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docx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王公龙
摘 要：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化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中国方案，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思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克服传统全球化放任资本逻辑的弊端，为经济全球化开辟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的美好蓝图，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举措和有效抓手。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关乎经济全球化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正在坚定地引领经济全球化驶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道，致力于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频繁纵论经济全球化，明确提出“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1]的历史任务，并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关于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这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在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本质是推动全球化的转型，构建有别于传统全球化模式的新型全球化。中国不仅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的倡导者，也是当今世界的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的理念和行动必将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多重困境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技术、产品、劳动力在全球流动和配置的过程，反映了世界在经济上日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然而，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表征，经济全球化也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容易受到各国特别是大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当质疑或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思潮或行动一旦影响到国际制度层面并作用于行为体的跨国活动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放慢甚至受阻。[3]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近年来，一股强大的“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强烈冲击，全球资本和人员流动出现了大幅萎缩。疫情暴露出基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挑战，表明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存在脆弱性。[4]有学者甚至预言，新冠肺炎疫情是“熔断”本已陷入困境的全球化的强制性力量，[5]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6]
第一，发展的失衡。经济全球化虽然在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诸多层面发展的失衡。首先，全球财富分配失衡。过去几十年间，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实现了资本收益的增长。而劳工面对全球流动的资本以及技术发展的挤压，议价能力显著削弱，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世界财富越来越积聚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大多数民众并未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部分民众的处境反而日益艰难。其次，不同地域间发展失衡。经济全球化造就统一的世界市场，但传统的经济全球化主要依托海洋而展开，海运成为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世界经济增长的80%发生在沿海地带，造成沿海地区发达而内陆地区落后。再次，国家间发展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全球产业链、奉行不平等的贸易规则和金融制度、直接施加军事威慑等方式控制全球价值流向，大批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依附性发展、不发达的发展或长期经济停滞，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最后，阶层间发展失衡。经济全球化虽然给参与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但财富分配并非均衡，主权国家范围内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但来势汹汹的科技进步及自动化浪潮也造成了国内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又使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成倍拉大。当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萎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利益受损的阶层和团体很容易把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并取得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注和支持。财富的非均衡分配，“是當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7]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期间失业群体频繁制造枪击案、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铁锈带”选民支持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社会的高度撕裂，均与普通民众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利益的重大分裂、国家极度资本化加剧财富非均衡分配的不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西方主要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信息鸿沟，加重了政治的极化现象。
第二，治理的失效。全球治理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概念，指的是全球化风险的管理和防控、全球化缺陷的弥补和矫正、全球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强调的是全球化进程中共同利益的协调、交易成本减少，是顺应全球化发展、协调全球化利益、规范跨国行为的过程，是有目的和有意向的全球秩序塑造。[8]由于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理。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贸易不公平、国际移民、跨国犯罪、全球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单靠一国的力量无法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相互协作和共同应对，但西方世界至今尚无良策。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高度依赖性和相互渗透性越来越明显。国内治理失败的国家会向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对外部世界的秩序构成明显挑战。[9]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起因于美国自身国内治理的缺失，但为了摆脱困境，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对外制造压力以转移国内视线。特朗普政府不惜扛起“美国优先”旗号，通过对外发动贸易战加以应对，刻意造成国内治理危机的外溢，对全球治理造成巨大压力。而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大国之间由于经贸摩擦、科技“脱钩”所积累的矛盾，增加了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对立。这可能使过去的经济全球化的模式难以持续。[10]
第三，规则的滞后。经济全球化有序运转离不开国际规则的引导、规范、约束和调节。但国际规则只有不断发展和更新才能跟上全球性问题频发的节奏。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集中爆发表明，当今国际规则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从产业看，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11]从金融看，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12]二是滞后于国际力量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不利地位开始超越国家边界，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方式抱团取暖。阿盟、东盟、非盟、南美国家联盟、上合组织等，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它们正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话语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13]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在多个领域内都在围绕投票权与话语权进行激烈的交锋。协调好它们的关系将是解决全球治理制度公平的关键。[14]三是滞后于国际责任的需求。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以及西方霸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减弱，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严重短缺，但不少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利益的考虑或是对本国社会控制前景的预期，尽可能地规避或减少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四，价值的“失义”。所谓“失义”就是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缺乏道义性，不公正、不平等、不包容问题突出。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牢牢地确立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为其在全球逐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西方资本确立竞争优势后，就要求世界形成统一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在经济上唯自由市场经济独尊，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设置各种贸易歧视政策，要求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无条件开放资本市场，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实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在文化上极力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各种所谓“非民主政体”经常使用经济制裁、政权颠覆、军事威慑等强力方式，迫使这些国家改变其政权形式、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德国学者马丁和舒曼就认为：“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运动，目前西方各国政府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降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通过贸易制裁和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即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15]显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而言，这种代表少数西方国家利益的所谓国际规则缺乏应有的公平性和道义性。如何克服经济全球化的上述弊端，建立基于公平、平等和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呼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前行的历史正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的美好蓝图和构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是中国领导人的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深深植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遵循著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传统经济全球化弊端的深刻反思。
经济全球化具有无法摆脱的二重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从商品和资本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也具有作为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的一面，具有生产力的性质。资本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价值增殖。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当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统摄作为生产力的资本时，资本便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6]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推动的，资本的逻辑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逻辑，资本的两重性也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其历史进步性，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由于拥有强大的资本优势，活跃于全球各处的“市场主体”的政治地位和实际影响力不可小觑。如今，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已经聚敛了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财富与市场影响力，美国各级政府都不得不对其另眼相看。
放任的资本逻辑也是现代社会诸多灾难产生的根源。资本逻辑的消极后果起初只是以阶级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一消极后果如今正在以全球性问题的形式上升为关系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存续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战乱、冲突和地区动荡的背后总有资本逻辑的驱使;国际金融危机也与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缺失脱不了干系;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则因资本的无止境扩张而超越了自然界的承受限度;“逆全球化”思潮本质上就是资本逻辑面临的深刻危机，是对资本逻辑横行霸道的一种否定和抗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进一步加深，“现代的灾难”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17]而且，资本逻辑越是活跃，这些矛盾就越是尖锐，危机就越是深重。资本的扩张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但放任资本逻辑横行霸道却很可能会毁掉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起因是资本的力量，但经济全球化的前途恰恰可能丧失于不加约束的资本的力量。
克服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必须矫正资本逻辑，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预示着它未来发展的两条路向。一条是继续让资本逻辑恣意横行，导致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最终给整个人类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这是一条走向毁灭的“死路”。另一条是发挥资本逻辑的正向作用，对资本的力量进行规制，缓解乃至消解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让其在正确的方向上展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人类要么选择在本国“优先”的口号下，通过高筑贸易保护主义谋取利益最大化，让世界继续滑向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和极端政治的深渊。要么选择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扩大各国间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开辟一条惠泽世界全体人民福祉的经济全球化新路。鉴于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一个彼此相依、荣辱与共的风险共同体之中，经济全球化必然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8]在这一崭新理念的引导下，实现自身的深刻转型，从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迈向新型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转型需要实践主体的有力推动。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正呼唤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到来”。[19]但正确道路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又需要实践主体的有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规律虽然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但它不是可以自我实现的，而是需要社会主体的有力牵引或推动。在经济全球化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口，习近平积极倡导国际社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20]“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21]继2013年3月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后，过去8年来，习近平相继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倡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及时回应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关切，有助于减轻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的担忧，重拾世界人民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为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2]概而言之，“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3]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才会实现。但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对放任的资本逻辑进行纠偏，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经济全球化，[24]是促进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
第一，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体系。而放任的资本逻辑却使经济全球化步入歧途，走向“逆全球化”的极端。构建开放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回归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对放任的资本逻辑进行矫正。作为世界历史规律体现的经济全球化，既不可能终止，也难以逆转。从历史长河看，经济全球化就是一部不断经历着“扩张—收缩调整—新一轮扩张”的循环史。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缩或调整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所谓“逆全球化”现象只不过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回头浪”，意味着1980年代以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积累的矛盾在旧框架下已难以为继而进入新一轮调整期。[25]目前，全球价值链、生产链、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世界范围的分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整拥有全产业链并完全依赖内部市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历史经验表明，重大的全球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尤其是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的程度将越来越高，国际分工在深度上将日益细密，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的多种分工形式并存将成为国际分工的新格局。因此，解决“逆全球化”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回归经济全球化开放的本质要求。开放既体现为全球经济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开放性，也体现为一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开放性。要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各国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鉴于“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行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挑战，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习近平强调：“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26]
第二，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包容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也是矫正放任的资本逻辑的必然要求。正是资本逻辑的横行霸道导致经济全球化变成强势资本主导下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要有效矫正放任的资本逻辑就必须对各国的发展秉持包容的心态。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首先，包容各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性的经济互动过程，各国都应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参与性原则被一些学者视为“核心操作原则”，必须被置于“核心地位”，这“不单单是因为公平，也因为效率”。[27]同时，“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28]这就意味着各国应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在实现自身发展时应以包容的思维看待和理解他国的发展需求，为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创造条件，主动把自身发展转化为他国发展的机遇。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时“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29]都不应以任何理由将他国排挤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其次，包容各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潮流，也是一项普惠性的存在，如何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去顺应潮流，是主权国家立足自身国情做出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模板，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中的霸权政治传统，倡导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和制度差异，一律平等，主张“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30]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31]强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2]
第三，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放任的资本逻辑必然带来利益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资本主导国越来越富，资本弱势国越来越穷。抑制放任的资本逻辑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普惠发展。所谓普惠是指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应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33]首先，世界各国都能受益。必须看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是西方国家，要实现全球范围的普惠性发展，就必须广泛动员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在相互协商与合作的基础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相关制度和机制做出调整，照顾那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国家，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实现非零和博弈，最终让经济全球化成果惠及全球公民。[34]其次，不同阶层的民众都能受益。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的拥有者，会造成一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非均衡发展，加速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紧张。为此，在国内治理上，所有国家都应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及时制定有效对策，处理好经济全球化成果在本国的公平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各国政府优化国内治理，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完善分配制度，给予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民众以更多的制度保障和经济扶持。
第四，平衡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平衡是针对经济全球化不平衡性而言的。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资本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全球化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35]“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36]为此，中国主张，新型经济全球化应注重平衡性，抑制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在一条惠及更多人群、利益更加平衡的道路上实现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对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进行抑制，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地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状况，都应平等地享有参与国际事务决策、共同履行职责义务的权利。同时，新型经济全球化还应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地位，逐步形成凸显上述国家重要地位的全球化新格局。为此，应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權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37]
第五，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传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放任的资本逻辑相伴生的只能是“独赢”“单赢”。强调共赢正是着眼于解决放任的资本逻辑往往造成“单赢”的结果而言的。所谓共赢就是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38]“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39]
四、中国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路向
进入新时代，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定力和自信也在增强。习近平指出，今天的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不仅“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而且“引领世界发展潮流”。[40]根据自身角色的调整，中国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构想中，嵌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实践中，依托自身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大力倡导、推动和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
第一，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人为“藩篱”尚未拆除，保持全球经济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仍在流失，国际社会亟须探寻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根本之道。近年来，针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向世界发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开放的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最强音，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41]在国家层面上，中方主张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42]在国际层面上，中方着眼于维持开放的经济秩序，维护国际多边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主张在维护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前提下，“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43]
第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4]这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要实现共赢共享，就必须完善全球治理，弥补全球治理的“赤字”。在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探索中，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即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其一，在治理原则上，中国强调平等参与，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45]其二，在治理手段上，中国主张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动实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改革，设立面向发展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等机构，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其三，在治理的改良上，中国认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46]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虽然总体上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但也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获得秩序保障，实现经济发展。全球治理的改良的路径只能是修复、升级和完善原有的多边秩序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推倒重来。其四，在治理平台上，中国主张新旧机制并用。在继续重视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重要作用的同时，支持二十国集团（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重视上合组织、博鳌论坛、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制度安排。为切实推动全球治理的进程，近年来，中国先后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主场外交，深入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致力于为全球治理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其五，在治理的产品供给上，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不仅一再发出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的倡议，而且主动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共产品，包括重要的抗击疫情经验和专业知识、援外医疗队、向世界各国出口了大量防疫物资和提供疫苗援助等。
第三，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创新举措，目的是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形成强大合力。一是提倡共同发展的新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争取“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实现共同发展，彰显的就是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所谓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使‘一带一路建设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双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47]共享，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8]致力于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实现各国共享发展的新平台。借助这一平台，中国主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合作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相关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努力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促进整个世界实现共享共赢，走向共同繁荣。二是推动形成“陆”“海”并行发展的新局面。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都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给海洋型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则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使得内陆经济以巨大体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主体，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合作的机会，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是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最大的历史特点。“一带一路”也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过渡的重要标志。[49]三是营造开放包容的新范式。历史上，西方少数国家组成利益集团主导并推动经济全球化，并视之为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一带一路”则是开放、共享、共赢的合作平台，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也不是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50]四是探索国家主导的运作新模式。“一带一路”创新了经济合作的组织方式，即通过政府实现国家间能源、基建、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加强相关国家政府的经济功能，促使政府和国家资本的战略性项目与市场和民间资本的一般性项目结合起来。这种以国家为中介和桥梁开展国际合作，不同于传统全球化进程中主要以私人资本如跨国公司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方式，有助于对资本逻辑的运行进行适度的控制和引导，降低资本逻辑任意横行加剧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风险。
第四，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51]。首先，主动扩大开放。为推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开放系统，近年来中国积极建设自由贸易区，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中国连续多年主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世界各国开辟中国市场搭建合作的新平台。其次，双向扩大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是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对外来资本、产业、人员等要素的开放，更是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相开放、双向融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处于逆全球化旋涡中心的中国，正在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增强综合国力，积极地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无疑是对冲逆全球化风险的关键一招。习近平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52]再次，全面扩大开放。在开放对象上，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实现出口市场、进口来源、投资合作伙伴多元化。通过构建对外開放新格局，中国努力实现全球的双赢、多赢、共赢。
总之，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化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的中国方案。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掠夺、战争、殖民、霸权等方式驱动的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正在走向衰落。而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旨在克服传统全球化放任资本逻辑的弊端，为经济全球化开辟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的伟大构想，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举措和有效抓手。全球化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作为。尽管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告别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经济全球化，实现的是经济全球化自形成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转型，必将遭遇各种挑战、阻力和风险，但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关乎经济全球化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正在坚定地引领经济全球化驶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道，致力于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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