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_李天星.pdf

年第期（总第 期）闽 台 关 系 研 究 ，（）两岸文史研究 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李天星（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摘要：世纪 年代“本土化”思潮的骤然兴起与持续发酵，成为台湾社会撕裂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政治诉求的催化促使蕴含狭隘“台湾意识”的“台独史观”开始滋生并不断蔓延。原本在 世纪 年代的“寻根”热潮中被发掘出的、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烙印的“反抗精神”，在“本土论”者的历史叙事中开始发生转变，斗争的对象从日本殖民统治者演变成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及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国民党“威权”与建构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台湾“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悲剧。台湾历史文化沦为“本土论”者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台独史观”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扩散。关键词：“本土化”；“台湾意识”；“台独史观”；台湾历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作者简介：李天星（），男，山东临沂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的“本土论”者主要指强调以“台湾”为中心，标榜“台湾民族主义”，并在反国民党“威权”体制运动中以推动台湾政治“本土化”为主要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与具有分离倾向的“党外”政治势力多有交叉。世纪 年代的台湾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民主化”“自由化”追求的驱动下，“本土化”思潮骤然兴起并持续发酵，成为当今台湾社会诸多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成为“台湾意识”论、“台湾文学”论，乃至“台湾民族”论的重要支撑。在此过程中，台湾人民抗日运动史中所体现出的“反抗精神”被移植，逐渐将反抗的对象由日本殖民统治者转变为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非武装抗日史和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史，成为“本土论”者汲取经验反对国民党“威权”政治与建构台湾“民族认同”的重要场域。随此，逐步形成的“台独史观”被筑造为“党外”意识形态的基石。台湾DOI:10.19357/ki.35-1295/d.2023.02.003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解严”前后，“本土论”者又妄图“创造”所谓“台湾新文化”，以突显“台湾主体性”，“二二八事件”被解读成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悲剧。关于该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 世纪 年代“本土论”者为了配合反国民党“威权”政治运动，如何在建构“台独史观”的过程中，基于“台湾”立场重新解读台湾历史文化。一、重塑记忆：“台独史观”的浮现 世纪 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变故接踵而至，引发台湾社会的惊慌，唯恐沦为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抛弃的“亚细亚孤儿”。而“保钓事件”后不断高涨的中华民族主义，此时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在美国“核心边陲”结构支配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也发生急剧变动，出现由“西望”到“回归”的转折。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台湾，力图在“关怀现实”与“回归乡土”中达成一种可以满足心理需求与精神慰藉的共识，以治愈被“抛弃”的创伤。这种研究不仅涵盖了以“乡土”为议题所进行的文学创作，而且推动重新发现台湾的地方民俗，并由此引发一股“寻根”热潮，开始对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反抗精神”作深入发掘。这场“寻根”热潮中所开启的台湾历史文化“考古工程”，无意中把台湾社会所压抑的、日据时期的集体记忆带回文化场域。这种原本属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随着 世纪 年代“本土化”思潮的兴起，被“本土论”者加以重新塑造，赋予了更多的“台湾”属性。年的“美丽岛事件”无疑是台湾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当局在该事件中的强硬态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外”势力起到震慑作用，但刺激了更多的社会菁英投入到政治运动中。许多本无政治立场，更遑论分离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反抗外来压迫”的角度来解读台湾历史文化。加之不断涌现的“党外”政论杂志的推波助澜，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逐渐浮出水面。相应地，原先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还很模糊的“乡土”，也开始被充斥着“台湾意识”的“本土”所取代，并在 世纪 年代初的“台湾意识”论战中得到深化。这场“台湾意识”论战首次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禁忌，公开讨论应以台湾为中心抑或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问题。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论战大多还是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的。如，陈映真十分强调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即中国历史架构下审视台湾历史的发展脉络，观察中国人与“台湾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这种立场的不同，导致论战双方都认为彼此相关研究主要有：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陈孔立 世纪 年代“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与学理批判闽台关系研究，（）：；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进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张萌，刘相平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太平洋学报，（）：；邓婧 年代台湾地区“反威权”话语“本土化”及其影响 台湾研究，（）：；王晴佳 解构与重构 近二十年来台湾历史意识变化的主要趋势点 汉学研究通讯，（）：；萧阿勤 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诗菁台湾八年代“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争夺战：以两大报系与党外杂志为分析场域（）台湾文化研究所学报，（）：李天星：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的历史认识是错误或片面的，并以此互相责难。黄连德就曾指出：“笔者不认为争论双方对于台湾经社现实之认定有什么大差异。真正的问题在于双方对台湾人民的历史经验有很不同的阐释。”只是，在当时缺乏对台湾历史系统研究的情况下，论战双方对于历史经验的阐释尚未能达到学理化层次。即便如此，“台独史观”的雏形在岛内已若隐若现了。年月，台湾文艺 推出 我看台湾史 系列文章。郑钦仁的 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 一文被认为是史学界提倡以“台湾人的立场”研究台湾历史主张的先声，显示出“台湾意识”已经在史学界滋长。在郑钦仁看来，台湾史家要对历史的主体性与断代分期重新加以思考。他认为：在研究台湾史的过程中，要排除汉族中心论，重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差别，注意台湾历史的独特性；台湾史的书写不能再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要从“政治史观”转为“人民史观”，要以“台湾人民”为中心，认同“台湾人”的历史；台湾史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只有站在 世界史 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相比较文学界围绕台湾历史认识问题所进行的激烈争论，史学界对此则少有涉及，尤其在史观问题上未有显著分歧。然而，郑饮仁从史学角度对“台独史观”所作的理论诠释，不仅极大推动了对台湾历史的重塑工程，而且对“解严”后台湾史学科的建制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形态各异的“台独史观”多基于郑文所提之论点。其实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关怀“受压迫”的人民已经成为“党外”势力批评现实环境的着力点，并且开始对以往依族群类别界定“公民”身份，以及依统治者历史经验制定“国家”建设方针的做法提出质疑。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批判和解构“中华民族”认同的同时，尝试摆脱台湾与大陆之间以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联系，开始转向以所谓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来充实“台湾民族”认同的内涵，并以此抛弃对“中国”的依赖，追求“台湾”的“独立”。在这种语境下，“地缘”联系成为“台湾认同”的基础，以“血缘”联系为主体所构成的“中国认同”被淡化。与此同时，海外“台湾民族论”的再次引入，更为“本土论”者建构“台独史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在 世纪 年代中华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海外“台独”势力就已经在极力酝酿和渲染“台湾民族论”，妄图为再次成为“孤儿”的台湾人民在历史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无论是王育德的 台湾：苦闷的历史，还是史明的 台湾人四百年史，都是对“台湾民族论”的一种建构与宣扬。到了 世纪 年代初，“台湾民族论”发展成为“台独”理论宣传的重点。所谓“台湾民族论”，即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核心则是“台湾人”并不是“中国人”。“台独史观”的始作俑者史明认为：“现实存在着的台湾、台湾人，与现实的中国、中国人虽然是属于同一宗族，但二者在社会上、意识上已成为不同范畴的二个民族集团，因此，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当中的所谓 民族 必然是现还存在着的现实的台湾社会与台湾人。换言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所要解放的对象，不外乎是现实的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在“台湾民族论”者看来，台湾虽与中国大陆在血缘关系和文化特质上同属于中华民族，但 余年的“殖民”社会与“反殖民”斗争，尤其是到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与“台湾人”已经超越（克服、扬弃）了与中国相同的血缘和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的范畴社会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显然，这种荒谬论调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虽然有人认为“台独史观”的公开浮现，主要源于台湾岛内外政治情势的改变、“台湾意识”的兴起和台湾文化界的自我反省，而并非来自于这些海外“台独”分子的历史论著，但是从“本土论”者的论述当中，还是隐约可以发现他们的影子。如研习史学出身的陈芳明之前一直注重中国史研究，并不认为台湾史应该单独存在于中国史之外，但史明 台湾人四百年史所“颂扬”的“台湾人”“台湾意识”“台湾民族”给他极大震撼，导致其原本所接受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命题，亦“变成虚无的、空幻的标签”，甚至将史明视为其台湾史研究的“启蒙导师”。由此可见，与其说海外“台独史观”在岛内的传播推动了“本土”历史叙事的转变，不如说“党外”政治话语建构的需要，为海外“台独史观”在岛内的存在创造了空间，从而使得“台独史观”的浮现在这种元理论的刺激下顺理成章。二、建构认同：台湾历史的再解读“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记忆的重塑往往落脚于认同问题。世纪 年代的“浊大计划”与“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围绕清代台湾汉人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曾出现了以李国祁“内地化”理论与陈其南“土著化”理论为代表的两派争论。虽然二者都未曾脱离“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基本认知，但相比较“内地化”理论视台湾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种延伸而言，“土著化”理论则认为台湾逐渐建成不同于大陆的一个新的“地缘社会”，并且涉及了认同问题。从此以后，“认同 问题就进入了台湾（史）研究的领域，成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而这种“认同”正是 世纪 年代以降“本土论”者所要建构的。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接受非源自本体的价值、规范与观念，并将其内化为自己情感认知与行为指南的过程。认同与文化、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历史认同”到“情感认同”，从“民族认同”到“政治认同”，成为“本土论”者建构认同的内在逻辑。年，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党外”杂志 美丽岛 刊出一篇通过分析台湾历史与现状，以形塑台湾社会“认同”的文章。该文认为，无论是明郑时期的大陆移民，还是 年之后迁台的大陆人士，都有“逃难”的事实。前者为了生计而移台，从事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可以称为“经济移民”或“自由移民”，且有长住久居的意愿；后者虽由于政治或军事原因迁台，最初并无长住久居之打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长住久居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虽然台湾历史是一部移民的“争霸史”，但各种冲突、矛盾最终都停息了。无论是“本省人”“外省人”还是“山胞”，都是“新台湾人”的一部分，都拥有十分浓厚的“乡土情怀”，只是这种情怀是立足台湾、扎根台湾的。台湾之认同中国，应该是认同中国文化，非中国政权；而台湾之抗拒中国，亦是抗拒中国政权，非中国文化。此番言论与后来“台独史观”统领下“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的解读不同。由于该时期“党外”势力尚未意识到从台湾历史中建构认同是一项基础工程，所以暂时把“台湾认同”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而未延伸至“中国”。到了 世纪 年代，为了使不同层次的“认同”更具合理性和正当性，“党外”杂志如“深耕”系列 生根周刊 台湾年代 台湾广场 台湾潮流 台湾展望 等，刊登一些专题文章来讨论台湾历史、文学、语言，论证在反殖民、反压迫过程中台湾人民不仅展现出英勇的“反抗李天星：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精神”，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这种以“关怀现实”为导向的独特历史叙事，最终的指向只不过是以此来“正当化他们的政治反对运动和反 中华民族主义 的立场”。台湾历史被重构成一部“台湾民族解放史”或“台湾民族革命史”。日据时期台湾史是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主义的激励和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同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顽强抗争的历史。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当时台湾社会出现的反国民党“威权”运动，往往采取集会游行等非暴力形式，这恰好也是日据后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故而，在“本土论”者看来，发掘台湾反抗强权的历史以汲取教训，为现实“斗争”提供借鉴，则显得尤为迫切和实际。“台湾人的反抗历史几乎看不到全岛团结一致对外抗争的例子，以前如此，今天还是如此；私人利益蒙蔽了对真相的认识，山头主义依然弥漫在今天的反对运动中。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得到 被分化之后即是灭亡 的惨痛教训，我们的前途就依然是灰暗的。”其重新解读台湾历史的用意不言自明。其实，早在 年 这一代 杂志中，这种“以史为鉴”的呼声便已有体现。有人认为，从台湾历史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在作为台湾历史精华的“民族抗暴解放运动”中，无论是郭怀一、朱一贵，还是台湾文化协会，都因“大敌当前”之时不够团结，“勇于内斗”而惨遭失败，于是呼吁“从事政治运动的朋友们！前车之辙，历历可鉴！请勉之，慎之！”这种带有政治动员式的文章极具煽动性，恰恰也符合“本土论”者为政治运动张目的图谋。与此同时，原本在 世纪 年代被发掘“出土”的台湾抗日知识分子，亦成为“本土论”者重新解读台湾历史的切入口。如曾参与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文学家杨逵，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在此时继续被大力宣扬。只是反抗的对象由日本殖民统治者演变为国民党当局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杨逵身上所折射出的针对日本殖民侵略者的“反抗精神”，在面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同样适用。“只要不公不平的体制继续存在台湾一天，杨逵作品的反抗精神就继续发挥它的力量”。由此可见，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的“本土”叙事蕴含十分强烈的政治诉求。正如有人所言，“我的台湾史研究，事实上就是在探讨政治运动的团结之道，希望从历史上寻找能够克服悲剧宿命的答案。这样的研究，自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值得注意的是，“本土论”者在重新解读台湾历史的同时，对台湾历史的评价亦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精神”的宣扬和利用，而是放大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特殊性”，认为日本所建立的殖民体制“注定台湾演变成一个特殊的、独立的社会”，从而为“台湾民族”的存在寻找历史依据，建构所谓“台湾民族认同”。更有甚者，“本土论”者开始从近代化的角度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肯定殖民者为“促进”台湾近代化所作的“贡献”。年，生根 杂志发表的 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 一文，多以溢美之词对“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台湾的各项措施加以肯定。该文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引起部分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戴国辉就曾深刻指出文中的“被殖民心态”昭然若揭。由此进一步延伸出关于“台湾近代化”问题以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评价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作为台湾“解严”前统“独”政治意识形态碰撞的一个插曲，其“政治性格远超过其学术影响”。在美化日本殖民的同时，“本土论”者还把目光转向台湾少数民族。通过对族群史的“研究”，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以求更进一步突显台湾的“本土”色彩，强化国民党当局的“外来政权”属性，并借此人为制造导致台湾社会撕裂的“族群认同”。在“本土论”者的历史叙事中，台湾少数民族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本土论”者认为：明清时期大陆移民对台湾的垦殖是一种外族“入侵”，甚至由此导致台湾少数民族原本幸福的生活被打破，使其备受“侮辱”“欺骗”“榨取”“残杀”，以至“血泪斑斑”“惨绝人寰”；明清以来大陆移民对台湾的开拓史，也就成为台湾少数民族的“血泪史”，而 年迁台的国民党当局成为日本人之后新的“殖民统治者”，“侵犯”着台湾少数民族的权利，“控制”着台湾人的自由；所以要“以生息于斯土的人为历史的主角，以这块土地为历史的舞台，重新发现真正有血有肉、有背景有人物的台湾史”，并试图重新书写这一“被压迫的民族”的历史。在这种叙事模式下对台湾少数民族尤其是平埔族群史的解读，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其目的便是改变台湾人的历史观念，突破原来的“汉人中心主义”，以多族群的观点建立台湾“本土”的、有别于“中国”的历史。特别是 世纪 年代末，部分“福佬人”（“本省人”）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开始从平埔族中寻找出身。而二者血缘关系事实的“发现”，不仅将“外省人”再次置于对立面，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与中国大陆不相统属”的谬论。故而，“在历史诠释从 中国中心 到 台湾中心 的变迁过程里，平埔现象 可为其中建构的一环。”时至今日，台湾少数民族史研究在台湾依旧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只能在各方势力宣泄政治诉求的明争暗斗中尽量保持客观立场。三、追寻主体性：台湾文化的再“创造”世纪 年代初，台湾学术界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学科领域之广、参与学者之众，以及关涉问题之多堪称当时之最，并且有一个由“中国化”向“本土化”转向的过程。世纪 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介入，这场原本单纯的学术运动逐渐与社会运动杂糅在一起，甚至被视为台湾思想文化领域“本土化”运动的先声。台湾学界关于学术“中国化”的诉求，亦逐渐被日益窄化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本土化”论述所替代。年台湾“解严”之后，这种“本土化”趋势更加明显，追寻所谓“台湾主体性”成为“本土论”者在政治运动驱使下所要极力深化的又一个重心。“台湾主体性”最初由从事台湾近代史研究的旅日台湾史学家戴国辉提出。“他因为痛感台湾有些人对日本殖民史的懵无所知，甚至为了政治目的而加以歌颂，于是做为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尤其是殖民史学者，他遂有了 台湾主体性 之论，以别于依赖性的奴隶意识。他所谓的 台湾主体性 是希望借 我思故我在，恢复台湾人的思考能力，而走向未来，这是种心灵 脱殖民化 的学术志业”。不幸的是，此概念被部分别有用心之人“借用”并曲解原意，成为“党外”势力政治宣传的新口号。与对“台湾意识”的多种理解不同，被异化后的“台湾主体性”更能体现出一种“自主性”和平埔族，是指居住在台湾平野地区的少数民族。“平埔”，从字面意思而言，就是“平地”的意思。李天星：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独立性”，并且不像“台湾意识”那么张扬，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正如有论者所言，“台湾主体性”基本上不过就如同一个国度的民众或一个社会的居民对自己生存空间与时间的关心，“认知到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已构成一个颇为自主运作的体系，同时更有一股强烈的动机去掌握，创造本土文化的自主权。”“本土论”者对“台湾主体性”的追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强调台湾“主权”的重要性，要建立独立的“台湾新国家”；在文化上，强调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要建设“台湾新文化”。在“解严”前夕的 年，台湾“本土”势力便已集结成立民主进步党，实现了“在野”力量的整合，并尝试突破原有体制下的各种禁忌，在谋求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建设台湾的问题。其提出不仅要推行政治改革，而且更需要文化建设。然而，在当时尚未“夺权”的情况下，这些“本土”势力只能暂时将重心放在文化建设层面，进一步推动“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宣扬，为政治斗争营造文化氛围。所以，世纪 年代末以“台湾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或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一场所谓“台湾新文化运动”，以更加旗帜鲜明地建构一种与原有观念和内涵不同的“台湾新文化”。年月，一个由集结于美国的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发起，标榜致力于探讨、肯定台湾文化的丰富遗产，并致力于追求、思索台湾文化未来方向的 台湾文化（年月停刊）杂志悄然问世。台湾文化 虽然在美国收稿但在台湾编印，所以除了和当时的大多数政论杂志一样关注台湾社会各个领域的动向和改革外，尤其注重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其在“发刊词”中便呼吁台湾知识分子要把握“文化本土运动”的潮流，“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成熟更紧迫，全体台湾知识分子应该投身于文化本土运动的推广与发扬。从苦难的政治经验中获得智慧，从繁复的文化经验建立信心。对本土文化的优点与缺点有了深切的了解，才能为台湾的未来方向寻出一条可行的途径。”此后，由“本土论”者所主导创办的 台湾文化（年月 年月）、台湾新文化（年月 年月）、新文化（年月 年 月）等与该杂志在办刊宗旨与内容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和同质性。“本土论”者通过突显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以达到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脐带的目的，为实现政治“台独”作文化准备。在这种逻辑下，就如同“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一样，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亦被对立起来。在“本土论”者看来，要建设与以往不同的“台湾新文化”，首要工作则是“把中国意识扫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台湾文化的源流不只是中国一元，而是多元的，甚至将中国文化视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或仅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素材”来看待。在这里，台湾历史文化“本土”叙事中的“去中国化”本质暴露无遗。历史与文化是一体之两面。众所周知，构成台湾社会的一切要素都与祖国大陆密切相连。虽然台湾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这一母体存在差异，但台湾文化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性的标识，亦始终未脱离中国文化而独立存在。“本土论”者在“创造”“台湾新文化”的过程中，仍需要依托于对台湾历史的重新解读，“台独史观”才能得到进一步彰显。在“本土论”者看来，“在 中华民族 殖民 下的台湾，所谓的历史是指 中华民族 的封建沙文史，台湾民族的历史被压抑受美国 台湾文化 的影响，该 台湾文化（季刊）由柯旗化在台湾创办，大力鼓吹“台湾意识”。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抹杀得成为不存在，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台湾民族独立运动作为动力所推动下的党外运动必得重视强调台湾史的缘故。”基于此，在 世纪 年代末的“台湾文化”论述潮流中，对“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权争夺也因事件发生 年而浮上台面，更加激化了“台独史观”与中国史观的针锋相对。年，伸根周刊 曾刊发“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 一文，妄称不仅“台湾人”有自决台湾“法律”地位的权利，而且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是一种“占领”，在台湾进行着“殖民地统治”。为了更进一步人为地制造“中国”与“台湾”的对立，加深两岸隔阂，“二二八事件”被描绘成是一场“全面性的抵抗运动”“台人治台的运动”“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甚至宣称这场“抵抗运动”的本身带有自觉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思想。“本土”色彩浓厚的 台湾文化 台湾新文化 等杂志与“统派”杂志 人间（年 月 年月）在报道“二二八事件”时，都在“为历史负责”的使命感召下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而前者更是热切期待通过揭露“真相”来确立一个合乎所谓“正义”原则的社会典范，并对后者言论多加诘难。如陈芳明就曾指出，陈映真的文字善用“恶的、扭曲的语法”，自然成为台湾受到“文化侵略”的一个伤口，所以就“益加痛切感到非建立一个自主的、自信的文化不可”。戴国辉于 年在日本出版通俗性质读物 台湾 一书，其中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分析亦被“本土论”者认为“论断粗率，用心十分奇特”“论其存心实在可诛，查其立意全在学术范畴之外”。“本土论”者从反国民党“威权”的政治诉求出发，将持中华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贴上国民党“辩护者”的标签。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本土论”者此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台湾底层民众的支持，开始从“劳动人民”立场出发，为“创造”属于台湾“本土”的“新文化”寻求普遍性的群众基础，突显其“台湾”属性，淡化甚至清除“中国”因子。更为吊诡的是，“本土论”者还以此作为向“统派”人士发难的武器。他们基于“一个否定台湾本土，又否定台湾人民的运动，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运动”的认识，认为“统一派运动一切以海峡对岸十亿人民为依归，否定台湾劳动人民的福祉，充其量，这只能是为了十亿中国人吞并台湾这块土地的运动，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因而“统派”人士也成为“彻头彻尾反对台湾人民的，更是敌视台湾劳动阶级的”。所以在其看来，台湾文化工作者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高高在上俯视芸芸众生，洁身自保，或向上投靠统治阶级分沾利益。另一条是从知识分子的云端翻下来做个落实的本土主义者，即与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如此种种，实属荒谬。为了能够突显“台湾主体性”，进一步在“解严”之后的政党斗争中寻求民众支持，“本土论”者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四、结语虽然“本土化”本身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但在台湾却被赋予了多样化的政治意涵。随着这股思潮的兴起和演进，在“重构台湾”的语境下，台湾历史作为一种阐释“台湾民族国家”存在“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资源被发掘、利用，成为“本土论”者建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这种对台湾历史的异常“兴趣”，也推动了对台湾历史的学术研究。尤其 年“解严”李天星：世纪 年代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之后，以“二二八事件”为主的战后台湾政治史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台湾历史研究由“党外”到“学院”的演进、“政治”与“学术”的结合，自然也为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到了 世纪 年代，随着部分学院派台湾史研究专家的加入，“台独史观”的内涵在“本土论”者的鼓动宣传下日渐“丰富”，历史叙事的范围也不断延伸，出现了诸如“台湾岛史观”“海洋史观”“后殖民史观”“同心圆史观”等形形色色的史观，“中国史观”逐渐式微甚至被“边缘化”。受此影响，台湾史教材的编定又时常因牵涉统“独”问题而引起各界关注和争论。与此同时，对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全民性”的学问，不仅报纸杂志纷纷开辟专栏，广播电视亦热衷于此。每一个人都在跃跃欲试，以台湾史“专家”自居，随心所欲地建构和解读台湾历史。这既是台湾史成为“显学”的体现，同时也暗含了台湾史沦为任人打扮之“险学”的隐忧。总而言之，世纪 年代台湾“本土论”者对台湾历史文化的“本土”叙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台独史观”，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根本缺陷。其为了符合政治斗争的需要，从思想认知出发设定“历史现实”，而非基于史实分析得出历史结论。这种“台独史观”根本上是一种唯心史观。参考文献：王东从“西望”到“回归”年代台湾地区的思想转型与人文嬗变南国学术，（）：邱贵芬在地性论述的发展与全球空间：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思想，（）：黄连德洗掉中国热昏症的“科学”妆吧！施敏辉台湾意识论战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台北：麦田出版，郑钦仁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讨台湾文艺，（）：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进及其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林劲从 台湾人四百年史 析史明的“台湾民族论”许南村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台北：人间出版社，：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圣何塞：蓬岛文化公司，：张炎宪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台湾史料研究，（）：陈芳明 我的台湾史启蒙导师：史明先生 陈芳明 梦的终点 台北：联合文学，刘峰松一千八百万人的台湾史美丽岛，（）：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徐紫亭热血滔滔，烽火片片 台湾早期的抗日，前赴后继（下）伸根周刊，（）：钟孝上 读台湾历史有感 这一代，（）：宋冬阳（陈芳明）论杨逵作品中的反殖民精神 台湾文艺，（）：施敏辉（陈芳明）注视岛内一场“台湾意识”的论战 施敏辉 台湾意识论战选集 台北：前卫出版社，：戴国辉研究台湾史经验谈 施敏辉台湾意识论战选集台北：前卫出版社，：张隆志 殖民现代性分析与台湾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学史与方法论刍议 若林正丈，吴密察 跨界的台湾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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