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考.pdf

42Vol.45No.1Jan.2024Journal of Xizang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4年1月第4 5 卷第1期西藏民族大学学社会科学版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painting35.Ch.lvi.0034考赛本加，于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 10 119）摘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Steinpainting35.Ch.lvi.0034是一幅观无量寿净土经变图。绢画主尊两侧的胁侍菩萨是莲花手和金刚手菩萨，尊格与风格和其他同时期观经变图像中的胁侍菩萨不同，这种组合应该受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图像的影响，与吐蕃时期密教题材绢画中的菩萨形象接近。绢画的右上角绘制的“未生怨”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着吐蕃装，对比其他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绢画，推测该绢画时代为吐蕃赞普坏祖德赞执政期间（8 15-8 4 1），应为类似“白央”一样精通吐蕃和唐两种佛教艺术风格的画僧所绘。关键词：吐蕃；观经变；菩萨；大日如来中图分类号：K87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8 3 8 8(2 0 2 4)0 1-0 0 4 2-0 6收稿日期：2 0 2 3-10-0 5作者简介：赛本加（19 9 4-），男，藏族，青海贵德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族民间苯教与普米族韩规教比较研究”（项目号：22BZJ032）的阶段性成果。前言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观无量寿净土经变图绢画，编号为Steinpainting35.Ch.lvi.0034，绢本设色，高17 3.5、宽12 0厘米。英国学者韦陀（RoderickWhitfield）在19 8 2年出版的三卷本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收藏品中介绍了这幅绢画，通过与Steinpainting32.Ch.xxxvi.004的比较（图1），认为其为9 世纪初期的作品，但作者并没有作出更多解读KP30)。O该绢画中，主尊阿弥陀两侧的胁侍菩萨像与敦煌典型唐代观经变图像中的胁侍菩萨像的风格差异较大。赵晓星认为上述两幅绢画虽有相近之处，但观经变相(Steinpainting35.Ch.lvi.0034)中的菩萨像的面部具有异域风格，突出眼部线条，脸较为方圆，眼位于脸部中间，呈孩童面部特征，这些特征与尼泊尔风格较为接近 2 KP198-21。笔者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该绢画不仅绘制了两尊“异域风格”的胁侍菩萨像，而且在右侧上部的“未生怨”图像中，描绘了吐蕃装人物形象，为该幅绢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鉴于此，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证该幅观经变相图的形成原因及绘制年代。43赛本加：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painting35.Ch.lvi.0034考一、阿弥陀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组合如来左侧的菩萨面部略圆，高拱眉，眼晴细长，上眼脸下弯，鼻头略宽，双唇闭合，嘴角上翘，耳饰垂肩，肩部两侧可见披肩发缕，细长，发缕呈波浪状卷曲明显，末梢卷曲，戴三叶冠，项饰和臂等都为金黄色，肤色与身色呈白色，游戏坐，左腿盘座上，右足略下垂；身体略朝右向，左手下垂抚座。手侧有莲茎向上伸出；右手下垂放右膝盖上，手掌朝外，低头看向右下侧。菩萨有桃尖形头光，圆形身光，上身仅斜披帛，下身着紫色长裙，绘制出网格状纹饰和蓝色的点缀物。（图2，右图）图1:Steinpainting32.Ch.xxxvi.004上部药师佛两侧的胁侍菩萨像（采自国际敦煌项目IDP右侧菩萨面部略呈圆形，高拱眉，眼睛细长，上眼脸下弯，双唇紧闭，戴三叶冠，肩部两侧四道波浪状发缕披下。有桃尖形头光，圆形身光，肤色与身色均为蓝色，坐姿与左侧菩萨相同而方向相反，菩萨右手持金刚杆，上身披帛，下身仅见白色和红色的短裙，裙纹不可辨。冠、项饰和臂等装饰品均为银白色。（图2，左图）图2:Steinpainting35.Ch.lvi.0034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像（左图为莲花手菩萨，右图为金刚手菩萨）（采自IDP）后弘期以来，藏地出现众多极乐净土祈愿文13 FI61-43，关于净土三尊的图像学特征在噶玛洽美(karmachagsmed,1609-1678)所著洽美净土祈愿文中尤为详细，其中记载“无量寿佛身色呈红色，具有乌色腻沙，千辐轮相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面两臂，双手结定印，托钵，身着三法衣，结跌坐于千瓣莲座，背靠无忧树。右为观世音菩萨，身色呈白色，左手持白莲。左为大势至菩萨，身色为蓝色，手持金刚杵”4 K529-54)。文中将手持金刚的菩萨命名为大势至（mthuchen thob）。另在一幅15世纪有江孜风格的唐卡上，绘有无量寿佛与莲花手、金刚手三尊 5 KP157,金刚手菩萨的身色呈蓝色，两尊菩萨像下方有藏文题记，称金刚手菩萨为“mthu chenthob”,即大势至。正如日本学者田中公明指出，在藏传佛教中“mthuchenthob是金刚手菩萨的异名 6 KP3。由此可见，后弘期藏传佛教图像中的无量寿与白色莲花手（观音）、蓝色金刚手（大势至)菩萨三尊组合的图像，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在敦煌地区出现。吐蕃时期佛典名录旁塘目录收录了无量寿如来庄严经(de bzhin gshegs paod dpag med kyizhing gi bkodpa)7KP10,说明吐蕃时期已经存在关于西方净土的经典，遗憾的是目前尚不可知这些吐蕃时期的经典是如何描述无量寿三尊的。沙武田曾经对榆林2 5 窟中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像中的菩萨身份进行过梳理，认为大日如来右上侧身体为蓝色、手持剑的菩萨为虚空藏菩萨 8 xP10)。田中公明对Steinpainting50.Ch.0074中的八大菩萨身份进行考释后，认为大日如来右下侧身体为蓝色、手持剑的菩萨也为虚空藏菩萨 9(P20-38),与本绢画的蓝色金刚手菩萨尊格有所不同，至少可以说明吐蕃时期蓝色身体的菩萨不一定就是大势至菩萨由于目前尚未在吐蕃时期的文献中寻找到关于阿弥陀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三尊组合的记载，从该绢画的绘画风格来看，净土世界中除了两尊菩萨风格迥异之外，其余图像与敦煌地区其他唐代经变画风格基本一致。笔者推测，该组合图像的产生，可能与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信仰及其图像的流行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在西藏昌都芒康、察雅及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甘肃民和等地相继发现了2 0 多处石刻造44西藏民族大科学版）像，其主要的题材为大日经系统的大日如来及券属。这些图像组合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大日如来单尊像、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三尊。单尊大日如来像共发现4处，均发现于四川石渠；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在西藏昌都，青海玉树共发现6 处；三尊组合目前共发现5 处，分别为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玉树勒巴沟恰冈石刻、昌都芒康然堆村达琼摩崖石刻、昌都芒康查果西沟摩崖石刻、甘肃民和扁都口摩崖石刻。从摩崖石刻分布的区域来看，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三尊图像分布最为广泛0。上述三种类型图像组合形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印度。其中单尊大日如来像发现在大日经的汉译者善无畏的故乡印度奥利萨邦拉利塔厘（L a l i t g i r i），双手结禅定印，结跌坐，佛身无装饰，为如来形大日如来，头上有高发髻，发髻两侧有下垂的垂发，仰覆莲座下方有两只相背的狮子，年代推测为8 世纪。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像发现于拉托纳厘（Ratnagiri)第5 窟，大日如来双手结禅定印，有高发髻，发髻两侧有垂髻，与单尊大日如来不同,带有项饰，臂等，为菩萨形。另外，在奥利萨乌达雅厘（Udayagiri)佛塔四面，有阿閣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大日如来高浮雕像，主尊两侧各有两尊菩萨构成八大菩萨。大日如来与莲花手、金刚手三尊组合形式在拉托纳厘第4 窟发现，主尊为结禅定印的菩萨形大日如来，两侧有莲花手、金刚手菩萨,年代推测为8-9 世纪(6 KP61-6,108-14)。藏东吐蕃时期石刻造像的着装样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着三角翻领左袍服，腰间束带，足鞋或靴，头戴三叶冠或高筒帽，束发或缠头，发缕下垂，末梢卷曲，戴项饰或耳饰；第二种为上身祖露或斜披帛带，下着裙，戴冠，佩耳环、项饰、手镯、臂或脚等。席琳称这两种着装样式为“俗装”和“菩萨装,张长虹称之为“蕃式”和“印尼式。本文所论经变画中的胁侍菩萨，头戴三叶冠，有桃尖形头光，菩萨双肩有下垂至肩的发缕，与西藏昌都芒康境内的查果西沟、朗巴朗增圆雕菩萨具有相似之处，应该属于印度一尼泊尔风格的菩萨像。同时，敦煌地区也发现多件与大日如来信仰相关的中唐时期作品。如榆林窟第2 5 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壁画、藏经洞出土虚空藏菩萨像（Steinpainting168Ch.00377）、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绢画(Stein painting50.Ch.0074)等 u2KP3-43,均为印度-尼泊尔风格。另外还有莲花部八尊曼茶罗（E0.1131）、不空绢索五尊曼茶罗（MG.26446）寂静四十二尊曼茶罗(E0.1148)等密教图像中(19(P3-17),也可以看到类似风格的菩萨像。海瑟噶尔美 3 XP2-3)、田中公明 9 XP3-11)、霍巍 4(P354-36)、沙武田!1SKP11-137)等国内外学者，对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美术馆的敦煌藏经洞出土资料中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作品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公元8-9 世纪的印度处于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中期密教向金刚顶经系统的后期密教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吐蕃王室大力推行佛教的时期。吐蕃从印度迎请莲花生大师、寂护大师，建桑耶寺并立兴佛证盟碑，以求佛法永存。两位大师所传佛法主要以密教为主，在英国印度局图书室所藏敦煌藏文文献中密教经典共发现2 5 0 多卷，占所有写卷的三分之一，可见密教在吐蕃时期非常盛行 K4)。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撰写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与八大菩萨赞，对桑耶寺乌策大殿的佛像配置也选择了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可见这一题材得到了吐蕃王室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不仅翻译了多部密教经典，而且在寺院佛像的配置上密教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如在桑耶寺乌策大殿的第二层主尊为大日经中的大日如来，而三层主尊佛为金刚顶经系统四面大日如来（或称一切智大日如来）。在吐蕃官方编纂的三大佛典名录中，桑叶钦浦目录已失，现存兰噶宫目录和旁塘目录。兰噶宫目录中收录了大日如来的经典及释论共2 部，而在旁塘目录中共出现9 部，其中包括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所造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与八大菩萨赞7 XPI-6)。从藏东地区和敦煌发现的密教图像来看，这一时期主要题材为大日经中所说的大日如来。田中公明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中发现了3本伴有卷属的毗卢遮那赞的写卷，斯坦因收藏品中的SteinNO.317.I、伯希和收藏品中的PelliotNo.104（1）、P.t.10 8 都是这部经典的残卷。其中P.t.108现存四页，分别是对大日如来、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除盖障、地藏、维摩语、宝吉祥、降三世的赞文 9 K30)。除此之外，敦煌藏文文45赛本加：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painting35.Ch.lvi.0034考献P.t.7a、P.t.2 4 0 也是与大日如来相关的密教经典。可见，敦煌吐蕃统治时期，是大日如来信仰和印度-尼泊尔风格图像在吐蕃境内广为流行的时期。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观经变中,唐式主尊阿弥陀与吐蕃式莲花手（观音）、金刚手（大势至）菩萨的组合，应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日如来三尊图像中的莲花手、金刚手菩萨与唐式阿弥陀和其他观经变图像结合而成的。二、画的绘制时代及相关问题根据施萍婷对敦煌经变画图像的分类研究u6kP120,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观经变画面布局属于“中堂”式，即两边为条幅，左边为佛给韦提希夫人讲如何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十六观”，右边为“未生怨”，描绘了阿阁世王出生之前频婆姿罗王杀道人、杀白兔，阿阁世王持剑杀母、大臣进谏等内容；画面中间为大幅的“西方极乐世界”。榆林25窟的观经变图像和莫高窟盛唐第3 2 0、17 2、4 5、148窟都是这样的布局。在右侧顶部“未生怨”，上面的图像由左侧站立的人、中部横躺的人和右侧圆形的草庐组成，应是描绘杀害老道人的场景；下面的图像由奔跑的马、骑马持鹰的猎手和白兔构成，应该是猎杀白兔的场景。这两个画面中有吐蕃装人物形象。草庐左侧站立的人物面部略方，五官漫滤不清，身着三角翻领红色大袍，头顶缠有红头巾，头巾一角伸出脑后，头顶裸露，足黑色长靴。草庐下方的人物面部略圆，宽鼻头，身着圆领红色大袍，头上缠有红头巾，头顶及两侧裸露，骑一青色马，右手握着缰绳，左手架着一只猎鹰正在追赶前面的白兔。马上有鞍，马鞍的前桥与后桥施以金黄色，马鞍下面有障泥（图3）。纵观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石窟中，观无量寿经变多达4 3 铺，是同一时期数量最多的经变题材，这一时期在观经变相图中增加了“未生怨因缘”的情节，形式上以屏风画数量增多17 P195-24。在中唐时期典型代表窟的榆林第2 5 窟出现了未生怨因缘中频婆姿罗王杀仙人的情节，另在莫高窟中唐第147、2 3 1、2 3 2、3 5 8 窟、吉美博物馆藏E0.1128、印度新德里中央亚细亚博物馆藏绢画CDXXV中出现了“未生怨因缘”中的追杀仙人或猎杀白兔的场景uaxP127,但均没有发现吐蕃人的形象。Stein paint-ing35.Ch.lvi.0034绢画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将吐蕃人形象绘制到“未生怨”中的观经变作品。图3：Steinpainting35.Ch.lvi.0034局部图（采自IDP）与线描图（作者自绘）三角形翻领与圆领长袍是郭里木棺板画中常见的吐蕃装特征 14(P127-137)。大英博物馆藏吐蕃时期绢画Steinpainting50.Ch.0074底部也有两个人物形象，右边跨坐的人物，着三角翻领的袍服，头上缠有红色头巾与本画相似，左侧的人物服装特征漫滤不清，但可以看到头上缠有红色头巾，身后有一匹棕色马，在马的身上可以看到有拱形马鞍、障泥、带、缰绳等马具。两幅画中的吐蕃装人物头顶所缠红色头巾有学者称之为“抹额 19 KP148),在纸本画P.t.2224毗沙门天王像右下的吐蕃装供养人像、莫高窟中唐第2 2 5 窟中的供养人王沙奴头上也见类似的头巾。根据敦煌藏文文献P.t.999的记载，吐蕃赞普祖德赞执政期间（8 15-8 4 1年在位），敦煌僧俗大众用藏、汉两种文字写了无量寿经共6 15 卷，藏于龙兴寺(lunghung sI)经库，其中藏文4 8 0 卷，汉文135卷 2 0 。根据最新统计，现存敦煌藏文写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约有2 2 8 1件 2 1。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来看，Steinpainting35.Ch.lvi.0034很可能绘制于吐蕃统治敦煌的晚期赞普祖德赞执政期间。无独有偶，藏经洞出土的另一幅绢画Steinpainting32Ch.xxxvi.004上部药师佛经变的主尊药师佛为唐式风格，而两侧的胁侍菩萨为吐蕃风格，两种风格融为一体14(P358)。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46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认为，该作品主尊为药师佛与二胁侍菩萨，画面中央方框中有藏汉文题记，题记两侧为文殊和普贤菩萨，下端绘有千手千眼观音，其左侧有如意轮观音，右侧为回向转轮王。藏文题记中写道该作品由名为“白央”的僧人为了身体康健和利益众生而造。在汉文题记第八行“丙辰九月望十五日”字样清晰可辨，所以海瑟噶尔美分析：“望”指满月，“丙”在五行中为火，“辰”指龙；与藏文题记吻合，得出的结果为火龙年。与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相吻合的火龙年仅有8 3 6 年 13(P30-32)通过藏汉两文的题记可以看到，这幅绢画是“白央”为济度众生、自体安康所绘。白央不仅在艺术上造谐很深，还可能精通藏汉两文，参与佛经的翻译。敦煌藏文文献P.t.1257是一部藏汉双语写卷，前三页佛教经典名录，共有8 5 部佛教经典的名称，后七页约有5 7 0 余佛教用语的翻译 2 2 ,在这份写卷后记写有“白央抄写并校正”，海瑟噶尔美认为他们很可能同为一人 13(P29-3。图 4:Stein painting168.Ch.00377(采自IDP)吐蕃统治敦煌期间，藏汉两文的佛经抄写成为兴佛的重要措施，抄经人有吐蕃僧相、王妃、普通百姓等6 7 4 人参与，唐人、吐蕃人、粟特人等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抄经团队 2 3 XP104-121)。除了抄经以外，这一时期在敦煌出现了像法成等精通藏汉两文的译师 4(P84-246),也出现了精通多种艺术风格的画家。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收藏品中有两幅纸本画上有藏文题记，题记记载所绘虚空藏菩萨像Steinpaint-ing168.Ch.00377是由特阔萨勒姆(thegod za leg mo)绘制。韦陀在解读藏文题记时得到了黎吉生的帮图5:Stein painting169.Ch.00376(采自 IDP)助,黎吉生认为特阔萨勒姆(the god za leg mo)中的“legmo是女性的名称,因此韦陀推测这幅画有可能是吐蕃贵族女性托付他人绘制，并非特阔萨勒姆本人所绘(图4)mKP3-3)。笔者认为此说或有不妥，不能单纯根据性别来判断绘制之人。因为在题记中明确出现特阔萨勒姆所绘（the god za leg mosbris)字样，如果是委托他人绘制，应该不会这样行文，不能排除有女性吐蕃画师的可能。另外，还有一幅十六罗汉之迦里迦尊者像Steinpainting169.Ch.00376也可能是来自吐蕃的画师所绘（图5）。松本荣一考释题记后认为绘制此图的画家是前来敦煌的吐蕃人空勒（tokhonglegs)23KP1,而黎吉生认为题记中的 to是家族姓氏，在敦煌抄经人当中有很多这一姓氏的人，他们的身份并不高，无法确定是吐蕃人还是冠有吐蕃姓氏的其他民族 IKP3)。本来以唐式的阿弥陀佛、观音与大势至为主尊构成的观经变相图，在Steinpainting35.Ch.lvi.0034中变成了阿弥陀佛与莲花手、金刚手菩萨三尊。究其原因,应当是大日如来信仰在吐蕃广为流行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的图像组合，其时代极可能为吐蕃统治敦煌的晚期赞普祖德赞执政期间（8 15-8 4 1年）。这种组合的出现，与谱熟唐和吐蕃两种佛教文化和绘画艺术的僧侣关系密切。注释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 J.四川文物,2 0 0 6(3);张建林、席琳.芒康察雅吐蕃佛教石刻造像 C.樊锦诗主编.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 0 12；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查果西沟摩崖造像2 0 0 9 年考古调查简报 J.考古与文物,2 0 13(3);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工布江达县洛瓦榜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J考古与文物,2 0 14(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7(1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旅游局.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7(1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7(1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青海玉树47责任编辑赵海静赛本加：敦煌藏经洞绢画Steinpainting35.Ch.lvi.0034考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7(16);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9(2 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 .藏学学刊，2019(2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甘青交界扁都口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J.藏学学刊,2 0 19(2 0).兰噶为吐蕃时期宫殿，其名称写法不一，在德格版、卓尼版大藏经中称之为兰噶（lhandkar），而在北京版、纳塘版中为丹噶(ldan dkar)。分别为圣毗卢遮那现等觉经与圣毗卢遮那现等觉经释要，布顿佛教史中也收录了两部经典名称，虽名称长短不一，但卷数和偶文数量一致，应为相同的经典。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编.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刊本）第116 卷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 0 0 5:8 0 2-8 0 3；布顿（12 9 0-13 6 4）.布顿佛教史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 9 1:262,274.参考文献1大英博物馆蓝修.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第1卷敦煌绘画IM.东京：谈社,19 8 2.2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 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 0 17.3噶玛洽美，那喇曲珠等.祝词集 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 0 0 7.4噶玛洽美.噶玛洽美文集 M.囊谦：乃多寺整理,2 0 10.5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 M.南京：凤凰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 0 0 6.6田中公明.仁F(曼茶罗成立七尧展 M东京：春秋社,2 0 10.7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 M.北京：民族出版社,2 0 0 3.8沙武田.榆林窟第2 5 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6.9田中公明.敦煌密教美術 M.京都：法藏馆,2 0 0 0.10张长虹.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 J.青海民族研究,2 0 17(1).11席琳，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J.西北大学学报,2 0 11(1).12张建林等.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8.13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 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 9 4.14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 M.北京：科学出版社，2 0 12.15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3.16季美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7施萍婷主编.敦煌石窟全集5 阿弥陀经画卷 M.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 0 0 2.18刘颖.敦煌莫高密吐蕃后期经变画研究 D.中央美术学院,2 0 10.19谭禅雪.敦煌石窟全集服饰画卷 M.香港：商务印书馆,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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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corner of the silk painting,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of Ajatasatru reflects distinct Tubo attire.By comparing this silk painting with others during theTubo reign in Dunhuang,it is speculated that it likely dates back to the reign of Khri gtsug lde btsan(815-841),and drew by a monk like Dbal dbyang who was skilled in both Tubo and Tang Buddhist artistic styles.Key words:Tubo;Amitayurdhyana-sutra;Bodhisattva;Vairochana“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predecessor”and“pursuing truthful history”in theCompilation of Complex History Books in Tibetan Language in Ming DynastyYang Jie(Sichuan Research Center of Folk Culture,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Mianyang,Sichuan,621000)Abstract: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in Tibetan languag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underwentnearly a millennium of accumulation,refinement,and influence from Central Plains historiography in Chinese.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historical book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is period.These books becamerich in content and diverse in form,accumulating valuable methods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compilation,pres-ervation,and utilization.The categorization of historical books also became increasingly detailed.Drawing uponprimary sources from Chinese and Tibetan literary documen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books in Tibet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It explores the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descriptive but not creative”and the pursuit of“reliable history 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Additional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descriptive but not creative”principle within Ming Dynasty Tibet-an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books,shedding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holding academic value for the study of Xizang history,the theory of Tibetan historical bookscompilation,and the strengthening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Key words:Tibetan language;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books;compilation;descriptive but not creativeA Study on the Farewell Party Site for Princess Jinchengs Wedding:Baiqingbo LakeHu Xiaobing(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Abstract:Drawing upon historical literature,geographical records,and on-site visits,this paper conductsan analysis on farewell party site for Princess Jinchengs wedding,known as the Baiqingbo Lake.The findingsindicate that this location is presently situated in Mawei Village,Mawei subdistrict office,Xingping City(county-level),Shaanxi Province.The study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emorative structures such as a Heqin Pa-vilion dedicated to Princess Jincheng,aim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ing,organizing,and publicizing the factsof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Xizang and other provinces.By doing so,it aspires to contributeon Xizangs efforts to solidify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Key words:Tang-Tubo relationship;Princess Jincheng;Baiqingbo Lake;develop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