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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朱铁军摘要：江南文化是华夏大地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板块之一，其谱系源远流长，她从史前款款走来，活跃于当代文化舞台，并在迈向未来之路中坚定自信。江南文化之所以永葆青春，其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密码，故特梳理江南文化的历史演进、当代嬗变，展望江南文化的未来蓝图，揭示江南文化生命体中神性、武性、美性、文性、诗性、红性、惯性、智性、知性、显性、恒性、通性的文化特质基因，解读江南文化贯通长江文明、连通江海文明、融通东西文明的文化密码，进而指向江南文化哲性的终级属性，并以“月文化”来定位和诠释江南文化及其构建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涵，以期厘清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展示其当下的时代使命，阐析其新征程和未来的发展轨迹，对于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呈现江南文化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效应，并作用其当代和未来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关键词：江南文化 长三角 演进历程 文化特质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34X（2023）04-0001-10论及江南，总令人想到一方人间烟火气息之外的世外桃源，杏花春雨，魂牵梦绕；谈及江南文化，总使人感到一处超乎诗与远方之上的精神家园，清新飘逸，婀娜妙曼。“江南，是中国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江南，是中国文人士子极为向往和推崇的文化桃源，具有广博深厚而影响深远的独特文化内涵。”殊不知，江南与江南文化的历史变迁上演的是一部变脸艺术的川剧好戏，讲述的是一番一波三折的南北故事，多元文化的融通赋予了江南文化鲜活的生命、绚丽的身姿和独特的气质。时至今日，江南文化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化推进中华丽转型，展露出新时代的风采，绽放出新纪元的光芒。继往开来，江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美好未来宏伟蓝图之中，定会再次凤凰涅槃，蝶变新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江南文化从长江走来，现在，江南文化正畅行九州，未来，江南文化可通达宇内。无论是对江南文化的溯源，还是梳理江南文化的演进历程，再是探论江南文化的当代转型以作者简介：朱铁军，安徽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文化研究；安徽，芜湖，241000。基金项目：2021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重大课题（2021ZD009）。葛永海：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学术月刊 2016年第3期。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 001202304及未来展望，都需要明确江南的地理概念、行政概念和文化概念，对此学界已形成了多数学者认同的范围界定，将三者总结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传统江南文化区和新江南文化区和泛江南文化区三个层面。一是传统江南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江南三角洲区域，也即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带，而其中的江南核心区，其代表性学说当属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该学说溯源精准，脉络清晰，学界共识性高，除核心区之外的江南三角洲其他区域属外延或漂移地带；二是新江南文化区，其“新”主要是因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出台，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全域纳入长三角版图，故“江南”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了重构，新江南文化区已然形成了“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当代 新江南 版图”；三是泛江南文化区，江南文化从历史岁月中一路走向新时代，其风华和气象万千，其影响和效应外溢，特别是在广义的江南地域，也即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泛江南文化区也由此而来，在未来，“泛”的内涵与外延也将不断变迁，与更为广泛的地域和文化交流融通，因此，泛江南文化区不是一个泛化的或是更为广大的固定的版图和视域，而是一个不断演化渐进的概念与格局。本文所涉的溯源、现状与展望对应的也即江南地理行政文化概念的三个层次，即历史江南着眼于传统江南文化区，当代江南着眼于新江南文化区，未来江南着眼于泛江南文化区。一、江南文化演进历程之源流：长江文明的贯通与江南三角洲的沧海桑田（一）神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孕育期江南文化孕育于史前，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有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历史摇篮。”早在新石器时代，江南区域即已升起了文明的曙光，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前位于钱塘江支流的上山文化已开始在江南丰沃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创造了世界水稻种植的最早记录，此外，经考古发现推测，该文化很有可能已产生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因此，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山文化已然拓展出了新天地。随后出现在今浙江杭州的跨湖桥遗址以及分布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平原的著名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无论是其聚落格局，还是出土遗存，都彰显出丰富的文化形态，其中，良渚社会已逐渐为国内外考古学界达成共识，其代表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社会”。除上述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外，江南地区还星罗棋布的发现有马桥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城文化遗存、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鲜明地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江浙文化区是重要一极。”江南地域的史前文化不仅在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层面均注重农业耕作和手工业制作，建有独特的干栏式等建筑形式，在精神文化层面亦有着重审美、尚祭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年第1期。凌金华：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新江南文化”建构路径探析，新经济 2022年第4期。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2月25日，第18版。张敏：倏而来兮忽而逝远逝的良渚文化与远古文明，东亚文明 2021年第1期。吴春明：“重瓣花朵”与“多元一体”，南方文物 2013年第1期。002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祀、明等级、趋礼规等共同特性，特别是敬重神祇，“江南远古先民一向崇尚天地鬼神”，并已萌生出“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远于五千年的江南文明之光暗藏了层层叠叠的文明密码，也孕育了千千万万的文化因子，趋于祈祷与祭祀的江南史前先人赋予了这片土地于神性，其原始的崇拜与信仰共同构筑和奠定了神性江南。（二）武性江南江南文化的肇始期江南文化真正的滥觞期要推溯至春秋时期，此时的江南地域已孕育出了吴文化和越文化，“江南”一词亦已产生，吴越春秋 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风花雪月的江南世人皆知，殊不知，发轫期的江南文化并不是精致扮相的，其周身散发出的是浓烈的霸气和武性。一方面，彼时的江南相对中原地区而言，是为蛮荒之地，春秋谷梁传 载“吴，夷狄之国，祝发文身”，因江南三江五湖，水体众多，人民常与水患斗争，与水共存，此种生存环境中培育出了“江南民众好勇外拓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春秋时期，战争频仍，关于吴越楚等国之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无论是吴王夫差的破越败齐，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一夜白头，还是干将莫邪的夫妻铸剑，刺客专诸的剑刺王僚，侠士要离的刺杀庆忌，要么是千军万马、刀光剑影，要么是侠肝义胆、义薄云天，尚武精神和侠士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彼时的场景用“武功江南”一词来概括亦不为过。虽然战事连绵，但也促进了交融，吴文化和越文化本就源于史前一脉，越国灭吴后，其新都即建在吴国的故都，也即当今的苏州，故吴越二国无论谁盛谁衰，经过大规模战争的洗礼和淬炼，最终纳入楚地，仍是合二为一，水乳交融，因此，春秋时期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共同支撑起江南文化的第一次崭露头角，而初露锋芒所凭借的正是其扑面而来的霸气和武性，这一特性也一直延续至战国及秦汉之际，史记 吴王濞列传 载：“上（汉高祖）患吴、会稽轻悍”，故直至汉初，吴越之地民风仍尚勇，当年项羽亦在吴地起兵抗秦。烽火连天的岁月令大量百姓向外逃亡，其中部分民众逃至日本，使得江南文化在日本得以传播，“日本考古学界有这样的重大猜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江南文化正是弥生文化（前300年300年）的原乡。”因为弥生文化时期日本的技术文化大幅跃进，且经考古发掘的稻谷化石成分与江南稻米极为相似，故日本考古学家推测是得益于“渡来人”，即从江南等地渡来的汉人。（三）美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发展期汉初主张休养生息，从民之欲，安居乐业，武性江南则逐渐开始发生转向。因天下初定，江南区域地广人稀，开发程度不高，经济不发达，甚至相较落后，虽“无千金之家，但亦无冻饿之人”，饭稻羹鱼，一派温馨田园气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短短数言不仅已展现出江南的水乡景致，更烘托出江南民众欢愉劳作与生活的气氛，亦诗亦画，自然天成，美性十足。长期的治国安民，江南人口不断增加，江南土地不断开发，江南经济不断发展，温馨唯美的画卷在持续的 谢金良：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使命，人民论坛 2019年第11期。纪玲妹：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以常州文化为例，江南时报 2020年9月27日，第4版。（西汉）司马迁著，罗文军编：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陈馨：古代日本纹身习俗与吴越、秦汉文化，贵州民族研究 2019年第7期。（西汉）司马迁著，罗文军编：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17页。曹道衡选注：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3页。003202304安邦定国之中愈加舒展，美的要素得以深厚积淀，江南文化中武性的因子逐渐流逝，美性的成分占据主导，即使东汉后期北方风雨飘摇，战事又起，然江南一地仍较为安定，成为当时的世外桃源，故权贵纷纷举族南迁，江南经济快速飞跃。经济的加持使得原本恬淡的江南变得富足和兴盛，小美成为大美。至三国时期，东吴属地相较太平，且东吴政权十分注重对江南的开发，在农业、手工业以及城建、水利、交通领域多管齐下，江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反之，“东吴政权的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南经济在汉时的发展。”在东吴长达六十年的改造开发之下，江南由荒凉之地成为柔美之乡，东吴、西晋之交的名将周处在其所著 风土记 中记载了其家乡江南一隅（今江苏宜兴）赏心悦目的秀美景象：“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正是在东吴时期这一全方位的转变中，使东晋以后的江南美学之花绚丽开放，特别是在唐宋之后，让江南成为全国文化最先进的地方，并让江南美学蔚为大观。”可以说，汉至东吴，江南地域不仅经济得以突飞猛进，更为重要的是江南文化的内涵与属性发生了重大转向，后世所识的江南之秀与江南之美均由其奠定，此外，江南文化的影响和地位更是大幅提升，江南文化由此走向了美益求美之路。（四）文性江南江南文化的融合期在世人印象中，江南文人是风流倜傥和风华绝代的。中国地域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特性较常有之，齐鲁文化虽因诞生出孔子而成为华夏文化代表，但江南文化亦文人荟萃，英才辈出，且江南文化的文性气质更有其独到之处，“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这甚至超越了 讽诵之声不绝 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之所以如此，其因是晋至宋，江南至少历经了四次大融合。王莽时期和汉末的社会动荡给江南带来了技术和人口红利，江南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此后，在中原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中，江南始终成为避难之所，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江南的文性精神也愈来愈浓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致使东晋抛却旧都洛阳，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名门望族、大批饱读诗书之人以及经史典籍均随之而来，史称“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朝代更迭频繁，中原人口持续南下，江南经济几乎已与中原势均，如南朝宋时已在乌程（今浙江湖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修塘溉田，南朝梁时“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可以说南朝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是“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江南经济的野蛮生长，滋养出江南一带耕读传家、学问立身、经世致用的人文特质”，江南文学艺术等领域成就日益精进。第三次是隋唐至五代，隋唐实现了南北统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为北人向往南方的秀美山水而南游提供了必要条件和便利，不同的是，此番南行并不是因战乱所迫，而是自觉自愿，因此形成的南北文化融合更多了一份自然。唐中期“安史 张竟成：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兼论东吴立国的背景，东吴教学 1989年第Z1期。车吉心主编：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640页。张法：东吴与江南美学的四个方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唐）姚思廉撰：百衲本 梁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西汉）司马迁著，罗文军编：史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王觉民：试析江南人文特质之养成，江南论坛 2022年第3期。004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之乱”以及五代十国又形成了大动乱的局势，北人再次南渡，江南的发展相较北方已显优势，特别是五代时期中原尚武，不明礼乐，征伐不休，大批文人避乱江南，江南书院林立，江南文气聚集，文性愈发浓厚，并直接影响到南宋时江南文化的破茧成蝶。第四次则是南宋时期。宋人崇文，江南文化地位在北宋时即已超越北方，因“靖康之变”宋室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的文化成就之高世所周知，中国经济文化格局彻底转变，江南发展因此而完全领先中原并一直持续至后世。一言以蔽之，文性江南是融合的结果，这一时期无论是前期被动接收北方移民的融合，还是后期主动吸引中原士人的融合，江南文化均是在人们渴望自由与和平的愿景中，凭借着安定的环境、秀美的山水、富足的经济、充盈的生活、崇文的观念和美性的精神达至雅致温润、文意倜傥的境界。（五）诗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全盛期至元，虽建都大都（今北京），但江南仍为经济文化中心。在海洋贸易方面，唐宋元前后相继，江南地域多个港口繁华一片，江南文化外向态势鲜明，然明清针对海外实行禁闭之策，故江南文化与世界的交流关上了大门，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本海洋贸易的份额和需求向内转移消化，而江南则是最直接的承接地，促生了苏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的商贾云集，舟车辐辏，江南地域的市镇化发展也如火如荼，甚至已然形成了紧密互动、交融甚深的城市联结体，也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前世和雏形。“在明代，全国约有50个工商城市，地处江南的即有十余个。”江南的富庶繁荣与秀丽风光向周边强力辐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江南文化在此之上的由美性至文性的精彩演绎，不仅令江南文化拥有了强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浸润”，而且也致使江南地域形成了“诗礼传家”的文化传统，因为美性与文性的相融相生造就了江南地域既崇文重教，又秉持审美自由，书文的理性调和融入唯美的灵性生成了玄妙的诗性，它把“把表层的物质追求和中层的商业打拼中的劳顿消解在诗意盎然之中”，最终成为元至清江南文化的主导属性，古代江南文化亦进入了全盛期，江南文化研究著名学者刘士林先生评价“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因此，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六）红性江南江南文化的澎湃期虽然武性精神自汉后未成为江南文化的主流精神，但一直在江南文化内部形成一种融洽的对立统一关系，且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江南百姓抗元的众多可歌可泣之事迹，或是清初江南人民不畏屠城视死如归的英勇悲壮之气概，再或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国家濒临分崩离析，江南有识之士舍身为国，自强不息，救国救民，均可见江南民众救亡图存的不屈傲骨精神始终存在，其也成为江南文化红色革命基因的母体。当昂扬的斗志、博大的胸怀、爱国的激情、不息的热忱遇见灵性的气韵、美性的情趣、文性的涵养、诗性的格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江南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江南一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中国共产党亦赋 刘士林：明清江南城市群研究及其现实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陈昌云：元后期西域诗人的江南情怀，北方论丛 2011年第6期。王洪岳：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当代城市文化的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005202304予了江南于红色的属性，红色属性因此成为内嵌于江南文化中的独特因子。中国共产党掌舵的革命战舰在红性的江南波涛中起航，一路驶来，南湖的红船精神垂青史，雨花的英烈精神传千古，苏南的铁军精神永流芳，皖南的渡江精神恒不朽，“这让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远飘着一抹江南红。”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艰苦卓绝的红色征程铸就的红性江南，既是江南文化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树一帜的特色期，也是江南文化在承传历史基因和血脉的基础上形成的潮声激荡的澎湃期。在红性精神的引领和激励下，江南大地在新中国走出了新的坚定自信的步伐，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历史成就，江南文化也极大地得以升华，开创出现当代的新天地、新局面、新篇章。二、江南文化演进历程之现状：江海文明的连通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惯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徘徊期历史上的江南文化在诗性与红性的交织中徐徐来到了当代，讲述江南文化的当代发展故事则需要从江南的现代化发展说起，而江南现代化发展的萌芽同样要追溯到明清时期，“早在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江南早期的工业化社会即已形成，清末民初已开启了江南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江南的经济，抑或是江南的文化，现代化发展是必由之路。虽然在古代，江南文化在长江文明的贯通和聚焦中已奠定了龙头地位，但在现代要完成现代化发展，江南文化必然要回归到开放通达的状态，要再次从长江文明向海洋文明进发，实现江海文明的连通与新时代碰撞。在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之前，江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虽然已处于进行时，但却经历的是一种徘徊期，借助的是以往之惯性，此惯性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清末至民国的江南现代化进程，此时的江南不仅城镇空间规模扩张迅速，特别是上海、杭州、无锡等地，而且在“南京成为政治中心以后，得益于江南的自然人文名胜，江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休闲旅游中心”江南社会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即广义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在文化方面，促进“思想文化领域中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性与全球先进文化的结合化等”及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总体上达到了68.5%，江南文化也顺势成为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扇窗口”。由此可见，此时的江南文化借助历史发展的惯性，并得益于新中国初期的系列有力的文化举措，顺应大势进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然而，这一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和新江南文化的雏形虽已然显现，但尚未正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和体系，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方向和思路不甚明晰，仍在进入独具一格的深层次现代化发展的大门前徘徊。高福进：“建党精神”：内涵界定和外延拓展，湖湘论坛 2021年第4期。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史学月刊 2007年第11期。冯贤亮、林涓：民国江南城镇的现代化变革与生活状态，学术月刊 2012年第10期。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谭好哲：民族形式 批判继承 转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国文艺评论 2022年第5期。傅才武、秦然然：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006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二）智性江南江南文化的转型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江南区域的现代化发展亦正式步入了深水区，江南文化也迎来了转型期，传统的江南文化在新的时代、新的政策、新的环境、新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范围、新的理念、新的内涵、新的形式，从而演进为“新江南文化”。“新江南文化与长三角区域属于集合中的交集关系”，特别是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一市三省全域纳入长三角版图后，一市三省各自的区域传统文化在江南的区域变化、行政变革和人文变迁中交叠重组，促生出新江南文化并使其转化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同文化基因和文化标识，这一转变，“令江南城市形成了经济中心的 更经济化 和 更人文化，成为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 龙头 作用”。此种发展之智，构成了江南文化新时代转型期的主旋律，并成为智性江南双重维度之一，即智慧江南。智性江南维度之二是智能江南，2012年前后中国现代化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四化”，并将信息化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智能化是信息化的核心目标与必然趋势，江南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先机，主动调转促，快速成为智造中心，不断引领时代潮流，“江南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很快与发达国家站到同一水平线上”，江南文化在其中既是促成者，因为江南文化智者先行、开放纳善的特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江南文化更是受益者，江南文化在智能化的进程中增添了科技力量，创新了呈现内容，开拓了传播形式，扩大了社会影响，智能的江南“令江南文化诸多元素超越旧的传统，成为推动文化嬗变前行的力量”，再一次在新时代最前沿的舞台华丽登场。（三）知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奋进期2021年，国家迈入了“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江南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因此，在全力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江南文化特色资源，打造江南文化新型空间，打响江南文化精彩品牌，推动江南文化展现时代感，走向新征程。新阶段新征程强调高质量发展，这无疑是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最强音。面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强调长三角江南文化建设的一体化，同时不能在时间上厚古薄今”，因为江南文化融入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元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交融更为紧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更为频繁，现实与发展的需求更为迫切。江南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对外审时度势，对内重新审视，要更为深入、更为精准、更为全面、更合时宜地认识自身和定位自身。在此种意义上，江南文化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奋进期，是在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新理念、新定位、新目标之上的奋勇前行。在此种要求下，江南文化的知性要素必不可少。“知性”最初源于 孟子 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知晓自身的本性。经两千余 王霞霞：江南文化助力长三角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江南论坛 2022年第4期。刘士林：姜薇，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江西社会科学 2022年第4期。庄若江：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江苏地方志 2021年第1期。沈昕：推进长三角文化创新共同体建设，安徽日报 2020年6月9日，第6版。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007202304年的演化与变迁，“知性”除却“知本性”外，另有因知识与智慧而形成涵养并内生出秀美气质之意，这两层含义用以修饰新阶段的江南文化恰如其分。新时代新阶段江南文化一方面要在转向新江南文化的流变中再识本性，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智者先行、开放纳善的智性特质令江南文化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历程中善知善用，兼纳众长，胡适曾提出“新文化知性”的理念，其“新文化知性”的必备条件即文化的开放通达，而正是江南历史文脉承传的南北文化持续交融的秉性与势能，成就了江南文化在多维度的探知、察知、感知和认知中升华至知性的品格与气质。知性江南虽已启航，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在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中，对其文化的研究融合却远不如其他东西一样便捷，”在朝向美好未来奋进的同时，新江南文化仍需要全方位的磨合与适应，深层次的领悟与参透。三、江南文化演进历程之展望：东西文明的融通与异质共存的文化共同体（一）显性江南江南文化的高光期面向未来的江南文化，“既要注重传统江南文化的研究，又要关注江南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长三角是中国的黄金三角，江南文化是中国的高地文化，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江南文化无疑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其高光期。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四五”期间，江南文化将进入持续明显的涨潮阶段，文化浪潮滚滚涌动，文化浪花激扬四溅，且由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以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共享化的不断推进，新江南地域的经济文化地位愈发重要，新江南文化的影响力也愈发突显，其将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地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和生活，从而形成泛江南文化。正如前文所述，“泛”不是泛化或是泛溢，而是一种渐进，一种融通，既求同，也存异；更是一种格局，一种胸怀，既自觉，又自由。由“新”到“泛”，“显”居首功，历史上的江南文化也是从“隐”不断地走向“显”，从“内”不断地走向“外”的，故从其演化历程上解读，泛江南文化则偏向于显性文化的属性。“显性”不仅是量级上的增显和扩显，也是质级上的显扬和显盛，指向泛江南文化，原生的江南文化在“泛”的进程中产生增殖效应，文化增殖理论认为，“文化增殖 既是文化在量级和质级上的增放和深化，更是在广泛传播中文化价值与意义的更深的拓展和挖掘”。江南文化作为文化受体，同时也是文化主体，其“承受力、宽容度、政治环境、宗教信仰、文明程度决定了原有的文化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江南文化在文化传播与文化增殖的场域中进行再生产和再创新，显性必然不断增强，且江南文化显性属性的新时代确立，使得江南文化在走向“泛”的康庄大道上获得了强劲的再生性功能和持久的文化生命力，在文化显性的观照下，新阶段江南文化更是插上了文化理想，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其内在机理，文化品牌和文化 陈锐：从江南文化到长三角经济区，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刘士林：江南文化中心城市规划与长三角高质量发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戴元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理论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傅守祥：论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文明与文化生成，学术界 2020年第5期。008江南文化演进历程：源流、现状与展望形象成为其外在标识，显性江南文化亦成为“要打造的标志性工程和可示范推广的显性成果”，成为不断向世界辐射和释放势能的正能量体，故未来的江南文化不会是高光一刻，而是高光永恒。（二）恒性江南江南文化的弥新期“十四五”时期的江南文化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正如火如荼，放眼更长远的未来，江南文化将在内秀和外显的双重蝶变中弥久恒新，“长三角也将成为江南文化资源集聚、传播体验和产业发展的高地。”江南文化和长三角经济圈必然结成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从而进入恒性的发展状态，此种状态并非指向恒定不变，而是构筑起与时俱进、和谐运转的新生态结构和环境，并赋予二者坚定持久恒性的发展劲头与核心竞争力，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更加鲜活，更有朝气，更显价值。历久弥新的江南文化，是继承传统和创造传统的文化，其中自主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江南文化恒久的融于血脉的优良传统和优质品格断不会令其故步自封，江南文化理论方面的创新，可“为长三角区域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 内在生产观念 与 实践性原理”，江南文化实践方面的创新，将成为江南文化生产用之不竭的创新动力源，可在未来极大的促进江南文化产业发展，优秀传统的江南文化资源联姻朝气蓬勃的江南文化产业集群，将续写中国未来区域文化的独特谱系。此外，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 提出“至2035年长三角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江南文化在与科技、教育、旅游等领域无缝对接创新融合的多重交织矩阵中吹响的集结号，将令未来的泛江南文化成为无边界创造的永动引擎，并具备强者恒强的文化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理论提出：“文化竞争力由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持续力等构成。”而从江南文化到新江南文化，再到泛江南文化，强有力地映证出江南文化集五种能力于一身，江南文化已然长久熟用的一整套“包容聚合反思消化借鉴创新传承”的文化融创循环互动机制使其拥有了持之以恒的文化底气和坚定恒久的文化自信，亦必使其在东西方文明融通的广阔天地中永远屹立于潮头，生生不息。（三）通性江南江南文化的理想期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即强调文化的充分世界化。”在时间维度上，江南文化既是历史的文化，也是当代的文化，更是未来的文化；在空间维度上，江南文化既是江南的文化，也是中国的文化，更是世界的文化。江南文化在古代即已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并取得了恢宏的成就。诚然，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国际时局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政经格局东升西降、南起北落的局势不可扭转，人类文明交流融通，文化互学互鉴的势头不可阻挡，无论是合作与竞争，文化均是主力军。“江南每一次大发展，都与外来文化的引进和融合有关。”外来文化自然包括世界文化，古代的江南文化在一次又一次与北方文化的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 2021 第13号（总第26号），2021年6月7日。沈杰、周继洋、王雯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共建江南文化品牌路径选择，科学发展 2020年第6期。苏晓静、刘士林：关于江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装饰 2017年第3期。王广振、曹晋彰：“文化引导未来”略论文化竞争理论与实践，文化产业研究 2009年第1期。蔡科云：胡适的新文化知性与民主政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王健：江南文化的发展创新之路，艺术百家 2020年第2期。009202304水乳交融中通南彻北，近代的江南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广开视界，现代的江南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和中国共产党点燃的革命圣火中砥砺前行，当代的江南文化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转型跨越，未来的江南文化将在再次全面迈向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通途中实现理想。“通”令江南文化通江达海，“通”令江南文化通达古今，“通”令江南文化通融中外；“通”令江南文化智勇双全，“通”令江南文化抵御风险，“通”令江南文化披荆斩棘，“通”是江南文化在未来世界的通行证和加速卡，也是江南文化在未来社会达至理想终章的护身符和防护罩。江南文化在历史和当代正是在通性的加持下化解了一次又一次文化冲突，消除了一层又一层文化隔阂，跨越了一道又一道文化鸿沟，江南文化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未来也必然在通性的护佑下躲避一类又一类文化风险，绕开一种又一种文化骗局，破除一个又一个文化禁锢，从而实现一步又一步的迈进，一级又一级的提升，一片又一片的盛放。未来已来，江南文化从古到今至远，其力量将熔铸在民族的生命里，其功绩将镌刻在国家的丰碑上，其智慧将烙印在文明的记忆内，其发展将永现在人类的理想中。结语江南文化无论是刘士林论证的诗性文化，还是梅新林描绘的剑箫文化，再或是庄若江喻为的水文化，均彰显出江南文化动静平衡、阴阳相生、义利并举、文武并重、刚柔并济、海纳百川、融通四海的鲜明的哲性特质，而这一特质则是在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由神性、武性、美性、文性、诗性、红性、惯性、智性、知性等属性交融统合而成，并朝向显性、恒性、通性的未来期迈进。因此，江南文化是一种哲性文化，最能代表江南文化此种哲性的，本文将其指向“月文化”，因其既有守护夜空的神性，又有吴刚伐桂的武性；既有风花雪月的美性，又有皎洁清晖的文性；既有花前月下的诗性，又有月绕红日的红性；既有月升月落的惯性，又有慧月当空的智性；既有朗月入怀的知性，又有阴晴圆缺的显性；既有坚守夜空的恒性，又有月满人间的通性。如果将江南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则可对应一种属性，十二个月的性情共同构筑起风情万种、钟灵毓秀的江南文化，从历史走来的江南文化也在新时代的春风化雨中走向新征程。江南之月，月出东方，东方之月，“月”定江南。责任编辑：刘毅 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