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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法律规范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按照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严禁性规范
　　1、授权性规范
　　授权性规范，是规定人们可认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及可以规定别人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的法律规范。
　　2、义务性规范
　　义务性规范，是规定人们必须积极作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
　　3、严禁性规范
　　严禁性规范，是规定严禁人们作出一定行为或者必须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严禁性规范也可以说是一种义务性规范。严禁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的区别在于：义务性规范是设定作为义务，严禁性规范却是设定不作为义务。
　　二、 按照法律规范强制性的限度，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1、强制性规范
　　强制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所拟定的权利和义务十分明确、肯定，不允许有任何方式的变更或违反的法律规范。强制性规范表现为义务性规范和严禁性规范两种形式，或者说义务性规范和严禁性规范绝大部分都属于强制性规范。
　　2、任意性规范
　　任意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允许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自行拟定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
　　三、按法律规范内容的拟定性限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拟定性规范、委任性规范和准用性规范
　　1、拟定性规范
　　拟定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直接而明确地规定了行为规则的内容，合用时无须再援用其他的法律规范来补充或说明的法律规范。大多数法律规范是拟定性规范。
　　2、委任性规范
　　委任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而是授权由某一专门机构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
　　3、准用性规范
　　准用性规范，是没有明确规定行为规则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引其他的规则是本规则的内容得以明确。
　　四、按照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为是否也许发生在该规则之前，可以分为调整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
　　1、调整性规范
　　调整性规范，是对已经存在的各种行为方式进行评价，并通过设定权利和义务来调整相关行为的法律规范。
　　2、构成性规范
　　构成性规范，是以规则的产生为基础而导致某些行为方式的出现，并对其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与调整性规范的不同，在构成性规范产生以前，该规则所涉及的行为不也许出现.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协议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协议效力，对认定协议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协议效力。该司法解释实行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协议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献和典型判例，可采用肯定性和否认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一方面，强制性规定涉及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协议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才当然无效。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初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协议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涉及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协议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协议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协议无效，但若使协议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并且旨在否认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协议无效。”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初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协议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协议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协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协议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具体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协议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协议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协议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协议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严禁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协议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协议行为自身即只要该协议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协议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协议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协议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协议行为，此类协议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另一方面，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两者重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成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发言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限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辨认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用肯定性和否认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辨认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一方面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协议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协议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协议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认性辨认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立，并非针对行为内容自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用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协议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鉴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导致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假如仅仅是间接的、也许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导致一定限度的损害，假如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协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辨认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互相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假如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协议行为自身即只要该协议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协议无效。假如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协议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协议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协议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协议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协议中“导致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品运送协议和作为协议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送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协议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协议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过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协议无效”。采用肯定性辨认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协议或协议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协议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认性辨认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自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协议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认性辨认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自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协议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23]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涉及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涉及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赚钱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涉及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认性辨认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品运送协议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23]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品后应托运人的规定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2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过拟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协议（准物权行为是指在对除物权外其他民事权利的产生、消灭和变更的处分行为。重要指债权的转移。由于其不是单纯的物权变动，所以就称为准物权行为。）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协议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协议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协议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协议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协议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但是是对强制规范对协议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辨认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假如舍弃了实质的鉴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用了实质的鉴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鉴定协议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自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拟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鉴定协议无效的标准也许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协议无效判决随意化，导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协议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献和典型判例可见，协议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协议，才当然无效。应当采用肯定性和否认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协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3〕40号）。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协议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23]27号函）。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品运送协议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23]民四他字第19号）。
5. 奚晓明：《充足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发言》（2023年5月30日），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23年第1辑（总第1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55页。
6. 宋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23年卷），“妥善审理协议纠纷案件，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当前形势下胜利民商事协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85页。
7. 北京地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的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中国机床总公司、中国轻工集团公司、北京正一机电技术公司借款担保协议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2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载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23年第1辑（总第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159-173页。
8. 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协议纠纷案，载《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期（总第171期）。
9. 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协议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合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113页。
10. 人民法院出版社法规编辑中心：《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23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65页。
11. 叶阳：《效力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辨识》，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11月23日
12. 黄忠：《违法协议的效力鉴定途径之辨识》，载《法学家》2023年第5期，第6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