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逸文化.doc

论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这一特殊环境。“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受封建政治的过度压迫，导致了一种非主流文化隐逸文化的产生，同时也使一种非主流文艺隐逸文化类文艺相伴而成。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书法行草及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实践中经久不衰的文艺样式(体式)，但它们最初都以一种有悖政统“诗言志”、“文载道”、“书合法度”及“画成教化”之正统伦理规约的非主流姿态出现，后因其影响的深远，反而渐成传统文艺的主流部分。从文化、政治的本质归因上看，历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在规避封建政治风险和压力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怀疑、疏离、批判甚至否定时政，追求回归自然、自我及自由的“隐逸人格精神”，并以投身隐逸或心向隐逸的系列行动，打破了对代表帝王、君子、圣人、礼教及时政之意志的“群体主体性”的独一膜拜，率先唤醒和挖掘了代表个人意志和自由的“个体主体性”。因为弃别或淡忘了时政，与自然、自我及自由实现了“天人合一”，所以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弥补现实实践操作缺失、更多地发掘体味自然美及人的美的过程中，最终以不合主流也不合时政的诗、画、书、园文艺审美实践，完成了自我价值的探寻这就是“隐逸人格精神”的彰显与建构，于是最终成就了这种独特的非主流文艺，继而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艺样式(体式)、文艺鉴赏、文艺境界及文艺范畴(空灵、玄远、冲淡、逸品、自然等等)。重要的是“隐逸人格精神”也成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历史积淀。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而陶渊明更是隐逸的大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和他虚构的那个美妙绝伦的神仙国度桃花源，不知引起了我们多少人的向往和憧憬。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人生方式，是自古存在的。从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道隐”，到庄子追求超然之精神存在的“心隐”；从汉代东方朔提出隐身“金马门”，将独立自由人格巧妙融入宦游之中的“朝隐”，到魏晋时期身居林泉，人格豪迈的“林泉之隐”，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和成熟。到了唐代白居易提出“中隐”，使隐逸中庸化，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盛极一时的隐逸文化便开始走向衰落。这其间虽有李白的别具一格的“酒隐”，但隐逸文化的衰落却是大势所趋。到了明清时的“壶天之隐”，以“壶中天地”的园林作为隐居和精神的栖息地，隐逸则越来越走向狭窄。到了现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现代人的世俗化，隐逸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它只作为一种古老的情结偶尔在人们的内心激起一点点向往，却很难真正去实践，只得在滚滚红尘里糊里糊涂地生活着。久而久之，竟连隐逸二字都不再提起了。有人认为，到了“壶天之隐“，隐逸文化已走到了尽头。但真的如此吗？作为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伴的一种文化现象，隐逸文化真的是萎缩在壶中天地里，永不得超生了吗？并非如此，当它在中国封建史耗尽了它最后的能量时，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它改头换面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本文旨在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某些作品（尤其废名的作品）中的隐逸倾向的分析阐述古代隐逸文化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延续。 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是重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隐逸文化所呵护的一批士人及士大夫，相对于封建政统现实，成了边缘人，相对于文艺审美实践，则成了主角和旗手。宗白华先生指出，汉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是人精神上最自由、极解放、最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其诗、书、画等奠定了后代文艺的基础与走向。无疑，宗先生已认识到了“汉魏晋六朝”时代在文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他并未对此作出事关隐逸的文化归因。实质上，这一时代突出地体现为隐逸文化的勃兴及隐逸人格精神的阐扬，其余威则给后续各个时代的士人及士大夫铸就了一个归隐羡隐并投身文艺的传统。显然，对隐逸文化在传统文艺中的积极意义乃至消极作用，尚有深入探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