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基于广东S村的行动研究.pdf

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 基于广东 S 村的行动研究*李侨明 张和清*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被卷入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中,农村集体土地议题成为基层治理难题。为此,社会工作者采用空间再生产的介入策略做出间接性的回应。针对 S 村的行动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采用“可视化”、“游走”和“协作”等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修补分割的社区物理空间,重构沉默的社区“历史-文化”精神空间,重振弱化的社区生活空间。空间再生产的介入策略对于理论的贡献是,借助德塞图关于“招数”的日常生活实践方法发展出了社会工作的空间再生产策略,这整合了地区发展与社会行动两种传统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并增添了显著的空间再生产的维度;剖析了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形成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对空间生产理论未曾涉及的农村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做出了补充,也为社会工作介入基层治理的空间生产策略奠定了社会分析基础。关键词 空间生产 社会工作 集体土地 农村基层治理 行动研究前 言我(第一作者)自 2014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顺德 S 村社区营造项58*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验的 单项服务 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1;主持人:张和清)的支持。李侨明,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区社会工作、社工职业化、社会企业;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目担任督导,每月到村里进行 12 天的督导工作。该项目是由佛山市某区向广州星星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心购买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工作的办公室“S 村社区营造中心”位于 S 村的中心位置:当时重建的祠堂二楼,十字街口交汇处,离 S 村村委会办公室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 米。祠堂里没有设置祖先的牌位,因而常年也没有祭祀活动。祠堂的一楼是“星光老年之家”,中老年村民一般按照“朝九晚五”的时间安排过来下棋、打牌;到了晚上中年的村民会来“接班”打乒乓球、下棋;等等。“祠堂”可算是村里唯一的室内公共娱乐场所,也是观察与接触社会工作者和村民互动的绝佳场所。因此,我以祠堂为据点驻村进行行动研究。本研究的经验问题源于社会工作者组织儿童手绘社区地图。我发现孩子们并未将 S 村一半面积的数千亩农田区标示出来。出于好奇,我和社会工作者进入农田区探访农户,发现村里唯一一片香蕉林也因为地方政府征地而被砍伐,蕉农们为自己的生计和生活感到惆怅此后,我每次进村都会关注 S 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征地问题,并从基层治理和社会工作者实践的角度思考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对基层治理产生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介入基层治理。本文是我们运用行动研究方法,通过社会工作实践介入基层治理、搜集资料并借助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的实践结晶。一 行动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概述行动研究是承继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唐纳德舍恩的“反映的实践”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种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舍恩,2007)。与主流实证科学的不同之处是,行动研究不仅重视描述发生了什么冲突现象,而且注重如何将之进行转化,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生产实践知识,并将之放置于实践中进行检验(阿吉里斯等,2012)。行动研究旨在改变研究者作为主体而被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不平等地位,弥合理论与实践分裂的鸿沟,“为实践/改变而研究”(杨静,2015)。同时,行动研究是“带有视角的思考”(王醒之,2015),反对“价值中立”(古学斌,2013),是“一种行动者自我觉醒地对自我,对自我之行动历程,对自己的行动在什么样的68社会关系脉络、社会位置情境与社会环境结构之下进行,对自己的行动又产生什么影响所进行的自主探究”(陶藩瀛,2004,转引自夏林清,2013)。因此,可以说行动研究探索的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以及“人在行动的政治性当中成为人”的改变(陶藩瀛,2004,转引自夏林清,2013)。这样的研究范式、理念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的人本理念不谋而合。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深度访谈(depth interview)、焦点小组(focus group)、口述史(oral histo-ry)等方法。采用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者以“局内人”的研究视角,置身于当地的文化社会脉络(context),探究当地当时/历时的事件过程,人与事件的互动关系与发展模式等。因此,参与式观察是一种将“本土知识”转化为研究者的“意义的阐释”的过程。这种对事实和意义的探究过程,需要同时借助“深度访谈”进行。“深度访谈”涉及的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时的“我群关系”,既以获取研究数据为目的,也是田野研究的重要环节(杨善华、孙飞宇,2005)。借助研究对象的“口述史”(生活史)的叙事,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其“真实生活”(lived life)。尽管“真实生活”与“被讲述的故事”(told story)之间存在“裂缝”,但只要我们进一步去理解叙事者的目的、叙事者所处的文化脉络,就能更好地理解“裂缝”因何产生,这也是研究的重要环节。行动研究和社会工作者实践都遵从方法上的实用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在方法上是折中的,并不存在方法上的禁忌,只要有利于行动研究、达成研究目标且不违背研究伦理的方法都可以使用。社会工作者团队在社区营造(以下简称“社造”)行动中努力围绕 S村的社会政治脉络,将社造的工作方向由传统的家庭综合服务模式转为介入 S 村空间再生产的基层治理策略。在此过程中,我观察各方的互动与反应,收集相关材料,做好田野笔记,尤其关注村干部和社会工作者都认为的与社造相关的社区日常事件。收集研究资料的方法包括个别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的访谈录音、社会工作者工作周记、督导记录、社会工作者年度述职报告、社造项目中期与终期评估报告以及项目其他材料;基层干部、村民访谈录音逐字稿、村民口述史、驻村田野日记;国家、省、市、区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决定、通知,以及 S 村村委会公开信函、财务年度报78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告及其他公开信息资料等。考虑到部分村民/村干部(受访人)基于自身立场,可能对高校学者做出策略性的回答和反应,我们尽量采用了质性研究惯用的“三角互证”的方式去检验田野中建构的“事实”能否经得起推敲,例如,村民评价基层干部常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这时我们就要去考虑村民所处宗族以及权力关系脉络等。同时,为克服研究者自身偏见,避免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村民,我们尽量采用接近“民主”的行动决策方式。例如决定合作社成员劳务费分配方式的过程中,社员通过讨论否决了“多劳多得”的建议,转而采用我们认为已经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的“大锅饭”平均分配的方式。二 空间生产与空间再生产策略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空间缺席的状态大大地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吴飞,2009)。实际上,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早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空间的洞见,如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齐美尔进一步抽象地论述了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韦伯看到在官僚组织体系中,同一组织体系中的工作空间具有明显的等级性;涂尔干则发现了空间具有社会性(管其平,2022)。而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则将城市人类学视角带入城市空间研究,但是“同心圆”对城市社会的空间表述过多停留在外部观察和描述(何雪松,2006)。这些碎片化的洞见只是他们鸿篇巨著中的灵光乍现,空间也没有被赋予重要的位置。尽管(后)现代理论家中不乏对空间理论的新贡献者,例如布迪厄区分了阶级与空间的关联,吉登斯强调空间与互动的关系,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微观运作的基础,等等,但是直到以列斐伏尔、德塞图(de Certeau)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出现,才发展出了对空间理论独特而系统的阐释。88我们也注意到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及其学生史密斯(Neil Smith)承接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总体不平衡批判,将空间的生产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体系加以细化。哈维(2008)将“绝对(转下页注)(一)空间生产:概念及其三重维度列斐伏尔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社会实践论,认为空间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生产自身。在他看来,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首先,对于空间的“社会性”的发现,打破了空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理论上的核心贡献(孙全胜,2015)。在此之前,空间要么被当作客观存在的、不受人干扰的一种绝对存在,是一种中介和容器(可察觉的空间或物理空间),不具有任何的意义;要么被当作一种抽象、先验的,人类认知的产物(想象的空间或精神空间)。其次,列斐伏尔对生产的理解不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的概念混沌、松散使用:广义的生产是指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自我生产出了生活、意识和世界;而狭义的生产则是劳动,重要的是谁在生产、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什么等方面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是由自然、劳动及分工、劳动工具与技术和知识所构成的(列斐伏尔,2021:102109)。列斐伏尔则放弃了生产“要素论”,将生产视为“一系列看得见、具有一定 客观性 的活动所构成,表现为某种在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时间性的和空间性的秩序,其结果乃是一种共存性”(刘怀玉,2021:xiv),即生产指的是时间性与空间性之间不断往来的过程。因此,空间生产在内涵上是指社会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和时空关系的总和。空间生产在外延上则涵盖了所有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生产模式。在列斐伏尔(Lefebvre,1991:33)看来,空间生产具有“三位一体”的三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关系:空间的实践(spatial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与再现的空间(spaces of98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接上页注)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纳入空间生产分析的维度,与列斐伏尔的“实践的空间-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构成了二维分析矩阵,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土地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有机地糅合到空间生产分析当中,扩展了空间生产的分析维度并提出了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等理论(详见哈维,2008)。不过,其地理政治经济学取向并非本研究所属学科脉络。与其相比,列斐伏尔的自我认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其“空间生产”理论也代表着空间社会学首次系统性面世。因此,我们选择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主要论述框架,在此对哈维的空间理论只做简略介绍。representation)。首先,空间的实践主要是指未经思索的日常实践和惯例,以及由其所塑造的关联环境。列斐伏尔也将其称为“察觉空间”(perceived space),它需要通过空间的解码(deciphering)呈现出来。他把人类的空间分为“农村(农民)工业都市”的变化过程与共存形态。这些不同空间形态产生了“不均衡发展”,并且出现了权力和冲突的地带,即“盲域”(blind field)。其本质属性是“未被认识”的空间:它不仅表现为视觉中心意义上的“视而不见”,也延伸到思想、意识、行动与知识的层次上。空间实践藏匿于行动者的日常惯例和“为工作、私人生活和闲暇留出地方的路线和网络”结成的紧密连接之中,同时这种连接又存在极端的分离(Lefebvre,1991:38)。因此,尽管空间实践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获得人们有意识的关注。其次,空间的再现也叫“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是指一种概念化的空间,以各种可缩减、可精确提及的形式出现。当它们存在于科学家、规划者、都市主义者和社会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群的有意识的关注范围内,多以图纸、数字、模型,或者“言语系统”(a system of verbal)的形式出现(Lefebvre,1991:39)。通过这些抽象的形式,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和官僚用“什么是想象”来认定“什么是可察觉到的”与“什么是生活的”空间。最后,再现的空间也叫生活空间(lived space),是人们直接的、身体的和外在于再现的言语系统的经验。它覆盖、贯穿在空间的实践之中,象征性地利用了它的客体。因此,“生活空间逃离了言语描述但拥有体验社会和物质世界新的形式的潜力”(Jeyasingham,2014)。这些空间不遵循连贯性和整合性的规则,它们“带着想象的和象征的元素,它们在历史中拥有资源”,这些资源“既存在于群体的历史,也存在于每个属于群体的个体的历史”(Lefebvre,1991:41)。简要地说,生活空间不受当下情境和制度的直接约束。空间生产的三重辩证关系构成空间的整体性,因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矛盾而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空间如何生产”。当空间被空间组织管理者和规划师视为“抽象模型”(abstract mode)的时候,“差异”而“整合”的空间就有被“均质”而“断裂”的空间取代的危险。因而,09“察觉-想象-生活”三位一体的空间整体性就会遭受严重的削弱和限制,失去所有的力量,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之一(Lefebvre,1991:40)。列斐伏尔从空间以及空间生产的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是什么”,以及用辩证的认识论引导模糊的方法论分析空间组织者与城市规划师、专家和科学家等主体识别“如何生产空间”等问题。然而列斐伏尔只是在抽象原则上提出空间再生产的方法论(列斐伏尔,2021:618)以差异空间取代均质空间、以整体空间取代分裂空间。“回溯-前进”的空间分析法的具体化要靠能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否定来指导、恢复空间的使用价值。他并没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这些主张,尤其是作为“普通人”的行动者如何再生产出以人为本的空间。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生产关系 空间的实践形成了空间再现的空间情境,空间的再现反过来改造空间实践,而再现的空间呈现了空间实践和空间再现的过程与结果。有助于理解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对基层治理所造成的影响,为社会工作者介入基层治理奠定农村征地实践的空间生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进而发展出空间再生产策略,介入农村基层治理。(二)招数:空间再生产的核心策略“空间再生产”实质上还是空间生产的构成部分,但与资本和权力所主导的“空间生产”在分析上有所区别。列斐伏尔的弟子德塞图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之本体论与认识论,并在行动者的立场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发展出了实现空间再生产的核心策略 “招数”(tactic)。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招数”,展示了民众“沉默抵抗”的日常(吴飞,2009)。德塞图所理解的日常生活是,“通过捕获依赖于其他资源的无数的方式来创造自身”(de Certeau,1984:xii)。不同于精英主义的观点,在德塞图看来,日常生活中的“招数”是与代表正式权力的“战略”(strategy)对应的形式。战略指的是对力量关系(force relationship)的计算。当一种权力和意志19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tactic”在国内文献中一般被翻译为“战术”,是引用文献的惯用翻译方法。这个词容易引起读者认为该词与战争等相关的误解。根据牛津辞典,其除了“战术”之外,还有“招数”的意思。为了避免误解,本文采用“招数”的翻译。的主体(如财产所有人、企业、城市、科学研究所)能够与环境分离时,这种计算的实现就成为可能。战略假设一个可以被限定为专有的地方,从而作为与外部(竞争对手、“客户”、“目标”或研究的“对象”)产生关系的基础(de Certeau,1984:xix)。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合理性建立在这个战略模型之上。招数正好与战略相反,既没有专有的空间或制度的在地化(localiza-tion),也没有与整体可见性相区分的边界线。它指的是采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在他者的空间里碎片化地伺机而动,不断捕捉可以转化为机遇的事件。这就需要行动者将各种要素在某一时刻汇聚。“这些既定要素的知识汇聚所采用的形式不是话语(discourse)的形式,而是决策本身的形式,即抓住 机会的行为和方式。”(de Certeau,1984:xix)这种实践是人们对于具体的环境、规训机制的具体应对及其运作过程,兼具场所性和主体性特征。招数借助于行走(walking)等变化无穷的日常形式,是对专属空间的灵活运用方式。这些对空间的使用都属于“权宜之计”(making do),正是这种对空间灵活多变的使用形式,使得行动者具有无穷无尽的“街头智慧”(street smart)。首先,行走的实质是将身体(感觉和劳动)空间化的过程,通过身体自身的秩序定位、判断其社会关系。在行走的过程中,行动者既要适应物理地形体系,又要将场所“空间化”,使得各个空间位置实现互动(de Cer-teau,1984)。“空间化”将人的实践作用于场所,重新赋予空间的作用与意义。这种构成性的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所在。其次,行动者在行走中诠释战略的空间话语时,悄无声息地转译空间的主流叙事,创造出达到自身目的和满足自身需求而又不同于战略的无数可能,实现“逃而不离”(escaping without leaving)的招数目标。可见,招数的实施与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相互衔接、对应,通过行走等形式实现空间的再生产。在行走的空间实践中,凭借消极的身体(感觉)和积极的身体(劳动)作用于空间,连接社会秩序,并根据自身的目的、感知实现对空间的再现;结合个体、群体的历史资源,突破抽象空间对时间的封锁,连接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而呈现再现的空间。基于此,“行走”的概念对于社会工作者采用“游走”的策略介入基层治理具有直接29而关键的启发性。通过“游走”的社区导赏实践,社会工作者推动的空间再生产成为可能。总体而言,德塞图与福柯式的“体制性空间”不同的是德塞图赋予行动主体(空间使用者)充分的能动性(Crang,2000),认为行动者面对空间隔离、分类与操控的情况并非无能为力,并且将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生产的宏观论述拓展至以普通人为主体的抵抗强权空间规划战略的日常生活实践。基于此,空间再生产理论至少需要进一步展示不同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抵抗强权主宰的空间再生产策略。上述问题与社会工作者如何介入农村基层治理息息相关。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脉络,我国的农村空间再生产,不是沉默或公开的抵抗(resistance),更多地表现为更加柔和的“协商”(negotiation)方式(林磊,2021)。三 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总体上由“静态社会”逐渐转向“流动社会”,进入了高频率、大规模、长时期、广空间的“流动”社会,“郡县国家”的静态社会治理经验与之严重不适应(曹锦清、刘炳辉,2016)。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不适应”(曹锦清、刘炳辉,2016)。首先,农村集体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集体化制度式微,并引起了农村治理模式的转型。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庇护主义”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以“法团主义”的面貌出现(Oi,1989)。“乡镇企业”作为国家总体性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经济组织形态,几乎综合运用了农村集体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政包干制以及承包经营制等一切可利用的国家政策(渠敬东,2013a,2013b)。这种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地方政府基层干部村民”的新型依附关系。然而,这种模式在 1994 年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分税制”改革中使地方政府失去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动力(周飞舟,2006),兴盛一时的乡镇企业纷纷转型(渠敬东,2013a,2013b)。地方政府转而采用“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增加了地方的预算外财政税费收入,另一方面解决39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了多数地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匮乏问题(周飞舟,2011)。其次,土地市场化使得农民的个体权益意识张扬,农村利益分化(郭亮,2013);通过选举,当选村干部的村民可以干部身份掌握土地等主要经济资源(徐勇,2018:218-220)。征地是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扈映等,2016)。由于村干部对征地结果与村民利益有重大影响,村民选举的制度实践具有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叶静怡、韩佳伟,2018)。Mattingly(2016)发现,农村征地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家族精英的“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效应。齐晓瑾等(2006)发现村干部会影响甚至能决定征地补偿方案,暗箱操作补偿款分配、擅自挪用截留和贪污补偿款等问题成为征地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个别地方征地和基层干部权利滥用诱发了村民的抱怨和抗争,导致当地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因此,基层政府对农民征地所产生的干群矛盾问题与村委会选举实践产生复合效应,逐渐变成为基层治理困境的政治与政策的根源(李侨明,2019a)。再次,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从贡献农业税转向了“贡献土地”(周飞舟,2007、2011)。从此,农村集体土地的主要价值从使用价值的维度全面地转向了其交换价值。根据当时相关的土地法律和政策,凡是城市开发所涉及的农村集体所有用地,都需要通过征地环节实现4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第九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费用后将该幅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依照本法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使用期限的限制。”其国有性质的转换,才能进行城市建设。已经有众多的研究表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在个别地方引发了一些基层社会矛盾,农民在地方政府征地过程中的策略性抗争与基层治理的灵活回应并不能形成可持续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OBrien and Li,2006;周雪光,2009;于建嵘,2010;赵晓峰,2011)。因此,农村基层治理“依附主义”的干群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遭到极大削弱,基层治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从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尤其是自2014 年以来的“三块地”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以农村集体土地政策实践所形成的干群权力关系矛盾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困境。2020 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及其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也将农村集体土地治理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高度。这意味着,国家也注意到土地政策实践带来的一些基层治理难题,难以在原有的基层治理体制中破解。最后,当基层政府与村民发生利益与权力纠纷时,不管村干部是否愿意,都要夹在中间。这种基层的矛盾在原有的“地方政府基层干部村民”的农村基层框架内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这种基层治理困境与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工作与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来予以缓解(王思斌,2014)。四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空间再生产策略空间再生产策略在本文中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空间生产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三个辩证维度上,强调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土地多元价值观,促进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及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互动,从而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行动策略。随着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与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推进,社会工作已经作为基层治理的新主体介入了传统的基层治理格局之中(吴同、胡洁人,2021;张和清等,2021),并形成了“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社会工作者村民”新的基层治理格局(李侨明,2019a)。然而,空间理论和空间再生产策略在这种新的基层治理模式中还处于缺席状59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2021)版布以后,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用途“农转非”已经不再将土地性质国有转化作为前置条件。态,我们需要系统化地阐明社会工作与空间的关系。尽管有学者意识到某些具有空间视角的社会工作实践,例如打造公共空间有助于形成公共性及社会资本(向羽等,2020),但空间本身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研究中要么被忽略,要么仅仅被当成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的物理变量,难以表明空间生产本身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借助民族志直接研究微观社会工作实践当中的语言与陈述(discourse)或聚焦儿童保护个案、督导议题。例如,Furgeson(2004,2009,2010,2011)就通过对社会工作者实践的田野观察,聚焦流动性,关注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对象在日常实践过程中的情绪、流动性与空间体验,指出交通工具能提升社会工作者介入儿童保护及其家庭的效率。第二类是对于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和城市空间规划的倡导与实践研究。曹志刚(2020)提出了宏观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和城市规划的专业使命和价值倡导,强调社会工作可以弥补当前国内社区和城市规划的不足,提升城市空间及设施的社会属性和民众的社会福祉,缓解社会矛盾。Ku 和 Dominelli(2018)展示了与灾区居民共同打造社区的公共空间过程,以及其对村民认同感、在地文化传统的正向影响。该研究强调通过绿色社会工作的空间介入模式有效回应在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第三类研究将空间置换为“实践场景”或“实践情境”,并主张社会工作者应该融入社群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反思与实践(童敏,2020;丁瑜,2019)。童敏(2020)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者本土化应该转向空间(场景)实践,强调“场景为本”的社会工作者服务应该注重服务场景的灵活性、模糊性和差异性。丁瑜(2019)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实践情境和社会参与入手,探讨了在具体的社区自组织营造情境中,社会工作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妇女的社群主体性的过程。这隐含了社会工作者运用空间实践塑造行动者(妇女)主体性的介入策略。上述具有空间视角的社会工作论述存在明显局限性:第一类研究的限制表现在研究者及实务工作者都用自己的感受去替代服务对象对所处空间的感知经验,造成他们对空间及其影响的社会关系的偏见(Jeyasingham,2014)。第二类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尽管其增加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空间规划建设的可能性,但缺乏对空间实践策略和方法的深入探讨。第三类研究69强调与社会工作实践相关的“场景”或“情境”考量,但日常生活的实践场域,并非社会工作实务的“万灵药”,因为日常实践的“场景化”或“情境化”强调容易掉入相对论的“犬儒主义”陷阱,即社会工作实践常常屈服于实践情境,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塑造实践情境。因此,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应该随着转型与流动社会所形成的实践情境而调整社会工作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具体方法技术,从而建立流动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实践一方面受限于时空的文化道德秩序与社会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地参与重塑这种环境,从而克服上述“犬儒主义”的陷阱(李侨明,2019b)。在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上应该如何克服这种相对论的“犬儒主义”。Je-yasingham(2014)受到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的启发,认为空间的实践,其物质与制度安排构成了社会工作介入行动的限制;再现的空间则可能在分类的范畴内限制社会工作者对其地方实践的理解。然而,当社会工作实践关注到空间的再现时,则可能识别出打破空间惯例的时刻,因此创造新的空间实践和空间体验成为可能。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就是介入以“地方政府基层干部村民”为主体的基层治理。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通过空间再生产的策略介入农村基层治理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迫切议题。一方面,农村的征地矛盾与选举所产生的基层治理困境构成了社会工作介入的背景,形塑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在介入的过程中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协同基层治理。因此,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空间再生产的策略(如图 1 所示)。79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行动研究过程中充满着大量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图 1 的空间再生产策略是研究者及其社工实践团队在行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验总结,是对“行动反思行动”循环往复探究的结果,而不是严格遵照(实际上也没法遵照)Kemmis 和 Taggart 的两周期行动研究模型或 Savin-Baden 和 Major 的八阶段行动研究模型(参见古学斌,2013)去实践和书写。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探索行动后才能总结出策略,而不是出现了清晰的策略后才严格依照计划去行动。根据我们的经验,前者才是在农村社区场域当中“真实”的行动研究的常态,例如,项目团队一开始并不能够计划从土地议题去介入社区营造,也无法计划培育出农民合作社,以社区自组织的形式去行动;而是在实践过程中“偶然性”地发现土地议题对 S 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并抓住项目周期特点和社区调研的契机,才以“生态发展”的理由说服村干部与镇政府(购买方)转变项目的实践方向和形式。换句话说,空间生产策略是行动过程的呈现,也是行动后反思、建构的经验理论成果。图 1 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空间再生产策略该策略是与空间生产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一脉相承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论与方法,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普通行动者或弱势群体的视角去介入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基层治理。该策略借用列斐伏尔和德塞图等人的空间理论,与空间生产的“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的辩证关系相对应,结合德塞图“行走”(walking)的日常生活实践 “招数”的具体化,发展出“可视化”、“游走”以及“协作”等三个对应策略。“可视化”策略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口述史的可视化。社会工作者从口述史汲取地方知识,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社区营造工作中,重新解读 S 村的历史和文化,并创造出代表 S 村历史文化的视觉化文创物品。第二层含义是指社会工作者主动将其绩效嵌入、展示于口述史可视化过程。可视化的空间实践是一种实现空间再生产的首要策略,找到再现空间的再生产历史文化资源,并创造其进一步行动的空间情境,建立与村民和村干部的信任关系。“游走”策略指的是社会工作者有意识地组织村民领袖开展社区导赏活动,整合当地散布的城隍庙、墙画所在的居民区、香云纱工厂、河涌、市场、农田示范区等地场点(place)分散的资源,吸引 S 村内外的个体/群体89到 S 村游走,使日趋碎片化、抽象化的社区空间意象重新变得具体而整体具有社区感。该策略承继“行走”招数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以及普通人/弱者通过使用空间而生成对空间的权力;但不同的是,“招数”过于强调个人主义,灵光乍现却难以持续与积累。“游走”则是通过有效地组织,强调集体的互动;同时不将强-弱双方视为“敌-我”关系,不将权力变化看成此消彼长的“对抗”过程,专注于人与空间的连接而赋予不同群体彼此的共鸣机会。游走的空间再生产策略,以身体的空间化推动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形成。“协作”策略指的是通过“外出取经”的异地学习方式把原先形式松散、“自娱自乐”的妇女烹饪小组组织化,组建以“社区生态游”、“农耕文化”和“农产品体验”为核心产品的村民合作社、发展合作经济,以推动村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这种社区社会组织方法使社会工作者介入基层治理从行动层面转化为组织层面,实现了空间的再现及再生产的日常化。协作的策略则蕴含了空间的实践与空间的再现,将行动组织化,重新形塑社会空间。以上这些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修补分割的社区物理空间、召回沉默的社区“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以及重构的社区生活空间,期望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空间再生产,从而改善基层治理的空间生产过程。五 社会工作介入 S 村基层治理的行动过程(一)S 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形成及影响S 村总面积 1.44 平方公里,是一个多姓氏,本地、外地人口混居,现代化农业与工业兼有的“城乡结合部”。本地户籍人口 3840 人,外来人口3651 人。S 村北部的工业区土地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招商引资的时候全都被出售给了企业。现有 40 多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以机械、塑料、五金及建筑材料为主。15 家规模以上的企业 2015 年的总产值约 1.70 亿元。S 村南部共有集体农业用地约 3222 亩,占全村总面积的 59.14%,人均耕地面积0.84 亩。农业以水产养殖和花木种植为主,有鱼塘 213 个、花场 82 个,2015 年农业产值约 8966.6 万元。村民生活区位于 S 村中间,村民建筑以99空间再生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新策略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S 村年度工作报告,数据截至 2016 年 1 月 26 日。二层至四层的小洋楼为主,新旧建筑相间分布。本村人一般自住新楼房,把旧的房子出租给外来人员居住。村民的收入来源较为多元,包括养鱼、园艺苗圃、外出打工、农田土地收成及厂房租赁分红等。村民以土地入股,按年龄分配股数,每股分红约 2500 元/年,视当年股份社的整体收益而定。不少村民在街道办附近的中心区域购买了商品房,为的是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外迁的情况明显地体现在 S 村小学的本地生与外地生的比例上。在 800 多个学生中,外地户籍的学生约占 80%,而本地生源仅有 20%。S 村的现状与基层治理困境是逐步形成的。首先,工业化进程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诱发干群矛盾。改革开放以前,S 村是珠三角典型的桑基鱼塘模式主导的生活、生产一体化的农村空间分布形成。住宅、桑基鱼塘和农地相间而生,桑基鱼塘和其他农地围绕着住宅,使村民的居住与耕种几乎不分离。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集体土地分产到户,S 村在街道办的主导下开始大力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生产。S 村工业区原来是鱼塘和田洼。S 村村委会采用“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填平池塘,将之转变为厂房用地,用来建设厂房、招商引资。工业区开发后,S 村的物理空间就被分割为工业生产、居住(农业生产)两大区域。同时,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基层干部也希望通过发展工业区吸纳本地人口就业。但是,村民的就业渠道较为多元,正如村民 R 叔所言:“厂房建好之后,我们那时的年轻人很少人愿意去的,因为我们自己有鱼塘、农田,自己就能做老板,为什么要去给你打工?”在“三通一平”的工业化过程中,在 S 村村民看来,他们并没能从发展中持续获益,因而累积了大量“怨气”。1998 年征收土地、修建公路后,工业区和居住区的分界就更加明显了。迈入 2000 年,S 村又被征地修建公路和市立交桥。这些基础设施从东到西001部分只有一栋房子的村民会选择将多余的楼层分隔开来,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池塘租金近年来飞涨,部分村民因无法承担高昂的租金而转做捕鱼的帮工。桑基鱼塘是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农业经营方式,发祥于佛山南海的九江以及从南海分离出来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