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央苏区乡苏政权研究综述.docx

新世纪以来中央苏区“乡苏”政权研究综述

孙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苏区的研究不断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新世纪以来，随着苏区振兴国家战略的出台以及青年研究者的加入，苏区研究更加注重其内在的本身发展，主要围绕苏区政权建设以及基层政权的研究展开。本文简要追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苏区“乡苏”政权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新世纪“乡苏”政权研究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苏区“乡苏”政权的研究状况
苏区时期，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尝试和预演期。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苏区面临艰巨的社会治理任务。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导下，苏区迅速开展了“苏维埃”样式的伟大实践。1931年11月通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将地方苏维埃的行政架构，统一规范为省、县、区、乡四级，乡苏维埃是由全乡的选民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而选举出来的全乡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1]p84-85。“乡苏”，处于苏维埃架构最末端，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也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乡苏”的政权运作以及形成的“苏维埃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的许多做法对当代中国基层政府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又因其存在着“历史遗传性”和“路径依赖性”历史特质，因而对“乡苏”政权相关领域展开研究既有史学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此前，学界对中央苏区相关领域的研究已颇有建树。通过对《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史学月刊》等历史学类顶级刊物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新世纪之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历史研究》刊有2篇，《近代史研究》刊有5篇，《史林》刊有1篇，《史学月刊》刊有9篇，但大多是苏区宏观研究，少有对苏区基层政权问题研究。1981年韩荣璋、肖裕声、杜魏华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始末》是《历史研究》中第一篇关于苏区的研究成果，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深入解读，并补充了新的史料。有关苏区政权建设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蒋伯英、郭若平的《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以及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二者都对苏区政权建设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乡苏”基层政权的建设也有所涉猎。遗憾的是，学界对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都较为粗略，并未作深度剖析。
二、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央苏区“乡苏”政权研究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21世纪之前对苏区政权，特别是“乡苏”政权的研究呈现的是“大写意”的特点，而进入21世纪之后，广大学者则向“工笔画”的方向迈进。对苏区政权的研究既有宏观的解读，也有微观的分析;既有对政权运作的梳理，也有运用多元视角、综合方法进行的研究。各类研究成果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呈现可喜态势。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史学月刊》四种历史学期刊为例，21世纪以来有关苏区研究的成果，《历史研究》中有1篇①，《近代史研究》中有8篇②，《史林》中有3篇③，《史学月刊》中有4篇④。随着科研成果的不断丰富，关于苏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5年，《苏区研究》杂志设立，用以刊登苏区研究领域的各类成果。一些高校也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中心，例如江西师范大学的苏区振兴研究院、赣南师范大学的中央苏区研究中心、龙岩学院的中央苏区研究院，成为苏区历史研究新的平台。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并相继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国家政策和青年学者的带动下，众多历史研究者开始将视角向基层转变，关于苏区的研究进入了新时代发展阶段。
目前，国外关于苏区政权，特别是“乡苏”政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根据外国记者回忆所著。代表著作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竹内实的《毛泽东集》等。这些著作以研究毛泽东为主线，结合中央苏区所处历史环境而著。而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以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为主线，将基层政权置于苏区整体的政权框架之中，论述了当时的苏区政府是如何治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的研究成果，单独分析“乡苏”政权的论著较少。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宏观解读。宏观来看，史学界绝大多数对于“乡苏”的研究是置于基层政权框架下的，而基层政权又包括县级苏维埃、市级苏维埃以及“乡苏”。例如：王旭宽所著《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一书，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架构及特点做了详细论述;单孝虹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对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一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对苏区基层民主政权的协商民主进行了早期探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例如李霞的《试论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李正华的《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余文霞的《论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及对当今基层社会管理的启示》，这些研究都从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强调苏区基层政权建设对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未将“乡苏”置于基层政权的整体框架之中做专题性研究。
2.微观分析。微观来看，史学界对苏区政权研究具体落到中央苏区政权的根基即“乡苏”上。但其专门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最具权威性的当属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基层调查，例如在苏区时期所著《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以个案为例，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的“乡苏”进行调查，并且写出了长达1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这对中央苏区“乡苏”政权发展有着纲领性指导意义。此后的成果更多的是围绕这两项调查报告的研究。杨尚奎的《回顾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长冈乡调查〉》，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长冈乡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运行模式及其优点。石仲泉的《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徐浩然的《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1933年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思想蕴含》，蒋伯英的《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述论》，以及钟健英等人的文章，都是从民主民生以及群众观的角度探究“乡苏”基层政权。潘国红的《毛泽东“两乡调查”对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的现实启示》，从历史观照现实，总结基层苏维埃民主建设和政权建设经验，对于当前破解乡镇人大工作难题，提高履职质量和水平，推动乡镇人大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和优越性的充分显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之后的成果更加注重对“乡苏”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新史料的发掘。例如何友良所著《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论证了苏区社团组织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一种途径，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又如张侃、李小平的《1929—1930年闽西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以“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为中心的分析》，在搜集整理新史料的基础上，对某一地区遗存的“乡苏”公文进行解读，论证了“乡苏”是一个政府與民众紧密结合的组织形式，对“乡苏”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从微观分析的整体来看，其研究局限性较大，更多的是针对“乡苏”内组织结构的分析，对于史料的挖掘和多角度的细化分析仍有提高空间。
3.多元视角。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呈现出了丰富、多元化特点，逐渐融合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学科之间的融合使历史研究更具创新性，易于产生新的观点和思路。在这种背景下，史学界对“乡苏”政权的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视角的分析。一些学者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对苏区问题进行研究解读。王耀鸿的《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研究》，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对苏区的治理进行解读和剖析，最后得出苏区社会治理的几个特点，即革命性、阶级性、曲折性、开拓性和嵌入性。龚子方、张玉龙的《社会治理视域下苏区时期社团组织功能的发挥》一文，强调苏区社团的治理功能对苏区社会的作用发挥。韩伟、邹宾燕的《党的媒体在苏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析》，重点分析了党的传媒对社会治理所发挥的作用和其带来的社会影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不止运用报刊媒体宣传革命理论、发布政策法令，更传播现代文明与科学知识，启发民众改造旧的社会、改变陋俗旧习，发挥着社会建设及治理的积极作用，推动了苏区社会进步。许应祥的《赣南原中央苏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研究——以瑞金市为例》，将研究视角深入到苏区县域的社会治理功能上，从政府职能转变，多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出发，提出了培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是提升赣南原中央苏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其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此外，张玉龙、何友良的《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讨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社会改造与社会重建、精神文明建设与民众物质生活等问题。鲁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社会问题的治理及其历史经验研究》，从中央苏区社会问题治理入手来总结历史经验。可见，社会治理的视角也是分析苏区政权又一新的方式。
4.政权运作。苏区政权运作是区别于政权建设的又一概念。前面提及的文章和专著大多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政权建设的主体是国家，对苏区政权建设而言，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其制度框架。而政权运作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战时的苏区依靠群众力量使国家的整体框架得以有效运作，而“乡苏”作为整体架构的最末端，将自己的执政根须深深扎入红色土壤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乡苏”政权运作进行研究，对当今社会基层政权如何动员民众进行有效的政府运作不无参考价值。近年来，有关苏区政权运作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比较集中的政权运作研究大都以当代社会为视角。较有代表性的有马艳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及何志明、李万斌的《川陕苏区史研究三题》。前者从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对基层政权进行了制度化分析，对其政权运作也稍有提及;后者则在空间上转移至川陕苏区，对川陕苏区的基层建设与运行也进行了理论研究和讨论。台湾大学王天骏的《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国家建构经验（1927—1934）》则区别于大陆学者的分析，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论角度，在文中第二章对群众组织的运作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而方旭红的《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则以国民党的视角对县级政权的运作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国民党的县级行政运作是“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的结论。
从“乡苏”政权运作的角度来看，其研究成果比较薄弱和单一，对“乡苏”政权的运作少有提及，但以当代乡镇为角度分析政权运作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硕的。我国早期的乡村基层运作所形成的特征和模式是有其“历史遗传性”和“路径依赖性”特质的，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运作是产生一定影响的，故而对当代社会乡镇政权运作进行解读，是可以从中找到历史遗传“基因”的。例如，一批学者对当今乡镇运作的模式特征进行了总结。申恒盛的《“分配型政权”：惠农政策背景下基层政权的运作特点》从政策角度出发，说明其延续了传统社会的行为模式，分析得出“分配型政权”的乡村政权特质;付伟、焦长权的《“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一文以税费改革之后为基调，说明乡村政府的模式转变;赵晓峰、张红的《从“嵌入式控制”到“脱嵌化治理”——迈向“服务型政府”的乡镇政权运作逻辑》，以取消农业税费为出发点，探究乡村政府的职能转变;欧阳静的《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聚焦某一乡镇，对乡镇的科层化和压力型体制展开分析。从几位学者的学术成果来看，确实有与“乡苏”政权运作类似的话题和形成机制，而对“乡苏”政权的运作展开研究，分析其“历史遗传性”的动力，以及对当代乡镇行政运作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三、面向未来：新时代下“乡苏”政权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在前辈有关“乡苏”政权研究的基础上，21世纪以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强有力的根基和快速的成长使得学术界对于苏区政权运作的研究颇丰，成果显著。但是，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来看，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有关“乡苏”政权的相关问题缺乏专题性研究，以往研究大多是把“乡苏”置于中央苏区整体的政权体系之中讨论其机构设置和体制建设，并未进行专题性的深入解读。第二，在现阶段“乡苏”研究的成果中，没有注意到政权运行机制和运作特点的总结与归纳，而突出其运作机制和运行特点，更易于研究者归纳总结“乡苏”政权的经验教训以及现实启示。第三，现有“乡苏”研究的成果大多以历史学的单一方法进行概念性解读和认知，虽有一部分学者从社会问题和国家治理的层面进行分析，但研究成果依旧偏少，缺乏切入视角的创新性。
新世纪、新挑战，对于“乡苏”政权的研究也要有新的视角和研究成果，以满足时代发展和人民福祉要求。笔者认为，今后这一领域可以从“乡苏”政权本体出发，由多元化视角切入，对“乡苏”政权运作进行深入挖掘。从现有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出发，加大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力度，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发现新资源，寻求新路径，从某些区域的现实问题着手，从苏区乃至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总结基层政权运作、治理模式和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乡苏”政权运作的机制及其优缺点，深入分析其“历史遗传性”和“路径依赖性”的历史特质。新时代，历史研究领域力求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希望对乡村文化的复兴与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黄道炫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②分别是张永的《红军與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和《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王才有的《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何友良的《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和《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游海华的《苏区革命后赣闽边区地方公产处置研究》，谢维的《回到革命史的实践现场——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③分别是谢维的《成败之道何处寻——读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蒋渊的《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任伟的《苏区时期红军与地方关系探微》。
④分别是黄道炫的《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黄正林的《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路子靖的《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蒋建农、蒋沫沫的《苏区肃反扩大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编号：YC2018-S139）。
[作者简介]孙 浩（1993—），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