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表达与历史转述——《儒教的圣域》读后.pdf

682023 年 10 月刊总第 216 期空间表达与历史转述 儒教的圣域读后 高加康【摘 要】不同于以往对儒家的研究，在抽象的儒学思想与具体的儒家人物之外，儒教的圣域一书聚焦作为儒家最主要活动场所的孔庙，将研究对象对准具体而真实的场所，以历史性思维考察孔庙空间的形成过程，并以长时段的眼光讨论孔庙作为儒教的祭祀圣域如何彰显出一种“宗教”的特质，进而反思儒教在近代的衰落。该书在写作方法上将历史叙述与空间表达相结合，使以往纠缠于平面的研究立体化，展现出儒学思想历史发展的别样图景。【关键词】儒教的圣域；儒学；孔庙；庙学合一 作者简介 高加康，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黄进兴教授所著儒教的圣域一书初版由香港三联书店于 2015 年出版，2020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时间上，从传统中国的孔庙祭祀一直论述到近代儒教的各种遭遇；空间上，将目光聚焦在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在这一被历代儒生所表达的神圣空间中，挖掘其浓厚的政治与文化意涵。除了具体问题的研究，该书还包含作者在研究理路上的反思，尤其是对近年来孔庙文化研究的基本观念和进路进行了深刻梳理，可谓发人深省。值得注意的是，黄进兴教授一贯坚持“儒家是一种宗教”的立场，因此在该书论述中，其讨论的重心自然不是儒家何以能成为宗教，而是在讨论孔庙作为儒教的祭祀圣域是如何彰显出一种宗教特质的。该书的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和 与孔庙文化两个章节曾刊在作者的圣贤与圣徒一书中。此外，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一文还曾收录在作者的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在此做一说明。儒教的圣城一书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孔庙祀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与发书 评69展，着重论述孔庙从“家庙”到“官庙”这一演变过程；其二，分析作为“儒家道统意识”象征的孔庙从祀制对儒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且这种儒家道统意识是如何被统治者的正统意识所塑造的；其三，作者将目光移至近代，阐释儒教在近代的“宗教”之争。当然，该书的最后一章研究儒教的反思，概括了作者研究儒教几十年的心得体会，这些反思也贯穿于全书，不必赘言。一、演变、整合、塑造：孔庙祀典的形成与发展关于该书第一部分象征的扩张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作者自言：“该文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的整合过程，盼能涵盖较丰富的文化面向。”不同于以往在孔庙研究上注重儒生与人君之间互动的角度，本文则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孔庙制度在历史上变化的动态过程。作者述及孔庙从“家庙”到“官庙”这一历史演变过程时，着重分析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和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两碑文，认为迟至东汉时期，孔庙祭祀就已带有官方意味，而且孔子奉祀后裔也取得官方袭封的地位。但孔庙官庙化并不意味着孔子之祭已经被列入国家常祀祭典的范畴之中，从东汉光武帝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到明朝洪武皇帝废“武成王庙”祭祀而只祭祀孔子，一千多年时间里，孔庙祭祀作为国家常祀祭典才逐渐得到确立。作者认为，从东汉到东晋这段时间里，虽然祭孔已成为一种规定，黄进兴：儒教的圣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 页。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6 页。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20 页。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37 页。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40 页。但祭孔的场域并非是在孔庙，而是在京城中的辟雍或太学。因此，这一时期孔庙显然并未成为“圣域”，而且孔子与姜尚互为轩轾，直到明太祖时废除供奉姜尚的武成王庙祭祀，孔庙祭祀才复归为一。作者认为，由于士人文化的兴起和科举制的兴盛，唐代奠定了祀孔的格局，且随着孔子被历代君王不断加封，祭孔大有“步步高升”之态，孔庙也成为了祭典的主要场域，即使是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也未曾改变。在孔庙祭典成为官方祭祀之后，其象征意义便开始扩张。无论是主祭者身份问题，抑或是儒生与孔庙从祀问题、孔庙与祭告之礼问题，都反映出作为祭祀孔子场域的孔庙，已经被附加上更多的政治因素，而非是一种简单的“信仰”。作者认为，孔庙在经过政治化的“塑造”之后，“具有排他、垄断的性质”，这样的祭祀典礼世俗性不足，也就意味着普通民众与孔庙的距离相去甚远，虽然在帝制时期，孔庙可以与政治形成有机的结合，“但一旦帝制崩溃，则未免陷入土崩瓦解的窘境”。同时，作者也强调，孔庙从“家庙”演变为“官庙”后并不意味着“家庙”功能的丧失，而是兼具“家庙”与“官庙”的双重功能。汉末以后，魏文帝除了重建孔庙外，还要广求孔家的后代，这是因为孔庙是家庙，只有孔家的后代才能名正言顺祭拜。祭孔典礼有孔家后人参与才能体现典礼的正当性，也就意味着“正统”，这样“家”与“官”因为政治的需要就紧密连接在一起了。因而在经历从“家庙”到“官庙”的演变之702023 年 10 月刊总第 216 期后，孔庙这一原先单纯的祭祀空间被塑造为一种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这一过程在提升孔庙祭祀规格的同时，也将儒学宗教性加以神格化。在此部分，作者着重论述的是孔庙从“家庙”到“官庙”的演变历程，但除这两种性质之外，孔庙还是“学庙”，即各地方性学校中庙学制度下学庙性质的孔庙。此外，作为民间祭祀孔子最重要的“文庙”，作者也少有论及，而“学庙”与“文庙”都是孔庙象征性意义影响扩大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庙学合一”建筑的形成始自魏晋南北朝，唐贞观四年（630 年）“诏命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由此州县学校开始设孔子庙，“庙学合一”遂成通例且得以沿袭。史书称“庙学合一”的格局为“学庙”“庙学”“学宫”，“庙学合一”制度使文庙得以发挥其学校教育功能，且儒家文化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学庙”的设立依赖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而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后世大修“学庙”之时，自然而然也得到了祭祀。这同样也是孔庙祭祀影响力之大的表现。同样的，文庙的兴修也是孔庙祭祀影响力扩大的鲜明案例。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 年），孔子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各地修建文庙蔚然成风。洪武十四年（1381 年），作为国学孔庙的北京孔庙建成。清朝时，文庙发展到鼎盛，文庙及文庙建筑既具有祭祀功能，又有教化功能；既是祭祀孔子的礼制型建筑，也是儒学文化的教育建筑。其背后的推力也出于统治者对孔子祭祀的日益重视，这仍是孔庙祀典象征的扩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73 页。参见蓝日模、周洪宇：学庙：地域文化交互中的特殊媒介以桂越两地文庙为例，教育科学2017 年第 3 期。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67 页。“学庙”与“文庙”的兴建既体现了孔庙祭祀影响力的扩大，也正符合黄进兴所论证的孔庙祭祀逐渐与帝国礼制形成有机结合的观点。也正是因为“家庙”“官庙”“学庙”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所以一旦帝制瓦解，这些祭孔场所也会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但稍有不同的“文庙”或许会因其所具有的世俗性而存活下来。二、个人信仰、学术道统与政治意图在该书第二部分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中，作者提出，如果说从汉至唐，孔子形象是由一个有教无类的夫子逐渐演变为“帝王师”，最后成为“万世道统之宗”，统治阶层居于主导地位，使得孔庙有别于民间信仰而呈现官方性格的话，那么孔庙的从祀制度则反映了儒学主流思想通过道统意识来左右、影响孔庙的祭祀制度，体现了学术与信仰的互动。作者认为，孔庙从祀制度迟至东汉末年已经出现，在东汉以后，该制度历经曹魏、两晋，直至唐玄宗时期发展成型。起初，孔庙从祀只是局限于孔门弟子，但随着孔庙祭祀制度的不断完善，至宋真宗时期，形成了有四配、十哲、七十二子的完整的从祀制度，而这里面，最具特色的便在于四配的形塑与新学、道学的交替。大致而言，孔庙从祀最具争论性的便是颜回与孟子的地位，从唐代之前“孔颜”合称，到北宋孟子得以“登堂入室”，再到元文宗时赐孟子为“邹国亚圣公”、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此后“孔孟”合称逐渐取代“孔颜”合称，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孔庙从书 评71祀制度所反映出的唐宋两朝有关新学与道学的学术之争论，这也是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而随着理学的分化、考据的兴起与实学的重视，明清两代孔庙从祀制度再一次发生变化，能够从祀孔庙成为儒生的毕生追求，围绕“谁能从祀孔庙”这一主题，明清两代的儒生们发生了不少争执，在这些争执的背后，是对于儒学认识的不断革新，也是受儒学道统意识的影响。作者认为，“孔庙从祀制即是儒家道统的制度化”。这一“儒家道统”的确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孔庙祭祀本身经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而不断被附加以政治化色彩；二是儒生将能够进入孔庙从祀视为毕生追求。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单线发展的模式，而是一种双线融合并进的模式，正因为有了这两方面的相互影响，孔庙才能从最初的孔子家庙而逐渐成为“儒教的圣域”。作者在 与孔庙文化中更进一步说明了孔庙从祀制度对儒生产生的重要影响，该文结合清初文人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从文学描写中窥探清代儒生对孔庙难以解开的情结。作者将笔墨聚焦在其中涉及孔庙描写的文字之上，穿插主人公姓名由来、水夫人的梦境等分析，揭示从祀孔庙已成为一种象征深入士人举子的内心。野叟曝言一书的主旨本就是揭示主人公文素臣“对儒学正教的尊崇，以及除灭佛、老，独尊圣经，匡正天下的理想”。这一主旨与“从祀孔庙”对儒生的重要性完全相契。作为“才学小说”之祖，野叟曝言一书中充斥着炫才耀学的各种内容，在该书最后本可提前结束时，夏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17 页。刘春明：失意儒士的疏狂理想解读，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8 期。参见冯保善：夏敬渠与晚明清初实学思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44 页。敬渠却又多写一回，详尽描写了文素臣母亲水氏的梦境，在梦境中让主人公文素臣能够“从祀孔庙”也成为夏敬渠“炫学”的一部分。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儒生从祀孔庙这件事是极其严格且很不稳定的，儒学中普遍存在的学术道统意识对从祀孔庙的人选作了限制，且在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是不同集团甚至是同一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较量。比如，北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尊孟”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疑孟”“反孟”之争，朱元璋的“罢孟”与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谏，等等，其实质都可归结为各方在权力与利益上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各方所占有的权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左右着从祀孔庙的人选。但诚如作者所指出的一样，“孔庙从祀人选的裁量权，最终仍操在统治者手中”。可以说，孔庙从祀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儒家学术道统意识相关，更与统治者所意图实行的政治政策密切相关，而儒生的个人信仰在其所接受的学术道统中逐渐形成，并受到统治者政治意图的限定，谁能够从祀孔庙、享受这一殊荣，与个人信仰、学术道统与政治意图都有关系。三、“宗教”抑或“知识”：儒教的近代遭遇在深入探究孔庙祭祀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之后，黄进兴将目光移至近代儒教的遭遇，他在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一文着重探讨近代儒教从国家宗教解体为非宗教的过程。作者认为，近代康有为提倡的孔教运动是一722023 年 10 月刊总第 216 期场“流产的宗教改革”，作者也并不认为康有为“创立”了孔教，而只是对孔教进行了改革。作者认为，康有为对孔教的改革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打破孔教的封闭性，并向基督教看齐，从而扩大信仰阶层；二是尊孔教为国教，废淫祠以改孔庙。但相较于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儒教与庶民的隔阂无法得到消解，再加上康有为改造孔教的借鉴对象是西方的基督教，而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道教、佛教，他的孔教运动最终只能以“流产”的结局草草收场。在对康有为提倡的孔教运动进行梳理时，作者将视角集中在“孔庙”这一儒教的圣域，他认为康有为对孔庙改制的观点都与时政密切相关，虽然祭孔是国家祀典，但这种祀典只属于官方少数精英而非面向普通民众，且当时国内信仰正面临基督教的不断入侵，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另立名目，大力提倡孔教运动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康有为所提出的孔教运动，当时一大批人士都持反对态度。黄进兴在该书中首先梳理了梁启超反孔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宣扬孔教，在流亡日本的第三年却公开放弃早先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对于其思想转变的原因，作者认为是梁启超出于对整体中国利益的考虑，因为“国”是梁启超的终究关怀，而设置孔教对“国”并无多大裨益，所以梁启超便放弃了这一主张。保守分子劳乃宣、张东荪也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此外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吴虞、蔡元培等人不仅不支持，还全面攻击儒教。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46-152 页。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54-158 页。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60 页。参见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69 页。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70 页。作者认为，他们反对的原因主要是“科学主义”的思潮与政治偶发事件这两方面。民国时期，在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等一众知识分子眼中，“宗教”一词已逐渐沦为贬义词，是妨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而康有为却认为欧美所以强盛，不徒在政治与物质方面，更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化。因此，对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的不同评价，直接左右了他们以儒教作为宗教的立场。对于近代儒教的遭遇，作者在该书中引用顾颉刚、鲁迅、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指出近代儒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逐渐知识化的过程，但仍残存有宗教性，而新儒家的主张或许会使过度知识化的儒学重蹈传统儒教的覆辙，脱离普通民众，仅为少数人所理解，与现实社会两不相干。对于“儒家是否为宗教”这一问题，作者提出，“儒家或儒教是否为宗教，与其说是哲学的问题，毋宁说是历史的问题”。这也再一次重申了他“儒家是一种宗教”的观点，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并未过多说明，毕竟该书重点论述的对象是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而这一论述的前提就是承认儒教是一种宗教。以往，学界争论“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往往是从经典文本出发的，比如以论语等为依据，而黄进兴则独辟蹊径，从神圣空间的角度来探讨此问题。从儒家神圣空间的性质来看，孔庙就是一个神圣空间。儒教作为一种公共宗教，黄进兴认为宗教的很多维度不一定能从经典中找到，这就是世俗宗教信众的生活。书 评73结语要言之，儒教的圣城在孔庙研究上别具一格，从儒生对神圣空间中的表达中发掘儒教的宗教性质，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采用了考证法、比较法与类比法等史学研究方法。该书资料丰富，注释翔实，史料引用严谨。全书史论结合，书中采用了大量正史、传统文献、英文文献等，论述有理有据。同时，作者黄进兴又以注释的形式对一些重要的、常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进行了有益补充，这也方便了读者对该书内容的理解。另外，该书也饱含强烈的社会关怀。黄进兴从 1986 年开始对孔庙进行研究，认为“孔庙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最佳途径之一”。在象征的扩张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一文的最后，黄进兴指出，相较于传统中国孔庙所依存的儒家信仰、学术道统和政治意图，当今孔庙只有去政治化，重新寻觅立基点，才能在新环境下浴火重生。“清末以来，随着帝制的瓦解，它也就成了文化游魂。孔庙的窘境在台湾和大陆都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陈菁霞：黄进兴：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中华读书报2012 年 8 月 22 日第 07 版。陈菁霞：黄进兴：孔庙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中华读书报2012 年 8 月 22 日第 07 版。黄进兴：儒教的圣域，第 190 页。帝制中国，它不像私人宗教那样，老百姓可以随意去庙里参拜，今天去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祈求什么。毋怪今天的中国人，大半不知道要去孔庙拜什么。所以在台湾，大家对儒家也非常冷漠，在大陆我想更严重。现在孔庙前面真的是门可罗雀。”这样的现实窘境也让黄进兴对孔庙的研究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黄进兴对儒教的相关研究，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较深，儒教的圣城也不例外。在该书最后一章节研究儒教的反思中，作者自己写道：“个人探究儒教进路，若有任何特点的话，首先系受西哲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得以摆脱宗教定义的纠缠。”黄进兴受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性”理论的影响，从孔庙这一空间中去追寻儒教的发展脉络，并在重建历史上孔庙祭祀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儒教的宗教现象及其独特的性质。注重研究孔庙这一被历代儒生表述的空间，从儒教的“圣域”中发掘历史本身，将以往纠缠于平面的研究立体化，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语言揭示并加以转述，这或许是该书最具特色之处。责任编辑：张 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