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五老说事”为例.pdf

引文格式：郑雨虹.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五老说事”为例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103110.DOI:10.12371/j.ynau(s).202311105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五老说事”为例郑雨虹(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摘要:乡村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在推动社会治理和谐、有效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居民骨干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帮手，也是群众的知心人，更是基层和群众的联络人，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动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文献剖析发现，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与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以“五老说事”这一典型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为例，分析发现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着强关系建构困难、弱关系连接受制等困境。针对上述困境，依托强弱关系理论框架设计了重构强关系网络、拓展弱关系网络等综合性策略，以期优化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进而有效促进乡村发展。关键词:老年居民骨干；乡村社会治理；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24)02010308Study on the Path of Elderly Residents BackboneParticipation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Takethe “Five Elders Speaking”as An ExampleZHENGYuhong(SchoolofSociologyandPoliticalScience,Anhu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Abstract:Asanimportantunitof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inChina,ruralareashavealwaysplayed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harmoniousandeffectivesocialgovernance.Thebackboneofelderlyresidentsarenotonlytheassistantin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butalsotheconfidantofthemasses,andtheliaisonbetweenthegrassrootsandthemasses,providingstrongimpetusforruralgovernance.Basedontheanalysisofliteratureonsocialrelationshipnetworktheory,itwasfoundthat,therewasaninherent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strongandweakrelationshipnetworksandtheparticipationofelderlyresidentsinruralsocialgovernance.Takingthetypicalwayofparticipatinginsocialgovernanceasanexample,theanalysisrevealedthat,thereweredifficultiesinconstructingstrongrelationshipsandbeingconstrainedbyweakconnectionsinthecurrentparticipationofelderlyresidentsinruralsocialgovernance.Inresponsetotheaforementioneddifficulties,comprehensivestrategiessuchasreconstructingstrongrelationshipnetworksandexpandingweakrelationshipnet-workshadbeendesignedbasedon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strongweakrelationships,inorderto收稿日期：2023-11-27修回日期：2024-01-02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GXXT-2021-04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农村青年助力安徽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AHSKZ2020D30）。作者简介：郑雨虹（1997），女，安徽长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18(2)：103110http:/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mail:optimizetheparticipationofelderlyresidentsinruralsocialgovernancepathsandeffectivelypro-moteruraldevelopment.Keywords:backboneofelderlyresidents;ruralsocialgovernance;strongrelationshipnetwork;weakrelationshipnetwork一、问题的提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后，有关国家治理的议题就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可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至关重要。而在国家治理中，乡村作为一个庞大主体，在治理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落脚点。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对我国乡村治理做出了重要指示，这表明我国对乡村治理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有效的乡村治理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迈向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步。当前，学界有关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已较为丰富，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有关乡村社会治理内涵研究。如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自我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1。吕德文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2。二是有关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梳理发现，现有治理模式主要包括“乡政村治”模式、“三治”融合模式等以及网格化治理模式等3。三是有关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研究。如黄博琛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自治虚置、乡村文化衰弱、法治氛围未形成、生态环境恶化等是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要困境4。梁纪毅则认为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有乡村管理人才不足、乡村治理制度碎片化以及乡村文化价值缺失等5。四是有关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如王浦劬提出可以通过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厚植乡村治理社会资本、构建和优化共同富裕治理机制等方式实现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6。总的来看，上述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探究，但当前学者们主要是围绕乡村治理的内涵、模式、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视角较为客观且单一，对于村民作为乡村社会治理核心参与者的问题，尚未深入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常重视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居民自治的治理方式，也有政府导向的治理模式。但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政府导向的治理模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居民实际参与度较低。事实上，仅靠政府主导乡村社会治理，不仅资金、人力、时间等方面的资源有限，且社区中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也难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策略来解决。因而，从我国长期推崇的社会治理政策上来看，更偏向于鼓励居民主动参与社会治理。这是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倡导的善治的体现，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居民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的意愿较薄弱，参与的主动性不足，难以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力军。且在快速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下，乡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当今留在乡村的大多是老年人，因而，充分带动老年群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老年居民骨干这一老年群体主要包含“五老”，即老干部、老党员、老战士、老教师和老模范。这些老年居民骨干在乡村居住时间较长，权威性较高，具有政治、威望、经验、情感联系等多种优势，因而他们在调解纠纷、号召村民参与等方面比正式的行政体系更能发挥作用，能够有效助力乡村社会治理7。此外，乡村“五老”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村民打交道频繁，对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以及各家各户间的关系渊源都十分了解，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村干部职业化带来的群众工作面向缺失以及干群关系悬浮化的治理困境。而“五老说事”则是以办公室为中心，通过自 我 推 荐、党 员 推 荐、群 众 推 荐 等 方 式，在党员群众中推选出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公道正派、能为村民着想、愿意发挥余热的“五老”104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成员，以民情收集、群众反映、入户走访等形式汇集村内大小矛盾事宜，做到当场及时规劝调解。但当前，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老年居民骨干在乡村社会治理功效的发挥方面仍有较多阻碍，难以施展其真正的优势作用。因此，为探究如何才能有效助力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本文以老年居民骨干为研究主体，从社会学角度入手，以“五老说事”作为研究案例，借助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视角，尝试阐释强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这两类不同的关系网络分别如何助力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进一步探究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困境与路径，以期助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二、强弱关系：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理论框架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所具有的生产功能，能够为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内外多种资源、增进村民间的合作交流。而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更是能够从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不同方面，共同促进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其间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和现实关联性。社会网络理论是新兴起的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将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社会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视为一个“网络”，并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这些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8。从理论层面上对社会网络进行分析，主要是从社会网络关系或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9。强关系、弱关系理论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格兰诺维特，把人际关系网络划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10。格兰诺维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通过对个人求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提出：对于求职者而言，弱的关系网络可能比强的关系网络显得更有“力量”8。因为信息通过强关系网络传递时，它们被重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通过弱关系传播时经常会涉及很多人，并且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特别是当这种弱关系成为桥梁性弱关系时，这种信息的获得几乎是垄断的11。格兰诺维特进一步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定义了关系强弱，认为互动的次数多、感情较深、关系亲密、互惠交换多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12。强关系、弱关系理论自提出后具有重要影响。此基础上，林南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弱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链接的社会资源。林南的强关系命题指出，通过建立强大的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交资本，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得到对方的认同和支持，增进感情和信任13。在弱关系命题方面，林南认同格兰诺维特的看法，认为弱关系可以作为个人与其他群体相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帮助他们获取新的信息13。中国学者边燕杰则认为强关系与弱关系的经验研究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在中国这种长期以人情本位的国家，强关系不仅能够传递信息，更促进了人情交换14。可见，强弱关系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也同样适用，且由于我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该理论在我国更倾向于深入探讨强关系网络的特性。但弱关系网络也同样能够有力链接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乡村社会的居民来说是极其关键的，能有效推动村民参与。通过强弱关系的连接，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既能获得情感支持，又能获得资源支撑，有助于治理成效的提高。显然，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推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强关系网络：为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情感支持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关系网络往往是在个人特质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其主要表现是频繁互动、情感联系密切，有助于增强地方凝聚力。而这一封闭网络更易在血缘、地缘、社会团体等固有社会关系中存在15。因而，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其所具有的强关系网络主要包括家人、亲戚、邻里、同辈等，这些关系具有紧密的联通性。由于强关系网络往往基于“血缘”“地缘”等熟悉关系，因此，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对方，彼此分享信息，互动双方的信赖度和依赖度较强。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强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村民的普遍信任，既能促进村民间的互动、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又能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增强凝聚力，促使治理效能最大化。如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对居民矛盾纠纷时往往需从中第2期郑雨虹：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105调节，而此时，邻里、同辈等的支持能帮助其更顺利地进行调解，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且当遇到村里其他居民不配合、工作难以进行时，家人、亲戚等的情感支持能成为其持续开展工作的动力。（二）弱关系网络：为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资源支撑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网络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形成的，其主要表现是互动较少、情感联系较弱15。因而，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其所具有的弱关系网络主要包括政府、同村居民、志愿者、大众传媒等，这些关系具有广泛的连接性。就弱关系网络的表现形式而言，政府、同村居民、志愿者、大众传媒等都为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多种信息资源。正如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联系力量”假设所述，强关系网络因其联系的密切性及所处圈层的相似性、同等性，导致其传递信息的局限性和重叠性。而弱关系网络因其广泛性，使得信息具有更快、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的传播效率15。可见，弱关系网络通过链接老年居民骨干与政府、同村居民、志愿者、大众传媒，搭建了双方沟通的桥梁，为其提供了更多了解信息、参与治理的机会和平台。如政府能为老年居民骨干提供多种资源，包括成立“五老”说事办公室，以及邀请乡领导、派出所、司法所等相对权威、专业的群体参与调解过程、共同倾听群众诉求、共同商议调解办法等。格兰诺维特指出，弱连带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有桥的作用，有助社会资源和信息的流动15。三、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困境有学识、有德行、有威望的老年居民骨干是协调乡里关系、维护乡土稳定的重要力量。老年居民骨干广泛参与乡土社会多项公共事务是民主实践的重要表现。近年来，“五老说事”已成为各个乡村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初步实现“管群众”到“群众管”转变，进一步激发了村民自治新活力，成为乡村治理的新样板16。但由于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及乡村资源的相对匮乏，导致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致使乡村社会治理难见成效。鉴于此，笔者以“五老说事”这一典型社会治理方式为例，通过实地调研，探求强弱关系理论视角下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进而寻求相应解决路径。（一）强关系建构困难：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缺乏情感支持在乡村这一熟悉社会中，强关系网络所包含的情感是连接乡村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促进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7。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逐渐往城市迁移，当前农村社会已经由熟悉社会日渐转变为半熟悉社会，亲戚、朋友、邻居等原本在乡村社会中紧密联系的人际关系日渐变得疏离。在强关系网络中，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的缺失、邻里认同的缺乏、同辈支持的不足等共同构成了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而老年居民骨干强关系网络的缺失往往会导致其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时缺乏主观积极性和情感支持。1.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松散在“五老说事”中，“五老”成员参与矛盾纠纷调解本就是一个相对麻烦、容易受挫，甚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对“五老”成员来说，其来自家庭等的情感支持显得尤为关键。且矛盾纠纷的发生不确定性强、牵涉范围广，因此，乡村内部家族、宗族等关系本身的疏离极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但当前，随着乡村人口的大量外移，大多老年人独自生活在家中，而子女则在城市工作。原本依靠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等强关系网络所带来的丰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缺失，彼此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18。这导致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时缺乏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支持，难以主动承担起乡村各项公共事务的治理工作。2.邻里认同缺乏当前乡村社会的各类矛盾纠纷中邻里纠纷占比较大，日常相处中一些不足为道的小矛盾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就可能酿成大问题。邻里对于老年居民骨干的认同能够更好地促使其参与纠纷调解，解决问题，引导邻里和谐团结。因此，“五老说事”首当其冲地应是确保自身邻里关系和谐，这是提高其权威性的关键。但当前，在乡村这一熟悉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在邻里间采取非正式的、简单的人情交往方式，进而有效促进问106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题的解决。而由于乡村熟悉社会特征的日渐消失，守望相助的友爱氛围受到功利主义观点的侵蚀，导致邻里关系错综复杂，邻里认同缺乏，“五老说事”的开展时常遭遇阻碍。3.同辈支持不足基于乡村熟悉社会的特征，老年居民骨干与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联系紧密，因而其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离不开乡土社会中同辈这一关系网络的支持19。但由于缺乏权威主体的引导、号召和组织，当前老年居民骨干的同辈关系网络难以聚集，导致其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时难以获得来自同辈群体集中、全面的支持，不利于“五老”群体集思广益、合力解决村庄中的各类问题。（二）弱关系连接受制：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缺乏资源支撑弱关系网络是链接村民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为村民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撑。但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难以突破当前社会网络的局限，进而获得外部社会资本的支持。具体表现为政府、同村居民、志愿者、大众传媒等弱关系网络的功能缺失。1.政府资源链接不全面鼓励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已成为基层政府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五老说事”过程中，一方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有助于充分调动“五老”人员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能够调动有益资源为“五老说事”提供专业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但现实中，老年居民骨干群体的培育工作开展较晚，往往面临发展机制不完善、内容不全面以及方式较为传统落后等问题20。这导致老年居民骨干获得的专业指导较少，缺乏相应的学习机会。此外，由于乡村地区较城市地区而言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技术水平落后，同样存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场地缺乏，民主协商议事平台尚不完备，协商议事制度尚不规范等问题。2.同村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当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乡村盛行，导致村民在竞相逐利的背景下趋向于冷漠化，大多数村民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村庄归属感弱，从而不愿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在“五老说事”过程中，较多村民对于参加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五老”理事会成员的热情并不高，一些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土地流转、宅基地纠纷、子女赡养等，只要与自己无关，也不愿意参与协助解决。如此一来，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治理时往往缺乏村民的积极配合和支持，这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3.志愿者等社会组织力量不足在乡村社会，志愿者等社会组织能及时了解广大村民的多样化需求，并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供各类便民公共服务。但当前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不完善，专业社区社会组织不足，治理力量薄弱，难以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在“五老说事”过程中，往往只有“五老”成员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缺乏社会组织一类的专业团体的支持，力量显得相对单一、有限。就此，无论是从专业化还是职业化的角度，“五老”人员均难以顺利开展政策宣传、纠纷调解等工作，导致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难以长久进行。4.大众传媒宣传力度不够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便捷的政策信息传递方式，能够大力宣传乡村传统美德之风，营造村民积极参与氛围。正如格兰诺维特指出：“弱连带较之于强连带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21然而，在现阶段，大众传媒在推动“五老说事”顺利开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从宣传方面来看，大众传媒对“五老”人员的事迹报道较少，力度不足，对乡村人人参与治理的文化氛围营造不足，导致村民参与积极性低，对于老年居民骨干的认可度也较低。且大众传媒对于乡村公共事务的宣传范围小，导致较多村民不清楚相关活动开展的具体时间和场地，阻碍了村民自治的开展。在技术层面，微信、微博、QQ 等大众传媒作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工具，未能有效发挥其联络群众、解决问题的作用，资源闲置现象严重。四、强弱关系视角下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前文已述，老年居民骨干是乡村治理工作中的重要践行者和引领者，不仅能够解决村民的烦心事、疑难事，还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宣讲，增进村民认同，为乡村第2期郑雨虹：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107振兴赋能增力。在“五老说事”过程中，老年居民骨干积极带领村民协调矛盾、筹资筹劳，既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也是长效管护的监督者，促成了全民参与良好氛围的形成22。而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在促进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效果。因而，在强弱关系理论视角下积极探索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尤为重要。针对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时面临的诸多困境，应充分发挥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的优势作用，走出一条老年居民骨干动员、村民参与的乡村善治之路。（一）重构强关系网络，强化情感支持在社会网络的强关系层面，乡村熟悉社会建构了村民的强关系网络，使得非正式关系成为村民赖以生存的空气，推动了村民之间开展以感情为基础的互助行为。在建立强关系网络方面，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的紧密连接、邻里的认同及同辈的支持等所带来的情感支持共同保障了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1.促进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的紧密连接针对强关系网络的松散，应当从家庭这一基本乡村治理单位入手，这是村民生产生活的核心单位。在亲近的熟悉社会中，家庭、家族和宗族这一庞大的关系网络日常往来密切，情感交流频繁。在这样亲密的情感纽带中，村民对村庄产生了浓厚的情感。在这一情感的驱使下，村民间能够达成便捷的合作并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促进传统家庭、家族和宗族关系的紧密连接，能够让“五老”人员主动承担起义务任务，充分发挥自身经验、威望、亲情优势，在各类实践活动中进行走访，及时摸排报告村民遇到的困难，带动群众共同参与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2.强化邻里认同邻里的认同能够显著提高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有助于与村民更有效地沟通，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23。在调研中，一位村干部退休后，看见左邻右舍时常发生婚姻、家庭等矛盾纠纷，便主动当起了“和事佬”，引导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并被聘请为该村环境监督员及人民调解员。可见，邻里认同是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心理依托，是参与具体乡村事务的情感起源。因此强化邻里认同十分必要。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观点，较强的关系连带往往需要较多时间加以维系，对社交时间产生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关系网较小15。因此，可通过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及营造院落公共活动空间等方式加强邻里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对此，霍曼斯也曾表达过：“当人们相互之间交往互动愈频繁的时候，则他们彼此间易于形成浓烈的友谊情感。”153.扩大同辈支持同辈群体交往能够强化彼此间的社会支持力，增强自信心，促进自我效能感的实现。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同辈之间的友好关系既能促使彼此相互支持，又能共享治理的知识技巧，进而促成同心协力参与治理氛围的形成。因此，政府应当牵头搭建“五老”组织，号召年龄 65 岁左右的老人积极发挥“五老”余热，带领更多有威望、能说得上话的老党员或老模范等“五老”成员共同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中，实现对老百姓办理红白喜事、办酒席数、收礼金等的指导和监督。村里有个大事小情，“五老”们也能聚在一起讨论，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二）拓展弱关系网络，提供资源支撑弱关系是构建社会网络的主要纽带，在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信息桥梁的作用。因此，帮助老年居民骨干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时拓展弱关系网络，为其提供多种资源支撑尤为重要。政府、同村居民、志愿者、大众传媒均是这一弱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如格兰诺维特指出：“从一个团体传信息于另一个团体，有时仅仅赖于两团体中各有一名成员相互认识而形成的唯一一条通路，即被称为桥，桥在信息扩散上极有价值，因为它是两个团体间信息通畅的关键，而两个团体间的桥必然是弱连带。”151.发挥政府力量，实现资源链接首先，政府应当为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专门的场所。正如格兰诺维特指出，在专业性的和技术性的专家等特殊场域中，应以政府为中心建立一个具有“桥”的功能的弱连带复杂结构24。在“五老说事”过程中，老年居民骨干担当的主要角色为调解员，即聚集村民讨论、协调解决日常收集到的共性、高频问题和村重大发展事项。因此可通过建立“说事”工作108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8卷室、“老前辈”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室、百姓说事点等为其提供专门的场所，让“说事”不仅要有人“说”，还要有地儿“说”，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其次，政府有责任赋予老年居民骨干一定程度的权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位置和范围内的权力，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应当按照“正身份、设岗位、授职能”的正规流程，向老年居民骨干发放正式的聘书，并将其纳入理事会内部的红白理事小组、纠纷调解小组等联合工作小组，协助其以更加正式的身份参与治理活动。最后，政府应当设立完备的民主协商议事平台，制定规范严格的协商议事制度，充分做好民主协商方面的工作。同时积极探索部分司法行政事务村代办制，巩固和完善以“老年居民骨干”为核心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如可成立“五老”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及禁毒禁赌会等议事协商平台并形成“家门口”议事协商机制等。2.聚合同村居民，促进参与配合应当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按照民推民选的准则，让村民积极参与选举“五老”理事会成员。如此一来，村民理事会成员由村民选举产生，负责联系村民，处理村庄事务，为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提供路径和载体，有助于形成“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同时，政府应加大号召力度，让更多村民知晓选举全过程，并促进其积极参与选举，从而主动配合管理，参与服务。正如格兰诺维特指出：“弱连带在造就社会凝聚力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5此外，应当积极组织开展“五老”道德讲堂等活动，邀请村内“五老”人员，为村民讲好老传统、老故事，大力弘扬“五老”精神，宣讲优秀道德故事，扩大老年居民骨干的影响力，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的参与度。3.激发志愿力量，保障组织协调在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力量往往通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基层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致力于推动社会组织更深入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合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包括积极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积极搭建村民参与社会治理平台，鼓励和引导老年协会、志愿者队伍及爱心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及专业社会机构，围绕乡村基本生活服务需求，在纠纷调解、犯罪预防、公益慈善等领域提供多元化和高品质的服务，确保其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正如格兰诺维特指出：“弱连带有两个常见的来源，即正式的组织和工作环境。就正式组织而言，社区中的区间桥越多，且桥的可沟通范围越大，则社区的凝聚力就越大，行动一致的能力也越高。”154.推行大众传媒，加强宣传报道通过将大众传媒融合至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提高了乡村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还打破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削弱了政府的控制力，为村民重拾话语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应发挥大众传媒对村民进行积极引导的作用25。首先，应当积极开展“五老”事迹报告宣讲，有效激励广大村民，使老年居民骨干的正能量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同时应在村庄内开展形式多样的“五老”活动，让他们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力军，也让更多村民深受感染。其次，应当把“五老”的模范宣传融入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农村文化礼堂、文化下乡等场地、载体向村民推介“五老”，传播正能量，营造积极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最后，在村庄开展公共活动之前，应当充分利用乡村资源做好宣传工作，比如张贴海报、播报广播、发微信公众号推文等，从而让更多村民知晓并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五、结束语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视，村民自治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力量之一的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既是充分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村民自治的重要途径，又是促成互动互通、多元参与共治乡村良好局面的关键一环。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遇到多重障碍，基于强弱关系理论框架，以“五老说事”为例发现，强关系建构困难、弱关系连接受制等是第2期郑雨虹：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109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最主要的困境。采取重构强关系网络、拓展弱关系网络等策略能够有效优化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在此，本文的研究只是在典型案例下从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理论视角开展，较为局限且缺乏一定的经验总结。在现实中，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尚存在其他诸多困境，仍有较多改善措施。因此，社会各界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共同思考助推乡村社会良性治理，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有效路径。参考文献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219.1吕德文.乡村治理70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11.DOI:10.19714/ki.1671-7465.2019.0049.2吴易雄.国内外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领导科学,2021(24):23.DOI:10.19572/ki.ldkx.2021.24.008.3黄博琛.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J.农业经济,2022(1):83.DOI:10.3969/j.issn.1001-6139.2022.01.031.4梁纪毅.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与破局J.农业经济,2021(10):43.DOI:10.3969/j.issn.1001-6139.2021.10.016.5王浦劬.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1):18.DOI:10.19992/ki.1000-2456.2022.01.003.6杜晔,何雪松.从个益、互益到共益:骨干居民的身份建构与基层“公共性”的成长J.学习与实践,2023(7):108.DOI:10.19624/42-1005/c.2023.07.012.7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352353.8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9沈毅.强弱连带与关系类型辨析:基于关系内容实质主义立场的方法论思考J.求索,2023(4):120.DOI:10.16059/43-1008/c.2023.04.014.10马克格兰诺维特.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M.张文宏,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66.11夏德龙.从“连带”到“关系”:社会网络研究本土化进程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6):161.DOI:10.19934/ki.shxyj.2017.05.001.1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4216.13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J.社会学研究,2017,32(5):1.14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1-256.15王明波,武力.“五老”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行路径探究J.领导科学,2019(10):27.DOI:10.19572/ki.ldkx.2019.10.008.16梁渠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2.17张兴宇,季中扬.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实践方式: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20(8):82.DOI:10.15937/ki.issn1001-8263.2020.08.011.18宋哲仁,陈秋强.社会网络视域下乡贤与乡村治理:以浙江上虞为例J.治理研究,2020,36(4):50.DOI:10.15944/ki.33-1010/d.2020.04.006.19朱云.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1):65.DOI:10.13727/ki.53-1191/c.20220107.003.20GRANOV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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