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书治学成为人生“动力波”——欧阳友权谈治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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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家治学谈11从高中毕业在农村当民办老师算起,2023年是我从教 50 周年,我们学院和我的一帮弟子分别为我举办了颇为隆重的纪念活动,让我好生感动。事后我有两点体会:一是真切感受到当个老师真好,特别是一生都在当老师,让你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你所面对的总是青葱的、生机勃勃的面容;二是教书虽不能让人大富大贵,却平平安安,远比从政、经商那些职业风险要小,并且桃李远播,弟子传承,感受到一份职业的尊严,每当师门相聚总是幸福感满满。我当老师从教小学开始,后来教中学,1977 年恢复高考,首届考入师范院校,仍没离开一个“师”字。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先后教过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留学生,还讲授电教课
2、程,开展网络远程教学做过几乎所有层次的教学工作。1982 年从教高校后,先后获得教育部国家教学名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和湖南省教学名师、师德标兵奖等荣誉,曾被全校大学生评选为“吾爱吾师我最喜爱的老师”,被全校研究生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导师”。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省级精品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文学原理被评为省级规划教材,主编的文化产业概论被评为国家规划教材,并组建有网络文学优秀教学团队。1992 年评上副教授后,我的业务重心放在科研上,先后主持完成了 6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省部级课题20余项,发表的学术成果获得鲁迅文学奖、中
3、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连续 4 届)、文艺报理论创新奖,5次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等。可以说,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教书治学不仅是我的职业选择,也成为我人生的“动力波”。摘要教书治学不仅是一种职业选择,也成为欧阳友权人生的“动力波”。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有三个因素对欧阳友权影响最大:一是平生三个集中阅读期,即农村知青时的无选择阅读、考上大学后的文学阅读和研究生阶段的理论阅读,它们为其教书治学打下了知识和理论基础。二是做学问要学会“选井位,打深井”,前者让他找到精准的研究方向,后者则需要围绕选定的目标持之以恒地努力。三是玉汝于成应该把握的三个“秘窍”,
4、包括个人兴趣与事业追求相一致;团队协作,凝心聚力;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等,正是它们助推其在教书治学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并有所作为。关键词教书治学;“动力波”;人生阅读期;“选井位,打深井”;三个“秘窍”让教书治学成为人生“动力波”欧阳友权谈治学欧阳友权艺术广角 2024 年第 2 期12一、珍惜平生阅读期要说哪件事情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脑海里首先跳出的便是“阅读”二字。回顾平生,读书一直是我的一大嗜好。记得刚识字的时候,上师范的哥哥送我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漫画书,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直到把书翻烂,能把每一个页面的文字和画面完完整整地讲给小伙伴听。后来,有三个集中阅读时段让我终生受益,
5、值得特别珍惜。一是农村知青时的无选择阅读。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青春成长期,赶上了无书可读的文化荒漠时代,不得不四处借书来读,能得到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都如获至宝。那时的我先在小学、后在中学当民办老师,苦于无书可读,有次听说山那边有个罗姓人家有不少书,我爬山涉水走了 20 多里山路,借来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苦菜花希腊神话故事等书,读完后周末再去还旧书、借新书,直到把他家能找到的杂七杂八的书借来看完为止。记得有一本残缺不全的书没有封皮,无头无尾,故事却非常好看,写一个秀才仕途失意后,随着舅舅林之洋和船长多九公出海周游列国,去到君子国、女儿国、无肠国等数十个国家,见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其中有许多精彩
6、的诗词,尤其是一个用诗句组成的“璇玑图”更是十分新奇,我把它仔细抄写了下来,反复琢磨其精妙之处。这种抓到什么读什么的阅读,陪伴了我 5 年农村民办老师生涯,并帮助我在恢复高考后一举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郧阳分院中文系。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因家庭出身(我的几个直系亲属都是地主成分)差点落榜,后来上级通知高考录取不再政审,我才被补录到郧阳分院。77 级高考生录取率很低,全国平均为 4.9%,我们那个由两个公社组成的山区考场有 200 余名考生,当年录取的只有我一个。我想,不是我有多聪明,大概率是与我爱好阅读有关。可以说,阅读使我与“文化”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并最终助推我走出大山,改变了
7、我一生的命运。二是考上大学后的文学阅读。我们 77 级大学新生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生,年龄差距挺大,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知识的渴望、对阅读的“贪婪”。宿舍熄灯后打着电筒读书、清晨路灯下捧着书本学习,都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寝室里有人借到一本伏尼契的牛虻,大家轮流看,每人限定时间。轮到我时,我用了一个通宵读完,直到把电筒的电池耗尽。天亮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还在为革命党人牛虻的献身精神而激动不已。“文革”刚结束时的图书馆本就藏书不多,一听说那里购了新书,大家就拥去争相借阅。我常去图书馆借书,跟管理员混得挺熟,每年寒暑假只有寒假回家过春节,暑假不回家,想利用这个长假多读点书
8、。一到放假前夕,我都会去跟图书管理员套近乎,希望假期多借些书。反正假期没什么人借书,管理员便很通融,我一般会借 20 本书,以安顿 40 天暑假。借的全是文学名著,两天一本,就这么泡在宿舍里静静地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雨果、马克吐温、福楼拜、大仲马,中国的 搜神记、唐传奇、“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四大名著都是在大学暑假期间阅读的。三伏酷热,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就用两个塑料桶打上凉水,把两个小腿放在水中,一是降温,二是防蚊子叮咬,等水温升上来了,就去卫生间换上新的凉水,就这样快乐阅读,乐在其中,丝毫没觉得辛苦。碰巧的是,在读到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时我蓦然发现,这不就是我在农村读到
9、的那本没头没尾没封皮的书吗?心中不觉欣欣然,煞是开心。三是研究生阶段的理论阅读。1985 年,我名家治学谈13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时值刘道玉任校长,主张开放式办学,校园活跃着自由的学术氛围,我们可以自由听课,本科生、研究生、作家班的课都听过。得知哪个老师课讲得好,就跑去教室蹭课,无人干涉,易中天的“文艺美学”、邓晓芒的“哲学史方法论”、於可训的“新诗体艺术论”、胡国瑞的“唐诗选读”、易竹贤的“鲁迅思想研究”,都是我爱听的课,我还曾跑到理科教室听过“脑科学研究”的课程。我的导师李希贤先生对我们十分宽容,进校拜见师门时指定我们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其他时间只是叮嘱我们多读一点美学、哲学、西方文论方
10、面的理论书,并不作具体限定。他住在珞珈山上树木葱茏的小木楼内,给我们开了一门“文学系统论的典型论”专业课,每周一次,让我们四个弟子去他家里上课,其他时间让我们自由支配,不像现在的研究生每天排满“规定动作”。于是,珞珈山三年就成了我集中阅读理论书的黄金期。20 世纪 80 年代是思想开放、文化界极为活跃的时期,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大量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叔本华、雅思贝尔斯,西方文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等,都是我们热读热议的对象,韦勒克、沃伦的 文学理论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还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那时的武大,不仅给每个研究生配书桌凳、
11、书架、台灯和看露天电影用的小板凳,每个学期还发200 张印有“武汉大学研究生读书卡”字样的小卡片,用于做读书笔记。我要求自己每天读300 面(150 页)书,重要的段落记在卡片上,发的卡片不够就自己去校内商店买,做硕士论文时,我写完的卡片竟装了一纸箱。我们首届入住新建的武大枫园十分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每天清晨跑步,傍晚游东湖,其余时间都在房间读书。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与阅读有关的事印象很深:一是买书。武大的两家书店、华中师大门口的利群书社、街道口书店、中南书店,都是我淘书的常去之地。我记得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三大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是我连跑几个书店才终
12、于买齐的,然后通宵达旦读得入迷。那几年新书多,我买的也多,买来书基本都读了,现在随手打开那时买的书,上面都画有红杠杠。毕业托运行李时,装书就用了好几个纸箱。二是写稿。我定期给长江日报和书刊导报写稿,前者写热门的小说评论,每篇能有 20 元稿费;后者写新出的学术著作评论,一篇给 15 元。那时候一个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是 47 元,每次收到稿费都觉得是一笔“巨款”,请哥们儿“搓一顿”是常有的事,我买那么多书,也都是用的这些稿费。二、选井位,打深井从读杂书到读文学作品再到读理论书,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训练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养成了学术思考的习惯。读大二时,就曾尝试写了一篇谈文学批评标准的文章,刊发在一个
13、学术内刊上。读研期间,赶上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写过一篇长文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后被批评家白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年度文艺研究综述中予以重点推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和同学龙泉明一起主编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内刊),其中有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广受好评,我自己也曾连续两年荣获武汉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甲等奖。我的硕士论文写了 18 万字,抽出第二部分通过答辩后,对全稿作了润色补充,最后以 24 万字的篇幅出版,成为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学创造本体论(中国文艺术广角 2024 年第 2 期14学出版社,1993),其中的核心章节陆续发表
14、在学术月刊求索学习与探索江汉论坛等刊物上。为了学习英语,我和同门师弟冯黎明联手翻译巴斯金的萨特论艺术并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89),还组织几个同年级的师兄妹携手翻译了哈迪森的 走入迷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变异性(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同寝室三人(我和冯黎明、周茂军)编译了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回看自己早期的学术研究,要么是围绕教学之需展开,要么是凭兴趣而落笔,出版的著作文学创造本体论、艺术的绝响(1998)、艺术美学(1999),主编的文学原理(2001)、文学理论(2006)、文化产业概论(2007)等教材,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的文化研究
15、、文艺理论、当代文学评论等方面的论文即属此类。初涉学术,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研究什么全凭兴之所至,抓住什么写什么,哪个好写且容易发表就去尝试,免不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学术聚焦模糊不清。直到 2002 年去四川大学师从冯宪光教授读博,导师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在第一次见面时,冯老师对我们几个弟子说,做学问首先要“选井位”,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要“打深井”,围绕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这样才有可能做成自己的学问。导师的话深深启发了我,让我思考自己的学术“井位”在哪里,读了博士,后半生的学术生涯能不能在某一领域打一口学术“深井”。那时正值互联网迅速普及,网络文学如小荷初露,我想,研究网络文
16、学或许就是自己未来的治学“井位”。从客观因素看,互联网的兴起已经是不可逆的传媒趋势,网络文学的“草根崛起”正展现勃勃生机,未来可期,文学的数字化转型和文学研究的新媒体转向必将开辟新的“学术航道”。从主观条件说,我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科研经验和学术积累评了教授(1996 年破格晋升),当了博导(2000 年被遴选为文化产业博士生导师),当时教育部直属高校实施“博士化工程”,我是博导读博,我和我指导的博士生同一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从 1999 年开始走进网络文学,经常浏览“榕树下”“幻剑书盟”“天涯社区”等众多文学网站,阅读了许多网文作品,并且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小有收获2001 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
17、科“十五”规划课题“网络文学对文学基础理论的影响研究”,2002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它们均属网络文学研究在这两个国家重要项目领域首次立项。我陆续发表了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我国网络文学现状调查与走势分析等多篇论文,其中 2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坚定了我对网络文学研究的信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网络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不管能不能在该领域打出“深井”,我都会持之以恒地在此耕耘下去。我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完稿 26.9 万字),2004 年6 月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于答辩前(2003 年)在人民文学出
18、版社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这是我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网络文学”命名的理论专著。2004 年 5 月,我主编的第一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网络文学教授论丛”(共 5 部)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共有 10 章,每章2 节,加上引论和结语,共 24 个部分,每个部分约 1.2 万字。在执笔初稿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要按 C 刊发表的学术标准来写,在答辩后的一段时间,我从学位论文中共整理发表了 24篇 C 刊文章(包括文学评论2 篇、文艺研究1 篇),即每一章的每一节(包括引论名家治学谈15和结语)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见刊。这一批论文中,有 11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19、转载,3 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国的网络文学赶上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红利,对这一文学的研究也登上历史“风口”。虽然早期进军这一领域的学者不多,但众多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等)陆续设立网络文学理论批评专栏或专版,我自己也充分享受到了选对“井位”的治学快感和学术绩效,为持续深耕增添了学术动力。2005 年 2月,我主编的第二套理论丛书“文艺学前沿丛书”(共 5 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 年,获得了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研究”,2009 年以优秀等级顺利结项,结项成果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41 万字)2011 年 4 月由
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第三套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共 6 部)。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刊发了我的长篇论文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2.5 万字),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1 年第 1 期又刊发了我的另一长文 ChineseLiteraturesTransformationandDigitalExistenceintheNewCentury(中国文学的世纪转型与数字化生存)。2011 年,我主编的第四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共 6 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文学评论 文艺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北京大学学报等众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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