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的下山思想.docx

试析毛泽东的下山思想 孙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江西井冈山343600）摘要 毛泽东对下山的态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过程：非经济上到了绝路，决不下山；围魏救赵，被迫下山；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暂不回山；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放弃回山。毛泽东的下山思想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深化，最后形成一个决策，确定了红四军主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不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而开拓新的更大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关键词 毛泽东；红四军；下井冈山中图分类号A841 )A 1001 -8999( 2013) 03 - 0072 - 05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井冈山率先走出并践行了一条伟大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近些年，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山的上山思想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党史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井冈山斗争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乃至中共党史的一项基础性研究。然而，限于史料的缘故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对于毛泽东当年为何决定率兵下山、下山后又为何不愿返回井冈山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在学界却问津不多，目前大多只流于下山过程的描述和对细节问题的探讨，尚缺少一定的理论深度。如今重新探析毛泽东的下山思想，系统考察他对下山态度的心路历程，必将对井冈山斗争史、中央苏区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研究，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一、非经济上到了绝路，决不下山1927年10月，在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放弃了原定进攻大城市长沙的计划，转兵井冈，走上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路。从1927年12月到1928年5月初，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决策。这时朱毛两部已胜利会师，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多人激增至10000余人，政权建设也初具规模，井冈山的发展正走向全盛时期，半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构想的正确性。他在1928年5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了“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的计划，更表明了自己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大本营这一想法的基本成熟。即使在边界割据斗争中，由于湘赣敌军的多次军事“进剿”和不断经济封锁，确实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毛泽东于10月5日在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仍乐观地认为，“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湘赣边界“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1月2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他曾充满希望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可见，直到1928年底的时候，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及一年多的斗争实践，毛泽东仍认为湘赣边割据政权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对于全国革命的政治形势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更加坚定了自己努力经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信心。虽然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可是在此期间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也曾多次来信，建议朱毛红军可在适当的时候向赣南发展，以扩大影响，造成更有利的政治形势。如党中央在1928年6月4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中指出：“中央前次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论著，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被中央军委编印供党内高级领导学习。当时毛泽东也并未对其加以修改，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许多真实想法。其中，在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题名改为井冈山的斗争，也就是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在文末就这样指出：“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可见，面对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指示，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主张，认为应致力于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的政治意义和影响是很明显的，除非经济上到了绝路，否则根本不考虑离开井冈山。二、围魏救赵，被迫下山事实上，到了1928年12月以后，井冈山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在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700余人千里转战，终于在宁冈新城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这是继朱毛会师以后的又一次大会师，它有力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其次，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消息，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更使蒋介石非常恼火。在他的命令之下，12月下旬，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调集两省6个旅计18个团约3万兵力，以何键、金汉鼎为“会剿”军正副总指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何键命令各路部队于1月10日前进入指定地点，准备采取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最后合击的战术，妄图一举消灭红军，血洗井冈山。可以说，“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再次，以上两个变化使得原本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凸显。在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前，粮食储存不多，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弹药缺乏，药品奇缺，经费即将告罄。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在9月至1月，4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最后，红军力量的不断增强使井冈山在空间上的发展瓶颈进一步暴露。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展开，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限制着红军的行动。这个弱点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并不明显，而每当井冈山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井冈山在空间上受到限制，难以负担众多的兵力。粟裕曾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这样，军事封锁、经济困难和空间局限使得继续坚守井冈山成为了一种奢望。毛泽东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及时调整策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共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红四军与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其他军代表共60多人。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并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军事“会剿”的兵力部署。大多与会者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会议最后决定：由刚上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部队，及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吸引敌人，再返身从敌后打来，共同“破围”。在做了较为充分的守山准备工作后，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3600多人按照原定的下山路线向赣南进发。可见，面对局势的恶化，毛泽东虽然没有放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放弃了集所有兵力凭险固守井冈山的想法。他不得已将部队一分为二，主力下山吸引敌军，留下部分兵力守山，通过围魏救赵的策略试图破解井冈山之围。这个“攻势的防御”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切合当时实际的积极策略。三、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暂不回山部队下山后受到敌军的重兵追剿，由于长途跋涉、兵马劳顿，加上赣南群众一时未能发动起来，犹如浅水之鱼，红军不能及时得知敌军的消息，因此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导致了连连失利，损兵折将。毛泽东与大家一样，都对伤亡感到十分困惑、痛苦，也希望能尽早甩掉敌人，打回自己熟悉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红军下山的具体路线看，基本上都是按照原定计划及围绕解井冈山之围在做文章。毛泽东于1929年2月3日在罗福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为扭转不利局面，毛泽东、朱德率部折入瑞金。2月10日，在瑞金大柏地将紧迫不舍又麻痹大意的赣敌刘士毅部包围，最终全歼被困之敌。大柏地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扭转了战局，这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之后敌人再也不敢贸然追击，红四军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随后，红四军继续挥师宁都，接着又举旗东向，进入吉安东固地区。2月20日，与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东固会师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使得红四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摆脱了最为艰难的危机。红四军在东固找到了回家般的感觉，得到了自井冈山失守以来、一直处在极度紧张转战状态下最好的一次休整和补给，安置了300多名伤病员，恢复了生气和战斗力，是红四军由被动到主动、由疲于奔命到焕发生机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及东固，特别指出它与井冈山、延安是他一生忘不了的三个地方。他回忆：“如果当年没有东固一段时间的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第二，加强了两支部队的联系，总结、交流了根据地之间的建设经验，也推动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深入发展，对其他根据地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师期间，陈毅在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一诗中曾赋诗道：大军突敌围，关山渡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第三，初拟的计划是红四军在东固修整补充后就准备打回井冈山去，可是这期间毛泽东通过赣西特委的情报，得知在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亦率部突围下山。此时，驻吉安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张与仁部和从于都县追来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已向东固逼近。毛泽东紧急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东固地形和民情条件虽好，但如今若以东固为阵地与强敌硬拼是不行的，还会使这个地区原有的秘密割据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这样，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回师井冈山的计划，于2月25日离开东固，向闽、赣边境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落脚点。可见，东固会师后发生的一些时局变化，又改变了毛泽东对下山的看法。随着最初设想“给井冈山解围”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被打乱，回去已是徒劳；而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又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他临时决定暂时不返回井冈山，有机会寻找新的落脚点再做打算。四、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放弃回山红四军离开东固后，东进首次进入闽西。1929年3月14日攻人闽西重镇长汀，消灭军阀郭凤鸣部，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政权。红四军进占长汀城后，前委和军部机关驻扎县城的辛耕别墅。此时，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之间的冲突日益紧张，大战在即。面对这一有利形势和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的客观实际，红四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向何处发展？这是一个必须尽快研究确定的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于3月20日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认真研究。经过大家讨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可见，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建立新的割据区域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历史证明：正是这一战略决策，红军才得以开辟和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才有了坚实的“前进的基础”，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才得以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构筑和建立。辛耕别墅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深化和升华，他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正逐渐取得成效。4月1日，下山后的红五军在瑞金与红四军再次会合。4月11日在于都县城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想率部“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苏区，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向粤赣边发展，配合红四军逐步建立湘赣闽粤大片根据地，以促进革命高潮到来”。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希望井冈山能与赣南、闽西成犄角之势，并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继续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这个安排进一步印证了此时的毛泽东去意已决，正信心满怀地准备开拓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不可否认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至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游击之初，直至红四军与红二、四团东固会师之时，毛泽东都还不曾准备带领红四军在赣南建立根据地。他最初认为，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影响湘鄂赣三省相比，红军无论是在湘南还是在赣南建立割据政权， “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不大。虽然下山仅仅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对赣南（包括闽西）的看法却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毛泽东下山后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毛泽东通过读报不断地获取国内最新政治军事动态，发现国民党蒋桂军阀混战在即，湘赣闽等省基本上处于“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破裂”的时期，时局已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建立更大规模割据区域的变化。第二，毛泽东通过下山一路的调查研究，发现赣南、闽西具备了井冈山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里突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的束缚，广阔的纵深空间也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现实使得他改变了以往对这一地区不适合搞割据、政治影响不大的成见。第三，毛泽东从东固红色割据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首先，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促使毛泽东转向“农村中心论”。其次，东固根据地的秘密割据引发了他对政权形式的反思，秘密割据的方式对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十分有利。再次，东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破除了毛泽东“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攻击下，再险要的地势也终会被攻破。于是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实现了战略战术上的重要转变。最后，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形式引发了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理论的深思。“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将来形成燎原之势”的斗争方式让毛泽东发现了小块红色区域的巨大能量与无限美好前景；看到了“由零星的农村游击战争进到梅花形赤区的开辟，再进到融成一片广大苏区”的光明前途。他将东固的宝贵经验概括为“李文林式”，与另三个著名的朱毛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并列。五、结语毛泽东于1927年10月上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后的1929年1月又离开了井冈山。这一上一下都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可谓逼上井冈山、又逼下井冈山，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看，建树盖世之功的当首推毛泽东。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曾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即使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期，但他在井冈山时就把目光投向“全国政权的取得”这一宏伟目标了。可以说，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真正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舍弃的，当坚守已不可能的时候，才不情愿地选择了下山。当然，毛泽东对下山的态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深化，最后形成一个决策，确定了红四军主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不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而开拓新的更大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上山迟早也是为了下山，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终促成了此事。下山后一路走来，毛泽东的收获颇多，特别是在东固的这一段经历，使他的下山思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毛泽东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拘泥于本本，不受教条束缚，却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总结经验，适时地修正自己原来不合时宜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最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井冈山道路。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及下山后不久，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进行不断总结，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后收获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建立更大范围的革命根据地，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下山思想与他的上山思想一样伟大，并都“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责任编辑：徐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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