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分析.pdf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6期一、问题提出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机遇与挑战。借鉴国际社会的治理经验，我国适时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WHO将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定义为“一个完善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1，其目的在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同于传统观念，积极老龄化在“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老有所用”和“老有所为”，倡导公众社会和老年人自身对待老年生活的积极态度。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既离不开老龄化视角的顶层设计和适老化社会的共建共享，也需要老年人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出发，积极老龄化主要关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养老服务发展两大议题。其中，相较于劳动就业和健康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往往容易被忽视。就老龄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发挥老年人优良品行在家庭教育中的潜移默化作用和对社会成员的言传身教作用，发挥老年人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发挥老年人对年轻人的传帮带作用”3。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不仅关乎其身心健康，还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更要转变带有年龄歧视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充分实现老年人的价值。4收稿日期：2023-09-29作者简介：陆杰华，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老年人口学。张宇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分析陆杰华张宇昕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居住方式；社会参与；家庭支持网络中图分类号：C91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24）01-0106-12 经济与社会 106尽管公众意识相对薄弱，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仍然取得了较大进展。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对象不断扩展，长寿红利愈发显现，并逐步从社会融入走向社会参与，有助于促成积极老龄化的新局面。5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身体机能、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参与行为显著低于参与意愿。6其中，家庭作为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空间，无疑将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的共同居住成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各类社会支持，有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龄观和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水平，进而可能影响到其在家庭以外的社会参与。为了厘清具体的作用过程，需要进行因果推断并考察其中介效应，即特定原因如何通过一个或几个中间变量来影响结果7。因此，在积极老龄化的人口背景下，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讨论家庭居住安排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中介效应作用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二、相关文献综述老年社会参与理论来自对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之探讨，关注老年人应该如何参与社会。脱离理论提出老年人生活应转向消极角色，减少活动程度、降低社交频率、专注内心生活，这既是老年人身体机制衰退的结果，也有利于社会继承和秩序维系。与之相反，活动理论则主张老年人与社会保持积极的良性互动，通过新的参与、新的角色来重新认识自我，缓解角色中断和地位下降带来的负面情绪。此外，连续性理论强调了个体异质性，认为老年人更可能延续其中年期的生活方式，因为个体倾向于维持协调的行为模式，用类似的角色替代失去的角色。8(P26-P29)由此可见，老年人社会参与应当涵盖三个层面，即个人价值层面、互动层面和社会层面。9作为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概念之一，道格拉斯（Douglas）等将社会参与拆解为社会关系、非正式社会参与和志愿服务三个指标，它意味着增进老年人与社区的联系，最终有助于改善健康和实现成功的老龄化。10也有研究进一步指出，老年人社会参与应包括社区活动、人际互动、资源共享、主动性参与和个人满意度五个要素。11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细化界定，国内学界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是否必须有酬；二是家务劳动是否属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因此，有研究重新将其界定为“老年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形式，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行为模式”12，从而同时纳入了有酬参与、无酬参与和家务劳动。根据活动内容，李月等将其分解为经济性参与、政治性参与、宗教性参与和其他闲暇时间的社会参与。13然而就现状来看，当前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并不均衡，农村的经济性参与比重较高，欠发达中小城市的总体水平较低；即便在参与度较高的城市，其活动也多为静态的文化娱乐项目。由于社会活动参与匮乏，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不利于其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14因此，一些研究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许多研究均表明，互联网使用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1516然而，当前我国老年人还存在数字融入的困难17，社会参与更多仍是以线下的传统形式为主。谢立黎和汪斌从积极老龄化和传统家庭伦理的社会情境出发，提出了高参与型、低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三种模式。其研究发现，健康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础，受教育程度、养老服务及社区设施均有助于增加高参与型的可能，社会支持、收入水平则可以促进高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的可能。在居住方式上，相比独居老年人，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更偏向高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18李宗华和高功敬则在研究中发现，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对社区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更低。19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承担了照顾子女家庭的工作，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则会较多参与娱乐活动，来排解孤独和获得精神支持。20已有研究较少对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关系进行直接测量，但其中不乏涉及老年人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 107居住方式或社会参与的实证研究，这些分析亦能为透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中介效应提供有益启示。殷俊和刘一伟的研究表明，居住方式将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产生影响。相比与子女同住，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但其得到的精神慰藉也更少；独居老年人得到的精神和照料支持也较少。21子女提供的精神慰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22，但当空巢老年人不能获得足够的代际支持时，也可能通过社会参与来削弱孤独感23。同时，社会支持还能正向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24和社会适应25；老化态度越积极，老年人会更主动参与到社会交往活动之中26，而社会适应与孤独感的负向相关27也折射出其与社会参与的内在联系。梳理以往文献可知，学界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现状和影响因素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开展了相当丰富的实证研究。然而，尽管从已有研究中可以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明显影响，但少有文献就此进行专门分析。同时，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背后还存在若干因素的作用，但也少有研究去探寻其中的影响路径；换言之，以往研究对潜在中介效应的分析较为有限。因此，本研究以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为主题，并试图寻找这种影响内含的中介机制，以期完善相关研究的空缺。三、研究设计1.核心概念界定及假设提出为便于后续分析，有必要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首先，社会参与是本研究的因变量。社会参与的广义外延十分丰富，不同参与类型的内容差异也较大。本研究将聚焦于狭义的社会参与，即老年人参与对社会和自身有益的、非经济政治宗教类的活动，据此可分为利他性质和自我性质。其次，居住方式是本研究的自变量。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存在多种类别，但学界往往关注是否独居、是否与配偶同住、是否与子女同住三类。因此，本研究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分为独居、仅与伴侣同住、与子代同住和其他居住方式，并以独居作为参照分析对象。再次，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是本研究的三个中介变量。其中，家庭支持网络指家庭成员及其他亲属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类社会支持的集合，老化态度指个体对老年群体特征和行为的总体看法，社会适应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程度。根据对以往文献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四条基本假设及其相应子假设。假设1：居住方式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众多研究已表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产生显著影响181920，而配偶、子女分别排在老年人重要社会支持来源的前两位28。可以推测，与不同家庭成员同住也将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不同影响。假设2：家庭支持网络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一般而言，与家庭成员同住的老年人有更强的家庭支持网络，能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林文亿的研究指出，更高的预期社会支持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29，而家庭往往是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故假设家庭支持网络具有中介作用。假设3：老化态度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居住方式是老年人家庭支持的外在表现，张明妍等人的研究表明，良好的支持系统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28。已有研究提出，积极的老化态度能促使老年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30因此，可以假设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假设4：社会适应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居住方式所代表的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部分，杨磊和邹思航认为，代际支持和社会支持均能显著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6期 108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31李双玲和周志毅的研究则发现，要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就要通过各种知识技能教育来提高其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32因此，可以假设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2.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Survey，简称CLASS）。该调查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以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采取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范围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76个村/居委会。本研究使用了2020年CLASS调查数据，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后，最终筛选出有效样本6245人。根据CLASS2020年数据，本研究的主要变量设置如下：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参与，根据内容差异可分为利他性社会参与和自我性社会参与两类。利他性社会参与以“请问过去一年中，您参与以下活动的频率是？”一题的量表得分为依据，活动内容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小孩、环境卫生保护、调解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关心教育下一代；自我性社会参与以“过去一年中，您参加以下活动的情况是？（不含通过网络参加的）”一题的量表得分为依据，活动内容包括宗教活动、上老年大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听戏、唱歌/弹奏乐器、打麻将/下棋/打牌等、广场舞。对每一类社会参与而言，凡参与过其中任一项活动即赋值为1，转化为测量社会参与情况的二分变量；将每一类参与过的相应活动数目加总，即可得到测量社会参与强度的连续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居住方式，通过对“和您同吃同住的都有哪些人？”一题的转换，其可操作化为由是否独居、是否仅与伴侣同住、是否与子代同住以及其他居住方式的一组虚拟变量所构成的多分类变量。需要解释的是，仅与伴侣同住是指仅与配偶同住或仅与未婚伴侣同住，与子代同住则指至少与子女或女婿或儿媳同住，其他居住方式则包括与非子女的其他亲属、朋友同住或者隔代同住等情况。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个人特征与生活环境两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失能状况，生活环境变量包括城乡类型、社区类型。在对个人特征变量的处理中，年龄是根据出生年份计算得到受访者2020年的周岁，收入水平是对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学制对教育程度变量进行粗略转换所得，自评健康是对身体健康状况重新进行正向赋分（得分越高自评越好），失能状况是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简称ADL），将穿衣、洗澡、吃饭、上厕所、从床移动到椅子和室内走动六项中任一项需要帮助的状况定义为失能。在对生活环境变量的处理中，城乡类型是由居住地区类型转换所得，社区类型则是将居住社区类型重新分为传统熟人社区（老城区、单位社区、村改居/村居合并/“城中村”、农村）和现代陌生人社区（保障性住房社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家庭支持网络是根据“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一题中家庭部分得分转换而来的连续变量，相应题目分别为“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亲戚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家人/亲戚放心地谈您的私事？”“当您需要时，有几个家人/亲戚可以给您提供帮助？”等。老化态度是根据老化态度量表得分加总而来的连续变量，包括自我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前者得分越高越消极，后者得分越高越积极，本研究将其一致处理为正向得分，即得分越高表示老化态度越积极。社会适应是根据社会适应量表得分加总而来的连续变量，基本内容包括参加村/居委会工作的意愿、为社会贡献意愿、是否喜欢学习、自身社会价值感知、能否适应社会变化、能否接受新观点、能否接受新社会政策、对社会变化影响老年人的认知，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越好。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就因变量而言，过去一年中有过利他性社会参与的老年人占比约为25%，有过自我性社会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 1093.分析策略首先，为分析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以利他性社会参与情况和自我性社会参与情况为因变量建立了Logistic回归模型，基本回归模型如下：logit(Y1)=0+Xcou+Xkid+Xoth+Xn+（1）（1）式中，Y1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二分变量，logit(Y1)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logistic函数；Xcou、Xkid和Xoth构成测量居住方式的虚拟变量组，分别为仅与伴侣同住、与子代同住和其他居住方式，参照组为独居；Xn是各类控制变量，共n个；、分别是居住方式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控制变量系数；0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同时，为探究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强度影响中的多重中介效应，本研究分别以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为中介变量建立了方程组，基本方程组模型如下：Y2=c1Xcou+c2Xkid+c3Xoth+1（2）M1=a11Xcou+a12Xkid+a13Xoth+2（3）M2=a21Xcou+a22Xkid+a23Xoth+a24M1+2（4）M3=a31Xcou+a32Xkid+a33Xoth+a34M1+a35M2+2（5）Y2=c1Xcou+c2Xkid+c3Xoth+b1M1+b2M2+b3M3+3（6）Y2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强度，方程（2）的系数Ci为每项自变量Xi对因变量Y2的总效应；方程（3）（4）（5）的系数aji为各项自变量Xi对中介变量Mj的效应；方程（6）是加入自变量、中介变量之后的模型，Ci为各项自变量Xi对因变量Y2的直接效应，bj为中介变量Mj对因变量Y2的影响效应，ajibj即为各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N=6245）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6期参与的占比则高达83%；所有老年人利他性社会参与的平均数目为0.75种，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平均数目为1.62种。就自变量而言，仅与伴侣同住的老年人比重最高且达到52%，与子代同住的老年人约有35%，独居老年人占比为9%，与其他人居住的老年人则仅有4%。就样本分布来看，男女比接近1:1，城镇老年人占比为56%，总体分布较为均衡。就群体特征而言，样本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71.6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4年（小学学历），失能人数占比不到10%，居住在传统熟人社区的超过3/4。110四、主要实证结果呈现1.相关性分析在进入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核心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表2、表3、表4分别展示了因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表2因变量与自变量相关性分析（N=6245）注：p0.05，p0.01，p0.001。注：p0.05，p0.01，p0.001。表3中介变量与自变量相关性分析（N=6245）表4因变量与中介变量相关性分析（N=6245）注：p0.05，p0.01，p0.001。由此看出，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其社会参与显著相关，且独居和老年人的利他性参与、自我性参与均呈现出较强的显著负相关；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其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均显著相关，但不同居住方式的相关性方向存在差异；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与其社会参与显著相关，其相关强度和统计显著性随测量方式而变。2.Logistic回归分析表5展示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就居住方式而言，相较于独居，仅与伴侣同住和与子代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到利他性社会活动的可能性要分别高出0.28倍和0.31倍，与子代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到自我性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则要高0.47倍，其他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在由一组虚拟变量所构成的多分类变量中，任一虚拟变量显著均表明该多分类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因此，无论对何种类型的社会参与，假设1均成立。同时，利他性社会参与和自我性社会参与的Logistic回归模型卡方值分别为435.13和601.62，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就个人特征而言，首先，老年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参与上没有显著差异；随着年龄增大，其社会参与逐渐减少，且在利他性社会活动中表现得更突出。其次，老年人的收入越多、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前者对自我性社会活动的促进更大，后者对利他性社会活动的促进更大。自评健康更好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到自我性社会活动中，但是否失能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利他性社会活动并不是大部分老年人的必要选择，而看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 1113.中介效应分析为探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中介机制，本研究选取了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利他性和自我性两种模式的社会参与强度为因变量，以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组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对老年人利他性社会参与强度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利他性社会活动不算必要的社会交往且受老年人个体特质的影响更大，故无需进行中介机制分析。但与此同时，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强度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2、0.087和0.109；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居住方式的影响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均有所减弱，置信度也明显下降。由此可见，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影响中，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可能发挥一定的中介效应，有待进一步分析。表5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的Logistic回归分析（N=6245）注：（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2）+p0.1，p0.05，p0.01，p0.001；（3）模型拟合优度指标为Nagelkerke R Square。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6期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听戏作为最受欢迎的自我性社会活动，对身体日常活动能力的要求较小。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失能，慢性疾病更可能影响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33就生活环境而言，农村老年人更愿意参与到利他性社会活动中，居住在传统熟人社区的老年人参与两种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则都更低。在熟人社会里，社会关系具有长久性和非选择性，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人缘取向。34前者符合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而后者似乎有悖于这一常识。这印证了农村老年人更高的社会参与，但似乎难以解释居住在熟人社区老年人的较低社会参与。但进一步分析可知，无论是社区治安巡逻、环境卫生保护、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的利他性活动，还是上老年大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听戏、打麻将/下棋/打牌、广场舞等自我性活动，居住在现代社区的老年人都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中。根据研究假设，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之间存在链式作用，故本研究将采取多步多重中介模型来分析其作用机制。表6为中介效应分析结果。112由于居住方式变量为多分类变量，需转换为一组虚拟变量来建构模型，分析其各类别的相对中介效应。35在居住方式对自我性社会参与存在显著影响的前提下，首先识别次序中介变量的中介路径。第二步回归中，家庭支持网络的回归方程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回归方程系数则仅有部分显著，需要对不显著的变量系数进行Bootstrap检验。经检验，老化态度对居住方式三个类别的相对中介效应分别为0.011、-0.012和0.009，社会适应对于子代同住这一类别的相对中介效应为0.012，家庭支持网络-社会适应路径对居住方式三个类别的相对中介效应分别为-0.001、-0.002、-0.002，在0.0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故其对应的中介路径均可删去。检验结果表明，老化态度不受到居住方式的直接影响，而可能通过家庭支持网络所传导；社会适应不受到家庭支持网络的直接影响，而可能通过老化态度所传导。在第三步回归中，除其他居住方式一项外的所有变量系数均显著，表明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这三个变量，在仅与伴侣同住或与子代同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影响中具有部分相对中介效应，在其他居住方式的影响中则具有完全中介效应。郑红和王丽丽的研究也表明，只与配偶居住、与小辈居住和多代同堂居住的老年人比独居老年人更愿意参与社会活动，且子女孝顺程度发挥了显著影响。6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子女孝顺意味着为老年父母提供物质和情感的双重支持，同时也有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减少心理丧失感和消极自我评价36，从而促进较好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31。最终，假设2和假设4成立，但假设3中的老化态度中介效应并不直接成立，其中原因可能是通过家庭支持网络影响的，具体机制还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表7呈现了初步简化后的中介效应影响路径。具体来看，家庭支持网络的相对中介效应最突出，社会适应其次。在仅与伴侣同住比独居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影响中，家庭支持网络的中介效应贡献率达到10.16%，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也有8.51%，表明仅仅与伴侣同住不但能强化独居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还有利于提升独居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自我性社会参与。在与子代同住比独居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影响中，家庭支持网络的中介效应贡献率高达20.77%，可见与子女或女婿或儿媳同住也有助于大大增强独居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并由此促进其自我性社会参与。通常情况下，老年人选择与子代共同居住主要是为了获得直接照料或情感慰藉的家庭支表6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强度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N=6245）注：（1）表中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2）+p0.1，p0.05，p0.01，p0.001。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 113持。37随着传统反馈式的代际关系趋于消解，老年人在财产、家庭决策等物质层面的独立性提高，但在情感上仍然与子代保持着密切互动。在此关系下，老年人和子女相互之间既有支持和关照，却也不会过度索取以至增添彼此负担。38于是，当老年人能在生活中获得所需家庭支持，但又不过分卷入家庭事务内时，自然可以把精力投放到自我身上，参与相应的社会活动。此外，其他居住方式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表明其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的影响已由中介路径所传达。最后，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路径的相对中介效应较小，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路径最微弱，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贡献率过低，这是因中介传导路径较长所致。五、结论与讨论基于2020年CLASS数据，本研究就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并建立了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以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首先，我国老年人的自我性社会参与多于利他性社会参与。参与过自我性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是参与过利他性社会活动的3倍多，平均每个老年人参与自我性社会活动的数目是利他性社会活动的2倍多。不难看出，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具有明显的自我性、低参与度、闲暇活动偏好等鲜明特点，这与既往研究的发现相符。12其次，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和利他性社会参与情况均产生了显著影响。仅与伴侣同住的老年人比独居老年人更可能参与到利他性社会活动中，但也有研究指出老年女性可能因为照顾配偶而降低社会参与可能性39。相较于独居，与子代同住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到自我性和利他性两类社会活动中。王奎和李启明认为，子女代际支持是老年人生活的强大后盾，能保证老年人有充足的精力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36此外，年龄越小、收入越多、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在现代陌生人社区的老年人，越可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自评健康更好的老年人更可能参与自我性社会活动，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可能参与利他性社会活动。再次，在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强度的影响中，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起到了多重中介效应，且存在两条强影响路径和两条弱影响路径。第一条强路径为“居住方式家庭支持网络自我性社会参与”，相较于独居，老年人仅与伴侣同住或与子代同住均能通过强化家庭支持网络来增加自我性社会参与；第二条强路径为“居住方式社会适应自我性社会参与”，相较于独居，仅与伴侣同住的老年人能通过提升社会适应水平来促进自我性社会参与。两条弱路径分别为“居住方式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自我性社会参与”和“居住方表7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强度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N=6245）注：表中为标准化效应。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3年第6期 114式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社会适应自我性社会参与”，尽管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其效应相对较弱。值得关注的是，家庭支持网络出现在多条路径之中，而以往研究也表明，家庭中的子女情感支持越多，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越高。40本研究的中介影响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图1居住方式对老年人自我性社会参与强度的影响路径模型注：图中均为标准化效应值，虚线表示效应微弱。通过分析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考察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希望以此作为认识老年人生活状态与其社会交往之关系的起点。在公私二分的范式下，一些学者将社会参与视为对家庭的社会关系功能和赡养功能的替代41，老年人由此成为被动获取价值的客体。但本研究恰恰表明，家庭支持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家庭与社会作为老年人活动的两个重要场域，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反而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这就要求赋予老年人充分的主体性，采取积极视角去看待老年人的生活社交。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当前需重视家庭支持和积极老龄观在老年人社会参与以至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当前，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作用逐渐弱化。独居家庭和空巢家庭等老年风险家庭快速增加，家庭的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也正不断削弱其功能发挥，家庭代际结构变迁伴随文化冲击容易加剧代际矛盾。因此，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要明确社会参与作为其内在动力的基本方针。应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改善参与的环境条件，保障老年人的参与权利，尊重老年人的参与愿望，使其才能得到充分施展。42而为发挥家庭功能，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最大限度地联结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实现老年人“家门口”的多方资源整合43。更进一步看，“参与”作为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与“健康”和“保障”存在着紧密联系。邬沧萍和彭青云认为，积极老龄化不仅强调老年人积极地获得健康并持续参与社会生活，还要求政府、研究者和社会大众都有所作为。其中，积极健康应强调身心健康之外的良好社会适应，积极参与应关注物质生产之外的劳务、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等活动，积极保障也应重视物质需求之外的个人全面发展等价值需求。44因此，政府应在政策制定中引导家庭支持功能的发挥，宣传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专业研究者应在积极老龄化的视角下展开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当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接连出现时，探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变得更为迫切；社会大众应学习积极老龄化的相关内容，共同营造一个适老化的社会环境。总之，从积极老龄化的生命历程视角出发，需要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认识到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建立一个支持性的老年友好社会。45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探究 115参考文献：1WHO.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EB/OL.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7215/WHO_NMH_NPH_02.8.pdf？sequence=1&isAllowed=y.,2023-07-30.2胡湛,彭希哲.对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及政策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5).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29.4陆杰华,刘瑞平.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变化特征、原因与影响探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1).5朱荟,肖春卉.从社会互动到国家战略：中国老年社会参与的概念拓展与新时代特色J.社会建设,2023(2).6郑红,王丽丽.老年人社会参与意愿及其主要形式与影响因素基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J.老龄科学研究,2022(10).7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8邬沧萍,姜向群.老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9李宗华.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J.东岳论丛,2009(8).10Douglas H,Georgiou A,Westbrook J.Social participation as an indicator of successful aging：an over-view of concept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J.Aust Health Rev,2017(4).11Dehi Aroogh M,Mohammadi Shahboulaghi F.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A ConceptAnalysisJ.Int J Community Based Nurs Midwifery,2020(1).12王莉莉.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J.人口与发展,2011(3).13李月,陆杰华,成前等.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与抑郁的关系探究J.人口与发展,2020(3).14Ka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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