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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维和时行为选择的伦理学探讨李乃义1摘要：通过文献复习、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 50 名执行过国际维和任务的军医进行了研究，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其在执行维和任务时医疗行为选择的逻辑实质。研究发现，军医在维和时会因为遇到伦理道德困惑与伦理情感冲击，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因此，军医维和时需要适应其军事角色定位，并且必须把救治和保护生命的医疗关怀作为首要行动原则，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东道国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同时，军队应当制定相关法律规章和制度规范为军医的行为选择提供充分依据，并在维和前后对军医进行适度而恰当的培训和心理建设。关键词：军队，医务人员，医学伦理，医疗行为，维和中图分类号：R-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772(2024)04-0024-04DOI：10.12014/j.issn.1002-0772.2024.04.05Ethical Discussion on the Behavior Choice of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 during Peacekeeping MissionsLI Naiyi11.Medi-cal Service Department,The 960th Military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Jinan 250031,China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50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peacekeeping missions throughliteraturereview,interviews,andquestionnairesurveys.Fromanethicalperspective,itanalyzesthelogicalessenceoftheirmedicalbehaviorchoicesduringpeacekeepingmissions.Throughthestudy,ithasbeenfoundthatmilitarymedicalpersonnelmayencounterethicalandmoraldilemmasandemotionalchallengesduringpeacekeeping,whichcanaffecttheirbehaviorchoices.Therefore,inpeacekeeping,militarymedicalpersonnelneedtoadapttotheirmilitaryroles,andprioritizemedicalcarethat focuses on treatment and preserving lives as a fundamental action principle.Whenever possible,they should providenecessary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host country.Additionally,it is essential for the military to establish relevant laws,regulations,and institutional norms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ehavior choices of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Adequateandappropriatetrainingandpsychologicalsupportformilitarymedicalpersonnelbeforeandafterpeacekeepingmissionsarecrucial.Key Words：military,medicalpersonnel,medicalethics,medicalbehavior,peacekeeping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2003年首次派遣一支维和二级医疗分队远赴刚果（金）执行维和卫勤保障任务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维和行动从未中断1。在这些行动中，除派遣工兵分队、无人机分队外，还向多个维和任务区派遣了医疗分队，包括医生、护士、其他卫勤保障人员和非卫勤类保障人员。根据国际维和相关规定和协议，医疗分队主要以战区一、二级医院形式展开，保障区域内所有维和人员的身心健康。同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及与联合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医疗分队也有义务保障自己所在部队官兵，以及在东道国冲突中受伤害的平民，而不得基于性别、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或任何其他类似标准进行任何区分。医疗分队成员在执行维和行动任务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和要求与在国内执行平时救治任务时完全不同，而更类似执行战时任务。Kelly2探讨了战时和平时救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军队医务人员同时担负医护人员和军人两个角色，可能会导致不和谐和行为逻辑上的冲突3。因此，从两种角色的角度探讨他们在执行维和行动等军事任务中的救治行为本质，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1目的通过文献复习发现，即使有研究表明医疗救治行为和军事角色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但多为伦理层面上的理论性探讨，无法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军队医务人员在救治过程中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针对于此，本文旨在从军事医学伦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的中国军医的行为选择，探讨其基于生命伦理的主观感受和行为逻辑。2方法采用描述性定性设计和个别访谈法，通过问卷星小程序发放调查问卷。首先对 5 名近期执行过国际维和任务的军队医务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利用 2040 分钟向受访者就项目研究的设想、目的和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受访人员首先回答了一个关于他们在维和任务区的经历的开放性问题，之后是更深入的开放性问题，即关于他们在任务区的经历等。研究组充分听取受访者的经历、想法和观点，并进行了真实、完整的记录。基于访谈所获得的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医院卫勤部山东济南250031作者简介：李乃义（1979-），男，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军事医学伦理。E-mail：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24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 相关信息，研究组设计了匿名式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小程序利用微信形式进行调查，期间没有进行个人接触。所有参与者均积极自愿参与。理论框架基于军人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其对医学伦理、人道主义、军事任务等方面的认知。2.1研究对象对近年来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的军队医疗分队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人员涵盖医护人员、其他卫勤保障人员，以及非卫勤类保障人员，所得数据资料均进行匿名处理，代表性较好，并且可溯源。2.2入选标准要求参与者必须是中国军人，并在近 5 年内参加过 1次以上的国际维和行动，执行过维和医疗分队的相关任务。对相关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67 份问卷，收回问卷50 份，有效问卷 50 份。其分布特征主要有：男女性别比为 43：7；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占比 86%；医护类人员 31 人，占比 62%，非医护类人员 19 人，占比为 38%；82%的受访者为首次参加国际维和任务；92%的受访者表示参加过国际人道主义相关培训。3结果采用定性、归纳的显性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目的是研究参与者的主观体验，并保持与参与者表达的原意尽量接近46。同时，数据按照研究对象是否是医护人员进行分别汇总和分析，从而判断医护人员的身份对于其在行为选择上是否具有影响。调查问卷共设计 17 个问题，被调查者以选择的形式进行回答，回答完毕后提交信息并自动发送。17 个问题均为基于个人意愿的主观性选择问题，选项 2 项4 项，部分问题之间具有相互校验的功能，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被调查者的主观意愿。主要包括 4 种类型的问题。第一类是对自身身份以及行为目标的主观定位类问题，如：“Q1 您认为在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军队医务人员应当首先是什么角色？”“Q5 您认为在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应当首先考虑哪种类型的目标？”“Q15 您是否会在首选目标选择上出现困扰？”“Q6 执行军事作战任务过程中，您认为医护人员与一线作战人员对于完成作战任务目标谁更加重要？”第二类是对生命伦理认同情况的认知类问题，如：“Q2 您是否知晓并认同希波克拉底誓言？”“Q3 您是否知晓并认同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内容？”“Q7 您是否认为无论何时，生命都是最重要的？”“Q8 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时，您是否能确保自己始终保持中立？”“Q14 您是否愿意全力救治曾威胁到本部队安全的战俘人员？”第三类是面临不同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类问题，如：“Q9Q12 在医疗资源充足与否的情况下，您是否愿意将部分医疗资源与东道国平民和武装人员共享？”“Q13如果遇到不得不根据上级命令放弃救治战友的情况，您将会作出何种选择？”“Q17 同一救治场景下对不同人群救治优先级如何排序？”第四类是面对特殊环境下的心理预期类问题，如：“Q4 您认为维和与在国内平时救治时承担心理压力是否有所不同？”“Q16 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使您对有可能挽救的生命不得不弃之不顾，您是否会出于道义或人道方面的原因而感到内疚或不安？”3.1基本数据分析发放并回收的 50 份有效问卷中，对每位受访者 16 项可进行计数分析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计数，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Excel 和 SAS9.2 软件。统计结果表明：对于主观定位类问题，受访者选择存在较大分歧，对自身的身份定位和目标定位并不清晰。如针对“Q1 军队医务人员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身份定位”倾向于定位为医护人员的与定位为战斗人员的比例为2723；针对“Q5、Q15 执行军事作战任务首选目标”倾向于作战目标的与生命安全目标的比例为 2129，且 68%的受访者对于首选目标的选择存在困扰；针对“Q6 何种身份人员对完成军事作战任务更重要”倾向于医护人员、战斗人员、不分先后选项的比例为 91328。对于生命伦理认知类问题，受访者选择相对一致。对希波克拉底誓言、国际人道主义法、生命至上理念和中立地位等的认同程度均较高，分别有 62%、94%、80%、60%，92%的受访者愿意救治曾威胁本部队安全的战俘人员。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类问题，外部因素会对受访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明显影响。如针对 Q9Q12，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维和军人十分乐于将资源与平民分享，而当医疗资源匮乏时，这种意愿明显下降；同样，医疗资源充足与否也是维和军人是否愿意将资源与敌对武装人员分享的重要决定因素，见图 1、图 2。针对 Q13 是否救治成功可能性极小的战友这种极端情况下，56%受访者选择服从上级命令放弃救治，仅 28%受访者选择不顾一切继续救治。针对 Q17 同一救治场景下救治不同人群的优先级排序，无论受访者是否为医护人员，均受到救治对象远近亲疏关系的影响，更加倾向于救治与自身更亲近的人群。见表 1。480222171101020304050愿意不愿意不确定资源充足用于平民人数意愿资源匮乏用于平民图 1在维和任务区医疗资源用于东道国平民的意愿情况对于特殊环境下的心理预期类问题，受访者选择相对一致。86%的受访者认为，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与在国内执军医维和时行为选择的伦理学探讨李乃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25行平时救治任务相比，其心理压力将更大；92%的受访者认为，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时，如果出现违背生命关爱理念的情况将会因此产生内疚不安的情绪，进而放大这种压力。3.2影响因素分析医护人员和非医护人员在知识背景、承担任务等方面区别较大，按照是否为医护人员这个“身份类别”与各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不同身份类别人员在各个认知问题上的差别。不同因素间采用 2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进行比较。其中，在 Q5 执行作战任务时首选目标和 Q7是否坚持生命至上这两个问题方面，医护人员和非医护人员的选择有明显差异，见表 2。289112613051015202530愿意不愿意不确定资源充足用于武装人员资源匮乏用于武装人员人数意愿图 2在维和任务区医疗资源用于东道国武装人员的意愿情况表1救治意愿优先程度排序身份类别救治优先级综合得分本部队战友本人本国友邻部队战友非本国维和人员东道国平民东道国武装人员医护人员1.682.032.844.004.615.84非医护人员1.422.212.893.844.795.84注：综合得分数值越小，表示优先级越高。表2不同身份类别人员对作战首要目标及生命最重要性认知问题选项调查对象身份/例数（%）2P值医护人员非医护人员Q5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首先考虑目标作战任务目标9（29.03）12（63.16）5.630.018*战友和个人生命安全22（70.97）7（36.84）Q7是否认为生命最重要是28（90.32）12（63.16）3.870.049*否3（9.68）7（36.84）注：*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3关联问题分析调查问卷在设计时，采用了部分问题相互关联、互相校验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尽量减少主观问题回答失真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受访者的选择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在涉及 Q5、Q7 问题时，还需要按照不同身份类别分别进行分析。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医护人员与非医护人员均认为军队医务人员的身份定位更加倾向于是医护人员（65%、63%），但医护人员更倾向于以维护生命为首要责任（71%），非医护人员更倾向于以完成作战任务目标为首要责任（63%）。不同身份类型人员在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军队医护人员的生命关爱本能占据上风（90%），即使其认为军事任务中首选目标为作战任务目标，也要坚持生命至上理念（67%）；而非医护人员与医护人员相比，则更多考虑作战任务目标的实现（63%），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代价（50%）。尽管受访者对首选目标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但其在选择时存在较大的困扰，并不能完全确定。首选目标为生命安全的医护人员与首选目标为作战任务的医护人员相比，其在是否认为生命更重要的选择上更加困扰（45%33%）；而认可首选作战任务目标的非医护人员也并不能完全确定军队医护人员是否应该把生命安全作为更加首要的选项（50%）。执行军事作战任务过程中，如果面对抢救成功率极小的战友而上级命令放弃救治时，在这种极端状况下，上级命令与生命关爱理念将产生冲突，无论当时是否会遵守上级命令，军队医务人员生命关爱的本能都会对自身心理产生极大影响（93%）。有 4 位受访者在面临救治曾威胁本部队安全的战俘人员时，选择了拒绝或消极救治，但其希波克拉底誓言和人道主义法知晓并认同程度很高（75%、100%），也认为自己能够确保中立地位（75%），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心理行为情况，也反映了其在特殊场景下的行为选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4讨论4.1行为选择的首位原则对于军队指挥员来说，保护他们的部队一直很重要，而对于军队整体来说，医护人员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7。然而，武装部队和医护人员似乎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即一方准备为实现其目标而献出生命，而另一方则侧重于拯救生命。Griffiths 等3强调了军队医疗救治机构具备双重目标，其既是一个以救治为目标的组织，同时又是军医维和时行为选择的伦理学探讨李乃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26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 一个以军事任务为目标的组织，其价值体系的双重性可能对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采取的救治行为产生困扰。Kelly2探讨了战时救治和平时救治之间的关系，认为战时与平时有很大不同，救治环境会因其面临法律和伦理困境而产生双重忠诚冲突。笔者的研究表明，作为军队医务人员，在平时服务军民的过程中，其工作内容与性质与地方医务人员基本相同，不会出现因为军事和医学两种价值体系的不同而引发价值冲突和选择矛盾。但在执行军事作战任务时，军事医学的背景下潜藏着军事的必要性，使得军队医务人员“军”和“医”的特殊双重身份与普通医生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对于特殊情景下自身定位的认知，以及医疗行为的选择方面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困扰。针对于此，Selgelid8提出，在军事环境中，医护人员应该服从命令和遵守军事规定。军队医务人员在战场的伦理应以对部队集体有利为原则而不是对单个士兵（病人）有利为前提9。2003 年美军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军事医学伦理教材为美国军医解决军事医学伦理难题提供了实用指南。虽然其允许在军事任务实践中对军医的行为原则有限度的修正，但其核心依然是日内瓦公约和纽伦堡法典这些公认的军事医学伦理原则。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军队医务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对所有生命的敬畏和人文关怀，仍然要把救治和保护生命的医疗关怀作为自身的首位行动原则。4.2向东道国提供必要医疗帮助联合国规定，维和医疗机构没有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但在自愿和自己负担费用的基础上，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人道服务10-11。一项研究表明，当东道国可能需要医疗资源时，瑞典军队参加海外军事任务的医护人员会提供他们可以提供的药物，但保留基本药物以备自己部队的需要12。由于维和医疗机构往往会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此时，关爱的本能受到考验。在理论上和在具体实践中，医护人员会优先考虑本部队的人员，而不是受伤的东道国人员13。笔者的研究同样表明这一点，特别是在向有一定安全威胁的武装人员提供救治资源时更加明显。但是，军队医务人员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对东道国平民的帮助意愿比较强烈，尤其是面临东道国缺乏救治资源时，军队医务人员往往强烈希望帮助东道国平民，甚至是面对有一定安全威胁的武装人员时也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因此，在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时，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维和医疗机构可以尽可能地向东道国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维和医疗机构也能从中更加方便地获得一些重要的情报信息，特别是安全方面的情报信息，例如，提前知道何时、何地可能出现安全威胁等，这本身也是一种安全保护措施，从而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部队。4.3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Paix14认为，在战区进行分诊不同于平时场景下伤病员的救治分类诊疗。在战场环境下，分诊主要优先自己和友军部队，其次是东道国和敌人，这也得到了 Enemark7的证实。笔者的研究也表明，虽然大多数人了解并认同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且认为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可以保持中立。但在实际执行军事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如果发生需要对伤病员进行救治的场景，医护人员在针对不同身份伤病员的救治优先程度上还是更倾向于优先救治与自己更加密切的人，而且选择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在救治中区分优先级的选择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为此，在军队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已经明确提出，要适应战时刑事诉讼特点，可以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部分具体规定，这将有利于减轻军队医务人员执行军事任务时的压力。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规章和制度规范，尽快制定军队医务人员执行军事行动的规范和指导手册15，对其战时正确高效开展医疗救治提供更具有操作性的依据。4.4全程加强培训与心理干预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医护人员认为自己对于军事目标的完成与战斗人员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医疗分队的非医护人员也持同样观点。因此，医护人员在执行军事任务时，认为自己责任重大，相应的自身压力也就会更大。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出现因特殊情况，医护人员不得不执行指挥员命令而放弃可能救治成功的伤病员，他们作为医护人员的关爱本能与执行军事命令的天职将会出现激烈冲突，但源于作为军人的自我定位，大部分医护人员将执行命令，这也会使得他们容易产生内疚不安的心理情绪，这可能会是战争道德创伤产生的来源之一。同时，军队医务人员开展救治工作并不是机械的，感情关系产生的亲疏远近无法避免，也无法保持绝对中立，这是由于人的社会属性而决定的。因此，抛开亲疏关系和自身立场而机械地要求军队医务人员无条件遵守的人道主义相关规则，这并不现实。英国医学会（BritishMedicalAssociation，BMA）建议，军队医务人员应该在部署之前彻底了解可能出现的潜在法律和伦理问题16。因此，军队医务人员有必要在执行国际维和等军事任务之前和过程中，接受适度而恰当的培训和心理建设，在任务结束后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接受相应的心理疏导甚至治疗。这既能更好地保护军队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保障军事任务的顺利完成。参 考 文 献 陶社兰.中国将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EB/OL.(2011-04-01)2023-02-20.http:/www.C 47 页)军医维和时行为选择的伦理学探讨李乃义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27却在周雯静的作品21 天避孕药中被红色所浸染，见图 6。在这组作品中，周雯静依旧按照原始比例画出了医学上使用的各式短效避孕药，并将它们装裱在深红色的亚克力板的背后。原本如糖果一样的药丸，在这里无论是药品本身还是包装都被血红色所浸透。它们不再是医学领域中的作为药剂的产品，而是在吃下去的那一刻，就已溶于女性的血液中，运行于身体之内，并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短效避孕药将女性身体内部的激素循环视为是一种“变异”，从而用药物来控制，是在健康的机体上实施的药物治疗。它不只是抑制排卵功能，其他组织器官和感知功能也因受阻而更加起伏不定。在这里，疾病并非是生命健康的缺席，而是社会标准的重新确立，医学领域所谓的正常性从另一个角度限定着新的病态，并施加在具体的身体之上。个人对自身身体状态的感知不再是最重要的，医学知识和社会理性界定着每个人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而女人在此进程中遭受着更加严重的异化，不仅要经受自身的排异反应，还要忍受社会对身体的干预。图 6周雯静21 天避孕药节育与避孕不仅关涉着女性性自由与生育自由维度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对正常与病态的讨论。而周雯静借由艺术的语言想要做的是在女性、医学和社会三者之间形成对话关系，她没有否定避孕的医学措施为女性带来选择的可能性，而更多地强调着女性除了思考如何避孕让自己免受生育的痛苦外，还应在对各种力量知情的前提下，认真反思避孕的后果以及这些风险为什么总由女性来承担的问题，呼吁一种在多角度了解后的女性自主的选择与行动。4总结从现代医学科学实践到具体的疾病处境再到“非正常”的女人，周雯静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对疾病的记录，更是拨开层层迷雾，使得疾病重新返回本体的过程，从而让人们看见的是从僵死到新生的螺旋式上升。周雯静并不认为疾病只打开了思考死亡的唯一豁口，目睹主体在疾病的折磨和医学手段的侵入下日渐沉没。相反，通过对女性经验和处境意识的艺术呈现，周雯静尝试论述疾病是生命与死亡关系中的内在的和流动的维度，最终疾病的意义涌向哪一边，则是由具体的人在今生今世中所活出来的。在共病的时代中，疾病不可避免，我们身体的边界也开始瓦解。但是疾病在身体内外留下的模糊又清晰的痕迹，持续性地形成一种回声，最终削弱了作为隐喻的知识理性，转换成一种生命的力量。疾病的处境让生命变得更加清晰，人们在救赎自己的挣扎中，赋予生命以新的肯定的价值。参 考 文 献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M.李春,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59.1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12.2翌当代.开幕回顾周雯静:美丽坏东西EB/OL.(2022-07-15)2023-05-07.https:/ 27 页)ELOS,KYNGSH.ThequalitativecontentanalysisprocessJ.JAdvNurs,2008,62(1):107-115.5GRANEHEIMUH,LUNDMANB.Qualitativecontentanalysisinnurs-ingresearch:Concepts,proceduresandmeasurestoachievetrustworthi-nessJ.NurseEducToday,2004,24(2):105-112.6ENEMARKC.Triage,treatment,andtorture:EthicalchallengesforUSmilitarymedicineinIraqJ.JMilEthics,2008,7(3):186-201.7SELGELIDMJ.MichaelL.Gross,BioethicsandArmedConflict:MoralDilemmasofMedicineandWarJ.Minerva,2008,46(3):381-384.8杨放,王芳.国外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概论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9):10-11.9Medical Support Unit.Medical Entitlements and Reimbursements fromMissionFacilitiesM.NewYork:UnitedNations,2003:8-9.10OfficeofMissionSupport.HIVTestingPolicyforUniformedPeace-keep-ingM.NewYork:UnitedNations,2004:3-5.11LUNDBERGK,KJELLSTRMS,JONSSONA,etal.ExperiencesofSwedishmilitarymedicalpersonnelincombatzones:Adaptingtocompet-ingloyaltiesJ.MilMed,2014,179(8):821-826.12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RedCross.Convention(I)fortheAmeliora-tionoftheConditionoftheWoundedandSickinArmedForcesintheField.Geneva,12August1949EB/OL.2023-10-12.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full/GCI-commentary.13PAIXB.MemberCareVersusHumanitarianAid:UsingTheIraqConflicttoExamineTheRoleofMilitaryMedicineinWarJ.ADFHealth,2006,8:24-27.14李乃义.军事行动中医疗行为伦理困境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1):71-74.15ROACHJO.Themedicalprofessionandhumanrights:HandbookforachangingagendaJ.BMJ,2001,323:0107255a.16收稿日期：2023-06-13修回日期：2023-12-06(本文编辑：邹明明)周雯静艺术作品中的医学话语和疾病隐喻白珊医学与哲学 2024年 2月第 45卷第4期总第 735 期Medicine and Philosophy,Feb 2024,Vol.45,No.4,Total No.73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