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研究：以风险认知的视角.docx

风险沟通研究以风险认知的视角 李小敏【摘要】当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在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因而，以风险认知为前提和基础的风险沟通，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部分。本文从风险认知的特征的着手，并就关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的提出了几点思考。【关键词】风险；风险认知；风险沟通FO ：A ：1672-8653(2014)08-0061-03一、风险认知及其特征现代社会关于风险认知问题的研究，发轫于对现代风险问题的争论。正是对风险和现代技术可接受性的争论（其中最典型的是公众对核技术的反对），使得风险认知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Starr是最早对风险认知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随后，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Slovic针对人们非理性地看待风险，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结果，确立了风险认知在风险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学者都对风险认知概念进行了界定，但侧重点各有不同。Slovic认为，风险认知指“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及对风险的直觉判断”，强调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Wildavsky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风险认知“超越了个体层面，是反映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该概念突出了社会因素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Cutter则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对某种特定风险的程度判断，并基于对风险的评估进行行为选择的过程，从而揭示了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综观以上各种观点，我们认为，风险认知指公众对客观存在的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所作的主观判断，包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它与专家的风险认知不同。公众的风险认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主观性。风险认知是对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风险认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个体的知识、经验、人格特质等会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风险的概念是一种社会建构，风险认知不能脱离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结构，Douglas和Wildavsky的文化理论指出，人们对风险的知觉与其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价值标准和文化信仰等紧密联系。“因此，关于什么是风险，不同的认知个体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对于某个特定的风险的严重性程度，或者可能性大小等，不同的认知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看法也不一样。第二，非逻辑思维性。2002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DanielKahneman和Amos Tversky深入地研究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的决策行为，经研究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往往并不进行逻辑思维，而是运用启发式来简化认知任务中的概率评估并作出判断，尽管这种判断策略便捷快速，但往往导致很大的误差。DanieIKahnemen和Amos Tversky把依据直觉的启发式分为易得性启发式、代表性启发式和锚定一调整启发式三种。易得性启发式是指人们会根据事件在大脑中被唤起的难易程度来估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使人们误认为容易回忆起来的事件常常发生。该启发式与媒体报道有密切联系，对大多数环境风险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源并不是个人的直接经验，而是从大众媒体上获得的间接经验，而媒体报道的总是注重引入注意的、具有轰动性效应的死因。代表性启发式指人们使用“小树法则”来反应总体的性质。小数法则是针对统计学中众所周知的大数法则而言的，指的是人们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对总体都有同样的代表性，进而人们会使用小样本代替大样本来反映总体的性质。例如人们通常会错误地认为，抛硬币10次出现5次正面和5次反面，与抛硬币1000次出现500次正面和500次反面，具有同样的代表性。人们运用代表性启发式进行判断时，常常导致以偏概全、以小见大。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人们对科技和环境风险的担忧急剧飙升。锚定一调整启发式是指，人们往往以一个较容易获得的信息作为估计的基准点（锚定值）对目标价值的判断以基准点为中心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往往是不充分的，从而导致判断误差。第三，差异性。由于对风险的定义不同以及所具备的相关知识结构的不同，公众的风险认知与专家存在差异。研究和经验均证明，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知上很少能够意见一致，公众的风险认知往往与实际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专家和公众的风险认知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区别见下表。研究风险认知，其作用在于，有助于准确理解和解释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促进公众、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风险信息交流，使风险沟通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展开。风险认知是风险沟通的基础和前提。二、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风险沟通”一词由美国环保署首任署长W Ruckelshaus首次提出。之后学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89年，美国风险认知与沟通委员会等机构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这一定义指出，风险沟通是双向的，而非从政府、专家到公众的单向信息传递，从而强调了公众在风险沟通中与政府平等的主体地位，该定义也进一步指出所沟通的信息应涉及诸多层面，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现代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严峻风险，对此，德国社会学家Beck指出，“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贝克由此宣称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直面风险社会，贝克进一步指出，“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而风险沟通及相关制度安排，毫无疑问是人们用以对抗风险的“制度化的措施”之一，并且，时至今日，风险沟通已经成为风险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国目前正经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我国社会利益不断多元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重大公共决策时不够注重甚至忽视了与该项决策利益相关的公众的风险认知，不够重视与公众的风险沟通，这日益成为许多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根源，以PX项目邻避事件为例。PX就是对二甲苯，这一对人类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化工原料来自石油，周边民众出于对炼制厂污染环境、损害健康等的担心，进而集体抵制炼制厂的修建。从2007年的厦门开始，到大连，到什邡、到启东，再到2014年的广东茂名，PX项目一次又一次在公众抗议声中停摆，目前我国国内投资和新建的PX项目面临无处落地的尴尬处境。“这起连日来轰动全国的重化工立项争议以公众已经很熟悉的方式得到解决，那就是当地民众上街激烈抗议，官方被迫彻底让步”，这是环球时报对2012年宁波PX项目事件的评论。具有相同过程逻辑的同类事件，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反复出现，有学者概括出，“立项抗议停止”模式成为了中国目前比较稳定的、并且相当无奈的邻避事件解决模式。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不开工建设大型公共工程是不可能的，并且在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几乎都有PX之类的化工项目，这足以说明今天的技术已完全可以让它们同城市居民在一定距离上比邻，这也能够说明我国政府与民众对PX项目风险的认知不一、沟通不够。我们必须找到我国“立项抗议停止”模式的破解之道，因为正如环球时报所评论：“这种模式不会有赢者，更像是整个中国都是输家。”越来越多的实际案例不断提醒我们，在风险管理实践中，风险管理者必须重视公众风险认知并基于风险认知开展风险沟通。风险管理者通过评估公众风险认知，准确地理解和解释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促进公众、专家和风险管理者之间的风险信息交流，能够从源头上治理风险，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三、关于进行风险沟通的几点思考著名的社会学家Douglas拉斯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Douglas是建构论风险观的代表人物，此种观点认为风险本质上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进一步突出了风险认知的主观性。不难看出，建构论的风险观实际上对风险管理实践中风险管理者忽视风险沟通、仅仅依据专家所评估的实际风险进行风险管理的做法形成了一种批评。那么，风险管理者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呢？第一，正确认识和看待公众的风险认知。目前对公众风险认知存在以下片面的认识：首选，公众风险认知是噪声或者偏差。公众缺乏精准评估风险的知识，因此其风险判断受制于认知偏差，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如果以此来指导政府的工作，那只是为系统带来了噪音。根据这种观点，那么政府要做的便是完全屏蔽噪音。但必须指出的是，风险管理是负责的决策过程，涉及知识、事实和价值，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偏差是风险认知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政府必须尊重这个事实，必须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同时，作为个有人文关怀的政府，也必须尊重民众的主观感受，充分了解民众恐惧的来源并帮助民众战胜恐惧。其次，允许公众风险认知影响政策的制定似乎是一个错误。其实，正视公众的风险认知，这样做不仅具有伦理和道德基础，而且公众风险认知还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有助于以后的风险分析，还可以为指定政策提供风险可忍受性的指导标准。第二，注重风险沟通策略。风险信息的不完整、复杂以及易混淆会导致沟通各方理解困难，进而导致冲突加剧，因此，政府应当将风险沟通纳入日常工作之中，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配置体系，培养和提高风险沟通专业人才的媒介素养能力。面对风险的发生，政府应特别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对沟通做出计划，明确沟通目的，对受众区别对待计划宣传的内容，选择有效的媒体，保证目标受众的都能顾得到足够的信息；其次，保持双向的交流，双向沟通的关键是给公众充分的发言机会，因此需要精心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再次，沟通前要充分预料到可能引起的公众的愤怒，了解其中的愤怒因素并采取措施缓解工公众的愤怒；最后，向公众介绍风险，了解公众对于风险想知道的是什么，要承认风险的存在、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尽早的给予公众相关的信息。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提高将有助于公众平等话语权的实现，进而促进风险信息或知识的传递，促进公众参与风险沟通与风险决策，最终促进健全的社会民主的形成。政府不仅应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和能力，还应当注重对媒体的引导，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因此，政府有必要开展民众风险理性的培育工作。 第三，提升社会信任。当代社会，有效的风险沟通是解决风险冲突的关键，但是，如果公众对信息的发布方政府或者专家缺乏信任，那么久很难将专家的意见准确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很难对公众产生预期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信任是“降低个体对风险情境中可能的负性结果认识的关键因素”，因而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社会交往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因此，风险信息的传达方是否能够获得信息接受方的信任，是最终缩小双方风险认知差异、预防风险事件的关键。虽然学者们都强调风险沟通应该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但事实上对于公共风险事件，沟通双方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等同的，公众一方总是处在接受信息、询问信息的位置。在具体沟通策略上，如果政府总是运用DAD (decide、announce、defend)模式，即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进行信息的传递及沟通，这在风险沟通中将很难建立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实现从传统的DAD风险沟通模式向“以人为本”的风险沟通转变，必须在风险决策中增加公众的参与，建立公民参与机制。公民参与机制的建立，可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转变观念。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实现从“统治者”、“控制者”到“社会服务者”和“社会参与人”角色转变。同时，公众也必须提升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和大局意识，必须意识到粗暴的抗争并非化解风险的最佳手段。其次，信息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信息公开，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前提，信息公开的程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为其提供足够的信息，是促使和保证公民参与的先决条件。最后，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公民民主权利在法律上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利在事实上的实现，只有在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才有行使权利的可能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公民的参与权虽有相应规定，但是由于有些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操作程序上还缺乏参与的具体实施办法（包括参与的程序、方法、途径、参与权受到侵犯后的补救方法等等），有些地方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得不到支持。因此，要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公民民主决策的权利。（责任编辑：先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