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pdf

第 卷 第期 年月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 NA LO FCHAN G Z HOU U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N)V o l N o M a r 数字经济与管理专题研究引文格式:吴迪曼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 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吴迪曼摘要:世纪 年代,数字技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促成了金融革命、生产及流通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美国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随后,在生产力革命的基础上,剥削性全球分工格局、金融寄生性机制及垄断剥削性机制形成.寄生性积累机制的膨胀削弱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损害了生产及创新的根基、阻碍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生产力革命的成果遭到反噬.受制于垄断资本主导的美国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美国的数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生产力提升效能.与之相比,社会主义中国具有超越性的制度优势,这将成为中国赢得数字竞争的关键因素.关键词:垄断资本;数字技术;寄生性积累;制度优势作者简介:吴迪曼,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问题研究”(A Z D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志码:AD o i:/j i s s n X 近年来,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数字领域正是这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既是数字技术之争,又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当前,由于具有先进技术优势、人才资源优势等等,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展现出强硬姿态.然而,历史地考察美国数字技术的运用过程时却会发现,美国数字技术的运用过程被深刻地束缚于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中.世纪 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促成了美国的生产力革命,然而,在生产力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寄生性积累机制,随着这种寄生性积累机制的膨胀,生产力革命的成果遭到了反噬.垄断资本主导的美国资本主义积累模式无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生产力提升效能,与之相比,社会主义中国具有超越性的制度优势,这将成为中国赢得数字竞争的关键.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促成了美国生产力革命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促成了金融、生产及流通领域的极大发展,为美国带来了新一轮的生产力革命.全球产业链的构建、金融革命、生产及流通的变革形成本身由诸多复杂因素综合决定,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因素.(一)数字技术的运用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 世纪 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滞胀”危机,为解决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启了对资本增殖新模式的探索.如果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相应地安排到各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则可以降低人工及原料等成本,但同时跨国分工协作所带来的通信等成本会极大压缩资本的全球套利空间.而数字化革命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解决之道.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通信成本.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分钟的通话费用大约为 美元.而此后商用卫星、光导纤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迅速普及使通信费用大大降低.到 年,一个越洋电话的花费可能仅仅只有 美分,一封电子邮件则是免费的.另一方面,数字化革命催生了模块化生产,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形成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新式垂直分工.这使得大规模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国家的做法成为可能.随着发展中国家相继开放本国的资本项目,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将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输出到那些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年,整个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亿美元,相当于 世纪 年代中后期年均流入量的倍多,占世界流入总量的 ,上升 .整合各国的“比较优势”实行生产过程国际化成了当代跨国公司自觉追寻的发展战略和资本积累方式.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全球范围内的分工逐渐形成,全球性的分工将不同民族地区的相对封闭状态进一步打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区,潜在的劳动力、原料等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协作缩短了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市场,解决了利润率下降问题,走出了滞胀的泥潭,生产力获得极大提升.(二)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促成了金融革命包含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施与服务在内的数字化革命成果运用于金融领域,由于增加了数字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准确性、及时性、跨区域性,再加上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特点,导致金融领域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促成了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金融革命”.年,为全球银行之间提供金融交易和支付信息服务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 I F T投入使用;世纪 年代,出现了自动化窗口或自动化出纳机(ATM)、定点商店终端机(P O S)等电子金融服务方式;年,世界第一家网上银行在美国诞生,从此全球银行业在数字化道路上开始了爆发式的飞跃.银行兼有货币收付、贮藏等纯粹技术型业务及信用业务.而数字化技术使得纯粹技术型业务与信用业务的效率都得到极大提升.在纯粹的技术型业务方面,ATM与P O S等电子金融服务可使普通支票、信用卡的交易费用降为原来费用的五分之一,平均办理一次存取款比手工操作效率提高 倍,国际、国内结算时间由十几天、几天,缩短为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同时,数字技术也使得银行的信用业务得到了极大发展,例如,网上银行的设立增强了银行的吸储及贷放能力.金融领域的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职能资本的积累,为更多的职能资本提供了循环过程中所需的货币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职能资本的循环过程顺利进行,使得职能资本能够运用多倍于自有资本的资本进行积累.此外,数字技术的运用促进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化金融信息系统,促进了国际贸易往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从而加速了跨国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与积累进程.并且,在数字技术与金融手段日益融合的情况下,大量新型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为职能资本提供了更多的融资及避险渠道,促进了职能资本的积累.吴迪曼: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三)数字技术促成了生产及流通领域的变革 世纪 年代末,美国商务部发布的 新兴的数字经济(T h eEm e r g i n gD i g i t a lE c o n o m y),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I T技术含量较高、R&D投资较高的产业和企业,是国家实际G D 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运用普遍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以互联网、计算机、各类软件服务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运用成功赋能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使劳动过程发生了升级.数字技术的外溢性、数据资源的可复制性、数据使用的共享性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生产效益.数字技术融合于劳动者与传统机器生产体系,使传统机器生产体系实现了数字化改造,延长了劳动者自然的肢体,提升了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企业内部管理及分工的科学性,工人之间的协作也因通信费用低廉而更加高效.总体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提升,因为局部工人的分工协作使得“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在哈佛大学的戴尔乔根森等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对于美国 世纪 年代后半期高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论是,世纪 年代后半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信息技术造成了资本积累的激增,在那些运用了计算机的行业中,计算机生产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平均劳动生产率在总体水平上的提高.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的运用,拓宽了商业信息渠道,使商业资本的买卖决策更加符合于市场需求,加上与购买者联系的通信成本降低,供需双方相互匹配、从而交易意愿达成的概率得以提高,从而在相同时间内交易量增大、商业资本及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速度均得以增加.此外,通信费用的减少降低了流通费用,更多的商业资本可以从流通领域分离出来流向生产领域,从而同等时间内社会总剩余价值量得以增加.世纪 年代以亚马逊等为代表的数字商业平台兴起后,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总剩余价值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变得更加明显,数字商业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将世界各个地区的巨量买卖双方联系起来,再加上大数据能将针对个人需求的广告精准投放给消费者,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供需双方匹配的概率.平台的总交易量得到了极大增长,职能资本周转的速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店铺租金等流通费用的降低,使得可分配的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都增加了.数字技术在生产、流通及金融等领域的运用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作用下,从 年到 年,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步入 世纪 年代后,数字技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愈发明显,美国迎来了以“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为显著特征的“新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动力强劲,从 年到 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二、在生产力革命基础上寄生性积累机制形成在垄断资本主导的美国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下,生产力革命成果成为寄生性积累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剥削性的全球分工格局;在金融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寄生性机制;在生产及流通革命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垄断寄生性机制.(一)在全球产业链基础上形成了剥削性全球分工格局数字技术的运用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各个国家地区“比较优势”的整合形成了巨大的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年平均数值由笔者计算得出.生产力,而参与同一产品生产的各个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却极不平等.凭借数字技术原始性科技创新的优势,发达国家及其科技先进企业建立起了从微观到宏观以至“全球化”秩序这样的一系列形式上“合理”“合法”实则不公正、非对称的制度,主导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国际分工的格局和全球秩序的性质与特征.一般来说,产业链可分为原料采购、研究和设计、加工制造、装配和市场开发、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研发一类的产业环节往往为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控制,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占有加工制造等可替代性较强的环节.“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美国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分工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各国之间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美国垄断资本所主导的生产方式下,各个国家地区参与跨国生产的模式不同,发达国家以高技术、资金为主的生产要素参与知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环节,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劳动等生产要素参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环节.垄断资本因其所控制的生产要素、所参与的产业环节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质,在分配中获得的剩余价值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要素及产业环节可替代性强、难以垄断,在分配中获得的剩余价值较少.例如,在苹果手机的产业价值链中,掌握了I O S操作系统以及品牌优势、销售渠道等多个产业环节的苹果公司,获得了苹果手机总价值的,而中国大陆(劳动力)则只得到了.并且,这一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持续而日益强化.垄断资本所主导的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不断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不断生产出国与国之间愈加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在资本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平等分配关系的持续作用导致了国家之间的“马太效应”.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日趋加深.从 至 年,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收入的绝对差距由 美元增长到了 美元,增长幅度近 .在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不断向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转移,在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上,美国垄断资本构建了涉及全球的劳动剥削体系.随着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各国间分配关系的不平衡性日益强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二)在金融革命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寄生性机制恩格斯在晚年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曾论述过金融同生产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货币贸易与证券贸易一旦与生产及商品贸易分离,它们就“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这一范围内”有了自己的发展;金融领域一旦同生产及流通领域分离,它就获得了纯粹的证券投机等相对独立于生产及流通的运动形式.当金融业的资本服务于生产与流通,进而促进总剩余价值量的增加时,其尚且具有生产性;而当其相对独立于职能资本发展,甚至凌驾于职能资本之上时,其寄生性质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数字技术促成的金融革命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不断加速金融领域内的资本集中,进而导致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发展.同时,金融垄断资本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领域及流通领域.在 世纪 年代以前,基于大萧条的教训,美国制定了诸多金融监管的法案,金融系统也建立在金融与工业较为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而到了 世纪 年代中期后,尽管金融垄断资本为很多职能资本提供融资,从而间接地参与了职能资本的循环过程,促进了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增加.然而,随着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间的利润率差值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资本从生产及流通领域撤离,转而流向金融领域,与此同时,生产及流通领域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企业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存在的”和“股东第一主义”的企业价值观被广泛接受,相较于公司的生产业务,美国企业的领导者更加关注公司的股票价格及投资回报率等金融指标.这些因素加剧了金融垄断资本对于生产及流通的控制,制造业、吴迪曼: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房地产业、科技业、医药业都渴望仰仗金融业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各个行业的行为都被金融的利益所支配.在金融革命的基础之上,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寄生于生产及流通领域,“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 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些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在金融市场运作、不断地获取投机性的利润,在不参与价值创造的情况下分割剩余价值,这些巨量的纯粹寄生性资本不仅在本国市场上运作,也尽可能地流入世界范围内各个具有套利空间的国家.仅仅在中国,年至 年第一季度流入的热钱就达到了 万亿美元,其获取的利润高达 万亿美元,二者之和约为 年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 .依托于金融革命的成果,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寄生于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创造者,源源不断地将剩余价值收入囊中.(三)在生产及流通革命基础上形成了垄断剥削性机制数字技术的普遍运用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升,但由于资金财力差异,各个企业之间数字技术运用水平存在差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垄断剥削性机制.美国波士顿学院管理学教授莫汉萨布拉曼尼亚姆将企业的数字技术转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层,提高运营效率;第二层,实现先进的运营效率;第三层,来自价值链的数据驱动服务;第四层,通过数字平台提供数据驱动服务.不同企业数字化的水平不同,所获得的剩余价值量也不同.诸如物联网设备和人工智能等更高级的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大量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的缺陷,往往处于较低层次的数字化转型阶段,而资金雄厚的企业能够优先采用更高水平的数字技术、实现高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进而将超额剩余价值留在本企业,形成垄断利润.数字技术的不同层次的运用构成了垄断的基础,数字鸿沟强化了垄断资本的地位.数字垄断企业掌握了前沿的数字技术,而这些技术又为数字垄断企业设置门槛、进一步打造垄断条件奠定了基础.在技术垄断的基础上,数字垄断企业能打造其他竞争企业难以具备的垄断条件,并且通过专利、技术屏障、数字产品捆绑等方式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微软的垄断问题展开调查.历时三年的调查得出结论,微软将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捆绑销售,并在操作系统中故意设置隐瞒代码,妨碍竞争对手应用程序运行.并且,由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着层次之分,掌握了更底层技术的数字公司在某一个领域内垄断势力范围易于拓展,其更容易通过垄断性地掌握一个领域的技术而获取其他领域的垄断权.例如,微软在进军浏览器市场时,曾通过把自身研发的I E浏览器与W i n d o w s操作系统绑定,获取了浏览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获取垄断地位之后,微软又通过制定垄断高价与垄断低价“压榨供应商,剥削消费者”.通过制定出针对销售端的垄断高价、供应商的垄断低价,垄断资本攫取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的财富.在流通领域,相较于工业部门,传统的商业组织难以垄断性地享有某项技术,难以像工业部门那样广泛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因此商业组织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集中所受的阻力更大.而当数字技术运用到流通领域后,流通领域集中与垄断的程度都大大地增强了,垄断商业数字平台产生.数字商业平台盈利的重要基础是数字圈地机制.在垄断性地占有海量数据使用权的基础上,平台通过垄断性“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其结果匹配买卖双方,促进交易达成.在此基础上,数字平台能够从单笔交易中抽取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交易费用.由于网络效应和数据反馈效应的存在,数字平台领域的竞争是“赢者通吃”(w i n n e r t a k e a l l)模式,外部竞争的激烈性又加速了数字平台的集中与垄断.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垄断数字商业平台不断通过数据资源垄断、算法技术垄断、收购与兼并等方式,巩固与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在此基础上,数字商业平台通过大数据杀熟、特色商家算法等方式针对销售端制定出灵活的垄断高价,凭借其垄断势力压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榨上下游商家以获取垄断利润.年 月,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了题为 数字市场竞争调查:大多数工作人员的报告和建议(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o fC o mp e t i t i o ni nD i g i t a lM a r k e t s:M a j o r i t yS t a f fR e p o r ta n dR e c o mm e n d a t i o n s)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亚马逊对大多数第三方卖家及其许多供应商拥有垄断权.许多小企业使用“欺凌”“恐惧”“恐慌”等词来描述他们与亚马逊的关系.三、垄断资本寄生性积累的膨胀反噬了生产力革命成果在数字技术生产力革命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寄生性积累体系,随着垄断资本寄生性积累机制的发展与膨胀,生产力革命成果遭到了寄生性积累的反噬.剥削性的分工格局削弱了全球产业链的基础;金融寄生性的膨胀损害了生产及创新的根基;垄断资本势力的不断增强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遭到了垄断资本自身积累逻辑的限制.(一)剥削性分工格局削弱了全球产业链的基础“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能否实现成功销售是商品能否实现价值、进而证明生产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市场是全球产业链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剥削性的分工格局致使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危机频发,阻碍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剥削性分工格局的持续作用下,国家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来越大,相比于 年,年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增至两倍.此外,全球范围内分工格局的形成要求有相应的制度匹配,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经济模式改造以适应垄断资本的增殖要求,而经济模式的变革进一步缩小了世界市场,同时也间接促使全球产业链环节遭到冲击.为了保障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利益,垄断资本致力于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造.例如,在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之际,美国曾以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先后提出了针对拉美国家的“贝克计划”“华盛顿共识”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倡导“私有化、市场化、国家干预最小化”,在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大量落入国内私人资本与国外垄断资本之手,经济支柱遭到破坏;市场化的导向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而自由化的政策则破坏了发展中国家产业、贸易及金融等领域的“保护墙”,使得垄断资本能够控制关键性产业,强化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制造及转嫁金融危机.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年世界社会报告,世界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等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财富两极分化造成了本国的内需疲软,促使世界市场进一步收缩.进一步地,发展中国家内需的疲软致使其经济发展需要靠外需及外资拉动,进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得更脆弱.发展中国家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导致纯粹的投机性资本流入国内金融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在美联储加息等外生冲击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世纪 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等危机均是外部冲击与泡沫经济因素交织的产物.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反过来恶化了外资的直接投资环境,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削弱了全球产业链的基础.在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由日本经历经十余年转移、在东南亚所建立的生产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二)金融寄生性的膨胀损害了生产及创新的根基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日益融合,金融领域越来越脱离生产吴迪曼: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领域,金融垄断资本在自身的循环运动中不断膨胀,经济日益金融化.年代初,美国的股市市值不足国内生产总值一半,而到了 年月日,美国的股市市值就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金融垄断资本愈发寄生于生产领域,反过来对生产过程及创新动力造成了破坏.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价值导向的作用下,大量金融垄断资本成为产业部门的股东,由于它们对公司的治理与发展决策拥有更多的权力,产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金融渠道而非生产与流通渠道取得利润,除了向金融垄断资本支付股息之外,产业企业又必须格外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提升.由于薪酬回报与股票价格高度相关,职业经理人会更倾向于关注短期内企业的股价而非企业的长期发展.创新在短期内不一定能符合市场需求从而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并且开发技术和进入市场不可避免地需要高额的固定成本投资,而这会在短期内降低股票的每股收益.因此职业经理人着重于发展短期内能够带来良好财务指标的项目,而非创新性的项目.同时,由于追求提升股价的短视行为,企业研发投入明显减少,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年,拥有超过万名雇员的美国企业占非联邦资助研发投入的,至 年,该比重跌至 .产业企业变得越来越短视化,为了实现短期的利益而牺牲长期发展的动力.而当食利者阶级获得股息及红利后,往往又会将更多资金投入金融领域而非产业部门,使得虚拟经济领域发生“空转”,“战略控制、财务承诺与组织整合这三个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分别被公司治理金融化、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和积累方式金融化彻底破坏”.在垄断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利益驱动下,生产及创新的根基遭到破坏.威廉拉佐尼克 在其 年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分析最近十年来美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指出“股东价值导向”的理念损害了企业创新的根基,“为了从投机和操纵中获利,高管们经常做出资源分配决策,例如财务驱动的收购和股票回购,最终破坏企业创新的条件”.(三)垄断资本势力的不断增强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列宁 曾在 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的)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优先采用先进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不断通过垄断价格机制进行寄生性积累,其垄断势力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而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小资本在此过程中不断被垄断低价剥削,生存空间日趋狭窄.一旦中小型资本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做出创新,使垄断资本的市场地位受到挑战,垄断资本将通过短期内大幅降低价格等方式排斥中小资本,扼杀中小企业的创新技术产品大规模进入市场的可能.据统计,美国年轻企业(五年或以下)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从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同时,垄断也阻碍了企业研发性投入的增长.年月 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专栏文章称,发达国家大企业间的并购活动导致市场垄断,给各行业的技术创新蒙上了阴影.近十年间,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研发支出增长率相比上一个十年已减少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创新的源泉、扰乱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此外,经济体的周期性波动也成了垄断势力增强的催化剂.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中小资本的衰落,垄断资本可以低廉的价格对中小资本进行收购、并且占据其市场份额,垄断资本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受到了尤为沉重的打击,而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公司的市场支配力量不断上升,估计从 年月美国新冠疫情暴发开始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集中度增幅至少相当于 年底 年间的增幅.通过并购等方式,那些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企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数据来自财经M平方.业成为最大的赢家.然而,在垄断资本势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大量中小企业进一步衰落乃至破产,由此造成了大规模失业及劳动者群体权利的再次衰落.此外,垄断企业还掌控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议价权,从而将劳动力价格压低至劳动力价值以下.在消费品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又遭到了垄断高价的剥削,由此社会收入的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加剧,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缩小了.反过来产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循环越来越不畅,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受到阻碍,经济增速放缓.O E C D于 年发表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在诸如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没有加剧,那么整体的经济增长相较于过去的 年里会高.寄生性积累机制的膨胀反噬了数字生产力革命的成果,造成了数字技术的生产力提升效能发挥严重受阻.数字技术加速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而剥削性的分工格局削弱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数字技术促成了金融革命的产生,而在此之上却形成了凌驾于智能资本之上的金融寄生体系,生产与创新的根基遭到损害;数字技术带来了生产及流通领域的革命,而垄断剥削性机制的不断强化又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数字生产力革命的成果遭到反噬,经济发展的动力被不断削弱.从 年月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漫长的增长疲软时期,从 年至 年,美国G D 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而从 年到 年的美国G D 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增幅下降近 .尽管美国目前在数字领域依然具有数字优势.但受制于垄断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积累逻辑,数字技术难以充分释放生产力提升效能.四、超越垄断资本逻辑:中国数字技术运用的制度优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数字技术作为新技术,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数字技术提升生产力的效能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曾在 资本论中分析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之间的区别.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数字技术与数字技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运用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资本内在积累逻辑的制约,数字技术无法充分释放生产力提升效能.与美国数字技术运用所受到的垄断资本积累逻辑局限不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生产力提升效能的制度优势.第一,党的领导制度能够有效遏制垄断的产生与发展.美国的体制为各类利益集团提供了政治参与途径,政治捐赠、游说、人事流动和舆论营造等方式成为他们干预的手段.为了维系独一无二的市场势力,互联网巨头仍进行积极的政治捐赠,并密切加强与国会和监管机构的联系,“硅谷政府”对政治权力的俘获导致了美国反垄断长期不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资本扩张呈现出“平台化”趋势,而平台所具有的“网络效应”使平台天然具有垄断的倾向,并且在数字经济领域内“大数据杀熟”、侵犯用户数据权益等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遏制数字平台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年 月吴迪曼:美国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运用逻辑与中国制度优势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年平均数值由笔者计算得出.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年月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在过去一年半内,我国在治理数字平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立法方面,以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为代表的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为防止平台垄断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在执法方面,监管部门对大型平台的反垄断审查力度加大,从 年 月至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对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的垄断行径进行依法处罚.其中针对阿里巴巴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行为,年月 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其处以 亿元的罚款.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引导数字技术的运用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具有超越性优势.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促进供需平衡、减少信息不对称,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有为政府能够引导数字技术的运用方向.在美国,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加速了金融资本的膨胀、垄断资本势力的增强,进而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反噬了生产及创新的根基,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我国政府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有着社会主义的引导方向.数字技术成为有利于实体经济与中小资本发展的助推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年月日,工信部召开中小企业数字化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强化财政支持,撬动龙头企业、社会资本合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月,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将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地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将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对象.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了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逻辑.美国在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支配下,数字垄断企业不断摧毁传统产业就业生态,制造出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恶化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制造数字鸿沟,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使人民成为受害者.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引导下,数字技术成为满足人民需要、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当前,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医疗健康、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领域及政务服务当中,推动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优质资源的共享化水平.此外,我国正大力将数字化资源和网络化服务推广至农村与落后偏远地区.数字化教育模式、数字化医疗服务缩小了城乡及区域之间在公共服务、民生福祉等方面的不平衡.此外,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不断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了城乡之间资源和机会的均等化,不断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运用为发展成果提供了有效的共享机制,促进了资源共享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马克思曾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对于美国而言,数字技术的生产力提升效能受到垄断资本积累逻辑的限制,数字技术的运用过程难以摆脱贫富两极分化、生产及创新源泉被不断削弱、社会再生产难以实现等等困境.垄断资本主义也无法消除由自身内在积累逻辑所决定的痼疾.与之相比,社会主义中国则具有超越性的制度优势.在此基础上,只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断通过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大力补齐关键领域创新能力的短板,逐步突破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难关.社会主义将会迸发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生产力.中国只要把握住信息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占据未来发展制高点,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前景就可期.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参考文献: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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