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预防对策研究.docx

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预防对策研究

郭子贤
［摘要］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政治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力度，增强党的号召力，消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群众基础；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杜绝产生反对党，清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组织基础；强化党对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消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武装基础。文化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消除西方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思潮蔓延的空间；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对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免疫力。经济上，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完善经济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关键词］颜色革命；街头政治；预防对策
D691.6 ：A ：1672-8653（2012）02-0038-05
“颜色革命”是指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困难，制造政治危机，发动社会抗议、街头抗争、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它常常以某种颜色为标帜。[1]街头政治，就是“到大街上去从事政治活动。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内的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一定的目的，发动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或围困、冲击政权机关的活动。它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2]街头政治是颜色革命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二者实质上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他国内政的通道与进行“选举干预”的重要手段。[3]
一、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绝大多数国人对党和国家都充满了爱戴、感激之情，特别是“5·12”汶川地震的发生和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到了极点，在同胞遇到灾难和祖国荣誉受到挑衅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勇敢站起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但是，今日的中国仍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化、西化、亡我之心从没有消失过。号称“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美国人吉恩·夏普就一直把中国作为其“攻击名单”的主要对象。其追随者———颜色革命的“急先锋”罗伯特·赫尔维，多次专程前往香港，收集情报，培训人员，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颜色革命。[4]另一方面，由于贫富分化日益显著（基尼系数已达0.49[5]），贪污腐化现象日益恶劣，社会矛盾日益加大，人们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乘机拨弄是非，在民众之间和网络上散布谣言，大肆宣扬“人权”、“民主”、“反腐败”、“改变社会制度”、“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甚至还有对共产党的辱骂、推翻政府的声音。这些西方推行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手段，在我国也逐渐开始显现。
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才会有西藏的“3·14”和新疆的“7·5”、“7·18”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从去年末至今在北非中东诸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和社会动乱后，西方敌对势力再一次将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矛头对准中国，竭力想将其引入中国。如何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在我国发生，如何避免这些事件恶化成街头政治、颜色革命，是值得深思与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综合策略
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都是一系列原因综合影响所致。因此，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发生，也应采取包括政治、文化、经济、法律等多位一体的综合策略。
（一）政治策略
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实质是一种政治革命，是一个党派或利益集团推翻执政党或统治集团的一种斗争方式。因此，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首要策略，就是在政治上采取措施，让其失去萌发的土壤。
1、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力度，增强党的号召力，消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群众基础
不管是早些年在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还是目前正在阿拉伯国家上演的街头政治，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执政党失去民心、缺乏号召力，国家政权已无法取信民众，更无法引导、管理民众。其根源，就在于执政党和当权者的腐败，即腐败现象是“颇色革命”的深层内因。[6] 因此，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发生，最首要的策略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力度，增强党的号召力。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尽管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事关党和国家安危的高度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卷进腐败的人员还是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各种腐败“记录”不断被刷新，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首先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上，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改进党的建设；其次，必须提高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的素质和能力，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党性强、作风正、有本事、群众拥护，在各方面能担当表率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再次，就要在加强党组织的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总书记七一讲话所提倡的“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
权力是腐败的温床，是导致腐败的原因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加强反腐力度也同样重要。首先，必须建立健全权力的制约体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民主推荐和差额选举制度，破除“买官卖官”的制度根源；简化审批制度，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消除“一支笔”腐败根源。其次，必须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体系，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约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应大力推进阳光决策和阳光行政，允许和鼓励各种媒体的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报道，尽早实行官员财产和个人家庭情况公示制度。
如果执政党为人们所拥戴，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就没有了“革命”的对象；如果政府、官员为民众所信任，有号召力，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就失去了群众基础。
2、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杜绝产生反对党，清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组织基础
任何一次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发生，都是由一个强大到足以与执政党抗衡的反对党在进行煽动、组织的结果。不管是正处在动乱中的中东北非国家，还是早些年发生过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中亚各国，都存在反对党。一些专门与执政党叫板的党派在得到了国外势力的扶助与支持后，最终形成气候。在有力量能与执政党抗衡后，便等待或制造时机，发动街头政治运动，进行颜色革命。如果没有一个反对党的组织，闹事群体不仅群龙无首，更重要的是不会有推翻当权政府的政治目的。因此，即便是规模巨大的群体闹事，没有反对党的组织，没有政治目的，其性质仍然只是群体事件。由此可见，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发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组织措施，就是杜绝反对党的产生和存在。
在我国，一些国内“精英”附和国外敌对势力，大势鼓吹多党制，宣扬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制衡作用，认为只有实行多党制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些鼓吹和呐喊，都是想为发动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进行组织准备。为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多党制，坚定不移地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杜绝产生反对党，绝不允许发动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组织有任何诞生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3、强化党对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消除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武装基础
纵观世界各地发生的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得到的结论就是：谁得到了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的支持，谁就能获得斗争的胜利。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遭受国内反对派和北约军队的联合攻击的情况下，仍然抗衡了半年时间。而在埃及，在位30 年的政治、军事强人穆巴拉克，在失去军队的支持后，不仅很快下台，而且即将受到法律审判和严惩，性命难保。在泰国，当黄衫军与红衫军斗得难分胜负时，2006 年9 月19 日晚，颂提领导的泰国军方联合警方发动政变，解散了他信领导的内阁，将他信赶下了台。随后两次选举所产生的总理，由于都是他信的追随者，在得到军队默许、支持的情况下，黄衫军通过街头政治运动，轻而易举地将沙玛总理与颂猜总理赶下了台。相反，当红衫军发动街头政治运动来反对得到军方支持的阿披实总理时，最终却遭到了军队的残酷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同样，在格鲁吉亚，因为保卫议会大楼的军警倒戈，萨卡什维利才能手举玫瑰花、带领示威者冲进议会进行“革命”。当谢氏签署了“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后，格内务部特种部队就有50 名官兵倒向反对派，200 多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随后也加入到反对派阵营中，最终导致谢氏交出了政权。在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库奇马总统曾考虑部署军队对付聚集在基辅市中心的抗议者，终因乌国防部长的反对而作罢，还有不少军警暗中还倒向了尤先科。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骚乱中，一些军警官兵一开始就倒戈，转向反对派一边，结果导致总统府和政府大厦被攻占，阿氏本人也只好落荒而逃。
由此可见，军队和警察的倾向是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成败的关键。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各种途径、抓住各种机会，鼓吹、兜售“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攻击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妄图使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做好武装基础，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为此，必须用党的理论统一思想、凝聚意志，加强党对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的绝对领导，培育武装力量“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坚持时刻都能听从党命令、服从党的指挥。当暴发街头政治运动时，做到“拉得出、控得了、镇得住”，给各种敌对政治势力毁灭性打击，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文化策略
胡锦涛同志曾说过：“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7]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梦想通过文化渗透，改变国人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信仰来发动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实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教育，是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重要策略。
1、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消除西方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思潮蔓延的空间
从20 世纪50 年代，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以来，西方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其主要手段就是文化渗透，积极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潮；国内的“民主”人士也符合着强调文化要“淡化意识形态”，图谋肢解国人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传统和信仰所构成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现象，除了社会转型的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文化渗透所致。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言，文化的力量虽然“没有导弹驱逐舰那样气势汹汹”，却能够“改变人思想感情的归属”，从而为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提供思想基础，甚至实现“和平演变”。可见，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传统文化，就等于失去灵魂，失去赖以凝聚的精神力量。
为此，温总理在2010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因此，我们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键，也是抵制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最强有力的武器。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头脑中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相对立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即人们的头脑中只能存在一种协调一致的思想观念体系。加强对国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育国人的孝道、诚信、和谐、爱国等为核心的思想价值观体系，将成为抵御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思想武器，西方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思潮观念也就难以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开花。就正如《论语》中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着，未之有也。”
一个民族，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家园，才能永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人，形成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就不会成为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帮凶。
2、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对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免疫力
青年，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也是每一场革命的中坚力量。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的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人身上，希望通过对一代代青年学生的进行文化渗透，彻底改变年轻人的文化意识与思想信仰，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把守好青年学生这一阵地，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就没有可用的力量。
对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应突出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学生认清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目的，看清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恶果。
西方国家打着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为民主”、“为自由”、“为民生”等光面堂皇的旗帜，实质却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自身利益。从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选择的对象来看，并非是以“独裁”、“残暴”、“腐败”为标准，而是根据当权者是否亲美、是否属西方势力集团为唯一标准，来选择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对象。即只要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亲美、属西方势力阵容，哪怕这个国家就是世界上最“独裁”、“残暴”、“腐败”的国家，如目前的一些中东国家，不仅不会成为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对象，反而这些国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会立即给予支持和袒护。由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愿意把本国的财富白白让给外国，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掠夺他国的财富，依靠民主政府是不可能办到，唯一的方法就是推翻民主政府，支持和扶植独裁政府。从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过程来看，西方国家也从来不考虑当地人们的生活安危。西方国家为了推翻卡扎菲政权，发动战争与空中轰炸，已持续半年，给利比亚人们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已远远超过了卡扎菲“独裁”统治所产生的后果。三是从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成功后所带来的结果看，几乎都是恶果。不管是早些年发生过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中亚国家，还是近来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成功的中东北非国家，其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国家安全不容乐观，经济发展严重受挫。[8]
第二，教育学生认清中国发展道路，理清自己所应担负的历史重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由其历史发展所决定。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国民党在大陆20 多年的资本主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历史以其血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中国可以走什么道路、选择何种社会制度？正当中国的政党、政治精英、社会贤达无不为此苦苦探索、深感困惑的时期。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共同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权，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近年来，一些人否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试图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这是无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妄想。
作为青年学生，只有对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从内心接受和认同，才能自觉地抵制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才能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重任。
（三）经济策略
中亚与中东北非各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其直接原因或是由于贫富分化巨大，人们产生强烈不满；或是由于人们生活极其艰辛，生存状况极其恶劣，甚至难以维系生命，最终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可以说，经济因素是导致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爆发的直接原因。因此，预防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发生的最基础、最有效的策略就是经济策略。
1、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因素、文化观念等原因，导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自明清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就存在较大差距，东部的经济远胜过西部地区。在我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由于东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非均衡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方面的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率先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体系，而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远远滞后，致使东中西区域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宏观政策方面的原因，确定选择东部的几个地点作为改革特区，成功地带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先富裕起来”的榜样，更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我国西部地区面积68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左右；人口3.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8%左右，GDP 占全国GDP 的15%左右。全国原有的592个贫困县，西部地区占61.8%。[9]从人均GDP 看，2000 年，西部和东部的人均GDP 相差7000 元；到2010 年，这一差距拉大到了21000 元。[10]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地域分布看，少数民族大多聚集在落后的西部边远地区，东西区域、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扩大，极易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煽动群众闹事，引发街头暴力事件，不仅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也势必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
由此可见，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加速仍然处在贫困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让他们同样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给他们所带来的实惠，消除他们对国家的不满、甚至敌视心理，避免西藏“3·14”、新疆“7·5”“7 ·18”事件的再次发生，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是，在政策层面，国家应给予西部地区更多支持和优惠，鼓励西部地区大力发展经济；二是在财政层面，中央应增大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三是在教育人才层面，应大力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四是加强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步伐。
2、完善经济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国民贫富悬殊是不争的事实，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11]这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国民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正义、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原则，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导致了群众的相对贫穷感、相对被剥削感日益严重，破坏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阶层对立，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极不利于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2]因此，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是维护社会长久稳定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速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减少因失业而产生的贫困。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扶持低收入家庭，缩小贫富差距。第三，要要规范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财富二次分配制度。第四，打破行业垄断，严防官员腐败，减少不合理、不合法的高收入。
总之，生存是人们的第一需求，当人们的生活陷于困境，改变社会现状就很容易成为其首选的方式。因此，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也是预防发生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最有效的策略。
［参考文献］
[1][3] 祝念峰，王群瑛.专家学者研讨“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街头政治”及美国分化、西化我国战略[J].高校理论战线,2005（6）：62-64．
[2] 南菁.浅议街头政治[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7)：42-49．
[4] 王晋燕“. 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幕后推手[J] .环球人物,2008(2下).
[5]东方网———文汇报.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警戒线[OL].
[6] 何志龙，赵兴刚.中亚“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45-48．
[7] 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DB∕OL]. 11- 6.
[8] 杨玲.美式民主掀起的“颜色革命与街头政治”及其警示[J].求索2009(5)：56-58．
[9] 刘立民.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J].理论建设,2011(2)：111-112．
[10]俞岚.中国西部加速发展但与东部绝对差距仍在扩大[EB/OL].
[11] 陈宗胜，周云波. 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01(4):14-23.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4．
（责任编辑：盛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