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诸佛要集经》残卷.docx

浅论《诸佛要集经》残卷

【摘 要】 现今对于《诸佛要集经》的研究多止步于探讨其创作年份与后世意义，对于本身的创作地点和书法性暂时较少有人涉及，本文将对此两点进行补充。笔者偏向于经文的翻译更多的是在洛阳，在完成后再传回西域地区。同时在对比《诸佛要集经》与相近时期的其他写经本后，认为除了受钟繇隶书影响之外，还与索靖章草用笔较为接近，并且经文抄写过程中受到河西走廊一带书风的影响，也使得经文更有尚意之风。
【关键词】 《诸佛要集经》 竺法首 索靖
现存于旅顺博物馆的《诸佛要集经》残卷共有14片，残存53个字，在与日本龙谷大学确证后表明此些残片为1908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吐峪沟古寺院遗址所发掘得到。对于书写的时间，发掘的残卷经尾跋语有写“囗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月支菩萨法护手执”，梁僧祐《新集经论录》也未署明详细译经年月1，而学者们都较为偏向认为在其后的“元康六年三月十八写已”可以推算在前面残破的部分也就是写明竺法护翻译此卷的时间是在“元康二年”（292）。但对于此卷到底是在何处写成暂无定论，以及对其书法方面也少有讨论，因此本文想就此两方面进行浅析。
一.《诸佛要集经》的写经过程
根据《大藏经》所记录，《诸佛要集经》的内容主要是描述佛宣说诸佛要集之法，开化三界众生，2为明显的大乘佛教教义。而西晋时的新疆普遍信仰的还是小乘佛教，所以可以较为肯定的是，这篇经文是翻译后甚至书写之后才传到吐鲁番地区。正如神田喜一郎所说：“虽然此经发现于吐鲁番，但未必能判断原来一定是在发现地写的。”3
现今较多认为此经书写于洛阳或是河西走廊沿线，并以敦煌居多。前者，主要是根据译者竺法护而来，而后者则是根据授受者聂承远以及竺法首而来。《高僧传》中有表明，竺法护曾自西域回到中原，沿路将从西域得到的胡本经文翻译，而根据其他有纪年的经文比如《文殊师利净律经》《文殊师利土严净经》《正法华经》，都清楚的表明竺法护于太康末年在洛阳与长安一带活动。在陈国灿的《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与敦煌高僧竺法护译经考略》4里，陈国灿先生把元康元年（291）所译的《首楞严三昧经》和《如来大哀经》以笔受者相同为由推断此时竺法护在洛阳，笔者对此颇为认可。根据残片的图片，较多学者通过卷尾残缺字的轮廓较大概率的猜测“聂承远”之前是“梵本”二字，当然也有认为是“本，口”二字，虽然笔者对两种准确性均存疑，但紧跟其后的“令此经布流十方，戴佩弓口化速成。”以及“元康六年三月十八写已”可以推断，无论是前面哪种猜测，都表明了竺法护是先授与聂承远，再转授竺法首于元康六年重抄此经并让经书逐渐向吐鲁番地区传播。根据《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的记载，聂承远不仅是参与竺法护译作时间最久的一位，亦是在长安和洛阳最常用的译经助手。《历代三宝纪》亦有载：
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怀帝世永嘉二年，其间在所遇缘便译，经信士聂承远执笔助翻，卷轴最多......故知今之所获，审是护公翻译不疑。故聂承远子道真与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等，前后并是笔受之人，已见别传不复委载。5
正如陈国灿先生所提到的，此后在《圣印法经》又有明确记载竺法护和竺法首在元康四年的时候都在酒泉，如果元康二年在洛阳译经之后由竺法护带着译文来到酒泉，之后再由竺法首书写此卷，这样的逻辑似乎合理。此外，在伊藤伸的《从中国书法史看敦煌汉文文书》6中有提出《诸佛要集经》可能写于太康二年，可惜根据其他的佛经提记无法准确推出护法这一年所在何处，较大的可能是在敦煌。但因太康二年（281）和元康六年相距将近二十年，时间跨度过大，所以较少的学者认同此种观点。由此看来，此佛经在元康初年于洛阳翻译的可能性最大，译成之后于酒泉重新抄写再由僧侣或商人带入吐峪沟古寺。
二.由索靖探求其书法性
对于《诸佛要集经》上的字，根据残片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乌丝栏，表明这是正式的写经，但是字里行间所反映的情趣又让我们觉得并非是单纯的写经僧或是生手所写。相反，甚至有可能是受过专业书法训练的人的作品。残余的字显示其书法应当是介于楷书和八分法之间，整体的布局正在向楷书结构靠拢只是暂未出现行行对齐的形式，而多数的字体也都呈现出从隶书向楷书的转变，学者们多考证此为典型的西晋官方书体“晋书正写”。比如像“不”“可”“一”等横画不再是隶书所特有的逆入，而是直接落笔顺入，最后到末笔轻止或往回收。整个笔画都有从左往右向上倾斜的趋势。但相比之下，捺笔中蕴含的隶意更浓也更平稳，其收笔的重按轻挑也是隶书较大的特点。此外波磔的平稳也是追求隶书平稳整齐效果的一种表现。伊藤伸在其论文中也表示《诸佛要集经》和汉末三国时期吴地的《九真太守谷朗碑》的风格接近，都体现出“郑重地书写的”效果。7本想力图通过对比同时代发掘于新疆或是敦煌的写经，可惜《诸佛要集经》已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写经存本，与其时代较为接近的只有发现于敦煌的西凉建初二年的《十诵比丘戒本》。相较之下，虽然相差仅有一百年，但从《十诵比丘戒本》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拙朴和生涩。同样是从隶书向楷书的一种过渡，《十诵比丘戒本》中“人”“是”等的捺笔也呈现出重按上挑，横笔虽然也有向右上倾斜的趋势但也更接近北凉体的入笔折刀收笔燕尾。更奇怪的是，《十诵比丘戒本》整个写经本的字形结构都十分的松散，有的甚至是夸张粗糙。即使书写者对每一笔的运行都竭力表现慎重对待，但是无疑的，他们的慎重并不能很好的掩饰他们因为技术的欠缺导致整个书卷所呈现的粗略。伊藤伸甚至毫不客气的指出曾经看到真迹时对于其粗糙程度的驚讶。8纵观之后的写经乃至到了写经的鼎盛期，所能见到的更多的是写经逐渐程式化、呆板化，很少再有《诸佛要集经》当中既规整又漂亮的美。
那么是什么特定的因素使《诸佛要集经》如此与众不同。诸多学者认为，汉代审美意识的提高以及在此之上所受到钟繇的陶染均使得晋朝到北魏的写经水平普遍提高。确实，不同于后期敦煌大量的潦草塞责的写经僧和依样涂鸦的学童小和尚，这时期的笔受不仅需要深厚学养还需要擅长书写。崔中慧曾论及聂承远十分重视佛经的译写，甚至教导自己儿子和其余译者书法，对于所在译场的书写文化必有某种程度影响力，9竺法首的书法成就或许正是在此情形下形成。但正如上文所述，对比其后的写经，似乎《诸佛要集经》的书法性是一座巅峰，难道只有聂承远竺法首等同期的笔受有如此高书法性？此外需要注意到的是，若是长期活动于洛阳长安的聂承远作为笔受，定是受到钟繇影响。而《诸佛要集经》落款处有所破损，只能暂时确定聂承远是译者，他是否在元康二年助译的同时先写了一卷乃是未知数，并且由于《诸佛要集经》是现存最早的有纪年的佛经残卷，导致了我们未能观得聂承远的个人书写面目，进而使得我们无从得知竺法首是否根据聂承远的写本所临。那么既然如此，残卷的书法性很可能只是竺法首个人书风的展现，导致我们不能一味的将此卷和钟繇相联系。鉴于竺法首笔受期间多活动于酒泉一带，在此我更倾向于将此经的书法性归于同时期地域相临的书法家的影响，更小范围，我认为是索靖的影响。索靖现存仅有《月仪帖》，虽然传世摹拓本较多，但从中以及其他的著录里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归结出其风格。其章草书，自名为“银钩虿尾”。华人德先生总结写经体的两项特征：一是要用正体，一是要方便快速书写，而隶书草写的章草似乎正满足既要有敬重意味又要能快速誊抄繁复卷帙的要求。索靖出身敦煌，为张芝之离孙（即张芝姐姐之孙），张芝不仅在后人眼中与钟繇齐驱，张氏家族在东汉更是对敦煌一带的书风影响较大，受此家风的索靖得张芝笔法精肉并自成一家，继续辐射敦煌地区的书风，同时索靖本身所崇尚的就是自然、天真烂漫的书学观念，所追求的是趋简约易的审美观，这都影响了《诸佛要集经》中整体崇尚意趣。像《月仪帖》里的“具”和《诸佛要集经》里的“此”，最后的钩挑都是十分饱满，是驻峰吃笔之后钩出，更加的遒劲有力。同时，索靖的撇都会习惯性的先加大出笔的幅度，形成往回钩的形象，这点在《诸佛要集经》的撇以及点中都可以见到，而且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习惯性的书写方式。最后是横笔，前面有提及《诸佛要集经》中所有横笔都是直入的，我认为也可以在索靖这找到源头，索靖的横笔有时入笔有明显的折刀痕迹，相较之下，《诸佛要集经》的也单刀直入却没有索靖那样明显的入笔，但比索靖的收笔更加丰圆。所以纵观整体，《诸佛要集经》受到索靖的章草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前凉时期发掘的《李柏文书》是少有相近时代可以参考书风的文书遗迹。由于并非正式的写经文书，因此更缺少谨慎的态度，在留有隶意的基础上，能做到随着情绪的波动而变化写字节奏，既有自然朴实又有率性随意。从中也能窥探出索靖对整个西域地区的书风作用。
三.结语
因此，从《诸佛要集经》的书写地以及书风中可以发现：正如前人所认为的，挖掘地并不一定是写经地。佛教虽由西向东传入，吐鲁番也是佛教传输的重地，但事实证明，经文的翻译更多的是在长安洛阳或是敦煌完成再传回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开辟，特别是从敦煌到吐鲁番这条中间路线，是最为繁盛的一条，更是加大了期间的佛教文化输送。所以对于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的传播，应该是由东往西的顺序;此外，张芝、索靖或者其他汉人书法家对当时的写经熏染让我们看到，写经在早期阶段并不是一种呆板的样式，《诸佛要集经》的出现让我们知道那时的笔受是受过书法培训的，写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任务，它们本身也应当被认作是一种书法作品。如果是这样，就该打破世人北碑南帖的刻板印象，也能补足早期西域边疆可靠书法作品稀缺的缺憾。在晋朝有《诸佛要集经》和《李柏文书》这样优秀的书法卷子出现那是否有可能说明之后江南地区的书法多少受其影响，西域的许多作品都有流入江南的可能，而书法的流传脉络是否就要有所修正。
注 释
[1] （南朝）梁僧祐撰，，载梁僧祐撰，《出三藏记：十五卷》，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参见《大乘单译经》，第397部，转引自宝印佛经流通处编，《乾隆大藏经》，第42册，传正有限公司，1997年。
[3] （日）神田喜一郎撰，，载西域文化研究会著，《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卷，法藏馆，1958年。
[4] 陳国灿撰，，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00期，第6—13页。
[5]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 （日）伊藤伸撰、赵声良译、李爱民校，，载《敦煌研究》，1995年03期，第171—185页。
[7] 同注6.。
[8] 同注6.
[9] 崔中慧撰， ，载《敦煌研究》 ，2019年04期，第12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