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DDT在中国的应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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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10 95近代以来,西方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各种防疫药品相继问世。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这些药品在中国的传播与使用情形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徐丁丁对抗战时期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的工作进行了探讨(1);赵铠、章以浩概述了国内各主要生物制品机构的历史沿革和相关生物制品的研发历程(2);王思明、王红谊、梁圣译等人的著作中有对近代农兽用药的介绍(3);台湾学者林宜平考察了二战之后台湾地区通过喷射 DDT消灭疟蚊,从而根除疟疾的历史过程(4)。本文通过考察 DDT 在近代中国的应用情形,丰富了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土性特征,同时对当前防疫也能够提
2、供若干启示。一、DDT 的发明和进入中国DDT 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化学式为 C14H9Cl5。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奥特马蔡德勒(OthmarZeidler)首次合成 DDT,但未引起重视。直到 20 世纪30 年代,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ller)发现其具有神奇的杀虫功效。1939 年,瑞士政府首先使用 DDT 防治科罗拉多土豆甲虫,大获成功。此后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对于各种农业害虫和病媒昆虫均具有强烈的杀灭作用。二战爆发后,盟军开始将 DDT 用于消灭虱子,从而预防伤寒这一长久以来
3、与战争相伴的疾病。1944年 1 月,美军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首次大规模使用 DDT 进行灭虱工作,当地严重的伤寒疫情很快得到控制。DDT 的惊人功效促使盟军继续将其用于以蚊虫为传播媒介的疟疾防控,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果。战后 DDT 由军用走向民间,除防疫外,还被广泛用于消灭农业病虫害。DDT 问世后,相关讯息很快传入中国。以目前所见,最早可追溯至 1944 年 10 月,中华农学会通讯刊登了一则短讯:“美国发明之杀虫奇药DDT,具有极高之杀虫效能,对于蚊蝇蚤虱等害虫之致死力尤极有效,且可消灭斑疹伤寒等病,并为农作物之保护者。此药在美国已开始大量制造,理论探讨抗战胜利后 DDT 在中国的应用路彩
4、霞 裴 远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DDT 强大的杀虫功效被发现。抗战胜利后,DDT 进入中国,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的主导下,DDT 被用于卫生防疫,一些地方当局在农业灾情严重时也曾使用过少量 DDT,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 DDT 主要依靠进口,量少价高,且用法相对复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解放后,DDT 一度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农药之一,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最终被禁用。关键词:抗战胜利后;DDT;防疫;农业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2096-5982(2023)10-0095
5、-0796以供军队应用,闻中央大学化学系对于此药亦在研究制造中云。”(5)抗战胜利后,有关 DDT 的报道日渐丰富,涉及其发明史、毒理学、制造和使用方法、功效及危害等多个方面。国人对于 DDT 强大的杀虫效力赞誉有加,为其冠上“杀虫奇药”(6)“杀虫圣药”(7)“世界杀虫剂之骄子”(8)等美名,并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科学界有着两大发明,第一种是人所共知的原子炸弹,第二种就是所谓DDT了”(9),或称“DDT 与盘尼西林为此次大战中两大重要发明”(10)。国人认识到 DDT 的巨大威力,开始将其付诸实用。抗战结束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DDT 主要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
6、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二、DDT 在防疫方面的应用民国时期中国贫穷落后,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战争不断,导致疫疠盛行。当时流行的传染病主要包括霍乱、痢疾、伤寒、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等 10 种法定传染病,以及疟疾和黑热病 2 种由政府“临时指定”按照法定传染病办法实施管理的传染病。在民国短短 38 年中,可谓无年不疫,无省不疫。各种传染病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碍。据统计,当时全国有超过 5%的人口遭受上述传染病的侵害。导致万人以上死亡的疫情多达 59 次,共有 250 多万人被夺去生命。其中相对重大的疫情有 1920 年 9
7、月至 1921 年 5 月,东北爆发肺鼠疫。此次疫情源起于外贝加尔,后传至满洲里、海拉尔、扎赉诺尔矿区,再沿铁路传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死者达 9000 余人。1931 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1932 年,霍乱在全国各地流行。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统计,共有超过 10 万人患病,3 万多人死亡。实际仅陕西一地就有 10 余万人被夺去生命。抗战期间,日军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如 1940 年 10 月在浙江宁波、衢县撒布跳蚤,引发鼠疫,造成 6000 多人死亡。面对传染病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防治手段,如隔离和收治病患,实行交通检疫和管制,强制预防接种,加强环境卫生建设等
8、。其还多次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在运动中采取清除积水灭蚊,给价收购苍蝇、老鼠等方式消灭传染病媒。然而这些做法均属于杯水车薪之举,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病虫害。有鉴于此,具有强大杀虫功效的DDT 进入中国后,很快被用于防疫事业。(一)善后救济总署主导下的 DDT 使用1943 年 11 月,44 个联合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宣布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其目的是“为联合国控制下的任何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计划、协商、管理或安排救济设施”。1945 年 1 月,专门负责国内善后救济事务的新机构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抗战胜利后,联总向
9、行总配发的救济物资即包括 DDT,行总各下辖机构在办理卫生事务时曾有所使用。一些分署将所领 DDT 分配给当地各机构使用。如 1946 年 5 月至 8 月,冀热平津分署“将一 DDT 粉四千二百五十磅及一%DDT六百磅分配完毕。除北平天津两市各机构发给原料着各自配制外,其他各市大多数发给配成药料以便应用”。(11)当年 6 月,鲁青分署将“岳州轮运青之10%DDT 粉五百筒”“半数分发青岛卫生局,青岛山大附属医院,青岛市立医院,第一卫生工作队等八个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消毒”。(12)9 月,台湾分署“配发高雄海港检疫所百分之十 DDT 粉一桶(每桶二五磅),喷射器五具,指定为专供防范鼠疫及消灭
10、归台难民身上蚤虫之用”,并规定“此后在高雄港登陆之难胞,均由该检疫所利用 DDT 及喷射器随时派员前往难民集中地点办理灭虫事宜”。(13)一些分署自行开展 DDT 喷射工作。如 1946年 4 月,台湾分署接收首批医药器械,其中有“100%DDT 粉五十桶”。(14)当月该署医药器材分配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了 DDT 分配案:“1.以直接管理不赠与任何私人为原则;2.以使用少量药品能使多数人沾益为目的;3.由本署与卫生局合办训练 DDT 工作队,并请卫生警察及各地卫生机构派员协助,施行喷射;4.工作队训练事宜,请经委员利彬主持;5.商请消防队借用救火车。”(15)此后该署与台湾省卫生
11、局合组了 DDT 工作队,“队员十二人,由省卫生局雇用,所需药品器材则统由本分署供给,随时前往各疫疠发生地点喷射 DDT,以肃清疫地蚤虫,杜绝疫势蔓延”。(16)5 月,工作队在台北市实行分区喷射 DDT,“市区各通衢及重2023.10 97要机关均经普遍喷射”,“实际喷射时间计十四天,消耗 DDT 粉剂五五二磅石油一七九二公斤”。(17)同年,广东分署也“成立 DDT 喷射工作队,自五月份起开始工作,至本年十月底止,预定工作期间半年,按日派员分区前往市内之垃圾堆积场及公共地方沟渠污水积存地等,巡回喷射,以杜疠疫传染”,并称“所有喷射 DDT 药粉费用,及工作队员待遇均由本署负责供给,并由联总
12、派工程师莱纳华及本署技士李实燧负责指导工作”。(18)后来该署获得“总署运来最新式喷射机一具”,“决定再延长喷射时间至明年一月底止”。(19)除各分署外,行总下辖其他机构也曾利用DDT 开展防疫工作。如 1946 年 5 月,西南各省霍乱猖獗。在广州,“行总公路运输大队出力最多”,“该队最大贡献为协助英国空军完成富有戏剧性之DDT 高空喷射,十日之内,共喷射四千二百加伦,霍乱菌所寄生之万千苍蝇扑灭殆尽”。(20)6 月,徐州难民群集之地,“人口突增八万余,厥状极惨,瘟疫流行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行总第二防疫大队及卫生署医药队在徐州机场设立临时工作站,“以DDT 喷射器在每一难民身上喷射三十格兰姆
13、之DDT,则其身上所有寄生虫立即消灭”。(21)由于行总所用 DDT 全靠联总拨发,数量有限,供不应求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河南分署“为实施灭虱,曾赴各机关学校团体喷射 DDT,收效颇宏”,后“以 DDT 存量不多,为准备应付传染病一旦发生消毒起见”,只得规定“所有各机关团体申请喷射 DDT 者,一律暂行停止”。(22)(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主导下的 D D T使用民国时期,居住环境不良、人流物流频繁的城市是传染病高发区。抗战胜利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最先大规模使用 DDT 进行防疫。据报道,1945 年 11 月,在上海市马斯南路及北浙江路地方法院看守所中,“DDT 首次大量为国人使用”。当时“
14、地院查良鉴院长为改善监犯生活,与卫生局合邀美国在沪军方协助,在美军医官古文指导下,为两千余监犯分别施用此特效药,扑杀虱虫,俾减少疾病传染”。(23)1946 年 5 月,上海市出现霍乱病例,市卫生局“邀集各界组织上海市防疫委员会”,办理防疫事务。(24)所用 DDT,“由行总美红十字会借予 DDT 五、六磅,生化制药厂捐赠 DDT 净粉三、八磅,联商国际贸易公司捐赠水溶 DDT四磅,复价购两吨”。(25)卫生局所属灭蝇灭蚊队自五月中旬起全力进行 DDT 灭蝇工作。“至六月底,疫势日渐猖獗,遂呈请市府核准组织临时DDT 喷射灭蝇队”。该队“除临时职员卅人及技工六十名外,由本(卫生)局消毒队派基本
15、职员二人,及技工五名,负责指导督促”,“于七月八日起开始工作,至九月廿日因疫势已衰,奉令结束”。期间“举凡霍乱流行区贫民区及其他苍蝇汇集地点,均予以持久性喷射,此外蝇蛆孳生地点,如粪坑、粪缸及公私厕所,则每周喷射一次,以杜苍蝇孳生”。据报道,“在 DDT 普遍喷射初期,每日真性霍乱病例皆逾百起,至七月底疫势已被控制,八月底全部就范,病例日仅十数起,俟九月中旬则每数日只一二起”,可见“DDT 喷射对于防止霍乱蔓延确有不可比拟之价值”。(26)霍乱平息后,同年 11月,市卫生局为预防冬季传染病流行,发起灭虱运动。其在办理公共汽车、三轮车、人力车等灭虱时,曾“分六队巡回各停车场,进行消毒事务。每车经
16、喷射 DDT 及清洁检查后,即于车背粘贴特备消毒纸印标记,以资识别”。据称“经过消毒车辆,至少可于廿天以内虱虫不能活动”。(27)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和冬季,为预防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流行,上海卫生当局均开展 DDT 灭虫工作。如 1947 年 11 月,防疫委员会制定了冬季喷射 DDT 灭虫计划,“时间决定下月一日起到四月三十日止,以五万人、车辆二万辆为目标,以斑疹伤寒、回归热的病人和难民收容所、监狱、公用车辆、客栈、浴室、棚户、贫民为对象”。(28)1948年春,DDT 喷射继续进行。市卫生局“雇夏令临时 DDT 喷射员及工人一百余名,连同防疫总队原有工作人员二百余名,于上(四)月下旬开始,分处
17、喷射”。据统计,半月内“喷射医院一所,工厂六所,旅馆五所,住宅七三幢,棚户六,七二户,机关九所,学校一所,难民所四所,新兵所一处,垃圾桶九三五只,垃圾堆七四四处,公共厕所一五所,小便处九七九处,粪坑七处,污水管二,六三尺,死水塘三二,三一方尺,粪码头一处,喷射总面积达二,九一,一五平方尺”。(29)后“因人工动作缓慢,卫生局已改用机动喷射,利用马达,每七分钟可喷射五十五加仑”。至六月中旬,全市喷射工作告一段落,用去 DDT 3 吨多。(30)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其 DDT 灭虫工作获得了驻华美军的协助。最早可追溯至 1946 年984 月,国民政府陆军总部“邀请各有关机关及红十字会,美军
18、联络部等代表会商”改善南京市内公共卫生问题,美军代表“当面允由美军部捐赠 DDT杀虫药十五吨”。(31)同月,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主持召开南京卫生运动会议,会上“美军克司德夫少校报告 DDT 对于环城卫生之使用”,并“由美军葛斯技术员在会场中示范百分之五 DDT 喷射后之剩余杀虫效力”。(32)会后,“南京市卫生运动周自廿一日开始”(33),陆军总部卫生处计划“廿九日上午派机在京市上空喷 DDT 杀虫剂”,据称此“在我国尚属创举”(34)。后因天气原因延至 5 月 2 日举行,“由美国 C74 型飞机一架,载运美方供给之杀菌液五千加仑,升至空中,沿水沟及长江两岸喷射。”(35)1947 年 4
19、月,当局又请美军顾问派飞机在南京市上空喷洒 DDT。据报道,该年“洒放之 DDT,份量方面将较去年为多,次数亦较多。卫生局方面,拟将洒过 DDT 区域内之池塘积水予以化验,调查其杀菌之功效”(36)。此外,南京当局也曾自行办理 DDT 防疫事务。如 1947 年 6 月,市卫生局与中央卫生实验院合作“确定待扑灭害虫为蚊、蝇、臭虫三种,须机关场所先行申请,该局根据情况派员携带材料进行消杀,时间自六月十五日至九月底”(37)。1948 年 4 月,市卫生局“向卫生部领到 DDT 粉剂七百三十四桶(每桶廿五磅)”,在市内普遍喷洒以预防霍乱,“特别注重学校、监狱、厕所、救济院与各公共娱乐场所、轮埠、车
20、站等地区”。(38)平津地区多次开展 DDT 灭虫工作。1945 年10 月,天津市卫生局恢复成立。在之后一年的卫生工作中,其“以 DDT 乳剂浸湿布条,分发各户实施灭蝇,计共发出布条 522,045 枚,使用百分之 2.5 DDT 乳剂 337.8 加仑”;“对于各监狱及慈善团体,以百分之十 DDT 粉剂实施灭虱工作,计施行二四处,用药粉 432 磅”;“以百分之十 DDT 粉剂,对霍乱患者之家庭、环境及其他不洁处施以消毒,计实施 733 处,用药粉 1168 磅”。(39)北平市政当局于 1947 年使用 10%DDT 粉剂喷射 185 处、9119 人、6878 床,使 用 5%DDT
21、液 剂 喷 射 2214处、面积 13147560 平方尺;1948 年 1 月至 3 月使用 10%DDT 粉剂喷射监狱拘留所、慈善团体、机关学校团体、难民收容所等共 80 处、22919 人、13246 床。(40)武汉市也曾使用 DDT 进行防疫。1946 年 3 月,汉口市“承湖北分署拨给 10%DDT 粉并与前卫生局合作成立灭虱站一处,灭虱队两队,办理灭虱工作”。江汉关税务司署、湖北省航业局、汉镇既济水电公司等先后致电汉口市卫生局,请派灭虱队前往喷洒 DDT。该项工作“于六月底结束,入冬复由各卫生所派员至各难民区教养院等贫民集中处所施行灭虱”。1947 年 5 月,“复经商承武汉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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