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pdf

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147十七年小说中的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蒋潞瑶（湖南科技大学，湘潭，411201）【摘要】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关键词】十七年小说；革命引路人；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十七年文学以小说成就最高。在这之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其中“革命引路人”是这个时期不容忽略的典型。他们指引着“被引人”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成长为新一代革命者。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形象在整个革命历史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身上既有着自觉承担历史革命的时代精神，也有着开启民智塑造民魂的引领任务。这一类形象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延续和发展。一、一、“十七年十七年”小说中小说中“革命引路人革命引路人”之形象类型之形象类型红豆红旗谱青春之歌作为极富代表性的红色小说，其中共有的“革命引路人”已成为革命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类人物。在西方文学史上，他们属于“卡里斯马”“卡里斯马是指文化内部那种能产生或毁坏价值体系、赋予混乱以秩序的特殊力量”（赵启鹏，2006）。“被引人”在自身具备一定的优秀素质的同时，在他们成长初期还必须由“卡里斯马”的神圣长者来引路。这是“被引人”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必备条件，也是“革命引路人”在这一类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红豆红旗谱青春之歌中的“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一）引导型（一）引导型正面鼓励正面鼓励这一类型是指“革命引路人”在“被引人”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通常是作为拼搏斗争的革命者出现，正面参与组织活动，但也只是作为导师而存在。他们根本的目的在于引导“被引人”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突出“被引人”本身的成长历程。“革命引路人”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形态的“革命文学”，如左翼文学，“普罗小说”“革命加恋爱”文学模式。到了“十七年”时期，工农群众被明确认定为革命历史创造中的主导力量，红色小说中的“引路人”形象退居为指引陪伴主人公成长的引路导师。红豆中的萧素打通了江玫了解革命的渠道。她鼓励江玫了解革命，也正是她的被捕入狱让江玫真正睁开了革命的眼睛，决定了她走向革命的方向。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鼓励林道静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到革命的洪流中来。在此，萧素和卢嘉川的导师形象进一步鲜明起来，他们不占据文章的中心，鼓励陪伴主人公参与革命，打破知识分子个人的局限，引导他们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这一类引路导师的代表人物还有红旗谱中的贾湘农，青春之歌中的江华等。他们在江玫，朱老忠，林道静等革命人物成长过程中作为先知先觉，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导师出现。作为导师纠正主人公在革命中本身存在的阶级局限，指导他们认清当下的政治局势和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者。正面鼓励型“引路导师”在文本中的突出特征是“被引人”有一条明显完整的“成长”路线，而“引路导师”是陪伴“被引人”成长路上并肩同行的关键人物。“引路”属性是他们身上最重要，也是文中刻画得最多的一点。文中并没有详细刻画他们的革命生涯，斗争过程，描写得最为出彩的就是他们身上“引路导师”的身份。（二）榜样型（二）榜样型以身践行以身践行这一类型是指在小说中着墨较少，正面描写的篇幅都不多的“革命引路人”。他们只是在“被引人”茫然无措，迷失前进方向时指点迷津，往往只是注重点化启发。这一类人物在叙事中出现的较少，保留着一层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148作为“革命引路人”的神秘色彩，通常是作为已经相对成熟革命老手出现。这一类人物形象和乐华斌强调的“引路人”别无二致。“引路人形象常常代表着一种政治教父的身份，不仅拥有革命信仰和话语权，而且政治和思想成熟，革命人格崇高，并且先验性的有能力将自身素养和经验转化为教育方法，实施其引路人的功能”（乐华斌，2013）。红豆中江父、江母都刻画的较少，只是简单略过。文中的江父极为模糊，但正是江父离世的真相让江玫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她放弃了和齐虹一起逃走的机会，真正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党的工作者。江母对萧素和齐虹的态度其实也暗含着江母对江玫的指导，母亲深深喜爱着萧素的坦率淳朴，却不太待见齐虹。“母亲忧愁地微笑着，说他是聪明极了，也称得起漂亮，但作为一个人，他似乎少些什么，究竟少些什么，母亲也说不出”（宗璞，2010）。起到这种以身践行作用的“引路方向标”还有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刘大姐等。在林道静被捕入狱充满着绝望和消沉时，化名为郑瑾的林红出现了。虽然林红的出现极为短暂，但是正因为她的引导，林道静才懂得了集体的力量。包括文中“昙花一现”的刘大姐，也是以自身的革命斗争生活引导林道静打破对琐碎事务的不耐烦，成长为更加踏实成熟的革命者。由引可见，以身践行的“引路方向标”作为小说中更为崇高的代表，以他们自身的崇高信念影响着江玫、林道静，鼓励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在紧急关头起着重要的点拨作用。相比于正面鼓励型“引路导师”在小说中的诸多刻画，细致描写，以身践行型的“引路方向标”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被引人”的指导非常克制，不会长久地陪伴着“被引人”一起成长。所以在这类革命叙事文本中往往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记，形象相对模糊，沦为符号性的人物和政治话语的“传声筒”。二、二、“十七年十七年”小说中小说中“革命引路人革命引路人”之异同比较之异同比较（一）人物形象之间的差异性（一）人物形象之间的差异性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大多是以积极美好的正面形象出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光辉形象。但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奋斗的革命目标、面对的阶级群体和“被引人”的身份及个性特点的不同，这一人物形象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十七年小说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革命引路人”，大致能划分成以下两种类型：一类是萌发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类是革命部队中的工农干部形象。第一类，萌发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人物有红豆中的萧素，青春之歌之中的卢嘉川，三家巷中的周榕等。这其中因为江玫与林道静身份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她们对革命也有着不同的态度。相比于江玫，林道静有着更为复杂的地主家庭背景，这也让她具有更彻底更坚决的革命反抗精神。在爱情面前，作为学生的江玫或许还会沉溺于罗曼蒂克带来的虚幻甜蜜中难以抽身。且江玫更多只是作为“被引人”成长为革命者，而林道静除了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之外，也承担了“革命引路人”这一角色。在林红死后，她就代替了林红的责任，进一步激励俞淑秀融入革命的集体之中，明白斗争的意义。她也一直在想办法争取王晓燕，引导王晓燕回到真正的革命道路上来。“晓燕兴奋了，她觉得她的好朋友，她启蒙的老师能够了解她、赞赏她，她真是非常幸福”（杨沫，1958）。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林道静身份有了一个质的转变，肯定了她对王晓燕的引导启蒙作用。第二类，革命部队中的工农干部形象。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有红旗谱中的县委书记贾湘农、山乡巨变中的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红岩中的重庆市委领导和川东地区责任人李敬原，创业史中的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赵启鹏将革命英雄叙事中的卡里斯马长者划分为两类，其中“政委”型神圣帮手与作为革命干部的“革命引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政委”主要是指负责党的政治领导工作的干部，是代表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在革命斗争中，政委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引领无数“被引人”成长为坚实的革命者的有效保障。贾湘农一出场就是“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开辟工作”（梁斌，1957）的县委书记。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的氛围进一步加深，“共产党”的出现也变得顺其自然，“被引人”朱老忠更是进一步成长起来。这一类工农干部，往往代表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形象，他们遇事果敢冷静，有着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智。（二）人物形象之间的共同点（二）人物形象之间的共同点虽然不同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革命引路人”有着各自鲜明的底色，但联系十七年时期多部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来“引路人”身上共同的品质与特点。1.1.坚贞劲烈的品质坚贞劲烈的品质他们大多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指引“被引人”在重大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奋斗在革命的前线，阶级立场明确，爱憎分明，意志坚定。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冷静老练，作为北大党的工作的负责人，在组织南下示威游行时，主张有利有节的斗争，阻止了盲目的牺牲；红豆中的萧素坚强不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149屈，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愿意为了革命牺牲一切；红旗谱中的贾湘农意志坚定，哪怕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也始终有着崇高的信仰。2.2.独特的独特的“引路引路”属性属性“十七年文学也形成了相对明确而稳定的革命召唤的行动模式引路人指向结果的引路，都共同指涉了革命的光辉灿烂的前景描绘”（陈力君，2006）。作为“引路人”，除却他们本身的高贵品质之外，他们的话语行为也经常代表着党的意愿和想法。作为党的发言人，他们自身的性格品质在小说情节中已较为凝固，少有成长，一般是以话语劝诫或行动助力于“被引人”的成长。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出场时就已经接近她生命的尾声，她以一生的经历为林道静和俞淑秀点燃了斗争的希望与热情；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作为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领导人形象，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合作社，引导盛淑君等优秀青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红旗谱中的贾湘农出场后，朱老忠才逐渐了解了共产党，而朱老忠成长过程中绝不容忽略的“反割头税”运动，背后也离不开以贾湘农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正是这些作为党形象代表的“引路人”一路上的帮助，“被引人”才能更好地成长。三、三、“十七年十七年”小说中小说中“革命引路人革命引路人”之叙事功能之叙事功能角色的主要叙事功能是指角色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承担的主要作用与意义。普罗普划分出了七种叙事角色和三十一种叙事功能，其中他认为小说中帮助者的叙事功能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五种：空间转换、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灾难解除。在红豆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的承担着热心扶助的解救功能、侧身引领的完成任务功能和启发点拨的身份转换功能。（一）解救功能（一）解救功能热心扶助热心扶助普罗普提出的解救功能是指小说中主人公被抓捕终被拯救。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被引人”一开始往往都带着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还没能具有革命意识。因此他们往往容易陷入革命敌对分子的圈套之中。而这时候，“革命引路人”起到的解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红豆中的江玫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都曾陷入爱情而不能自拔，正是萧素、卢嘉川、白丽萍等人的指引，让他们看清了齐虹、余永泽身上的自私自利，冷漠狭隘。如果说余永泽是从海中解救回来了林道静的肉体，那么卢嘉川则是解救了林道静的灵魂。（二）完成任务功能（二）完成任务功能侧身引领侧身引领完成任务功能是指小说中主人公完成任务，难题被解答。在小说中，让主人公在帮助者的引领下逐渐成长，难题被完美解决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精彩桥段。“被引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需要完成一系列革命活动，而在这过程中，“革命引路人”的引领作用也就变得更加突出。红旗谱中正是在以贾湘农代表的党的领导下，朱老忠先后参与了反割头税、二师学潮和农民暴动等革命运动，飞速成长。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成就了他极其典型的农民英雄形象。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样也是先后在卢嘉川、江华等人的引领下积极参与了“三一八”游行、抢收麦子、学生工作、北大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后，她终于真正参与到群众活动中。（三）身份转换功能（三）身份转换功能启发点拨启发点拨身份转换功能是指小说中主人公转换了新的身份和地位。这其中就有主人公靠相助者的神技改头换面等情形（普罗普，2006）。可以说，“革命引路人”带给“被引人”最为显著的引领作用就在于“被引人”身份的转换。“被引人”在小说初期缺乏革命意识，到后来成长为成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这一路上他们背后的“革命引路人”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红豆中萧素以无畏的生命指引江玫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一个小女孩转变成一个成熟可靠的革命工作者。青春之歌中涌现出了一批性格鲜明的“革命引路人”，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林道静实现了与旧我灵魂的三次决裂，从一个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红旗谱中贾湘农指引朱老忠、严志和等人团结农民的力量，让以朱老忠为代表的“被引人”从传统的豪爽仗义的农民英雄进一步转化为有勇有谋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四、四、“十七年十七年”小说中小说中“革命引路人革命引路人”之典型意义之典型意义（一）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一）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十七年”小说成功塑造出了一群经典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不断成长的“革命者”和近乎完美的“革命引路人”刻画得最为出彩。由于“十七年”小说大多功能确定，模式统一，不管是知识分子的追求还是农民的抗争，最终都是指向在“引路人”的领导下，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情节设置，让“革命引路人”成为革命走向胜利必不可少的关键人物形象。“十七年”小说中性格各异又都正面高大的“革命引路人”形象，是对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文学模式的一种传承，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在风景书写中通过划定阶级观看权与所有权，从而塑造了对新生人民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150政权的政治认同”（柯弄璋，2023）。在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作为党的代言人，对上，要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宣扬党的理念；对下，要不断指引“被引人”走正确的道路。在“十七年”小说特定情节的安排下，“革命引路人”作为关键的线索人物不断推动情节发展。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十七年小说不厌其烦的在文本中反复地强调革命斗争的艰难性，曲折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十七年小说家会不约而同的在创作中塑造一个“革命引路人”的形象。（二）传承红色文化（二）传承红色文化十七年的文艺思潮深受红色革命的影响，读者大众的阅读兴趣也在火热的革命浪潮中不断重塑，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对红色经典小说的高度热情以及对革命浪潮的积极乐观的心态。十七年作家共同刻画出的“革命引路人”形象正是对这种红色革命文化的一种下意识回应。“革命引路人”作为时代旋律下党的代表符号，承担着在小说创作中融入意识形态的要求。随着革命方向的明确性和小说模式的规范化，“革命引路人”这一类人物形象变的更加具有工具性和符号性。然而他们作为个人与国家的重要联结点，革命集体叙事中就必然不能缺少他们的指引，时代英雄的成长与塑造也离不开他们。“这些党员干部形象，不但具有独特的形象特质，而且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和意识形态的表意功能”（方维保，2021）。“这种成长的目标，最终指向一种民族精神的重塑，即在彻底转换思想观念的成长过程中，英雄的红色基因顺利完成了代际传承和历史传承”（阮南燕，2021）。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引路人”身上的优良品质仍然是今天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是培养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程，在革命干部形象构建方面对于我们今后进行文学创作也提供了重要的尝试路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赵启鹏.乱世背景与长者引路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两类英雄叙事模式J.理论学刊，2006(02)：122124.2乐华斌.十七年小说中的“引路人”形象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3：18.3宗璞.红豆M.花城出版社，2010：18.4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93.5梁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03.6陈力君.国家意志的叙事焦虑解读“十七年”小说中的“引路人”形象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03)：171182.7普罗普.俄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57.8柯弄璋.当代红色经典中的风景书写与政治认同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3)：116122.9方维保.党员干部形象塑造及其表意功能以“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为例J.文艺论坛，2021(04)：2433.10阮南燕.英雄塑造与红色基因的历史传承“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话剧英雄形象研究J.未来传播，2021(04)：9196+122.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蒋潞瑶（2000），女，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E-mail：。“Revolutionary Guide”in Seventeen YearsNovelTaking Red Beans,The Song of Youth and Red Flag Pedigree for ExampleJiang Luyao(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411201,China)Abstract Seventeen Years novels show distinct political tool attribut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pecific erabackground,so that the plot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templated.Among them,the character image of“revolutionary guide”has left a strong mark in the narrativ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becauseit is indispensable in a specific plot pattern.In Red Beans Red,Flag Pedigree and The Song of Youth,“revolutionary guide”appeared in two types:positive encouragement and practice.Although the“Guide”will makesome differences due to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environments,its common“led”attributes cannot be ignored.“Revolutionary Guide”also undertakes three narrative functions:rescue,complete tasks and identity conversion,which is of unparalleled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galle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figures and inheriting redculture.Key words Chinese seventeen-year novels;Revolutionary guide;Red Beans;The Song of Youth;Red FlagPedig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