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产业的耦合：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docx

文化与产业的耦合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 杜燕凌 陈云摘 要：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将文化资源有机融入乡村产业发展是寻求产业特色、提升产业价值的有效路径。本文将依据外部性-内部性、人文性-经济性的双重维度，构建产业与文化耦合的四种模态，并将此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起点和条件，结合四个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每种模态下乡村产业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以揭示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关键词：乡村振兴;耦合;特色逻辑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治国大计。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要求，必须围绕“特”字做文章。对于我国广大民族地区而言，文化的原生态性、独特性和多样性为地方产业的特色化奠定了价值基础。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如何把握特色，如何把文化要素整合到产业要素中，文化要素与产业要素不同的组合模式会产生何种产业发展路径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产业与文化的关系较为复杂，从这两个概念互限的角度，有必要首先对这两个概念予以界定。“产业”，英文表述为“industry”，与“工业”是同一个词，其含义是制造或生产的部门。而从广义角度理解，“产业”可以包含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核心内涵应为“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部门”。与此相关联的“产业化”意指一个工业化或类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关涉如何将物质资料或一种需求、理念、价值、观念转化为产品，然后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借助营销体系而实现利润的过程。相对而言，“文化”的内涵非常杂芜，可以是“高雅的知识或精神内容的活动”，也可以是“与特定阶级利益相关的意識形态”，或者“关于某个社会的意义、价值、风俗、规范、观念与符号的总体”152。但是，在与产业对应时，基于系统论的理解更为妥当，即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由特定地域内的一群人共同享有，包含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可以主导、驱动、提升和渗透产业。一、文化与产业关系的两个衡量维度（一）文化对产业的外部影响与内部构建学界对于文化和产业经济之关系的探讨，存在作为背景的文化和作为内容的文化两种思路。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泽利泽尔（Zelizer）在她关于经济社会学走向文化研究的路向分析中，明确指出对经济活动的文化分析存在把文化视为外生因素和宏观背景的扩展路向和背景路向以及把文化当作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要素的替代路向2。作为文化背景和作为文化内容的文化分析路径标识着文化与经济的两种可行关联：一个把经济结构看作人类观念的结果，另一个把文化观念看作经济关系的产物。这两条研究脉络的共同点在于，把文化视为意义、价值、风俗、规范、观念与符号的总体，主张文化的相对自主性。1. 文化自外部对产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把文化作为产业经济发展的背景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经典学术传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创了经济行为研究的文化分析视角，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深入探讨了宗教文化（加尔文教义）如何通过天职观来形塑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契合资本主义精神的需要并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帕森斯（Parsons）明确区分出主导经济运行的“适应系统”和支撑经济行动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共享意义和符号支持着经济行动者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引导着经济行动者在社会价值和规模约束下行动。两位学者的研究充分奠定了把文化作为背景的分析路径：文化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道德共识或共同价值观的文化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文化保障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符合社会利益。但是这些早期研究忽略了文化在微观层面（例如企业文化、行动者的行为策略、市场机制等）的影响，也忽视了文化可能导致的经济竞争和经营冲突，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也过于狭隘。这些研究的不足，在后继社会学者们的努力下得以不断修正。法国学者布迪厄（Bourdieu）扩展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把文化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并指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经济将缺乏活力。3243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ukuyama）从“信任”出发深入分析了文化与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制度主义把文化看作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和文化规则，即稳定重复的、有意义的符号或行为规范，例如正式组织、规章制度、规范、期待、社会结构等，从而提出了“合法性机制”。4迪马奇奥（DiMaggio）和鲍威尔（Powell）从合法性机制的视角研究了组织的趋同性，提出“场域进化的动力是文化相似性压力强调组织在成长过程中迫于各种压力要获得一种客观的、理所当然的认可”。5弗里格斯坦（Fligstein）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把不确定性、反身性、文化等引入对行动的理解过程中，更容易认识自我再生产角色结构的市场是如何建立和运行的，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对市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6。福克德（Fourcade）也将文化应用于市场社会学研究，强调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秩序对资本主义市场道德观的形塑作用7。上述研究都把文化看作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变量，从不同角度系统探讨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有何作用？哪些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些文化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问题。总之，该学术脉向主张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自外部施加的引导、铺垫、规范、约束和服务。2. 文化从内部对产业经济行为加以构建关于文化与产业经济之关系的第二条学术走向是从微观入手，在工业及组织体系内展开制度合法性研究、文化和惯例研究等。迪马奇奥（DiMaggio）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概念，指出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也必然嵌入在文化中8。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既可以是规范性的（通过形塑和限制群体调配资源的能力和调配目标），也可以是构建性的（通过影响行动者如何定义他们的利益）。文化的构建性主要体现在组织文化研究中。文化对员工经济行为的构建性研究可追溯到霍桑实验（Hawthorne studies），该实验强调劳动者的感情基调对生产效益的潜在影响。受到霍桑实验的启发，伯纳德（Barnard）强调组织文化的表达功能，组织符号象征可被用于增加雇员们的责任感。他还展开了有关组织认知的讨论。从伯纳德的研究中衍生出两个重要的组织文化流派：关注组织内部学习和决策制定的认知论和关注文化的目的性用途的符号表达论。认知论由卡内基学派所倡导。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玛奇（March）和西蒙（Simon）强调组织生活中习惯、惯例以及标准操作流程的作用，他们擅长用认知心理学把经济模型变得更为写实。萨克曼（Sakmann）重点研究了感觉形成的机制，并在界定三种文化（字典式知识、直接知识和获取性知识）的基础上指出合作性策略计划应被理解为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符号表达论的研究基础由伯纳德和塞尔兹尼克（Selznick）共同奠定。前者所暗示的管理者用符号来激励雇员的观点启发了后继者对组织正式仪式和正式文件的研究。后者将组织性质看作是对管理层干预所作出的合法性、格式塔式抵制的观点引导后继学者更注重研究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和情感。此外，在跨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生产领域文化冲突和地域民族文化冲突也是分析全球产业链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相关领域研究甚多。前述文化与产业经济关系的学术梳理呈现了文化与产业关联的一个传统维度，即把产业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通过把文化界定为意义、价值、风俗、規范、观念与符号的总体而从内外两个角度审视文化之于产业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意义。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后续探讨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维度。（二）产业对文化的激活与转化传统意义上，文化的属性突出了人文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经济向度才得以突出强调和快速发展。“文化产业”最初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用以特指由传播媒介的技术化和商品化推动的主要面向大众消费的文化生产。时至今日，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亦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统计中的产业分类概念。在文化产业中，文化是产业的基础和内容，民族文化产业更是赋予了文化民族的特性，使得这种文化产业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民族文化产业化以来，生产出许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从经济学和市场的角度看，要实现文化的产业化，创造经济效益，就需要在文化和市场中间寻求一个中间客体，即文化的物质产品化过程，换言之，需要把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转化为具体的产品并进行营销，实现利润。比较而言，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产业化更复杂，它们只有依附在具体载体上，通过书写、描述、表现的形式，呈现为书籍、影视、绘画、艺术品等形态，才能进入市场发挥经济功能。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本质上呈现了文化与产业关联的另一个维度，即把文化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考察产业对文化的渗透与改造，探讨如何激发文化的经济性，由此形成文化的人文向度和经济向度。二、文化与产业的耦合模态前述分析剥离出了文化与产业耦合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把产业作为因变量，把文化作为自变量，文化外在于产业和内在于产业对产业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第二个维度则是把文化视为因变量，产业介入直接影响着文化由人文性向经济性的转化。借助权力、资本与市场的中介，这两个维度相互组合，即可形成如下图（图1）所示的耦合关系。文化与产业的耦合关系依据外部性内部性、人文性经济性的双重维度标准，可以形成四种类型的配对组合：第种组合模式为人文性、外部性，其内涵为文化的人文性质较为浓厚，各种实物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主要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尚未完全进入生产领域，文化的经济属性未被文化持有人充分认识并挖掘。第种组合模式为人文性、内部性，意指地方产业经济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且地方产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具有人文内涵的生活习惯、风俗、价值观或符号，但是这些滋生于产业内部的人文性尚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充分激活。第种组合模式为经济性、内部性，表示地方在产业经济发展中，并没有可资利用的特色性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缺乏人文基础和可持续的内生文化动力，产业只能依靠现代理念创新观念与符号，形成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产业文化。第种组合为经济性、外部性，表示地方文化的经济属性已被资本与市场激活，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并且与地方其他产业发展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相互辅助关系，产业融合程度较低。上述四种组合模式可从文化与产业关系的角度反映地方产业发展的起点及可行路径，为思考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如何突显特色的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其有益之处主要体现为：其一，我国的民族地区面积广阔，民族成分复杂，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产业发展的特色性问题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可行性;其二，基于“一村一产”“一村一品”的特色实践理念，在理论分析层面必须防止特殊性的过分泛滥，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有助于把握乡村产业特色化的共性，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特色路径。三、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基于文化与产业的四种组合模态，本文将深入考察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四个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案例，系统分析它们产业发展的起点和追求特色的具体做法，进而验证此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一）人文性外部性组合模态下的文化主导产业人文性外部性组合下，乡村文化通常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历史性、原生态性。文化在实物、行为和观念等各层次上都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深度交融在一起。恩施州来凤县百福司镇舍米湖村即是这样一个民族文化深厚、特色鲜明的村庄。该村现有面积约1.57平方公里，由6个村民小组组成，约合170余户600余人。其中，土家族彭姓占总人口的90%以上，据说大多为唐朝末年迁居此地的彭姓先祖彭相龙的后代。舍米湖村是土家族文化保存较好的自然村落，因土家族摆手舞在此发源而备受瞩目。摆手舞是一种兼容舞蹈和体育于一身的土家族传统舞蹈，在土家语中译为“舍巴”或“舍巴巴”。舍米湖作为这一土家文化的发祥地，保留着最原始、正宗的民族文化底蕴。2006年，摆手舞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舍米湖村更是成为土家文化的旗帜。此外，土家吊脚楼、古韵摆手堂以及濒危土家语等，也为之增添了浓厚的民族韵味，使其当之无愧地被视为土家族的文化圣地。舍米湖村的文化优势奠定了该村发展文化主导产业的基础。民族传统文化成为该村产业发展的灵魂与核心，政策、技术、资本等其他要素都服务于文化的展示和传播。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路架桥、绿化荒山、改造民居、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民俗文化村。2009年5月，来凤中国土家摆手舞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此后，来凤土家摆手舞队先后参加上海国际旅游节、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竞赛表演、上海世博会湖北活动周巡街演出，荣获中国政府群众文化最高奖项“群星奖”，好评如潮。舍米湖村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政策、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加持，把原生态的生活文化转变为文化生产;通过艺术表演、商业性演出、电视电影、民居服饰、民间工艺等载体，民族文化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大众可以在旅游过程中观看、消费、体验和感知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借由产业化发展，民族文化从外部性、人文性直接转向内部性、经济性。湖南湘西凤凰古城、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本质上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特色逻辑。（二）人文性内部性组合模态下的文化提升产业人文性、内部性组合模态下，乡村传统产业已经具备了产业提升的基础产业自身的文化标志与符号表征。这些传统产业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脱离文化因素也可以发展，但是文化元素一旦被激活，就会不同程度的提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和潜力。恩施州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村茶产业转型升级的起点和条件即是如此。伍家台村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于茶叶种植，茶叶种植加工自古就是当地的传统产业。伍家台茶味甘，汤色清绿明亮，似熟板栗香。此茶若密封在坛子里，第二年饮用，其色香味形不变，并有新茶之特色，故有“甲子翠绿留乙丑，贡茶一杯香满堂”之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赐皇匾“皇恩宠锡”一块，“伍家台贡茶”因此名扬天下。清末民初的湖北通志特产对伍家台贡茶就有相当高的评价：“伍台、贡名茶、遍地生植，伍台数株所产最佳，其水清洌，甘美异常”。该村在茶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引入外部资本和技术，将农户分散手工制茶转变为依托“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运作模式，统一收购、加工、包装和销售，聚集整合伍家台的茶叶种植以及加工资源，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恩施地区茶叶生产非常普遍，全国各地名优特色茶叶产品也数不胜数，伍家台茶得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发展中站稳脚跟、不断拓展的致胜因素就在于充分重视并调动产业的历史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品味、利用“贡茶”的品牌效益增强其吸引力和号召力，开拓市场、增加市场价值。伍家台村代表了一类传统产业特色鲜明、具有一定产业文化积淀的地方和村庄。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特色之路在于立足于传统特色产业，利用现代理念、技术和资本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产业历史上积累的口碑与名气这些一度休眠的文化特质被激活，成为增强产品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砝码，传统产业文化元素的经济性得以发掘。（三）经济性内部性组合模态下的文化渗透产业经济性、内部性的组合所反映的是如下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即普通村庄，既无悠久深厚的人文积淀，也无传统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带入的新理念、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建设产业品牌、培育产业文化。恩施州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2003年以前还是典型的贫困村，石漠化程度严重，极度干旱缺水。自2003年开始，黄坪村转换观念、拓展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黄金梨产业，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的新路子。黄坪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黄坪村的产业结构可以总结为“以黄金梨种植为龙头，带动农家乐产业的发展，辅以传统作物生产”。梨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极大带动了整个村庄的现代化进程。2012年该村黄金梨申请到“沃地娃”商标，主打绿色无公害、无污染、口感清甜。在黄金梨的种植生产过程中，农户的观念得以更新、技术得以提升、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市场销售、本地知识认知等也极大改变。每年春天，黄金梨赏花节、采摘节，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带动当地农家乐产业的兴起与发展。黄坪村有大大小小18家农家乐、2家民宿。文创公司和花卉公司也闻风而至。目前，宣恩县已在黄坪村建设阿尼阿兹旅游区，将其打造为集农业观光、乡村休闲、节庆活动、户外运动和生态度假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胜地。黄坪村依托黄金梨产业，走出了一条种植业+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之路。其特色之处在于，面对传统文化与特色产业基础几乎为零的现实困境，创新性的种植具有良好经济价值的水果，并在此过程中，注意融入品牌理念、綠色理念、休闲理念，整体提升黄金梨产业群的形象价值和素质价值。某些现代文化元素渗透到新兴产业中，对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四）经济性外部性组合模态下的文化并行产业经济性外部性组合表示地方文化的经济属性已被资本与市场激活，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化产业，并且与地方其他主导产业发展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多产业并行但融合程度较低。恩施芭蕉侗族乡的产业发展之路即呈现出了上述特征。这里是湖北省十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总人口6.4万，其中侗族人口2万多，也是富硒茶的主产地，诞生了茶中精品恩施玉露。20世纪90年代初，结合地方土壤质地以及气候环境，芭蕉侗族乡大力发展茶产业，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作。经过多年持续推动，现已培养规模茶企4家，“恩施玉露”制作工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恩施玉露”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达13.28亿元，该乡2003年被评为湖北省无性系良种茶叶第一乡。至2017年底，全乡茶叶总面积达10万亩，年产值逾5.5亿元，年人均茶产业收入超8000元。单纯从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衡量，芭蕉侗族乡茶产业发展的思路与黄坪村的做法较为相似，但是却不能忽略该乡整体的文化产业关系。芭蕉自古就是恩施出去湘、川的必经之地，古有小红岩千步梯，老街古盐道，今有恩来黔高速公路，309国道，恩咸省道沿东西方向贯穿芭蕉全境。境内有众多的古村、古树、古墓、古石拱桥、老街、庙宇等，还有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特别是以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极具民族文化标志性和个性色彩的原生文化。该乡由民族文化主导的旅游产业刚刚起步，尚未与茶产业形成良性辅助关系。芭蕉侗族乡的旅游产业与茶产业并行发展，它们都可以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但这样无疑会削弱两个产业发展的厚度，限制产业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该乡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必定是探索民族文化旅游业与茶产业相互拱卫之道。四、总结与反思前文根据外部性内部性、人文性经济性两个维度区分出的四种模态对四个典型个案进行了系统分析。从文化与产业耦合的角度，四种组合下鄉村产业发展的起点、条件与具体走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就此反映出产业发展的特色逻辑。本文所揭示的是于产业发展而言，在技术逻辑之外的文化逻辑。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文化经济一体化潮流，凸显了文化对于产业演进的推动作用。随着文化需求成为主导性需求，产品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文化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文化可以主导、驱动、提升、渗透到诸多产业中，通过不同的机制引发技术、市场的关联。文化自身也在这样的机制中不断变形自我，生发出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外部性对应着原生文化、内部性对应着创生文化、人文性对应着表意文化、经济性对应着工具文化。采用理想类型的方法简化文化与产业的复杂关系，只是希望为乡村产业振兴开拓思路、提供借鉴。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乡村应明确自身的资源禀赋，尤其是在自然生态、技术、资本、社会关系等资源之外的文化条件，切实开展增量实践，推进产业文化融合样态的迁跃，寻找到一条适合于自身的产业兴旺之路。注 释： 此部分内容，详细参阅周长城：经济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9-350页。参考文献：1 谢名家，等.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 Zelizer， Viviana A. 2002. Enter culture.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ited by Mauro F. Guillen et al.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3 Bourdieu， P. 1989.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G.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4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Free Press.5 DiMaggio， P.， &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 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47-160.6 Fligstein， N.2002.Agreements， Disagre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Market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edited by Mauro F. Guillen et al.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7 Fourcade Marion. 2007. Theories of Market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8）：1015-1034.8 DiMaggio， Paul. “Culture Aspects of Economy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Roger Friedland and A.F.Robertson（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De Gruyter，1990：113-136.9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 车雯，张瑞林，等.文化继承与产业逻辑耦合：体育特色小镇生命力培育的路径研究J.体育科学，2020，（1）.11 焦斌龙，王建功.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机制与路径J.晋阳学刊，2009，（3）.12 周立，李彦沿，等.合纵连横：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增值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3 崔木花.长江经济带产业优化升级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