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兼...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_程嫩生.pdf

107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兼论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程嫩生清代桐城人文蔚起，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才辈出，著作纷呈，尤其是清代桐城成为“桐城派”的发源地。桐城派是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绵延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其存续时间之长、涉及文人之多、传播地域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桐城派的形成发展，与清代桐城人文蔚起息息相关，可谓建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清代桐城为何人文蔚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重要原因值得探讨？笔者以为，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还得回到桐城本土，从桐城本土追根溯源。戴钧衡是清代桐城本土文人，他与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桐乡书院又是清代桐城本土书院，以“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作为论题来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行性。有鉴于此，笔者对“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这个论题展开论述。一、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创建过程明清时期，桐城有不少书院。明代初期，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将兴学作为文教的重要内容。洪武八年（1375），他诏令天下建立社学。当时桐城建立社学七所，“各设一师，分教里中子弟”1（P714）。弘治二年（1489），桐城又广建社学，增加到了二十四所。后来社学发展衰微，书院逐渐兴起。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桐城知县沈教在桐城西北隅的灵泉寺故址创建桐溪书院（又名“正学书院”），之后知县邝涛将城西的太霞宫改建为龙山书院。万历摘要:桐乡书院是道光二十年（1840）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一所书院，其创建是桐城各地在教育上争奇斗艳、不甘落后的结果。为了表明教育导向，引导生徒合理学习，也为生徒学习提供保障，戴钧衡撰写了 书院杂议四首，内容包括“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等四个部分。戴钧衡对乡邦文化耳濡目染，他将乡邦文化纳入了桐乡书院的教育范畴。在清代桐城，具有戴钧衡这样思想的人士不少。经过一代又一代桐城人士的不懈努力，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以弘扬乡邦文化、关心与支持家乡教育为重要使命这种“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不断地推动了桐城文化的快速发展。清代桐城人文蔚起，也与一些人士有着“气运+人力”的激励思想有关，桐乡书院的创建就来源于这种思想的指导。关键词：戴钧衡；桐乡书院；书院杂议四首；乡邦文化；“气运+人力”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07-12收稿日期：2023-02-26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三祖时代 桐城籍重要作家与桐城派发展嬗变研究”（2018SJZDI137）。作者简介：程嫩生（1974-），男，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书院教育研究；南京，210037。DOI：10.3969/j.issn.1672-0717.2023.04.12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08桐也。由是而知，所谓高冈、朝阳者，上之为文、武、成、康之朝，而下之凡人才之所由以生以养者，皆是。今夫书院者，古乡校之遗制，人才之所由以生养者也。”1（P764）他将“朝阳”与人才的“生养”联系起来，由此揭示了“朝阳楼”的命名寓意。戴钧衡的友人江有兰（他与戴钧衡、文聚奎都是方东树、张敏求的弟子）曾登上此楼，并作有 过桐乡书院雨中登朝阳楼 一诗，诗曰：“桐乡自昔称淳朴，代产名贤物望优。今起胶庠更造士，我来风雨一登楼。坐看白水千畦满，醉爱青山半日留。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1（P771）其中“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通过使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寄托了他对桐乡书院培养优秀人才的厚望。桐乡书院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很多人士的热心参与、积极奉献，戴钧衡对这些人士深为敬重。当时的孔城王氏家族经济富裕，慷慨大方，在桐乡书院创建时，捐了不少资金。戴钧衡的友人王祜臣（字殿襄）便是其中的一位，可惜他在二十九岁时去世。从文聚奎处得知王祜臣去世的消息后，戴钧衡作有 钟甫书来报王殿襄死矣一诗，诗曰：“得书一恸转疑猜，前日禅房共举杯。从此山阴风雪里，更谁乘兴泛舟来。”3（P566）该诗表达了他对惊闻噩耗的悲痛，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其中化用“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抒发了他对离世友人的不舍之情。后来戴钧衡经过王祜臣的故居，又作有 过亡友王殿襄宅一诗，诗曰：“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去年来过南冈道，故人与话东村去。泉台杳杳岂再面，浮世悠悠谁似君。苍茫久立不忍去，孤鹤一声空外闻。”3（P569）其中“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使用了以乐景写哀情而倍增其哀的反衬手法，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似。此外，戴钧衡在 王殿襄墓志铭一文中，还对王祜臣为桐乡书院的创建、古桐乡诗选 的刊刻等事积极捐资之举进行了表彰：“曩岁，予与文钟甫为 古桐乡诗选 成，忧无力刊以行世。君时从钟甫游，慨然出百金成其事。予以是重君，与订交，自后往来甚密岁己亥，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3（P418）在人才培养方面，有道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4。安徽泾县人士马猷城担任桐城司训六年，在此期间兼主讲于培文书院、桐乡书院，为桐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士被其德，人乐其教”3（P403），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后来由于年老而被长官解任，对此戴钧衡有所不满。他说：“先生之年则诚老矣，先生之精力，则方与诸生讲学论文，娓娓不倦。而是时，主计之大吏，则尝一岁三过桐城，先生且以属官三接见，而竟以衰迈褫其职。”3（P403）他为桐城生徒从此失去一位良师而深感可惜。二、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教育导向清代书院数量繁多，据白新良先生统计，一共有4 365所5。清代书院类型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讲求理学为主”“以学习制艺为主”“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等四种类型6。这些书院大多采取考课的方式来检验生徒的学习效果，促进生徒努力学习。清代书院的考课形式多样：根据主持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官课、师课等（官课主持者是地方官员，师课主持者一般是山长）；根据重要性的不同，分为大课、小课等；根据时间的不同，分为月课、季课等。桐乡书院的考课主要有大课、小课等。每年大课两次，分别安排在春秋两季，“春课定期二月十五日，秋课定期九月十五日”。大课内容是：“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1（P724）小课视当年情况而定，其内容与大课相同。桐乡书院在大课、小课外，还月月举行散题之课。由于科举事关生徒的出路，桐乡书院将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文作为考课的重要内容。当时孔城“通习律赋、经解者少”，因此桐乡书院规定考课时，“律赋、经解不能者听”“俟他年通习者多，于正课次日另作一场”1（P724）。为了激励生徒学习，桐乡书院对考课中的优秀生徒实施物质上的奖励：“生童奖赏，每大课以钱十六千文为限，按照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名数之多寡，临时酌定，用红纸写明，附贴榜后。”除了物质奖励外，桐乡书院还刊刻优秀课卷实施精神奖励：“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前十名。领卷之时，将原卷发还外，另与空卷一本，将原文并原评录稿送交书院，日久汇采刊刻。”1（P724）由于经费不充裕，桐乡书院生徒一般不居院中学习，“如有情愿居中肄业者，听从其便，但须自备膏火”。对于特别优秀的生徒，如“若生员考三次超等，童生考三次前十名者”，可居院中学习，但需“每月贴膏火纹银五钱”1（P727）。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0推崇经史之学，乾隆就屡次强调书院教育要重视经史之学。乾隆元年（1736）的谕旨要求：“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 分年读书 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乾隆九年（1744）的谕旨要求：“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8（P304-305）在经史之学中，经学地位尤为尊贵。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光芒四射”，对后代的政治、学术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戴钧衡在 书院杂议四首 的“课经学”中指出，学习经学有着重要意义：“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盖自尧、舜以来相传之道，所以自治与所以治人之法，无不毕具于经。学者苟不能深穷其旨，求得古圣人之心，则凡所以行之于身、措之于世、发之为文章者，皆无其本。”1(P767)他认为，对于治经而言，“训诂、章句、名物、典章”固然重要，但这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治经目的是探求义理；不过可惜的是，“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年十五而不出应童子试，则父兄以为不才；年二十而不得与于胶庠，则乡里得而贱之：以故弟子读五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迨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高阁。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当是时，不惟无湛深经术、明体达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1(P767)。他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需要通过奖励的措施引导生徒学习经学：“处今之时而欲修明经学，非徐而引之，渐而入之，其势不能以骤转。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金；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十年之内，天才优者必能举数经，中才亦必能通一二。”1（P767-768）为了引导生徒学习经学，桐乡书院在创建初期采取了变通的考课方法：“经解、诗赋最为士子要务，每月必请师于文题外，更发此题。各士子务宜留心讲习。此于文卷外，另行甄别甲乙。录取者，另给奖赏。”1（P728）此举意在引导生徒在学习科举文的同时，逐渐走向学习经学的道路上来。戴钧衡在 朝阳楼记 中也说：“今书院课士之法，吾不敢谓尽改弦而更张之而一反于古也，但使来学者业其所业，因以穷其所业之源而渐以求夫古圣人修己治人之实行实效。”1（P764）在当时科举大受重视的教育环境下，采取改弦更张的“突变”做法不如采取循循善诱这种“渐变”的做法，更能让生徒及其父母接受，于是戴钧衡采取了“渐变”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既能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又能提升生徒的道德学术素养，还能避免家校之间的不必要摩擦。书院与藏书密不可分，这是由于：第一，“书院”一词是由“书”作为构词语素，“书院”与“书”存在着先天性的联系；第二，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组织，而教育需要借助图书这一文本形式。藏书是书院教育的坚强后盾，书院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该具有一定的藏书规模。盛朗西论及书院教育时说：“书院有三大事业：一、藏书，二、供祀，三、讲学。”10可见，藏书对书院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书籍浩如烟海，士子不可能一一研读，因此如何选择书籍，至关重要。戴钧衡在 书院杂议四首的“藏书籍”中说：“书至今世极繁矣，士子之宜读者，亦非一种矣。盖尝计之，人生考镜典章、讲明心性、切于躬行日用经济事业必不可少之书，凡数十种，而此数十种者，购之每不下数百金。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呜呼！此天下所以鲜读书人也！”1（P768-769）他对士子需要阅读哪些书籍进行了指导，对当时贫富子弟的不同读书态度进行了揭示，并以“此天下所以鲜读书人也”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为了促进各地教育的发展，也为各地营造读书氛围，清代朝廷曾多次给各地一些学校赐予典籍。戴钧衡颂扬了朝廷的赐书兴学之举：“昔者乾隆之初，朝廷诏颁书于各郡县学宫，俾单寒之士无力读书者就近观录，仰见国家造就人才法良意美。”他进而指出，书院也应该重视藏书：“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书院多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呼！是不惟无以成夫贫而有志读书之儒，亦岂书院所以称名之意也哉？”1（P769）由此，他批判了当时一些书院重考课而轻藏书的不良现象，揭示了书院教育应以“藏书”“读书”为中心，要与“书院”的名称相称。山长是书院教育的“领头羊”，书院教育与山长息息相关。清代时期，朝廷十分重视山长的选聘，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2钧衡的先祖都是徽州婺源人，后来迁居到了桐城，戴名世与戴钧衡在桐城是属于戴氏家族的两个支派。戴名世“以鸿文高第，发声海内，天下皆知有桐城之戴”3（P419），可惜他后来死于 南山集 案中。戴钧衡曾经过戴名世的墓地并作诗一首，诗曰：“千秋西汉龙门笔，天与斯人一瓣香。如此俊才谁伯仲，可怜奇祸起文章。伤心名士今黄土，落日悲风满白杨。曾读故人凭吊语，我来难禁泪成行。”3（P665）他以司马迁的文笔为比，对戴名世的才华深表赞叹；又以文聚奎的作品为衬，对戴名世的遭遇深表悲痛。戴钧衡在古文学习方面，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多位乡邦先贤或时贤的影响。他二十岁时学习古文，喜欢刘大櫆的作品，“揣摩私效，学不足以充其才，徒滋假像陈言而已”；二十三岁时结识许吾田，受其影响，又“攻考证，学务为汇古数典之文”；二十七岁时从游方东树，“始知所作皆非，而后者更不如前此之犹合义法”，开始专心学习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久之，略见途辙”。后来，他在方东树的建议下，又转向学术研究，“于是稍稍求之宋五子书，以明其理；求之经，以裕其学；求之史，以广其识”3（P370）。在诗歌学习方面，他年轻时结识朱雅、张敏求，“执弟子礼，先生亦弟子视之。每有叩，必尽言无隐，以故得识其指”3（P631）。总之，在多位乡邦先贤或时贤的影响下，戴钧衡在诗文学习、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因此，弘扬乡邦文化也就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祭祀是中国古代的重要习俗，这种习俗与教育有着紧密联系。“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16作为教育组织的书院很重视祭祀，其中有些书院就是为了祭祀先贤而创建的。书院往往通过祭祀实施道德教化，表明教育方向。书院祭祀礼仪有释奠、释菜等，祭祀对象有著名学者、当地官员、乡邦先贤等。与选择当地官员进行祭祀主要基于政绩不同，选择乡邦先贤进行祭祀主要基于学行。方宗诚说：“惟考国家旧制，请祀乡贤与祀名宦不同。名宦必胪举政蹟，实有功德于民，乡贤则凡有德行学问，足为一乡之表率者，皆可请祀于乡，不必定有功德利益于乡，而后可请祀也。”14（P908）由于乡邦先贤对于当地后学而言显得亲切，书院通过祭祀乡邦先贤可以有效地激励当地后学。“省城书院即祀一省之名贤，一府书院即祀一府之名贤，一州一县亦然，使课于其中者易于观感。”14（P856-857）文昌魁星主宰文章科第之事，不少书院祭祀文昌魁星，而戴钧衡在 书院杂议四首的“祀乡贤”中对这种世俗做法并不赞同。他认为，作为传道讲学之地，书院需要祭祀乡邦先贤来取得直观的教学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明代时期的何唐、方学渐与清代时期的方苞、姚鼐等四位桐城先贤作为桐乡书院的祭祀对象：“吾乡唐宋以前，儒者罕见。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国朝，讲正学敦实行者，凡数十辈。其尤著者数人：曰何省斋先生，桐人知学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明善讲学四方，当时赖以成学者众。望溪学行笃实纯粹。惜抱生当乾嘉，海内考证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义。先生独卓识，不为所惑，折衷论断，一归和平，粹然上符乎六经，犁然下当于天下后世人之公心，而莫能驰背。”不过在这四位祭祀对象中，很难推选一位作为主祭。由于桐城隶属安庆，“于朱子故乡为邻郡，以天下省会割之，朱子当在乡贤之列”，而这四位先贤“又皆奉朱子为依归”1（P766-767），于是他推选朱熹作为主祭。一方面，朱熹是“学孔子”的伟大学者，祭祀朱熹可以提升桐乡书院的办学品味；另一方面，朱熹对于桐城而言“有乡贤之谊”1（P767），祭祀朱熹又可以让桐乡书院生徒获得亲切的认知教育。清代桐城先贤很多，戴钧衡之所以选择方苞、姚鼐作为祭祀对象，是由于两位古文成就卓荦，乃桐城古文的杰出代表。戴钧衡在一些诗文作品中，多次表达对两位的景仰之情。他在 读海峰诗文集寄悌堂 中说：“侍郎（指方苞）壁垒开前路，比部（指姚鼐）词华继后尘。马帐薪传三足鼎，龙眠花发一时春。”3（P666）他在 呈方植之先生四十四韵中也说：“远蹈韩曾轨，近作方姚伉。下视庸钜子，呱呱小儿唴。”3（P563）在戴钧衡与方宗诚编纂的 桐城文录 中，内容分量由多到少的前五位桐城文人分别是：方苞（十二卷）、姚鼐（十卷）、刘大櫆（八卷）、戴名世（六卷）、方东树（六卷），由此可见方苞、姚鼐在桐城古文中的显赫地位。戴钧衡认为：戴钧衡自注此处诗句为：“斗垣有 过先生墓作”，其中“斗垣”是文聚奎的字。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4“夫地气之盛衰，与世运不其同哉？开辟几万年，而地之名始见于经；又数百年，而人士之贤始见于汉；又千年，而唐之曹松始以科名著，宋之三李始以节操闻；由明迄今，气节文章、道德功业、名位科目为海内望邑者，数百年矣。或以为山川磅礴郁积之气有待而盛，是固然矣。”他认为，“气运”的盛衰转变是自然规律，在“气运”兴盛之际，需要有人加以维持：“然地气不能有盛而无衰，犹世运不能有隆而无污也。则将一听诸气运乎？曰：不然。惟有人焉能维持乎地气世运，与之为盛隆，而不与之为衰污。”有鉴于此，他在文末说：“乃举气运赖人之说，以告此乡之有志者。嗟呼！豪杰之士，其可不知所自励哉？”21他以此激励桐城时人乘时而进，奋发有为，维持桐城“气运”经久不衰。方宗诚与戴钧衡在编纂 桐城文录 时，也有着“气运+人力”的激励思想。这在方宗诚的 桐城文录叙 中有所体现：“咸丰壬子春，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盛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已，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势然也。去其靡以救其敝，岂非乡后进者之责与？”14（P115）总之，姚鼐的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姚莹的 桐乡书院记，以及由方宗诚所写而代表了戴钧衡、方宗诚两位思想的 桐城文录叙，都有一个共同点：推断桐城地气在清代厚积薄发（姚莹认为在明代就已开始，一直到清代），其外在表现是促进桐城人文蔚起；桐城时人需要紧紧抓住这个良机，乘时而进，奋发有为，充分发挥“人力”作用来维持桐城“气运”经久不衰。将地方人文兴衰与地方自然因素联系起来，认为地方的人才涌现、文化兴盛是由地方灵气厚积薄发所致，这种思想古人多有。我们熟知的成语“钟灵毓秀”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即如刘大櫆论及清代桐城的人才涌现现象时所说：“龙眠之山，高秀绵亘，至三十余里之深，而不可穷竟。其清淑葱灵之气，盘委积叠，而钟之于人。故我桐城张氏文端、文和父子（文端 文和 分别是张英、张廷玉父子的谥号）相继为宰相，其他为朝廷之达官者，不可胜计。”22(P86)与姚鼐推断桐城地气在清代厚积薄发的表征是“儒士兴”(文化表征)不同，刘大櫆推断桐城地气在清代厚积薄发的表征是“为朝廷之达官者，不可胜计”(政治表征)当然，在刘大櫆看来，就个人而言，政治地位虽重要，而文化地位更重要：“夫文章之与勋业，其轻重不较而明。”22(P86)在地方人文兴衰方面，除了“气运”因素外，“人力”因素也不可忽视。我们熟知的成语“机不可失”的含义就是：良机难得遇上；一旦遇上，就要紧紧抓住，不可错失。在当地“气运”兴盛时，当地人士就意识到要紧紧抓住这个良机。“气运+人力”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深受古代很多人士的认可。钱穆在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中对古代的“气运”思想作了详细论述：“当知气由积而运，气虽极微，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同时，他又对古代的“气运+人力”思想作了阐释：“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己。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23由此可见，对于事情发展而言，“气运”很重要，“人力”也不可忽视。周易 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24古人心目中的“气运”便是如此：“气运”在变化时，如果有人“通”其“变”，好“运”就会长“久”。正如方宗诚所说：“夫气运之穷，有时而变，此天道之无可如何者也。变则赖人有以通之，所谓以人补天也。人道既立，则能通天之穷，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14（P738）其中“以人补天”，曾国藩也曾说及：“嵇康所云：一溉者后亡。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25“气运+人力”思想，与方宗诚、曾国藩的“以人补天”思想相似。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一些人士论及某地“气运”，这个地方往往具有山川地形，因为山川容易蓄气，气慢慢郁积，很久以后厚积薄发。刘开说：“余观枞阳之地，外江内湖，群山为之左右，峰势喷薄，与波涛互相盘护，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26（P395）吴汝纶说：“盖吾县山水名天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6桐城文教良多。不过，他的生活非常不幸，多次遭受家庭变故。他在去世前不久谈到自己的家庭变故时，悲痛地说：“予年三十前，见诸友言他事，辄谢不及，独言及伦常之际、遭遇之贤，则快然自足。乃不数年而仲兄死，叔妹继之。又数年，予三子先后继之，叔兄昨岁又继之，今吾妻又以烈死。十年中，家庭之变，如骇浪惊涛，而老亲衰年，靡所安处，举家数十口，漂泊无生。予之罪尚忍言哉？吞声而已！”3（P449）后面几句话，可谓字字泣血！戴钧衡与刘开都是孔城人，他的诗歌才华与刘开有些类似。桐城时贤评价戴钧衡的诗歌时，往往将他与刘开相提并论。张敏求评价戴钧衡的诗歌时说：“吾乡多作者，孟涂（刘开，号孟涂）而后，仅见此才。”3（P633）方东树评价戴钧衡的诗歌时说：“才思旁溢，墨沈横飞。气息悉与古人相会，此种真似海峰复出。俯视余子，俱不免径营地上，牛负深泥。孟涂似之矣，然懿雅犹逊之。目中洵未见其偶。”3（P635）光聪谐评价戴钧衡的诗作 金陵咏古 时说：“此等题贵不为隶事所拘，而饶有手挥目送之致。在国初允推元孝，近时则孟涂独擅其长，作者志意不群，故应推为后进。”3（P634）刘开半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抚养他长大成人。刘开道路坎坷，他曾说自己“凡人世所称险阻艰难者，无不备历其境”26（P339）。道光四年（1824）闰七月，在亳州修志期间因病去世。去世后不久，他与妻子所生的女儿夭折，与妾所生的儿子刘继又得了重病，妻子悲痛自尽。戴钧衡十岁时，拜见过刘开，“欲以诗问，心未敢也”。第二年，刘开去世，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私哭之”3（P631）。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也同刘开一样英年早逝刘开四十一岁时去世，而戴钧衡四十二岁时去世。戴钧衡与刘开的才气相似，苦遭也相似，真令人痛惜！不过幸运的是：刘开的遗作由于儿子刘继的多方努力，最终刊刻并流传了下来；戴钧衡的遗作由于友人方宗诚的精心保管，也最终刊刻并流传了下来。两位遗作的刊刻与流传，为我们今天了解与研究他们在文学、教育等方面的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文章末尾，有必要对桐乡书院的两位重要创建者戴钧衡及其友人文聚奎的生平简况作补充说明。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戴钧衡援助官军进行抵抗。太平军攻占桐城以后，妻、妾被太平军抓获，都不屈而死。咸丰五年（1855）十月，他在怀远避乱期间，悲愤抑郁而死。他生平以弘扬乡邦文化为己任，曾搜辑并校刻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集，搜辑并编纂戴名世的 潜虚先生文集；此外，又与文聚奎编纂 古桐乡诗选，与方宗诚编纂 桐城文录。他在传播桐城派古文方面有着不少贡献，据姚永朴文学研究法 记载：“昔永朴先考慕庭府君尝言：吾乡戴存庄孝廉（钧衡）入都，曾文正询古文法，存庄以 惜抱轩尺牍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故作 圣哲画像记 云：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29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在他的指引下学习桐城派古文的。曾国藩称赞他“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义无所让也”，悲痛他“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30。吴汝纶也曾感叹，“存庄遇乱以忧死，余每以未识其人为恨”27（P281）。戴钧衡勤于笔耕，有 味经山馆诗文钞 蓉洲初集 草茅一得 书传补商 等作传世。文聚奎（18081859），字钟甫，一字斗垣，后改名汉光，安徽桐城人，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里中称才俊而好古者，必曰文（聚奎）、戴（钧衡）。”14（P410）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文聚奎为官军积极筹饷，以光禄寺署正补用。咸丰九年（1859）秋季，他奉母避乱庐江，也悲愤抑郁而死。文聚奎有好义之心、济世之才，“居乡客游，屡佐邑令，御大灾，捍大患。其性情肫挚，急人之难如饥寒切身，屡受困惫不计也”14（P106）。他爱好文学，“诗、古文词，皆有乡先辈风范”31，可惜著述大多散佚。参考文献1 清佚名.桐乡书院志A.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2 桐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桐城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5:656.3 清戴钧衡,撰;江小角,点校.戴钧衡集A.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桐城派名家文集:第8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4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647.5 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271.6 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2.7 清商衍鎏,著;商志馥覃,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8 清崑冈,刘启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A.续修四库全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书 院 与 现 代 大 学118DAXUE JIAOYU KEXUE2023/4总200期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 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91.10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M.上海:中华书局,1934:47.11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442.12 清戴凤仪.诗山书院志A.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583.13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A.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452.14 清方宗诚,撰;杨怀志,方宁胜,点校.方宗诚集A.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桐城派名家文集:第9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15 清马其昶,撰;彭君华,校点.桐城耆旧传M.合肥:黄山书社,2013:2.1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A.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1604.17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431.18 清姚鼐,撰;周中明,校点.惜抱轩尺牍A.清姚鼐.姚鼐诗文集:中册C.合肥:黄山书社,2021.19 清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尺牍A.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3册C.合肥:黄山书社,2002:457.20 清姚鼐,撰;周中明,校点.惜抱轩文集A.清姚鼐.姚鼐诗文集:上册C.合肥:黄山书社,2021.21 清姚莹.东溟文集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73-574.22 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3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2-86.24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A.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86.25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4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143.26 清刘开.孟涂文集A.续修四库全书 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 清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文集A.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1册C.合肥:黄山书社,2002.28 清薛福成,撰;周中明,点校.薛福成集A.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桐城派名家文集:第10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390.29 清姚永朴,著;许结,讲评.文学研究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211.30 清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85-287.31 清萧穆,撰;项纯文,点校.敬孚类稿M.合肥:黄山书社，1992:343.DAI Jun-heng and Tongxiang Academy Education: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Important Causes for the Rise of Tongcheng Human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HENG Nen-sheng Abstract:Tongxiang Academy was founded by DAI Jun-heng,WEN Ju-kui,and others in Kongcheng,Tongcheng County,in the 20th year of Daoguangs reign(1840).Its establishment resulted from various regions in Tongcheng competing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nd being unwilling to fall behind.To demonstrate educational orientation,guide students to learn rationally,and provide guarantees for students learning,DAI Jun-heng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Four Requirements of Academy Education,which includes four parts,selecting principal,sacrificing to local sages,learning classics,and collecting books.DAI Jun-heng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ometown culture and incorporated it into the education scope of Tongxiang Academy.Many people held similar thoughts to DAI Jun-heng in Tongche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After the constant efforts by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Tongcheng people,the land of Tongcheng has gradually formed a turbulent cultural wave with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promoting hometown culture and caring for and supporting hometown education,which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ngcheng culture.The rise of Tongcheng humaniti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incentive ideology of destiny plus manpower among people,and this ideology gui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ngxiang Academy.Key words:DAI Jun-heng;Tongxiang Academy;Four Requirements of Academy Education;hometown culture;destiny plus manpower（责任编辑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