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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 实事求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恢复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是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两人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很多相同点：基本要求一致、形成的历史背景相同。此外，两者又具有不同点：“实事”的侧重点不同、“求”的方法有所区别、“是”的内容不一样。
[关键词］ 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相同点；不同点
D64：A：1672-8653（2014）06-0041-03
一、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溯源
毛泽东、邓小平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都特别注重对马列主义本质的领悟和运用，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之予以发展和创新，但就其产生的根源来看，无疑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顺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发动，实事求是路线遭到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一）马克思列宁首先提出实事求是的路线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体系时，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指导原则。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要求德国革命者：“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1]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列宁进一步指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
（二）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灵宝玉。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后来他又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词语，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4]1941年5月，毛泽东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
（三）邓小平恢复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顺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这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全面、完整、准确地恢复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原则，而且还在诸多方面对这一思想理论及其原则进行了重大发挥与发展。
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两大理论成果的本旨和核心。但是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具有很多异同之处。
二、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相同点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是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两者具有很多的相同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基本要求一致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一贯倡导一切从事实出发，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点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6]在这里，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并能解决实际中产生的问题，通过实际的证明，进一步发展理论。邓小平也是一贯倡导从实际出发的，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
（二）形成的历史背景相同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是在对国际共运和党内盛行的“两化”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形成的。“两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中期，盛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发生了许多错误的指导。如片面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敌人统治的危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俄国模式、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等，几乎使党和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公开提出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8]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首先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则是在同对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错误的抵制和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逝世后，党内一些人对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两个凡是”的错误使我们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成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978年12月1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即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9]。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实事求是思想都是在党内盛行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可见，实事求是的主要危险来源于教条主义，只有持续不懈的反对教条主义，才能使实事求是思想永葆青春。
三、毛泽东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不同点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也就不一样，作为统帅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实事求是思想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一）“实事”的侧重点不同
“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毛泽东认为，实事、实际含义是一致的，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毛泽东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认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和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10]可见，毛泽东的“实事”主要强调的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只有从这种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系列问题。邓小平复出后，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邓小平把毛泽东的革命“实事”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事”上来，把对旧中国国情的认识转移到对新中国国情的认识上来，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探索后，科学地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有一个初级阶段，这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根据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可见，邓小平的“实事”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只有从这个实际出发，才能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求”的方法有所区别
毛泽东认为：“‘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怎样研究呢？毛泽东向全党建议，要“系统地研究周围环境”，“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的工作”，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再作综合研究；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可见，毛泽东“求是”的方法主要是调查研究。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重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著作。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互，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11]1941年，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内在一致性。认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
邓小平始终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提并论，认为解放思想是“求是”的主要方法，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政治问题摆在首位，认为：“实事实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可见，毛泽东着重从实际行动方面来达到“求是”的目的，邓小平则强调从思想观念的更新上求得主客观一致。从本质上讲，两者也是相通的，因为调查研究需要解放思想；同样，解放思想才能更好的调查研究。
（三）“是”的内容不一样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寻求的“是”，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这个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些内容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的理论。除了基本理论外，还有活的灵魂，这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理论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2]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所追寻的“是”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正是在这种“是”的指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并进一步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等。
邓小平所探求的“是”与毛泽东有较大区别，主要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概括为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论；初级阶段论；战略步骤论；根本任务论；发展动力论；外部条件论；政治保证论；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论；“一国两制”论。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9-682.
[2]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0.
[3] [1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7-55.
[4] [9]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523.662.
[5]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807.
[7]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N].光明日报,1998-11-24.
[8]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
（责任编辑：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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