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投资问题与风险管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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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安全研究
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战略研究

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投资大国转变研究
海外投资环境研究
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与投资保护
　　一、投资环境及其评估
　　（一）投资环境的概念
　　所谓投资环境（investment climate）指足以影响国际资本能否有效运行，能否发挥资本的基本职能，资本能否增殖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投资环境是一个包括各种条件和因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环境，是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文化教育的、科学技术的、乃至民族意识、人民心理、历史传统等各种条件和因素在内的一个综合体系。参见姚梅镇、张勇：《海外投资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简而言之，即指能有效的影响国际资本的运行和效益的一切外部条件和因素。参见姚梅镇：《比较外资法》，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笔者认为，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从姚梅镇先生的相关定义来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投资环境；二是中国国内海外投资的相关政策和立法。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直接影响中国海外投资的流向和效益。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此仅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作一些探讨。中国海外投资的法制环境将在后面的相关内容中研究。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对投资环境有种种不同的分类，但大体可概分为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前者通称为“硬环境”，后者通称为“软环境”；或者又分为“有形环境”与“无形环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物质环境 亦称“硬件”或“硬环境” 主要包括下列各种因素：
　　①自然资源 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如石油、煤炭、各种金属等矿物资源、土地、森林、水产、动植物资源；水力、河流等自然力资源。自然资源丰富与否，构成吸引海外投资的最大潜力。
　　②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优良与否，也关系到能否吸引投资。地理条件包括气候、雨量、地质、自然风光、与海洋接近程度（内陆国与沿海国）等等。严寒、酷暑、高山、沙漠地区、干旱、洪水地区，不太适宜于人类生活活动的，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较校
　　③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城市和工业设施、交通运输、港口、仓库、厂房设备、供水、供电设备，原辅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城市卫生、环境设备、文教设施、物流配送系统及其他社会服务设施（如宾馆、旅游饭店、商业网点等）。
（2）社会环境 包括

或“软件”，其主要内容为：
　　①政治环境 主要如政治稳定、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政策措施，行政体制、行政效率，行政对经济干预的程度等等。
　　②法制环境 主要指法律秩序、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特别是涉外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执法的独立性，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自觉遵守法制、严格执法的情况、以及人民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等。
　　③经济环境 主要包括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财政、货币、金融、信贷体制及其政策、外汇管理制度、货币稳定性、资金市场结构及金融交易体制、市场体制及市场规模与开放程度（如内、外销比例及其限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国际收支情况、贸易体制与对外贸易情况、物资供应体制、生产要素组成情况、人均收入、利息制度及利润率的高低、税收制度及优惠制度、人民消费水平、生产费用、工资制度与工资水平、劳动组织与劳动雇佣、劳动保护体制、技术条件、经济管理体制与效率、企业组织形态及其经济体制、环境保护情况、人员素质与文化程度等等。

随着国力的增强及企业实力的提升，我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各个部门也出台具体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境外投资并购，逐步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很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企业仍然缺乏境外投资经验，特别是缺乏对投资国商业环境、法律环境的了解。

选题的意义：本项目对如何利用好现在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危机恢复期的机会，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哪些行业内进行投资，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支持，关系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收益及成败，对指导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冷热评估法”对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传统做法，选取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额(FDI )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2、变量
在研究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国内外学者选取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投资主体即企业因素（投资动因、竞争优劣势、产业特点）；东道国区位因素（经济规模、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生产成本、社会人文环境）；政府因素（投资国政策、东道国政策、法律环境、经济制度）

我国海外投资问题与风险管理
2011年08月14日14:04新华网 字号：T|T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上升。尤其自2005年以来，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90亿美元，为2000年的59倍，2005年的4.84倍。在过去10年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暴露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设置了较多壁垒，使得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屡屡受挫。我国的持续发展、财富积累和对外经济扩张，令不少国家感到不安。例如，近年来中非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是30%左右，我国在非洲对外贸易中排到第二位，这个势头之猛，让西方国家坐立不安。因此，美国近期在非洲大肆宣扬“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歪曲中非合作，挑拨中非关系。与“中国威胁论”相关的一些言论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的“紧箍咒”。
　　二是一些国家频发稳定问题，给我国海外投资带来不小的损失。例如，利比亚的局势动荡可能会给我国在利比亚的投资造成巨大损失。
　　三是我国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经验不足，不太重视维护企业的海外形象。企业的海外形象不仅仅是盈利状况，还有社会责任和商业信用。今年以来，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由于部分中国公司的会计违规等诚信问题而遭到境外资本的大肆打压，市值缩水严重。

　　二、提高对海外投资风险的宏观管理能力

　　现阶段我国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主要涉及文化理念、贸易壁垒、企业竞争和其他风险的管理，应该针对不同风险的特点，确定不同的策略和实施方案。

　　一是加强文化沟通。在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困难不在于资金、技术或资源整合能力，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和众多的利益团体如何进行良好的沟通。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语言等的不同，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必然面临文化冲突问题。我国要减小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必须培养良好的国际文化沟通和交流能力，了解投资东道国的商务实践和习惯，学会按照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办事。因此，在进行对外投资中，我们应该增强跨文化沟通的敏感性，识别文化差异，加强文化认同，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二是消除投资壁垒。消除对外投资壁垒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推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分散化和市场化。这就需要在国内实施一系列必要的改革措施。例如，可以利用国际板的建设引入优秀的外国公司来中国上市，引导国内企业和居民在合适的时机用外汇实现不出门的境外投资，等等。

　　三是减少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过度竞争。针对在同一国家同一项目上曾经有过多家国内企业相互竞争的情况，政府部门要及时加以协调，防止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上的无序或恶性竞争。

　　四是重视解决企业在走出去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例如，部分国家对我国劳工入境限制过多的问题，就需要政府层面的沟通协商。

　　五是规范国有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截至2010年底，我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1.5万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1万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在现有的《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的框架下，明确了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央企负责人必须对其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结果负责。与此同时，有必要制定一部《对外投资安全法》或《海外投资法》，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进行规范，就投资程序、投资论证、投资责任的明晰和投资范围以及如何分散风险等做出相应规定。只有通过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才能有效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经营行为，从而规避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

　　三、加强微观主体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

　　除了要从宏观管理角度降低对外投资风险，还要从加强企业能力的角度，进一步减小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设。据国资委不完全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有68家央企曝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面对如此大的投资风险，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我国企业的自身能力建设。首先，应加强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系统培训。主要是国外的经济法律、产业政策、市场知识乃至社会风俗的学习，以便做好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人才和知识准备；其次，有关部门应站在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层面，系统分析和应对海外投资的重大机遇与风险，从投资总量与类别、投资的地区结构和国别选择、时机把握方面给予指导和协助，为各类企业乃至居民的海外投资提供指导和规范，防止出现重大投资失误和财富流失。

　　二是加大力量培育国内的专业咨询机构。我国要积极主动地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专业咨询机构。包括综合性投资银行、各类交易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海外投资担保机构等，以逐步提升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影响力，有效减少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并逐步降低投资成本。

三是增强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包括资源并购以及投资办厂等在内的对外投资都将体现出越来越多的金融投资特性，未来国际经济博弈的重点也将在货币、债券、股权买卖和大宗商品等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这就要求我国要格外重视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为此，应加强我国银行、保险与证券业的协同发展，不断提升对各类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增强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并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金融保障。（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田惠敏 ）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与对策研究
作者: ■ 徐 杰

发表日期:2011/08/05 查看次数:752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上升。尤其自2005年以来，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590亿美元，为2000年的59倍，2005年的4.84倍。在过去10年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如何看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风险，进行系统性研究，对于新时期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四大特点

近10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猛，在国际上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投资大军。概而言之，我国近些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以下四方面特点：

1.发展势头迅猛，但基础仍薄弱。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的5.1%，其流量位列全球国家或地区排名的第五位，发展我国家或地区的首位。但需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发展仍很滞后。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1.3%，位于世界第15位。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不强，仍是世界上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负值最大的国家。

2.投资对象国不断增加，集中度也在提升。

近些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国数目快速增多。2003年~2008年的短短五年间，投资覆盖国家和地区新增35个。尽管投资对象国数目增加，但投资的国别集中度也在提高。据统计，投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合计在当年海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中所占比重，多年来在60%以下，2008年达到81%，2009年更是达到90％。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

3.投资目标产业集中于能源和矿产行业。

根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2009年，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中，仅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就至少有34宗，超过5亿美元的有20宗，这些大宗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我国跨国并购高度集中于能源和矿产行业，主要是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和逐步完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也会发生变化，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

4.国企尤其是央企成为投资的重要主体。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中，共有117家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2009年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382亿美元，占流量的67.6%；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占80.2%。在2008年~2009年的我国前二十大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中央企业和其他国有控股企业占据绝大多数。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剖析

近些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扩大，“走出去”企业所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那么，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着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首先是交易前的决策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交易时机选择风险。交易时机选择的正确与否，无疑是决定一项投资交易成败的关键因素。在错误的时机下，一笔交易将注定会失败。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部分中国企业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时机，在较高的价位买入境外资产，以至于长期处于严重浮亏的状态。

二是交易对象国政治风险。在交易对象国政治风险中，政权的更迭是最大的风险，它将使外国的投资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甚至可能导致血本无归。以利比亚为例，由于利比亚一向政局相对稳定，1981年起，中国公司大量进入利比亚承包劳务市场。2008年~2009年，新签合同金额分别为100亿美元和58亿美元。2011年初，利比亚爆发了暴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3月7日对媒体表示，“我们在利比亚没有投资，但我们有75家企业，在那儿有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的金额有188亿美元。”利比亚的局势决定着中国驻利企业的命运。利比亚事件警示我们，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政治风险是首要风险。尽管一国政权的更迭并不是频繁发生的事情，但一旦发生，所有的投资都可能无法收回。

三是交易对象国政策法律风险。不同国家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同的，在一国内，其相关政策和法律也会因时机和经济形势变化而进行调整，这就会产生潜在的政策法律风险。2008年4月2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外国在美并购有关规定(草案)”，明确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外资时，只有在确定外资入股的目的是单纯投资时，才可以考虑10%的持股比例。

四是交易尽职调查风险。普华永道全球金融服务审计部主管合伙人菲尔·里维特认为，大部分收购未能达到收购方的预期效果，主要原因是收购方过于关注收购资产的优点，未对企业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

五是交易产品风险。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还包括对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的投资。自2005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投资石油衍生品发生巨额亏损之后，2008年前后，大量央企参与投资各类金融衍生品。根据国资委的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0亿元，形成了114.0亿元的浮动净亏损。有26家央企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交易风险极大。

其次是交易中的过程风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交易约定风险。一些并购交易在最终达成之前，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从而使并购交易的命运发生逆转。因此，在企业并购谈判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这些风险并及时应对。这些风险中最可能出现的是政府干预风险。如大家熟悉的2005年中海油对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收购案。在２００９年中铝收购力拓股份的案例中，澳大利亚政府也通过延迟审批而使中铝错失大好时机。

二是汇率风险。汇率风险是任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风险。各国的汇率总是变动不居，有时会出现大幅的波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趋势使得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易蒙受汇兑损失。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27日，在已公布年报的我国900余家上市公司中，671家公司出现了汇兑损益。

三是溢价风险。近年来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并购的价格不仅远远高于国内价格，也高于国外同类交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整体进入不景气的背景下，许多国内企业的海外“抄底”也并不成功，许多投资项目都因出价太高而遭受了巨大的财务损失。高价并购虽然能提高交易的达成率，但很难说这些并购最终能够成功。

再次是交易后的整合风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整合风险。海外并购意味着两家企业合并为一家。合并后的企业能否有一个具有共同理念和较强凝聚力、执行力的管理层，是决定企业合并后能否成功的关键。上汽收购双龙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上汽的管理层未能很好地整合好管理资源，未能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管理层与员工关系紧张，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并最终导致了企业的彻底失败。

二是文化整合风险。企业文化指的是企业里通行的，为企业成员所公认并遵守的，将企业成员凝聚到一起的有形或无形的规则。2009年10月28日，德勤发布了《中国企业并购后文化整合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并购热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60%的企业并购却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其中2/3的失败源自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三是社会适应性风险。一国企业在他国进行投资和商业运营时，就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需要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果不能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可能为其长期可持续经营带来种种障碍。我国跨境企业往往会遇到与当地社会风俗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中铝在秘鲁开采铜矿，所用的工人几乎都是从中国去的，这就让秘鲁的民众认为是在有意脱离秘鲁社会，从而产生了误解和敌意。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应对之策

在上述风险中，除一些企业的个体风险外，不少是具有系统性的风险，包括由东道国国内因素或国家间差异所引起的政治风险、法律政策风险。此外，我国国内的人才、经验、监管等方面的不足，也使风险进一步放大。应对这些系统性风险，需要政府来帮助企业规避或化解。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尽快制定完善的《对外投资促进法》

为了更好地促进、指导和监管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立法机关应加快制定《对外投资促进法》，作为统一协调监管对外投资活动的法律。通过该法明确我国境外投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积极调整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与投资主体之间的关系，对管理者的职能以及投资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明确界定和规范。

2.建立和完善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服务体系

在鼓励吸收外商投资方面，我国采取了较为完备的政策措施，但对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方面，配套的政策和措施相对缺乏。我国政府可有针对性地对境外投资的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在信贷、外汇、税收、信息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信贷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对外投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进行国际商业融资，并将其纳入外债管理和境外投资规模管理中；允许境内母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对境外投资企业提供担保，并简化提供担保的审批手续。在税收方面，应对鼓励性的对外投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在信息服务方面，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通过设在国家驻外使领馆内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以及行政机关所设立的对外投资市场信息服务中心来提供投资情报与信息。

3.确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国别指导方向，对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

政府应通过对未来数年重要资源能源需求的预判，确定我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源能源等资源，为对外投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提供指导。

应对不同国家的对外投资政策进行分析，建立风险评估框架，为企业提供参考与指南。2009年上半年，商务部有关机构编写了《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09版）》系列报告。今后应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采取不定期的报告或通告的形式，对我国企业的重点投资国和投资产业方向中，临时发生的政策或法律制度变动进行及时的提示。当一些国家发生内部局势不稳定或具有潜在的政治风险时，应及时预警。

4.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

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由于它们是国家控股或参股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亏损会受到全民的关注，因此对于投资风险更应该积极规避。

首先，应明确国有企业的监管主体。应以国务院国资委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对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监管。涉及到金融、外贸等领域的业务内容，应通过一定的机制，联合央行、商务部、财政部的相关力量共同监管。

　　其次，应确定合理的约束方法。集团公司应成立专门的对外投资风险部门，负责对风险进行评估和预警，并通过内部的资金调拨和流动来抵偿可能出现的风险。各集团公司应根据风险的程度，及时向国资委进行汇报，便于国资委进行监管和指导。

再次，严格审批国有企业进行海外金融衍生品投资。2005年的中航油事件，以及众多国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发生巨额亏损的事件都警示我们，国企不应参加这种赌博性浓厚的衍生品交易。即便参加也应以对冲风险为目的，不能以从中盈利为目的。

5.鼓励和帮助企业实施本地化战略

应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改善，但一些国家对于来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仍有抵触心理。我国政府应该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多种渠道来加深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了解和认同感，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近年来，我国先后举办“中俄友好年”、“中法友好年”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等活动，为外国政府和民众了解和认同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应鼓励企业在投资对象国扮演好负责任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单纯的获取资源、赚取利润的投资主体。

6.建立化解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机制

中国企业应通过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形式等多方面的多元化，合理地配置投资，从而降低对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投资主体多元化指不应过度依赖国有企业，还应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我国企业还应联合股权投资机构（PE）、金融机构（如投资银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等共同进行投资。目前民企走出去最大的困难是融资难，建议拿出一部分国家外汇储备用于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到境外投资发展，并用国内的资产做抵押，同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客体多元化指通过投资对象国和产业多元化来分散风险，避免因投资过于集中而遭受巨大的风险。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过分集中于资源能源产业，应适当向其他产业分散。大多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制造业基础薄弱，中国应将本国具有优势的机械加工、轻工业、化学工业、家电制造业等转移到这些国家去，与当地产业结构形成互补，既能扩大当地市场，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我国产业梯度转移。

投资形式多元化指中国企业应按实际情况，采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或信贷投资等形式，还可采取转换投资形式来避免投资风险。例如可以通过“基建换资源”、“贷款换资源”等方式，或通过与对象国企业或政府合作的方式来使得投资得以顺利开展。

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还应强化向境内外各种保险机构投保的意识，从而将自己的法律风险降到最小程度。可选择向东道国保险机构投保，也可向中国国内的保险机构投保，甚至还可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国际性保险机构投保。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与对策
　企业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境外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包括不同的层次，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资的各项运行制度，依靠制度使防范境外投资风险时的行为明确化、规范化。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境外投资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在地区结构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对非洲和拉美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则十分有限，不利于分散风险。在产业结构上，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这样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利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
　　(二)缺乏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由于我国与国外政治、经济、法律和风俗习惯存有较大差异，因此投资风险较大。如果在决策一个境外项目前不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就会造成损失。而目前我国为数不少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对投资项目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前，便急于境外投资，这就使企业面临经济上带来的巨大风险。
　　(三)总体技术水平落后
　　我国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境外投资项目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逐步成为支柱产业，这又导致我国境外投资与国外产品竞争力差距较大，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一)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的规模扩大和地理流向的多元化，境外投资也面临着日趋复杂的风险，我国迄今还没有关于调整境外投资保险关系的法规，风险防范机制极不健全。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条款》没有规定相应的为国内投资者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投保方式，其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也仅限于商业保险关系的规范，但境外投资更多的面临着政治风险。一旦遭到政治风险而没有相应的风险措施，境外投资利益可能会全部丧失。因此，我国境外投资的安全快速发展有赖于与之配套的政治风险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二)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于国际经营环境及管理的复杂性，我国境外投资面临着许多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投资环境风险和境外投资保护风险。
　　1.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我国企业境外融资主要是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官方贷款以及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等方式。随着国内外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企业境外融资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国家和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汇率和利率风险明显增大;利用境外融资的手段和渠道偏少，难以满足企业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资金需要;融资手段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发展和提高投资效应的要求
2.投资决策风险。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境外投资决策风险主要体现在：决策盲目，没有建立必要的决策风险分析和控制程序。决策程序通常是根据确定的目标，制定多个备选方案，然后评估各个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定决策方案，否则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决策实施过程失控，缺乏监管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监管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致使风险进一步恶化。
　　3.投资环境风险。投资所在国由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具体表现为：政治风险，如国家政局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给境外企业带来的风险;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风险等;法律风险，如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它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形成的风险。
　　4.境外投资保护风险。如果东道国缺乏境外投资保护制度，那么境外投资企业除了要承担商业性风险外，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境外投资缺乏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使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保护协定，也使企业因东道国政治风险遭受的境外投资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增加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安全隐忧。
　　风险防范的主要措施
　　(一)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1.对投资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估。企业应在投资前对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评估。境外企业设立后，也应要求海外经理人员及时提供当地各种政策动向的情报，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分析。评估工作专业性较强，如果企业实力有限，就要注意发挥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需要加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培养人才，完善人才管理。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企业管理的经理人才。目前，我国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市场法律的人才，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自身培养的不足。
　　3.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策略。通过自主开发、合资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通过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运用市场化和国际化手段，增强与外国跨国公司平等对话的实力
5.合理安排投资结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经营政策和金融政策，把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调整的中心是把单独一家风险变为多个公司甚至把母国与东道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可采取以下措施：跨国公司应设法在国际上寻找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利用筹集资本的机会把风险分散在东道国或其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或公司的持股者、客户身上。一旦东道国发生任何政治或经济风险，公司并不会承担过多的风险，而且还能受到国际性的保护。设法把东道国国内的子公司的原料、零部件等市场与其它国家市场连在一起，还可以把研究与开发设备的特有技术和关键部分集中在母国，以便一旦发生国家政治或经济风险时，可以让东道国也付出应有的代价。
　　6.进行周期性国际投资风险分析。对投资者来说，国际投资风险分析不只是投资前期的工作，它贯穿于整个投资期。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因大量雇佣当地劳动力，其政府没收的风险可能较低，但还存在着其它风险，如资金筹集、企业扩大再生产等。投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不断变化，国际投资风险也不断变化，所以投资方应密切注意各种风险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定期进行投资风险分析。
　　(二)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1.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现阶段我国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它是有效保护我国境外投资的前提条件。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应以我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目前我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并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应加快与外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依靠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和多边协定的紧密配合来为我国境外投资提供担保。
　　2.建立投资工业园。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成功地避免政策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或组织，可以在境外建立投资工业园，集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一同到境外投资，如果出现政策风险，政府之间可以双边签订贸易、投资协议，以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甚至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外汇局可以协调，乃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3.建立境外投资咨询机构以及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可能遭遇的风险类型和程度在不同的投资目的国也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大，有些是经济、金融风险大，有些是汇率、债务风险大。企业要想及时分辨境外投资有无政策风险，就需要大量资料和研究来做判断。政府建立一个风险评估和咨询机构，将对企业境外投资给予帮助和扶持。同时，政府可以设立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法律、财务、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方面的服务。(
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思路及对策
　　(一)重点选取优势行业进行境外投资
　　为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境外投资行业重点是选择具有产业和技术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和机电行业等。在扶持大企业过程中要积极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增大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品质，加大品牌经营力度。
　　(二)鼓励境外企业再投资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成熟，资金尤其是用于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格外稀缺，这样海外企业若想扩大规模，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利用已有的资本积累扩大海外的再投资。
　　(三)政府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
　　税收优惠。政府对公司的国外投资征税时，允许在应征税收中先减去在国外已交的税金，避免两重课税，并且在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回前不予征税。外交支持。政府应当通过外交手段与多国签定投资协定，在法律上为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创造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与对策
□ 作者：   孙玮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国际经贸 2007年 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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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境外投资面临新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风险。深入研究并规避、防范其中的风险，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关系到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成败得失，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能否快速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境外投资   风险防范   研究

        企业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境外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包括不同的层次，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资的各项运行制度，依靠制度使防范境外投资风险时的行为明确化、规范化。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境外投资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在地区结构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对非洲和拉美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则十分有限，不利于分散风险。在产业结构上，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这样的投资行业结构不利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
        （二）缺乏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由于我国与国外政治、经济、法律和风俗习惯存有较大差异，因此投资风险较大。如果在决策一个境外项目前不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就会造成损失。而目前我国为数不少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对投资项目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前，便急于境外投资，这就使企业面临经济上带来的巨大风险。
        （三）总体技术水平落后
        我国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境外投资项目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外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逐步成为支柱产业，这又导致我国境外投资与国外产品竞争力差距较大，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一）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的规模扩大和地理流向的多元化，境外投资也面临着日趋复杂的风险，我国迄今还没有关于调整境外投资保险关系的法规，风险防范机制极不健全。198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的《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条款》没有规定相应的为国内投资者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投保方式，其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也仅限于商业保险关系的规范，但境外投资更多的面临着政治风险。一旦遭到政治风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