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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2023 年第 4 期抗战后期日军战略调整与中共的应对姚 江 鸿摘要 抗战后期日军进行战略调整,造成在华兵力结构的较大变化。自 1943 年夏开始从中国战场抽调大量精锐部队到太平洋战场,1944 年又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参加一号作战。这种调整和变化,为中共的发展留出了“空隙”,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和军事机遇。中共准确把握机遇,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利用“空隙”发起反攻作战,恢复并发展自身实力,摆脱了自抗战开始后被日军和国民党压制的困境。抗战后期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是中共凭借自身努力坚持抗战的结果,同时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日军战略调整所产生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关键词 中共军政力量;日军战略;一号作战;空隙;抗战后期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3-3815(2023)-04-0041-14The Japanese Armys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CPCs Respons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Yao JianghongAbstract:During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Japanese army made strategic adjustments that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ir forces in China.Starting from the summer of 1943,a large number of elite troop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China theater to the Pacific theater,and in 1944,a large number of main forces were transferred to participate in Operation Ichigo.These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left a“gap”in CPC development,providing more political space and military opportunities.The CPC accurately seized these op-portunities,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lanning,utilized the“gap”to initiate counter-offensive opera-tions,restored and developed its own strength,and extricated itself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being suppressed by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Kuomintang that had existed since the st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CPCs force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ere the result of the CPCs own efforts to persist in the war,and they we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the Japanese arm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war.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主要由国、共、日两国三方构成的战争。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持续,三方实力呈现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尤其是处在同一作战面、既对立又合作的国共两方。1941 年抗战中期,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就国共力量对比报告国务院:“这两个敌对集团必将发生冲突,而分散的、装备低劣的共产党人,是没有什么可能抵抗国民党的”。但是,到了1945 年初,美国外交人员则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是,蒋政权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颠倒过来了。在一种变动不定的关系中,蒋的力量日益损耗,而延安的力量却日益扩张”。在美国外交人员的眼里,抗战后期的中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参照中共在整个抗142023 年第 4 期本文是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与发展研究”(22JD016)的阶段性成果。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83.美 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16 页。战期间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力量出现明显变化的时间节点主要在 1944 年前后。1941 年和 1942 年,由于日军“扫荡”等各种原因,中共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军政力量下降。1942 年 6 月,毛泽东表示:“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对时局以及发展前景估计的严重性。但到了抗战后期,中共的军队和党员数量均超过 100 万,不仅保留了毛泽东所说军政力量的一半,还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近一倍。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共发展壮大的黄金阶段。那么,为什么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从中共领导人预想的“保留一半”到实际的“发展一倍”,其中必然存在某种巨大的转机和机遇。关于抗战后期中共的发展壮大,既有研究侧重于中共本身,将其归因于 1944 年敌后战场的反攻,即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毋庸置疑,这当然是中共自身努力和坚持抗战的结果。不过,内因固然重要,外因同样不可忽视。正如早期中共的发展离不开苏俄与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国际大背景一样,抗战后期中共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下日军战略调整这个军事背景和历史机遇。在同一场域内国、共、日三方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构成一种地缘政治,任何一方的战略调整都会留出一定的政治空隙并创造一定的军事机遇,直接影响其他两方的发展。特别是作为军事实力最强而处于单一对立面的日军,其战略布防与进攻会直接影响国共两方的政治空间和军事实力,例如有学者就将中共的发展壮大归因于日军 1944 年发起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但这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日军的战略及兵力调整也不局限于 1944 年的一号作战,双方均存在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单一事件的静态历史截面。鉴于此,本文将从政治空间与军事机遇两个角度,通过对抗战后期日军战略调整的动态考察,既探究中共发展壮大的外因,尤其是抗战后期中共军事力量的发展,也考察中共如何应对这种调整并发展自身力量的内因,以期更加丰富中共崛起以及革命成功的外部因素。一、1943 年日军兵力结构的变化与中共力量的恢复1945 年,毛泽东和陈毅等将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战略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37 年至 1940 年为进攻时期,1941 年至 1943 年初以收缩、防御为主,1943 年至 1944 年为发展攻势阶段。中共之所以会在 1940 年到 1943 年出现战略的重大转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军战略方针的调整。1940年,鉴于中共力量发展过快,日军开始真正认识到中共的威胁,将作战重点转向针对中共的“治安”和“扫荡”。为此,中共自抗战爆发以来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遏制,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再加上国共关系紧张、边区人口增多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原因,此后一个时期不仅武装力量较大幅24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关于联防司令部成立及整风学习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1942 年 6 月 13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2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31 页。参见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1 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有关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参见 Hans van de Ven.China at War: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刘峰: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近代史研究 2023 年第 2 期。参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134 页;建军报告(1945 年 3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87 页。笠原十九司:日本軍治安戦:日中戦争実相、岩波書店、2010 年。度减少,根据地也一度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认为这一阶段是“最大的一次困难”。但是,中共自 1941 年起就面临的非常严峻局面,在 1943 年出现了转机。就 1943 年华北地区的政治格局而言,国民党的势力已基本退出华北。事实上国民党从 1939 年起就逐渐失去对华北敌后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中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发展,双方在华北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作为国民党在华北势力最强的苏鲁战区,经过 1943 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自 1943 年开始,国民党对于中共在该地区的发展是鞭长莫及。就日军而言,1943 年后,由于战争的不断失利,大本营以及参谋本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战略方针,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战略防御,提出建立“绝对国防圈”的计划。为建立“绝对国防圈”并将防御重点转向太平洋战场,日军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调大量军队。日军大本营称:“中国派遣军在大东亚战争中的作用主要是战力的提供”,即兵员以及资源的输送。1943 年和 1944 年是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战场兵力调动最为频繁的阶段。从 1943年年初开始,日军决定从中国派遣军中抽调第 11 军的第 6 师团、第 23 军的第 51 师团、第 1 军的第41 师团、第 13 军的第 13 师团等 5 个精锐师团前往南方战场。10 月,大本营再次下令从中国战场抽调第 3、第 13、第 32、第 35、第 22 等多个师团于年底调防到太平洋东南及西南,同时以第 26、第 37、第 39、第 104 师团及战车第 3 师团于 1944 年春分时集结,作为大本营预备部队,备用于南方的太平洋战场,由此可见日军两线作战兵力不敷的窘境。对于如此频繁的兵力抽调,中国派遣军极不情愿,多方推阻和延迟,但在大本营的强烈要求下,最终除了第 3、第 13 等几个师团因战略需要未被抽调之外,其余多数精锐力量均被稀释或调走。正如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的真田穣一郎对中国派遣军所言:“从中国抽调兵力,乃着眼于对美军作战,中国派遣军可能会有不满,但希望你们能顾全大局,体谅大本营的苦衷”。为对付战斗力较强的美军,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的多是精锐部队,这不仅大幅缩减了其在华正规野战军的数量,质量上也不可同日而语。据估计,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大半的军事力量,包括战斗人员、马匹、坦克装甲、火力装备等。为弥补数量上的不足,日军新编了一些师团和旅团,但这342023 年第 4 期据国民党估计,1940 年中共军队发展至最高峰,达到 50 万人;1943 年中期达到最低值,一度降至 30 多万人。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 2 编军事(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358 页。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92 页。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2010 年,第 121 页。朱瑞关于山东五年工作总结事致山东分局电(1943 年 11 月 29 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 第 13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677 页。日 服部卓四郎著,军事译粹社编辑室译:大东亚战争全史 第 3 册,(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 年,第 2 页。今後採戦争指導大綱基戦略方策、1943 年 9 月 25 日、歴史資料、C12120196900。中国派遣軍第一課高級參謀天野正一大佐回想、日本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蔵、1954 年。支那事変及大東亜戦間軍以上移動概要図、19371945 年、歴史資料、C12122509800。森松俊夫監修:大本營陸軍部 大陸命 大陸指 総集成(8)、出版、1994 年、第 359 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河南会戦、朝雲新聞社、1967 年、第 5 頁。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日军大本营陆续从关内调走第 4、第 5、第 6、第 15、第 17、第 18、第 21、第 23、第 33、第38、第 41、第 47、第 48、第 56 等 10 多个师团。参见日本近現代史編纂會:陸軍師団総攬、新人物往來社、2000年、第 216 頁。但据后来的统计,实际抽调的远不止这些师团。参见吴京昴:侵华日军关内师团的编制与分类,军事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3 期。戦史叢書:河南会戦、第 5 頁。戦史叢書:河南会戦、第 5 頁。为保证对中国占领区的警备,日军将独立混成旅团扩建为 10 个治安师团。参见 陸軍師団総攬、第 35 頁。些部队战斗力弱,士气不足,武器也比原来差。曾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后来承认,在华精锐部队调走后,接防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有些部队平均年龄为 10 岁至 15岁,他们无心战斗。在中国派遣军担任过下级军官的藤原彰也说:“新兵们连第一阶段的教育都还没有完成,因此与现役士兵相比还有一部分人体力较差,另外从关东军转来的补充兵中的某些人的体力也比较差”。随着大量在华兵力被抽调至南方战场,从 1943 年开始,日军不得不放松对一些据点的控制,或将一些地方的“治安”交给伪军。对于日军的兵力调整以及控制力的下降,中共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1943 年 6 月,冀中区报告:由于日军兵力的减少,敌人放松对村庄的统治,闪露了很大的空隙,一些伪组织、伪军表现动摇。12 月,冀中区再次报告敌人兵力不足、顾此失彼。在冀鲁豫地区,日伪军也紧缩防区,撤走不少据点,并有大股伪军接替敌占区防务。山东地区的罗荣桓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自 1943 年冬起,“华北敌即开始收缩兵力,放弃某些次要据点”,其原因基本为兵力不足,“另在长期分散守备中,军纪败坏,士气低落,整训困难,战斗力日低”。此外,日军有些部队“新兵占三分之二”,为了补充兵员,“加紧征集日本居留民入伍,其队伍中不仅有未成年的娃娃兵,而且有伪军乔装的 假鬼子;同时,它大量发展和使用伪军,将伪治安军改为绥靖军。为了维持其占领区,日军继续撤退一些次要的点碉,收缩兵力,缩小纵深,以加强第一线守备”。中共则利用日军战略调整和兵力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空隙”,不断发起政治和军事反攻,恢复并发展自己的力量。1943 年 9 月,彭德怀命令各根据地自动配合,抓紧敌人兵力不够分配的弱点,“利用我们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灵活机动地扩大此起彼落与此落彼起的战争形势,造成敌人顾此失彼、顾彼失此的累赘状态”。随着日军自动或被迫放弃许多据点,冀中区提出及时抓紧空隙不厌其烦地进行活动,抓取敌人兵力分散不足、地区统治松紧不同的弱点,抓住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地区的开辟与恢复,扩大阵地。在冀鲁豫地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报告:由于敌人抽调兵力到大据点中整训,准备力量与英美决战,敌人“蚕食”“扫荡”不甚积极,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空隙,这是对我方有利的一点,因此我们应准备反攻。而在整个太行地区,“敌人方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弱点,如兵力不足,无论如何总是此调彼空,可乘之隙,在在都有”,因此,中共要加强对敌斗争和伪军工作,恢复根据地。对于此时的局势,中共反复提及“空隙”“可乘之隙”等词,强调日军兵力结构变化而产生的政治空间和军事机遇,体现了中共抓住时机发展自身力量的坚决态度。44中共党史研究除一个甲种师团外,日军在华兵力还有 14 个治安师团和 11 个独立混成旅团,但这些均为缺乏炮兵辎重的部队。参见戦史叢書:河南会戦、第 6 頁。Samuel B.Griffith.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McGraw-Hill,1967,p.75.日 藤原彰著,林晓光译: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79 页。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北支治安戦 2、朝雲新聞社、1971 年、。冀中历史文献选编 中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88、135 页。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 2 辑文献部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02 页。罗荣桓:对敌斗争的意见(1944 年 3 月 15 日),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 第 7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011 页。陈赓日记,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41 页。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第 399 页。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 彭德怀在北局党校地委的讲演(1943 年 9 月 6 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7 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40 页 冀中历史文献选编 中册,第 173228 页。杨得志:边区一年来军事斗争的胜利(1944 年 1 月 1 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5 页。李达:1944 年的战争指导问题(1944 年 1 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 7 卷,第 40 页。在此背景下,八路军不仅贯彻“敌退我进”方针,在太行地区发起卫南、林南战役,建立第 7、第 8 军分区,在山东地区发起讨伐日伪军的攻势作战,进一步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同时还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地方军的全部、主力军的 1/3 或 1/2 深入敌人后方,粉碎日军 1943 年秋季和冬季“扫荡”,不断开展进攻性的游击战争。1943 年,八路军在华北与敌作战 2.48 万余次,毙伤日伪军 13.6 万余人,攻克据点 740 余处。在华中地区,中共同样利用“空隙”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与日伪军作战 450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6 万余人。1943 年,由于中共抓住日军兵力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军事机遇,开展一系列针对敌伪的斗争,不断发展根据地,成功扭转 1941 年之后因日军封锁和“扫荡”而形成的严峻局面,不仅恢复了 1940年之前的解放区和军政力量,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作为交战双方的直接对手,日军对此感受最为明显。他们分析认为:“自 1943 年日军在华精锐部队被逐次调往南方战场,接防的是缺乏与中共作战经验的警备部队,因此治安作战的实施更加困难。同时,中共的军事、行政、经济逐渐有了成果,解放区的建设也有了进展,更有其擅长的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加以配合,如水一般渗透到日占区,其实力不断扩大”。二、1944 年日军一号作战与中共的反攻1943 年,日军在华兵力逐渐南调后,中国派遣军的基本战略任务被大本营规定为“确保现有主要占领区域,尽可能继续对敌施加压迫,削弱其持续作战意图”。其目标对象主要有两个,“施加压迫”主要针对中共,“削弱持续作战意图”主要针对国民党。但随着时局的发展,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同时也为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和进一步打击国民党政府,1944 年日军在中国战场发起了一号作战。一号作战从 1944 年 4 月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2 月,其作战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投入人数之多,在日军作战史上无出其右,“这种大规模的作战,对日本陆军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在日军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的博弈下,最终决定此次作战的战略目的之一是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持续作战意图,主要作战目标为重庆国民党政府。中国派遣军被迫改变既定战略任务,开始放弃或削弱以中共为对象的“治安”和“扫荡”作战,转为以国民党为对象的大规模进攻作战。日军的战略调整,尤其是一号作战的发动,自然会影响中共的战略选择,为其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遇。为配合一号作战和太平洋战场的防御,日军从华北抽调包括坦克师团在内的 8 个师团及 7 个独立混成旅团参加作战,占华北方面军一半多的兵力。从日军在华北地区配备的警备兵力来看,1941 年为 132 个大队、17.11 万人,1943 年 5 月为 142 个大队、20.73 万人。但到了 1944 年,日军抽调 60 个大队中的 9 万多人参加进攻作战,用于维持“治安”的仅剩 75 个大队、9.4 万多人。虽然日军为此从关东军调入一个师团,但仍是杯水车薪。此外,日军还新编了一些步兵旅团,但这些542023 年第 4 期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1 卷下册,第 627 页。参见 冀鲁豫分局给北方局的电报(1944 年 5 月 5 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 2 辑文献部分(中),第302 页;杨得志:边区一年来军事斗争的胜利(1944 年 1 月 1 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2),第 117 页。戦史叢書北支治安戦 2、。大本営対支作戦指導、1943 年 2 月 27 日、歴史資料、C13031905900。一号作戦関研究準備、1949 年 8 月、歴史資料、C11110623000。日本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湖南会戦、朝雲新聞社、1968 年、第 50 頁。一号作戦関研究準備、1949 年 8 月、歴史資料、C11110623000。“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东条内阁之最后挣扎,1989 年印行,第 472474 页。部队训练不足,兵员素质低,装备不充分,战斗力低下。在华中地区,日军从第 11、第 13 军所辖的 14 个师团中抽调 8 个师团、约一半的兵力参加湘桂作战,与华北地区一样,不得不新编部队以及扶植伪军维持统治,其在华中地区的统治力量同样式微。由于正规部队和部分新编部队用于进攻作战,日军不得不扩大伪军在维持治安上的比例。1944年 3 月,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前,冈村宁次要求伪军将领庞炳勋、孙殿英等负责后方警备。虽然日军侵华初期对伪军的控制基本上是成功的,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 1943 年战局的逆转后,在华日军战斗力衰退,降低了对伪军的控制效力,而且伪军内部还经常被中共渗透。以山东地区为例,因主力南移,1944 年春日军在山东只留有 2.5 万余人,是抗战之后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而伪军则增至 20 余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投降后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士气涣散。据当时在山东军区工作的宋清渭回忆:日伪军在 1944 年已经明显感到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了,在各个战场兵力渐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拼凑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搜索性的“扫荡”后就草草收兵。因此,到了 1944 年,无论是兵力的数量还是质量,日军对地方的控制都大不如前,部分地区的治安直接交给了战斗力较弱的伪军。正如日军高级参谋神崎所称,“对于面的控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确保点和线”。日军对占领区统治力量的减弱,被中共迅速捕捉到,为其实施局部反攻提供了机遇,并使中共得以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和发展自身力量。在太行地区,“敌军为集中兵力进攻河南与加强其在太平洋上的防御,于二三月间在本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当将驻防石家庄、邢台一带的第一零师团,榆次、长治和阳泉一带的第六十二师团全部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之七十四大队调往河南作战,随着这些老兵团的抽走,敌人又编成了四个新的兵团在作战中,敌人的战斗力表现一般不强。新兵、补充兵占多数,特种兵很少,冲锋精神不旺盛,警戒不严。这又是很显然见到的弱点”。在山东,敌人开始收缩兵力,当面敌人调动频繁,加之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对日军也极为不利。在河北,1944 年 5 月底,“敌为增援正面,及在敌后抽兵,造成伪军、伪组织的更加动摇恐慌”。面对日军闪露的空隙,6 月中旬一号作战第一阶段河南会战结束后,中共西北局就表示,中原沦陷,蒋汤所部大部溃散,灵宝失守,潼关危急,我们要在当局允许的条件下开到敌人进攻的地方去,打退敌人的进攻。晋绥区也认为:“目前敌后形势正是一个空隙,对我十分有利,应抓紧时机,进行开展与收复新地区工作”。对于如何利用“空隙”问题,7 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64中共党史研究戦史叢書:北支治安戦 2、第 540541、494 頁。戦史叢書北支治安戦 2、第 507 頁。这些伪军主要是向日军投诚的国民党地方军,兵力约 40 万人,其中华北地区多达 30 万人。参见 日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 年,第328 页。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 年,第 251 页。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1945 年 7 月 7 日),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 第 8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97 页。宋清渭:岁月纪实 宋清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第 18 页。戦史叢書北支治安戦 2,第 538 頁。一九四四年太行区敌情的总结(1944 年),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 7 卷,第 361 页。参见 对敌斗争的意见(1944 年 3 月 15 日),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 第 7 卷,第 1011 页。程子华等关于继续向后至敌后开展工作的训令(1944 年 5 月 23 日),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997 页。参见 王恩茂日记 抗日战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448 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开展与收复新地区工作指示(1944 年 6 月 18 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 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49 页。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为此,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立即派一部分兵力南下,恢复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水西根据地。8 月,在河北,邓小平指出:“依目前情况,实有考虑如何利用当前空隙,进一步打开冀南局面,准备应付敌人回师对我之必要”。由此可见,在中共内部,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八路军地方部队,都意识到日军因发动一号作战而导致其在华北地区的力量减弱,因而迅速地发起局部反攻,实行扩大解放区和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方针。山东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战役、青纱帐战役、莒县等战役,攻克日伪据点 1265处。冀鲁豫军区发起昆张战役,并开展冬季攻势,攻克 400 多处据点,收复 7 座县城。在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八路军贯彻“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开展连续对敌攻势和秋冬攻势,收复据点1800 个。除了华北地区的攻势外,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也发起攻势作战,苏中军区、苏北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鄂豫皖边区等均积极反攻,共歼敌 5 万多人,解放人口 160 多万。除了在战术上进行反攻作战外,中共还充分把握战机,利用日军兵力部署的变化和国民党败退的局势进行全盘的战略布局,跳出长期被日军以及国民党钳制的被动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1944 年初,国民党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在此时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攻势,其军事部门以及当局者多以为战争已经打了 7 年,日军被大量抽调到南方战场,不可能再在中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在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前,国民党也在酝酿发起对日反攻。4 月 9 日,蒋介石认为:“倭寇在华之部队已尽量抽调出海,我军反攻此其时矣”。16 日,就在日军发起进攻的前夕,蒋介石还命令第 5、第 6 战区各将领协同攻略沙宜,会师武汉,采取全面攻势。但是,就在蒋介石下令反攻的一天后,日军第 37 师团于 17 日午夜渡过黄河,正式发起一号作战。由于国民党守军在中牟一带力量单薄,加上战略情报误判,日军于当日夺取了黄河南岸地带,黄河天险未发挥应有的防御作用。20 日,郑州陷落。在准确预判日军进攻方向后,加之国民党的迅速溃败,中共及时调整战略。22 日,毛泽东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等中共前方将领,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河南为中原腹地,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日军发起作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中共就果断作出了发展河南的战略决策。在国、共、日三方争夺下,就战略布局来讲,它既是空间问题,也是时间问题,中共的这一决策可谓迅速和果敢。5 月 25 日,在日军坦克师团的围攻下,洛阳沦陷,河南会战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第 1 战区汤恩伯等主力部队退至豫陕边界以及伏牛山地区,并与胡宗南部组织了灵宝会战。由于国民党的败退,6 月 23 日,中共判断日军会继续南下,陈毅与刘少奇从延安致电新四军张云逸、饶漱石等将领,认为:“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742023 年第 4 期 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1944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289 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526 页。军事科学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 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5 年,第 275278 页。参见 丁治磐日记 第 4 册,1995 年印行,第 50 页;姚江鸿: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 兼论毛泽东、蒋介石二人的战略眼光和性格特征,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1 年第 4 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 年 4 月 9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年,第 1639 页。京漢作戦:北支那方面軍(甲部隊)電報綴(2)、1944 年 4 月 18 日、歴史資料、C1212231800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09 页。张耀明电蒋中正三十八军本在巩县与敌激战后奉命移偃师附近再西撤移灵宝等处之战况(1944 年 5 月 28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90200-00084-200。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此后不久,新四军第 5、第 4 师各一部以及由八路军组成的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先后挺进河南,开辟豫西、发展豫南、扩大豫东并恢复豫皖苏边区等根据地。由于情报的误判、军队的腐化以及会战双方兵力的差距,国民党 38 天就丢掉了郑州、许昌、洛阳等 37 座城镇,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虽然他们在河南会战中兵败如山倒,但在湘鄂豫皖等地的第 5、第 6、第 9 战区仍保留大量兵力。据统计,豫中会战后,威胁新四军第 5、第 7 师的国民党军第 5、第 6、第 9 战区的兵力约为 30 万。面对中共发展河南的趋向,国民党作了大量情报观察和一定的防制行动。7 月 10 日,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电蒋介石,称新四军派兵经由信阳县、应山县北进,企图与河南、安徽的中共根据地打通联系。汤恩伯也报告称:“李先念部积极向豫南蔓延”,预备组织一个挺进军“进剿”。但因国民党疲于应付日军,彼时国共关系并未决裂,且中共基本是在日军撤退或日伪军所占地区发展,选择“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去建立抗战秩序”,避免与国民党的直接磨擦,因此国民党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按照既定战略,日军占领河南后,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平汉作战结束,随后进入第二阶段,即湘桂作战。湘桂作战的主力为日军在华兵力中实力最强的第 11 军,司令官为横山勇。因前几次进攻长沙失败,日军此次以优势兵力分三路南下围攻长沙。6 月 18 日,长沙失陷,国民党守军第 4 军“只抵抗一日而溃,其高级将领军师长皆擅自逃遁”。中共以日军进攻方向为依据再次进行布局,作出发展湖南和华南的战略决策。7 月 9 日,陈毅致电新四军 5 师,要求其向南发展湘鄂赣边。15日,中共中央分析时局认为:“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要求华南地区东江纵队“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与强固的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派干部南下,所选对象主要为防卫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 359 旅,主要任务为进军湘鄂边,开辟五岭根据地。8 月,日军围困衡阳 40 多天久攻不下,引起统帅部的愤怒,于是展开第三次攻击。在飞机大炮的昼夜轮番攻击下,国民党守卫衡阳的第 10 军将领方先觉率部投降。衡阳失陷后,日军分两路围攻广西,其中第 11 军由衡阳南下,第 23 军由梧州西进。9 月 14 日,日军一个联队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攻占广西门户全州,守城的是国民党半美械部队第 93 军,军长陈牧农弃城逃跑。11 月,柳州和桂林相继失守,负责桂柳会战的国民党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部西撤。12 月,84中共党史研究 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1944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4 册,第 259 页。值得注意的是,为使国民党专心对日作战,中共在发展河南时较为注意国民党的态度,即尽量发展日军占领以及国民党撤出的地区,并且不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进军河南。参见 八路军文献,第 989 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不应向新黄河以西发展给北方局转冀鲁豫分局的指示(1944 年 5 月 18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21 册,第 257 页。鄂豫边区革命史资料 第 3 集,1982 年印行,第 17 页。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44 年 7 月 10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90300-00203-264。叶惠芬主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第 56 册,台北“国史馆”,2011 年,第 595596 页。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1944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4 册,第 289 页。第 11 軍湘桂作戦電報綴(其1)、1944 年 4 月 23 日8 月 11 日、歴史資料、C12122313800。蒋中正日记(手稿本)(1944 年 6 月 24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 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32 页。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1944 年 7 月 15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 册,第 404 页。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年,第 195 页。第 11 軍第 23 軍行動概況図、1944 年 9 月12 月、歴史資料、C13031931200。蒋中正条谕张发奎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擅自撤退就地枪决以重法纪(1944 年 9 月 14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20300-00014-126。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辱 第 9 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年,第 339 页。两路日军会师南宁,基本完成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任务。此后不久,中共以八路军第 359 旅4000 余人组成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南下支队,与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的干部 900多人一同南下。对于八路军的南下,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