延续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语境下重审文学审美性、艺术性、独立性的标准,即认为文学作品应该独立于政治存在,去除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应该出现对文学市场的谄媚和妥协。在这样的文学衡量标准之下,像 雪山大地这样主要内容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作品很容易被部分读者抹去了艺术性、审美性的特征,余下被误读的思想性特征。但是,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之间必然存在龃龉,这种观点起码是片面的。面对时代命题的召唤和质询,如果一本谈论近半个世纪以来雪山大地发展的小说,只强调优美词藻和写作技巧,
14、却不谈及支边干部的付出、藏区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设施的完善等切实发生的变化,又何尝不是落入了另一种偏见或宰制的话语方式呢。普通读者对思想性的排斥也回应着当今社会的公共性精神危机。当我们描述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整体思想状况时,时常展露出对消费主义侵袭日常生活的无奈,以及对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失落的担忧,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需要提供永恒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来应对公共性的精神危机,重建当代生活的精神秩序。雪山大地则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借由强巴、苗医生、角巴德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在更为宏大的历史框架下追寻着一代人的历史定位。他们对沁多草原的建设始终有着赤忱和坚定的信念,
15、彰显了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朴素的道德主义追求。如此身处时代洪流中承担着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无疑会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商业化、私人化写作倾向所导致种种时代精神状况形成有力的校正。这也是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探寻文学作品思想性的意义所在。汉藏交融与文化景观的塑造陈婉婷拿到这本书的第一眼,一种质朴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封面颇具写意风格的雪山、留白与剪影共同营造了一种想象的空间,整个画面透出一种辽阔、静远和纯粹的意味。与装帧风格相呼应,腰封推荐语中“共和国”“时代巨变”“精神天路”等关键词,似乎再次印证了其严肃正统的艺术追求和宏大历史的书写传统。事实也的确如此。许多评论用“全景
16、画”、“史诗感”来描述这部作品,足见这部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巨作留给读者最直接的阅读观感。翻开轻盈、简洁的薄纸封皮,一部横跨五十年、历经三代人写就的草原建设创业史、藏地牧区生活史与民族融合文化史,在作者诚挚深切的生命回望中娓娓道来。轻重之间所引发的思考,是一个作家如何在宏大体量和严肃题材中,延续与当下读者的心灵沟通与情感共振,如何实现文学或言小说最本质的魅力?整部作品的核心要素凸显得很明显民族融合,或者说,是汉藏两族在历史发展与精神文化上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这种交融既笔谈与对话127发生在小说的情节结构层面,也造就了小说文化观照视角之独特,既影响了藏地牧区文化景观的塑造,同时承载着作者关于民族精
17、神建构的坚守和追寻,因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题眼所在。小说中,“汉藏民族一家亲”的主题性表达贯穿始终,沿着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条脉络推进,构成汉藏民族团结互助、血浓于水的民族融合复调叙事。小说以一个援藏知识分子的儿子“我”的视角,讲述了父亲强巴自 1959 年始,在阿尼玛卿草原致力于各项建设性工作,引领解放后的草原牧区真正走向现代化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叙事中,藏区并未沦为被动接受现代性冲击的“边地”,牧民也绝非被拯救、被启蒙的“他者”。藉由现代化变革过程中的民族共建叙事,藏区与牧民以绝对主体的身份和力量参与、融入变革性的建设工作。小说中,父亲母亲的事业颇具代表性地涵盖了教育、医疗、
18、经济和生态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从创办现代学校到建立现代医院,从创办沁多贸易公司到推动畜牧产业商品化,从组织新城建设与搬迁计划到建立自然生态保护区草原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一个“民族共建”的过程。所谓“共建”不仅体现在牧民具体性的行动参与。在草原建设叙事“遭遇困难解决困难”的基本结构模式下,小说中最具魅力的角色沁多草原前头人角巴德吉,几乎在每个关键性的节点都有如神兵天降,无往不胜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始终如一地奉献着自己的财产、物资、影响力甚至生命。父亲母亲所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在运用现代知识从事支边工作时,也仍需得到藏地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的支持,例如小说中藏医药与西医之间的对比、互补,一再证明了前者的神
19、奇效用。除了宏观层面上的草原建设史,共识性的民族融合交织于相对微观、个体层面的家庭变迁史中。小说里汉藏杂糅的家庭结构显然具有高度的文化象征意义。故事的主要人物原本分属于各自的核心家庭,且彼此之间有着民族、地域甚至阶层(阶级)的巨大差异。父亲强巴将才让带至西宁家中使其成为“我”的手足兄弟,之后曾经的“塔娃”桑杰又通过缔结姻亲进入角巴德吉的家庭,随着子一辈之间的不断结合,原本散落各处且彼此陌生的小家庭逐步扩充为以“强巴阿爸”“苗苗阿妈”“角巴爷爷”和姥姥姥爷为核心的汉藏杂糅的大家族。小说中每次的家庭重组,成员间几乎毫无阻碍地克服了可能存在的文化心理差异,迅速接纳了彼此,家庭成员之间虽无血缘关系却情
20、同手足。通过客观、及物意义上的民族交融,小说真正实现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文化召唤。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民族交融,主要体现在汉藏两族在思想观念与心理认同方面较为深层的改变。这一靠拢和融入的过程大致沿着“汉人藏化”与“藏人汉化”的双向线索进行,显现出作者尝试在宏大历史变迁中,勾勒民族文化史和精神史的写作意图。小说中,强巴与“我”是汉族人中“自我藏族人化”(简称“藏化”)最自觉也是最彻底的汉族父子,二人不仅拥有藏族人的名字、适应酥油糌粑羊肉的饮食习惯,熟练使用藏族的语言文字,同时在情感心理和思维观念上也能做到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小说开篇时,前往草原蹲点的父亲几乎已然是一个藏族人,而“我”与才让、梅朵共同
21、长大并成家立业的成长叙事,则完整表现了一个汉族少年蜕变为一个“真正藏族人”的过程。小说开头部分以回忆性视角描述了才让初到“我”家的情景,“我”与才让之间以儿童的纯粹视角相互观察,在互为对照的视野中,发现彼此生活习惯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同时,孩童极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也使得这一视角下的文化融入过程显得极为自然128艺术广角 2024 年第 1 期和顺利。如果说父亲的“藏化”主要出于工作需要,生长于汉族家庭的“我”则对藏族同胞及其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文化认同感。面对才让突然闯入生活,“我”的抵触情绪很快被好奇、佩服、自豪等积极情感取代。伴随着亲近感与认同感的不断深化,藏刀皮袍、山神信仰、藏文藏话、
22、藏族歌舞等文化符号和藏族少年们熟稔的牧区生产、生活技能,不仅仅是作为藏地风俗景观渗透于日常生活,更内化为人物用以自我确认是否是“真正的藏族人”的身份标尺。这种差异性的叙述者视角,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用以观照叙事对象的视角。杨志军炼化自身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形成一种兼具本地人和外来者的内视角。尽管有着足够久的藏区生活经验,其仍然将藏族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重新陌生化为一种需要阐释的知识,用差异性的眼光打量藏族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思想观念,随之在日常生活场景下呈现,并随时预备着向读者解释说明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小说后半部分,一系列集体和群像场面的刻画,如家庭聚会、(藏历、农历)新年、采购、婚礼、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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