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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震惊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这一连锁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塌,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国缩小为5国, 它是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实质是苏东各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改变。
虽然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人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关于苏联东欧剧变的讨论还在继续。这个事件像一把双刃剑,必然从正反两方面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历史地评价苏东剧变：它并不是社会历史地正常发展，打破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也标志着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我们也要从苏东剧变中获得必要的教训和启示，以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所帮助和启示。
关键字：苏东剧变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  原因 启示

苏东剧变是指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及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苏东各国执政几十年的工人阶级政党丧失政权，推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性质，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为独立主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民主德国也与联邦德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发生得非常突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人们一般把这一事件称为“苏东剧变”，也有一些人称其为“苏东巨变”。
二十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学者已有多种解说，许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揭示。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发这些国家社会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只从单个因素和角度进行分析，或把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归结为某个人或某时的行为，则不足于揭示其爆发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也很难使我们对它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理解。为了深刻反思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这里再对它进行分析，“以史为鉴”对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指导。下面分析一下苏东剧变的原因：
第一，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苏联经济的衰退，直接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下降，这是受生产关系的制约的，而生产关系又集中体现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核心这是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活力不足，技术匮乏、效率低下，无一不是僵化制度下的经济模式所导致；苏联工人阶级对于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抛弃也是耐人寻味的，剧变前期，苏联的“执政者”已经成为自身的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受经济环境难以提高，社会民主得不到表达，社会运行更是缺少法治，利益无法表达，更没有被代表，这种“抛弃”也就理所当然，毕竟，人民已经先被抛弃了。而且，东欧大多数国家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脱离了群众。所以，经济危机是社会政治全面危机的导火线，是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和深化的结果。
第二，党的领导体制高度集权和党的先锋队作用日益下降。戈氏的改革方向上无可厚非，人类历史就是朝着民主、人道的方向前进的，他的过错更多的在于忽视了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而不是对于政治方向的把握，而且我们也难以相信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会在一个人的手中坍塌崩溃，世界的诧异也再次质疑某些人的“英雄史观”。经济并非瞬时滑落，人们亦非突然背叛，剧变后的政治资本（掌权的资产阶级）更非一时产生。一切酝酿已久，只待时机到来。斯大林对于苏联的贡献无可置疑，战后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也正是他在任时形成的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的衰败埋下种子，政治的僵化必然为历史所抛弃，一时的成功模式并非历史的永恒模式。正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开始质变，过度的集权导致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僵化。先进的制度文化是历史进步的加速器，而落后的失败的制度文化则是历史前进的桎梏。原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体制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它们表现在：共产党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高层领导独断专行,长期缺乏民主，使党与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随着权力的增大,领导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也逐渐明显；共产党基层组织涣散。由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党员对于共产党的前途漠不关心。在苏联，它的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诸如过度集权、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缺乏民主和搞特殊化等等也不断削弱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它的政治威望从而使它在关键时刻失去了抵抗力。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改革又使共产党主动放弃权力，在当时反社会主义和反共思潮大肆泛滥的剧变时期,不击而溃。
第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作用。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帝国主义的利益形成了巨大障碍，因此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统一天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追求的战略目标。在最初采用武力手段无法扑灭、扼制社会主义之后，西方国家便开始采取“和平演变”战略。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彼此呼应，利用人员往来、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派的组织，支持他们夺权；利用经济贸易与援助，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政治上的让步；西方的敌对势力利用原苏东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更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渗透。80年代末，西方国家更是直接插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家的内部反动势力，最终实现了“和平演变”，达到了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
第四，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最根本上看，是背离、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根本教训。苏东各国的党，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要么固守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根据新的情况发展和创新。要么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
苏东剧变，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发展时期土崩瓦解，大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它不仅仅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也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是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隧道尽头是曙光”。对于仍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下面是总结的几点启示：
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坚定地改善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方向,制定和执行一条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推行全面改革,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第二，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开放。首先，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样一种质的规定性，决定那种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的倾向，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或者叫做自由化改革。其实质就是搞和平演变。其次，改革的目的，有三个层次：一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推进其他事业，三是通过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目的，决定那种“为了发展生产力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实质上属于“补课（补资本主义的课）论”。再次，改革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如果不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真正动力即相信和依靠他们，使他们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主人，而是真正相信和依靠“自由化精英”，那是必定会使改革开放逐渐滑向和平演变的。还有，改革的对像，是一切不适应以人为本的整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以及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环节和方面。其中，无疑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弊端，包括毛主席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指出的领导机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等等。只有既注意改革新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又注意改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中那些弊端，才能按照社会主义改革观的要求真正搞好改革。最后，改革的标准，既包括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包括他强调的公有制为主体、不导致两极分化、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等。可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自然也是改革之本；这些原则作为各项政策的基础，自然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准则，基本原则更是如此，自然能够规范和指导改革。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应当为巩固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服务；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并顺利发展，必须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它。忽视用四项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改革，正是在改革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基本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第三，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胡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性在于它正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抓好发展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今后的实践，必将进一步证明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02年1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呼唤下一个伟大思想”。人民书写的历史将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便属于这样一个伟大思想。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自然决定我们必须更新以物为本的旧观念。以物为本，见物不见人，发展下去就会逐渐滑向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必然会以民为本。胡总书记指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就是说，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根本动力、根本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人民主体论”，不仅尊重人民的实践主体地位，而且使人民真正成为利益的主体、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就要坚持“人民主权论”，使人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都得到进一步的直接体现；就要坚持“人民利益标准论”，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包括改革和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就要坚持“人民利益价值论”，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看成人生的最大意义。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胡总书记所强调的以民为本，是一种新民本主义。它的实质是指，人民是社会主义发展之本，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主义。
第四，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关键在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高度，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执政的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从而获得人民群众支持。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决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苏联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民主监督不健全、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我们必须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加强监督机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获得有力的群众支持。
由上面分析的原因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因此，从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出发，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对各种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要批判和加以制止，特别是对少数从事反社会主义和分裂统一国家活动的人要坚决打击。同时，要认清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警惕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对借口人权问题的挑衅活动要坚决回击。总之，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分裂活动，维护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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