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四--课文翻译.doc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四课文翻译.
UNIT2.a
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 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
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UNIT4.A
一个将会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准的转变正方兴未艾。
一些不久前还是信息闭塞的地方正在迅速获得最新的通信技术，这将促进他们吸纳国内外投资。
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也许需要10年时间来改善其交通、电力供应和其他公用设施。
但是只一根直径小于半毫米的光纤电缆就可以比由铜丝制成的粗电缆承载更多的信息。
由于安装了光纤电缆、数字转换器和最新的无线传输系统，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一系列城区和工业区正在直接步入信息时代。
一个蛛网般的数字和无线通信网络已经发展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所有这些发展中地区都把先进的通信技术看作一种跨越经济发展诸阶段的途径。
例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缩短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转向涉及工程、营销和设计的那些产业所需的时间。
现代通信技术“将使中国、越南这样的国家比那些困于旧技术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些国家应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是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越南在目前急需电话的情况下，却要求所有的移动电话都必须是昂贵的数字型电话，这种做法太超前了。
一位专家说：“这些国家缺乏成本估算和选择技术的经验。”
然而毋庸争辩，通信技术将是区分输赢的关键因素。
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吧。
由于其坚实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基础，它应该在信息时代有繁荣的发展。
问题是，它的国内电话系统是一堆生锈的20世纪30年代的老古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已经开始铺设光纤电缆，并制定了投入400亿美元建设多项通信工程的战略计划。
但是由于其经济陷于低迷，几乎没有资金来着手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与俄罗斯相比，在未来10年中，中国大陆计划对通信设备投入1,000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落后成了一种有利因素，因为这一发展正好发生在新技术比铜线电缆系统更便宜的时候。
到1995年底，中国除了拉萨以外的省会都将有数字转换器和高容量的光纤网，
这意味着其主要城市正在具备必需的基础设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部分，使人们能够进入系统，获得最先进的服务。
电信工程也是上海实现其成为一流的金融中心这一梦想的关键。
为了能给国际投资者提供其所期望的电子数据和无纸化交易方面的出色服务，上海计划建设与曼哈顿同样强大的电信网络。
与此同时，匈牙利也希望跃入现代世界。
目前，有70万匈牙利人等着装电话。
为了部分地解决资金问题，加速引进西方技术，匈牙利将国有电话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了两家西方公司。
为进一步减少电话待装户，匈牙利已将权利出租给一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企业集团，来建造并经营一个据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事实上，无线方式是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建设电话系统的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
建造无线电发射塔要比翻山越岭架设线路更便宜。而且，急切盼望可靠服务的企业乐于花费可观的高价来换取无线电话服务──其资费通常是固定线路电话资费的二至四倍。
整个拉丁美洲对无线通信的需求和使用已急速增长。
对于无线电话服务商来说，没有任何地方的业务比拉丁美洲更好了──在那里有一个营运点就好像有一堆无穷无尽供你使用的钞票。
在四个无线电话市场有营运点的贝尔南方电话公司估计，来自于其每个客户的平均年收入均为2,000美元，而在美国仅为860美元。
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拉丁美洲客户的通话时间是北美洲客户的二至四倍。
泰国也在求助于无线通信方式，以便让泰国人在发生交通堵塞时更好地利用时间。
而且在泰国，从办公室往外打电话或发传真并不那么容易：待装电话的名单上有一二百万个名字。
因此移动电话在商务人士中成为时尚，他们在交通堵塞时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
越南正在做一个最大胆的跳跃。
尽管越南人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它计划每年增加的30万条线路将全部为有数字转换功能的光纤电缆，而不是那些以铜线传送电子信号的廉价系统。
由于现在就选用了下一代的技术，越南负责通信的官员说他们能够在数十年中与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同步。
对于那些长期落后的国家来说，一跃而名列前茅的诱惑难以抵御。
而且，尽管他们会犯错误，他们仍会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他们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

UNIT6.A
商科学生有时对课程里包含商业道德课略感吃惊。
他们通常没意识到在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贿赂行为正日益增多。在某些国家，这已成为人们几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定在一场与政府官员的谈判中，贸易部长向你明确表示如能给他一大笔贿赂，那么你的商品拿到进口许可证就会容易得多，还可能避免他所说的“程序上的延误”。
现在的问题是：你是被迫掏钱呢，还是坚持原则？
高尚的道德标准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会怎么做呢？
早些时候，一家英国汽车制造商被指控利用一笔基金行贿，并进行其他一些可疑运作，如给代理商和客户高额回扣、提供额外折扣、向一些在瑞士银行开的匿名账户汇款等。
这家汽车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后来指控也被撤销了。
然而，当时英国汽车业里就有人准备私下里说：“瞧，我们这一行竞争激烈，
每年我们汽车的海外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
如果花几百万英镑能让一些客户高兴，谁会有损失呢？
我们不这样干，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贿赂以及其他可疑开支正日渐增多。
的确，这似乎已成为商界的一个事实。
仅举一例：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透露，它在1971至1976年间共发生了250万美元的可疑开支。
这一事实的披露，使克莱斯勒与其他300多家美国公司一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自己近年曾有过某种形式的支出，像贿赂、额外打折等。
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可将这些支出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那些为政治目的或为获得大宗合同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比如，有一家美国企业曾因可能违反美国商业法规而受调查，当时它捐出一大笔款项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
后来发现，这家公司也打算资助美国推翻智利政府的秘密行动。

这一大类也包括为得到武器销售或重大的石油、建筑等项目的合同而向权势家族及其身边的顾问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在一桩涉及对伊朗武器销售的案子中，一位证人声称一家英国公司曾付给某“洽谈人”100万英镑。此人帮忙做成了一笔向伊朗提供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交易。
据闻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向外国公司施压，要他们向党派组织的账户捐款。
第二大类包括旨在促使政府加快对某些工程项目的正式批准而作的支出。
关于这一点有个有趣的例子：有个销售经理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向加勒比地区一个国家的建工部长推销道路工程机械。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
了解到建工部长收藏珍本书，他买了一本书的珍藏版，在书里夹了两万美元，将其送给部长。
部长看了书的内容后说：“我知道这书有两卷本的。”
机敏的销售经理答道：“先生，我们公司买不起两卷本，不过可以给你弄一本带‘前言’的！”
不久，这笔生意获准了。
第三大类指某些国家按照传统做法付给在交易中起作用的人的费用。
中东的一些国家和某些亚洲国家的做法都属此类。
是否有可能制订一套公司法规，防止各种类型的贿赂呢？
国际商会（ICC）赞成用一套行为准则来制止行贿索贿。
这一准则试图区分哪些是真正为服务所付的佣金，哪些是等同于贿赂的过高费用。
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实际操作这一准则。
可惜的是，国际商会委员们就如何实行这一法规的意见不一。
英国委员们希望这一体系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以使公司规范行事。
而法国代表认为制定和实施法律是政府的事。
像国际商会这样的商业团体该做的是表明孰对孰错，而非强制实行什么。
在一家知名英国报纸上，最近有位作者指出“企业已陷入贿赂网”，人人都“贪赃枉法”。
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张。
然而，如今做海外销售的商人们常常难以做到既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又无愧于道德良心。

UNIT7.A
《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分布》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却是一本汇集了50多年人类遗传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好书。
它对人类在基因层面上的差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调查，
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如果不考虑影响肤色、身高等表面特征的基因，不同的“种族”在外表之下相似地令人吃惊。
个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那种认为某一种群比另一种群的基因更优越的理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然而，此书还不仅仅是对目前的种族偏见理论的反驳。
这一项目的主要倡导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与同事一起经过16年的努力，绘制了这一世界上首幅人类基因分布图谱。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提供了500多幅图，显示了相同的遗传基因所处的区域，这很像其他地图上用同样的颜色标示同样海拔高度的地区。
通过测定当前人类种群间的亲缘关系，作者们勾绘了地球上早期人类迁徙的路线。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当于一份全球家谱。
他们在人类血液中找到了绘制这一家谱所需的信息：不同的蛋白质就是显示一个人的基因构成的标志。
作者们利用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收集的数据，汇编成了近2,000个群体中成千上万个个体的数据图。
为了确保种群的“纯正”，这项研究将对象限定于自1492年起，即欧洲最初的大规模迁徙之前就一直居住在现生活区域的那些群体。这实际上就是一幅哥伦布驶向美洲时期的世界人口基因分布图。
收集血样，特别是到偏远地区的古老人群中收集血样，并非总是易事。
潜在的供血者通常不敢合作，或存在宗教上的担心。
有一次在非洲农村，正当卡瓦里·斯福尔扎要从儿童身上采血时，一个愤怒的村民手执斧头出现在他面前。
这位科学家回忆道：“我记得他说，‘如果你从孩子们身上抽血，我就要放你的血。’那个人是担心我们可能用这些血来施魔法。”
尽管有困难，科学家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
其中之一就醒目地印在此书封面上：人类基因变异彩图表明，非洲与澳洲分别位于变化范围的两端。
因为澳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外表特征，如肤色、体型等，所以被普遍认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但是他们的基因却表明并非如此。
在所有人种中，澳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最远，而与其邻居东南亚人非常接近。
我们所看到的人种差异，例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差异，主要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迁徙时为适应气候所产生的。
结合对远古人骨的研究，这一图谱证实了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地，因而也是人类迁徙的始发地。
这些发现，再加上现代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的巨大基因差异，说明了从非洲种群开始的分支是人类家谱上最早的分支。
这一基因分布图谱对长期以来困绕着科学家的人种起源问题也做出了新的解释。
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科学家认为科伊桑人是一个独立的非常古老的人种。
他们语言中那种独特的短促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科伊桑人是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直系后裔。
然而他们的基因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基因研究表明科伊桑人可能是古代西亚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图谱上显示的遗传轨迹表明这一混血人种的发源地可能在埃塞俄比亚或中东地区。

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是人类家谱图上欧洲人分支的最特殊的成员。
他们有几组少见的基因类型，包括一种罕见血型的发生率在巴斯克人中也是最高的。
他们的语言起源不明，也无法被归入任何标准的类别。
他们居住的地区紧挨着发现早期欧洲人壁画的几个著名的洞穴这一事实使卡瓦里·斯福尔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最早的近代人中，巴斯克人极有可能与克罗马努人关系最直接。”
人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混合人种，有65%的亚洲人基因，35%的非洲人基因。
除了揭示人种的起源以外，基因信息对医学界来说也是最新资料。医学界希望能用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制成特别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具有某种抗病药物的价值。
保护土著人权益的活动家们担心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土著人：从当地人血样中提取的基因物质可被用于商业目的，而DNA 提供者却不会获得足够的报酬。
卡瓦里·斯福尔扎强调，他的工作不仅有科学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意义。
他说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削弱”造成种族偏见的“传统的种族观念”。
他希望这一目的会得到一直为同样目的进行抗争的土著民族的接受。

UNIT10.A
员工对公司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什么，是知识还是判断力？
我说是判断力。
不管知识面有多宽，如果得不到应用，就毫无用处。
而知识的应用需要判断力，判断力涉及某种第六感觉──思维的高度运用。
这就提出了关于现今企业界人士最佳培训课程的有趣问题。
正如丹尼尔·戈尔曼在他的新书《情感智能》中所说，最新的科研结果似乎表明，在一个适应能力对生存很关键的年代，聪明但缺乏灵活性的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时代周刊》最近的封面故事列举了目前关于智能的一些看法，报道说：“新的人脑研究表明，衡量人的智能的真正尺度可能是情感，而不是智商。”
《时代周刊》称之为“情商”的情感智能的根本意义可从企业管理专家卡伦·波尔斯顿的话中窥见一斑：“顾客对企业说‘我可不在乎是否你的每个员工都毕业于哈佛，我只愿意与能理解我、尊重我的企业打交道。’”
如果说市场的进化发展所造成的压力使得情商，而不是智商，成为企业走向成功的通行证，那么，人们可能很希望懂得如何培养情商。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努力提高以下四项适应性技能：
提高意识程度。
我把这看作是思考时有意独辟蹊径。
这是指注意自己感受到什么，在想什么，摆脱过去带给自己的种种限制。
尽可能多地注意思考时的自己，以此来提高意识程度。
要习惯性地注意自己的情感，问问自己是在面对还是在逃避事实。
利用想象。
这是奥运会滑雪赛手在进入起跑门之前所做的。
他们闭上眼，摆动身体，在头脑中先把整个滑雪道过一遍，这能提高他们在实际比赛中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每天留出时间来带着激情想象一番自己想要获得的成就。
反复考虑各种事件，并对它们做出最富创意的反应。
两千年前的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看法，他说的正是此意。
每当发生重要事情时，要尽可能从多方面去看问题，甚至作异乎寻常的理解，
然后照着最有利于自己理想的那种理解去做。
综合考虑他人的看法。
大脑研究表明，人们对外界的看法受到遗传基因及个人经历的局限。
学会吸纳他人有用的观点是一种扩大自己见识的方式。
下次如果有人对某件事与你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某个有争议的政治事件，停下来想想这其实是生活阅历使然，应把它看作一种感知能力的馈赠。
习惯的力量──确切说就是头脑里已建立的思维方式──会妨碍你操练这些技能。
然而要坚持下去，因为它们是以对思维机制的认识为基础的。
人脑的容量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六个月增长了一倍，
到四岁时又增长一倍，其后大脑的容量迅速发展，直到性成熟为止。
人体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一次经历都会激发脑部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实际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
我们现在知道，思维活动并不局限在脑部，而是遍布于全身的细胞中。
是的，我们的确是在用心、用脑、用肌肉、用血液和骨骼来思考。
我们的青少年阶段有一个为期三周的关键时期，此时脑部的化学反应活动一分为二。
完成了这一变化，正如国内一位重要的大脑研究人员所说，我们“对外界的看法”就“在生理上定型了”。
他说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对外界有完全一样的看法。
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人们对外界的理解都不相同。
然而，他说，人们对外界的看法不仅有可能改变，而且实际上比克服药物依赖性还容易。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训练。
因此我们推荐了上述做法。
这并不是像MBA那样的课程。
但最新的研究似乎表明，缺乏情感成熟和自我了解这一软件单靠纯学术性的培训这一硬件是没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