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pdf

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刘俊荣1摘要：技术、资本、权力并非具有天然的联系，但借助市场无形之手，三者成为相互关联并催化助生的存在。在医疗领域，由于人的生存欲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呈现出更加明显和强烈的多样化趋势，致使价值增殖成为技术资本的目标指向，医疗活动被技术权力所控制，人的生命和身体被技术资本所侵蚀。节制人的技术欲望、固守技术的伦理底线、秉承技术共享的价值理念，是消解医疗技术资本权力扩张的理性选择。关键词：医疗技术，资本，权力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72(2024)06-0001-06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6.01Capitaliza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Its Power Expansion and RegulationLIU Junrong11.School of Marxism,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1436,ChinaAbstract：Technology,capital,andpowerarenotnaturallyconnected,butthroughtheinvisiblehandofthemarket,thethreebecomeinterconnectedandcatalyzedexistence.Inthemedicalfield,drivenbypeoplesdesireforsurvivalandeconomicinterests,thecapitalizationofmedicaltechnologyanditspowerexpansionshowamoreobviousandstrongdiversificationtrend,resulting in value multiplication becoming the goal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medical activities being controlled bytechnologicalpower,andhumanlifeandbodybeingerodedbytechnologicalcapital.Therationalchoicetodissolvethepowerexpans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capital is to control peoples technological desire,adhere to the ethical bottom line oftechnologyandupholdthevalueconceptoftechnologysharing.Key Words：medicaltechnology,capital,power1医疗技术的资本化1.1技术资本化的历史逻辑技术与资本并非具有天然的联系，最初的技术只是人们解决衣食住行、炫耀娱乐的手段，是为基本的生存、生活服务的，尚不具有也未表现出价值增殖的功能。如中国古代的纺花车、织布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及造纸术等，在封建社会生产条件下利用这些技术制造的产品并不以交换为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家庭、团体的自给自足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完善的市场之后，以这些技术生产的产品被用来交换并成为商品之时，人们才看到了技术的价值增殖功能。技术也只有在被资本拥有者所掌控并当作价值增殖的手段时才成为资本。资本与财富、存放在家里的货币不同，资本是通过市场进入生产领域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货币或财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价值增殖，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而其增殖功能是在生产关系中实现的，也只能在生产关系中实现。正如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也就是说，资本在本质上说不是物，而是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技术资本作为技术资本化的产物，只不过是资本与技术在生产关系中结合的结果，体现了技术在生产关系中的价值增殖功能。因此，技术作为智力、科学知识的物化成果，虽然来源于人们生存生活的社会需要，但其原初并不是资本，技术成为资本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21.2医疗活动的技术性特质医学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技术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医学源于动物本能的救护行为，而这种救护行为本身就具有技术性成份，如动物对伤口本能的舔舐，不仅有助于清洁和保护受伤的部位、减轻疼痛和瘙痒，也可能有助于促进伤口愈合等。至于医学起源的巫术说，更是将祈祷、咒语、法术等作为程序化的技术予以使用，以技术性的仪式感取得人们的信任。基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医学形成了中医的望、闻、问、切，西医的视、触、叩、听，这些同样是操作性的技术。进入实验医学阶段之后，医学的技术性更加强化，以直觉的身体感触、体验为基础的古代经验医学，被以心电图、脑电*基金项目：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ZXB097）1.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1436作者简介：刘俊荣（1965-），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医学伦理学。E-mail：专论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1图、影像检查、生物化学检查为基础的近代技术医学所取代。而现代医学对技术的依赖更进一步，各类高精尖设备的广泛应用，将医院武装成生物医学技术的集散地，患者成为生物医学技术的干预对象和客体。生物医学技术提高了医学诊疗质量和效率，给患者带来生存和康复的希望。而人的生存本能和对健康的期盼与渴望，决定了医疗领域比其他任何领域有着更强烈的技术需求，甚至一些尚未成熟的生物医学技术，也总能够找到寻求“救命稻草”的患者试验场。资本拥有者正是看到了新生技术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土壤，看到了致力于技术更新的医者和期盼技术作为“救命稻草”的患者，看到了医疗行业这个庞大而具有投资价值的潜在市场，才诱发了他们投资医疗的冲动和热情，使他们找到了技术寻租和增殖的空间。1.3医疗市场的潜在利益驱动常言“有什么不要有病”，疾病是人之所恶但又与生相伴的存在。为了预防、消除或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国家、社会和家庭每年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中国统计数据表明：2023 年前三季度全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835 元，增长 15.0%，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4%。该支出远高于“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5.7%）、“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2.7%）以及“衣着消费”支出（5.4%）3。2023 年 3 月 5 日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75130亿元，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占 8.8%，达到了 24211 亿元4。这些数据揭示了医疗卫生健康市场强劲的供需关系，对技术资本而言意味着可预期的投入与丰厚的回报，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向医疗领域的涌入。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管理者及其医务人员为了实现其自身价值及成本的增殖，往往将医疗服务视为资本运作过程并实施资本化运作，追求经济效益最大的投入方式。而且医疗技术投入的收益远远大于增加床位的收益，尤其在取消药物加成、降低医用耗材价格之后，技术性投入成为医院实现经济效益增长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后，医院总收入中卫生材料收入占比略有下降，医疗技术收入占比明显增加”5。同时，由于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商业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变化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和占有率，而不至于完全被新的替代品所取代。但医疗服务属于高端技术服务，具有准入门槛严格、操作难度大、精确度高等特点。在医疗服务中患者没有主动的议价权，同时医疗需要也不同于基本的生活需要，人们在基本生活需要如饮食得到满足之后并不会无限地追求更多，而医疗需要是没有极限的，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最好的医疗条件和更多的医疗服务。因此，医疗服务价格不因市场需求而自由波动，一旦出现新的替代品则该替代品很快就会被医者和患者所青睐并取代原有的产品，且被少数高级别的医院所垄断，从而在这些医院产生超额的增殖效应。因此，高级别的大医院往往是医药企业争夺的制高点和竞技场。综上所述，技术的资本化是技术与资本在生产关系中结合并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医疗服务作为高端技术服务对技术资本有着强劲的市场需求，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向医疗领域的涌入，这势必带来医疗技术的资本化。2医疗技术资本的权力化2.1资本权力的生成逻辑资本是一种能够激发人的生产和占有欲望、支配和驱使人为之增殖而奋斗的特殊权力。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中资本对人并通过人对物的控制。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权力尤其是生存权、财产权、自主权作为基础性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是人的类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个体通过且只有凭借这些权力的拥有才能维持自我的存在，并以此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个体为了维持和拥有这些基本的权力，就需要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交换条件，劳动力由此变为商品，货币也由此成为资本，并获得了资本的权力。可见，货币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资本之后，才获得了权力。也许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有学者指出：资本“其自身就是一种权力模式”6。事实上，资本作为权力源自人对资本的依赖和追求，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和生产条件，而资本不仅能够给其带来物质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变，而且能够实现其自我发展和欲望的满足。但是，人只有将自己的劳动力或财富与资本相交换，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创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与生产条件。因此，资本与权力的生成逻辑是：人为了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财富及其增殖，资本是财富且能够实现价值增殖，人试图获得资本并实现价值增殖，资本成为人追求和奋斗的动力，于是资本成为凌驾于人的权力。2.2技术资本的权力化技术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较货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其他资本具有更强的价值增殖能力，尤其在医疗服务领域，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往往是与精准、无创等相联系的，医者拥有高端的医疗技术设备意味着服务能力的提升和超额的价值回报，患者享有高端的技术设备服务意味着生的希望。故而，对医疗技术资本的占有成为医者与患者共同的期待，技术资本借此成为凌驾于医患之上的权力。事实上，“医学技术作为一种权力，是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技术有其成为权力的禀性，但技术权力并不是与技术同生的”7。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的：“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由于人们对物质价值追求欲望的无限，而进行更为广泛的价值交换，从而不可避免出现交往的异化，技术也从而实现了对人的主宰。”8不难看出，资本与权力最初的生成性关系是以资本拥有者自身利益的维护或实现价值增殖为前提的。只有当技术能够赚取更多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刘俊荣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2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 资本并成为资本拥有者用作维护自身利益或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之时，才开始成为权力。而资本又借助权力进一步增强其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支配，强化利益相关者对资本的依赖，甚至出现资本与权力合谋的现象，资本为权力提供资源和平台，权力为资本积累铺平道路。而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和诱导性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对资本发挥着牵引和保护功能。由此，资本、权力、技术三者形成了一种正激励的反馈循环机制。通过这种反馈循环，资本的增殖能力日趋壮大，并使其攫取权力的能力得以提升，技术也借助资本权力加速累积。而权力与技术的不断壮大又为资本的进一步累积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资本、权力以及技术彼此不断强化，构成了资本扩张的同心圆。因此，“医疗知识和技能与权力是共生的关系，权力在运用知识中得到落实，知识产生于权力的实施过程，权力的实施体现于对身体的实践活动中”8。马克思9487也曾指出：“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2.3医疗技术资本权力化的伦理问题技术资本的权力化虽然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技术资本拥有者的内在价值和成就感，但就医疗技术资本而言，其权力化势必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其一，对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的冲击。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我国的卫生事业应当由国家和政府来主导，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机制进行运作，以确保其公益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是资本和权力的膨胀剂，资本拥有者总是试图借助技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技术资本实现其权力的扩张，以占有更多的医疗卫生资源和市场，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甚至依照丛林法则行事，背离了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其二，对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的冲击。技术的资本化和技术资本的权力化，必然导致技术资本的拥有者包括医药企业和医院管理者按照市场规律和技术思维进行经营，追求技术上的高精尖和效率的最大化，而医务人员作为医院的劳动主体和技术的实际操控者，则以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操控高精尖技术的能力为资本，坚持技术至上，以实现自我价值和价值增殖，这势必增加其技术性的劳动强度，形成对技术的依赖，甚至被技术所统治。而且，医疗技术的迭代更新还增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和不安，使医务人员因担心自己的技术能力跟不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和要求，而将更多的时间忙于技术操练和学习，形成了“一招鲜，吃遍天”的技术至上思想。由此，作为医者本应坚守的“仁”“爱”，因其实施起来往往耗时费力且不能直接给其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也缺乏技术资本的诱惑力和权力，而日益被弱化甚至被忽视。因此，马克思10-11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马克思对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充分揭示了技术资本化的弊端及其对劳动者身心的挑战和冲击。其三，对患者医疗自主权利的冲击。患者既是医治的客体也是医疗选择的主体，医务人员在针对患者客体制定医疗决策方案时，本应充分考虑患者的主诉、感受和建议，这是共同合作型医患关系模式和医患共享决策理念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医疗技术资本权力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医务人员受技术资本权力的桎梏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愿或无暇将技术应用的条件性、必要性和可能结局等信息充分地告知患者，另一方面患者受自身知识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对采用何种技术诊疗及不同诊疗技术的优劣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医务人员能够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技术资本获得患者的信任及绝对支配权，甚至对患者发号施令，或者使患者按照自己所制造的“虚假的消费需求”进行“过度性消费”。正如马尔库塞1248指出的：“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在此境遇下，患者成为配合和服从诊疗的被动客体，在技术资本权力面前只能失语或听命，接受技术的奴役和规训，其身体也沦为技术身体，成为技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医疗自主权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3医疗技术资本的权力扩张资本的权力化虽缘起于经济领域，但其权力所及远非如此，已成为社会的总体性权力。马克思13指出：“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在医疗卫生领域，医疗技术资本的权力已渗透到不同的权力之中并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形式，如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监视权力等。3.1在政治权力方面马尔库塞1218曾指出：“工业化的技术就是政治的技术。”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器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改变国际社会的政治格局。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更加密切，技术不仅影响了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已融入行政权力之中，甚至技术资本已成为国家竞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就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资本而言，其政治权力或者说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主要是凭借技术资本对医疗卫生的干预能力和话语权，通过影响医药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医疗服务来实现的。例如，部分国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刘俊荣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3家凭借自身在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和拥有的生物技术资本，掠夺他国的基因资源、侵占他国的基因专利，左右他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管理，甚至在他国研发新型的基因生物武器14；新冠疫情暴发期间部分国家将救治设施、救治药品当作政治工具，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干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卫生行政管理，实现其技术资本的扩张等；此外，医疗技术资本还能够通过对市场的控制，干预医疗技术、药品器械准入的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奖励等行政行为，甚至影响政府或公众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正确认知、公正分配和使用等。3.2在社会权力方面所谓社会权力，是指个体、集体或社群等社会主体凭借其现有的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社会资源等对他人、社会或国家的影响力、支配力。马克思15指出：“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医疗技术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资源，关涉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是个体、集体或社群竞相获取的目标，这就为医疗技术资本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为该技术资本的拥有者提供了更大的社会权力空间。拥有优质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医疗技术资本，不仅能够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还可拥有对某项技术指标、使用规范的制定权，成为该项技术的主导者和发展方向的实际控制者。医学专业团体凭借拥有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代表行业制定医学行业技术规范、临床诊疗路径，并要求医学从业人员予以执行或患者予以遵从；为了实现“强强联合”“抱团取暖”，当前医学领域出现的各类“联盟”如颅神经外科医生联盟、泌尿外科医生联盟、外科内镜医师联盟等，尽管这些“联盟”有助于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但也可能助长医疗技术资本的社会权力，形成专业垄断和技术霸权，甚至会通过专业话语影响医疗卫生资源的社会流动和公正分配。此外，在技术资本的驱动下，原本的生活问题、社会问题被医学化，以医学思维、医学语词描述或诠释生活问题、社会问题，或使用医学手段处理社会生活问题，由此催生了美容、美体等医美产业，出现了“先有药，后有病”，从“贩卖药物”到“贩卖疾病”的逐利化行为，开启了名目繁多的基因检测或干预，试图采用基因增强、基因编辑等医学手段设计生命，甚至将暴力、犯罪、成瘾、同性恋等与基因直接相关联，误导人们对健康和疾病问题的认知等。3.3在监视权力方面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医疗服务已完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医疗服务，疾病的诊疗过程已成为一种技术协作过程，而“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9384。尤其对于涉及多个专业的疾病，需要不同科室、不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密切配合，每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仅仅是整个医疗技术服务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的自主性已被技术的自主性所制约，需要按照技术本身的价值取向、逻辑规程、关联耦合等规律来运作，资本的力量已渗透到医疗服务及其管理过程之中，并受技术资本权力所控制，“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势必被技术资本增殖的目的所侵蚀，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已逐渐沦为技术的附庸。按照福柯的观点，技术资本对医疗服务的掌控力不同于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普通的司法权力，它不以否定性、禁令性的权力为主要形式，而是通过医院及其权力管理系统的在地化运作模式实现的，这种权力在地化运作的主要形式就是对医疗服务过程的监视。技术资本借助于医院中的分工协作、技术和设备、医院制度等来实现对医务人员的安排和监控，使医务人员完全按照技术程序而行动。“如果没有在生产力管理层面上新的权力分配的话，这种任务的分工怎么可能达到呢?”16161因此，福柯17认为“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福柯看来，对于权力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于法律的说明表征系统，需要弄清真正的权力运作过程及其权力运作形式。在现代技术背景下，由于大多数医疗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医院之中，医院是实现医疗技术服务的场域，技术资本权力对医务人员的掌控，主要是通过医院这个场域实现的，当医院管理不能摆脱技术资本的权力之时，资本必将控制整个医疗服务过程，并实现对每一个医务人员的控制目标。正如杜治政7指出的“医学技术权力已经扩展到每一个医药卫生服务人员，任何一个医药卫生人员已经成为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他们的医疗技术行为只能是在这个权力体系认可的范围内行事，并为这个权力体系认可的目标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务服务的逐利行为和市场化走向。3.4在权力技术方面技术资本能够衍生出技术权力，技术权力又能够增进技术的资本化，但这一过程离不开权力的技术化即权力技术。所谓权力技术，是指权力本身是“通过各种技术程序发挥作用的”18，或者说，权力的运用和行使本身是一种权力性的技术活动。在医疗活动中，医院管理者为了促进医疗技术革新，实现技术资本的增殖，总是试图通过制定各种技术规程、奖惩机制、教育培训等权力程序，将医务人员置于权力监视之下，使其按照既定的技术目标和权力诉求而工作，以实现对医务人员的规训，服从于管理者的权力安排，而“这些权力机制、权力程序，必须被视作技术，即被发明、完善和不断发展的程序”19。在福柯看来，当资本增殖和权力技术与人的劳动过程关联起来时，对人的生命和身体的规训就成为实现技术目标和权力安排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操作。相对于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而言，技术权力借助于权力技术试图达到的目的不是对人身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限制或剥夺，而是在同样的时间或利用更少的时间获取更多的劳动价值。因此，福柯16200说：“这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刘俊荣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4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 种权力机制允许从身体中提取时间和劳动，而不是财富和货物。”借助于权力技术，医疗技术资本不仅能够实现对医务人员的技术规训和控制，而且通过医务人员达到了对患者的技术驯服。患者要么按照医务人员设定的技术目标和技术方案被动地选择和接受，要么承担拒绝接受既定技术目标和方案的医疗后果，在此身体和生命沦为技术权力和权力技术角逐的客体与场所，患者最终成为技术权力操控的躯壳和机器。4医疗技术权力之规制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权力，其初衷都是试图通过对原有状态或劳动过程的改造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但是，资本、技术和权力的联合却致使三者最终背离了其初衷，并加速了三者原有状态的非人性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孟德斯鸠20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就医疗技术资本的拥有者而言，甚至应当说其权力只有用到被迫限制时才可能为止。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对技术的资本化和技术资本的权力化进行反思和规制。4.1节制人类的技术欲望技术作为科学知识的物化成果，是基于人类的兴趣和需要产生的，其初衷是解决人类自身遭遇自然的束缚、困扰等问题，获得由自在到自为的解放。因此，技术本应是为人而设、为人所用、为人所控的。但是，“技术不仅是极其强大的力量，更是物欲的膨胀剂。欲望与技术创新成正比，技术越先进，欲望越强烈”21。人类的本能是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2。当技术与资本结合之后，人们从中看到了经济利益的诱惑，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期待和奢望，并强化了技术的研发、创新、利用和增殖，其结果使技术成为人类解放自我、改造自我、超越自我、实现价值增殖、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和追求的目标，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既是对人类欲望的满足和自我的解放，也意味着人类自我劳动、自我功能的弱化和丧失，甚至面临着人类自我功能完全被“智能人”取代，智能人成为凌驾于人类自身的机械性、智能化存在之风险。例如，医疗活动中，患者为了恢复已失的生理功能或延长生存时间，医者为了突显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实现技术价值增殖，试图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用到患者身上，甚至用机械通气、人工器官、脑机接口等多项技术“武装”患者，患者已失去其自然生命的意义，成为技术化的并由技术决定的生命，其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已无从谈起。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和延续，切断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回归技术原本的纯粹状态虽然有助于该目标的实现，但却是不现实的，资本市场已经形成，我们不可能也不能无视这一客观存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节制自身的欲望，弱化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的逐利性和资本化程度，在追求技术的“能为”之时还要考虑伦理上的“应为”。荀子曰：“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我们应谨记爱因斯坦23的忠告：“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尽管目前在学界是否应当对技术研发予以节制还存在争议，但就人类的技术欲望而言毋庸置疑是应当予以节制的，否则就会陷入工具理性，导致技术滥用，甚至人被技术所控制。4.2固守技术的伦理底线在技术中立论者看来，“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选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24。依此，势必认为技术的应用及其所产生结果的善恶，完全是该技术使用者的问题，与该技术的创制者无关，人们需要规范和管制的只是技术使用者的不当行为，而不是节制技术研发的欲望和行动。而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的价值取向完全是由技术自身决定的，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自主性。埃吕尔指出：“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25无论是技术中立论还是技术决定论，最终都否定了人对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技术是独立于人的、不受人的主观经验所影响的纯粹客观的实在。前者忽视了人在技术创设中的作用，仅仅将技术当作了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后者仅仅强调了技术发展的自组织性，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他组织性。事实上，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技术设计者的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及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都会无形地融入技术的创制活动之中。在这种活动中，设计什么、如何设计、设计的结果等，不仅受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社会因素所影响，而且与设计主体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和文化倾向等因素也密切相关。每一项技术都反映了其创设主体及时代的人文精神，体现着明确的创设目的和动机。例如，预防医疗技术的发展与第一次卫生革命时期人们力图克服传染病的目标追求有关；当代基因技术的诞生，体现了人们试图通过基因治疗根除疾病的信念等。因此，物化的技术及其自主性并非是独立于人的绝对客观性存在，人的主观需求、欲望及技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技术本身的风险性，技术的负作用总是与技术相伴而生的。但是，技术的自主性和负作用也并非是完全不可控制的，技术作为人类的创制成果，最终取决于人类的设计理念和应用行为，科技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其负作用限制到最小的限度之内，尽量避免风险的发生。这就需要强化科技创设者的人文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守好伦理底线，“从以人类理性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类尊严和自主性为中心”26正如国内部分学者强调的：“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应当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规定社会底线。”21笔者27曾撰文认为，应当“以维护人的身体的存在和人格尊严为前提”。医疗技术的资本化及其权力扩张与规制刘俊荣医学与哲学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54.3秉承技术的价值共享技术虽能够渗透到政治权力之中并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但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属性，国际社会为了保护自身的技术利益实施专利保护，这是激励技术发明和保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举措。然而，在超过了技术专利的保护期限之后，技术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享成果，世界各国应当公平地享有使用这些专利过期技术的权利，技术专利的持有者和国家不应当以政治因素阻却他国对这些技术的共享和使用，尤其对于那些关涉人类生命健康和基本生存需求的普惠技术，更应尽早向国际社会免费开放和使用，否则就会导致恶性的技术竞争，并加剧技术的资本化和权力化，并最终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例如，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就企图以 10 亿美元买断一家德国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研发技术，研发成功后只能供美国专用”28。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习近平29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坚持命运与共，打破技术垄断，克服恶性竞争，加强技术交流与对话，实现价值共享，是摆脱局部利益驱动下技术畸形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这也是一个艰巨且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否则，“在技术竞争中，技术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强者恃强凌弱，弱肉强食”21。这样，技术最终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类的自主性力量。总之，医疗技术作为与人类生命健康直接关涉的技术形式，不应完全按照资本的市场化规律来运作，应弱化技术、资本、权力之间的正反馈机制，限制其负反馈机制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医疗技术的创设应着眼于满足人们生命健康的正常需求，而不是为了实现技术本身的价值增殖，应在实现技术资本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将其对患者和公众利益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参 考 文 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7.2统计局.2023 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23-10-18)2024-03-02.https:/ 5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1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93.13柳玉鹏.美在乌研制新型基因武器?N.环球时报,2022-03-14(8).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1.15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6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5 版.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8.17林青.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马克思与福柯J.哲学研究,2023(11):24-32.18克莱普顿,埃尔顿.空间、知识与权力:福柯与地理学M.莫伟民,周轩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93.1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20林德宏.技术对人的终极取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批判性思考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3(4):1-14.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2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 3 卷M.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78.2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24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0.25基辛格.ChatGPT 预示着一场智能革命,而人类还没准备好EB/OL.(2023-06-02)2024-03-02.https:/www.the-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EB/OL.(2020-05-18)2024-03-02.https:/ 2024年 3月第 45卷第6期总第 737 期6Medicine and Philosophy,Mar 2024,Vol.45,No.6,Total No.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