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又不很显露”：《孔乙己》中的戏剧性反讽书写.pdf

资料参考乔晓霞细读“讽刺又不很显露”?孔乙己中的戏剧性反讽书写何娴景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南京2 1 0 0 2 3摘要：孔乙已这篇小说“讽刺又不很显露”的特点体现了鲁迅对戏剧性反讽的运用。隐含作者通过挖掘不可靠的小伙计“我”与自身的差异，藏于叙述者身后否定看客陋行；通过控制自身与叙述者、读者的距离，开拓出对国民性问题更为宽阔的反思空间，使小说不流于痛骂与眼泪。戏剧性反讽体现着鲁迅小说叙事技巧的现代化与思想情感的复杂化倾向，是探索孔乙已艺术风格的重要钥匙。关键词：戏剧性反讽；不可靠叙述；审美距离；孔乙已孔乙已以特别的叙事形式承载了鲁迅复杂的思想内容与文学追求。在与孙伏园的谈话中，鲁迅提到孔乙已具有“讽刺又不很显露”的美学风格，这离不开鲁迅对戏剧性反讽的运用。戏剧性反讽指向小说主题、审美意味的形成与深化，被视为鲁迅小说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鲁迅作品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作品的“决定性的特色”2 。思想主题是大多数教师都认同的孔乙已的教学重点。但在很多教学中，小说“通过孔乙已形象的塑造，批判了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和人们的冷漠”3 1 的定论被标签式地灌输给学生，从而形成了从小说内容中筛选信息印证主题的短路化教学模式 4 。即教师无视小说的虚构性，忽略了叙事对于小说主题形成的关键作用。要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不可靠叙述和审美距离两个角度理解文本戏剧性反讽的审美生成。一、不可靠的“我”：反讽意图的反面代言人戏剧性反讽源于戏剧，其作用在于观众的全知全能与剧中人的无知之间的张力。为了阐释戏剧性反讽在小说中的生成，韦恩布斯提出“不可靠叙述”概念：“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5 其中，规范是由作品的文体、语气、技巧等要素构成的整体价值取向或伦理取向。当隐68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 0 2 4.2含作者有意地让叙述者暴露差异而成为不可靠叙述者时，读者便会在叙述者背后与隐含作者商定标准，对叙述者进行嘲讽。此时戏剧性反讽便产生了。詹姆斯费伦在布斯理论的基础上将不可靠叙述概括为三种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不可靠性都是针对叙述者及其叙述而言的。申丹则认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中，人物的眼光亦可导致叙述的不可靠。6 孔乙已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叙事，以“我”之口追忆“我”的所见所闻，由此“我”的叙述中便包含两种眼光：其一是叙述者“我”的眼光，来自二十年后；其二是被追忆的人物“我”的眼光，来自儿童之“我”。因此，孔乙己中不可靠叙述及其戏剧性反讽效果的阅读生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物在“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充分解读，叙述者与人物在“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充分判断。（一）不充分解读人物“我”的眼光在小说局部形成了“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充分解读”，即“我”对故事中“事实”的理解与隐含作者想表达的不完全一致。小说里的叙述者“我”是二十多年后的我，然而回忆往事时的眼光却来自少年之“我”。少年之“我”并不能理解孔乙已作为旧社会文人所不能逃脱的悲剧性命运，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人物“我”对“笑”与“长衫”乔晓霞I资料参考的一知半解中：“我”对孔乙已留有印象的起因是，只有他到店时自己才能“笑几声”。温酒的单调、掌柜与主顾的凶相都让“我”倍感压抑，生怕受责罚。唯有孔乙已到店后，“我”才能在众人的哄笑中快活快活而绝不受责备。并且，在“我”眼里，孩子们对众人之笑是“也”赶热闹，不过玩乐而已。因而读者有理由怀疑，“我”笑不是因为读懂了他人的笑，而是下意识地从众，绝不错过高压下偷闲取乐的机会。此外，隐含作者想通过他人的笑传达什么呢？“长衫”是读书人的象征。孔乙已身着又脏又破、似有十多年没有洗也没有补的长衫站着喝酒，一方面昭示着他未曾进学获取功名的落魄，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其作为读书人对精神与体面的坚守。因而，众人嘲弄孔乙已偷窃是通过打击穷书生的清高与自尊来取乐，调笑孔乙已“捞不到秀才”实则是贬损读书的价值以获得心理优势。他们的笑是对落魄读书人的嘲讽与捉弄，是满足自已卑劣心理的手段。“我”作为一个孩童，并不懂“长衫”的深层含义，也更加不能明白“笑”背后的劣根性了。由此，读者在阅读推进过程中逐渐感知到人物“我”在“知识/感知轴”上的缺陷，“我”作为儿童的单纯开始剥离，但也还未完全被成年人的势利所驯化。这种与儿童、成年人的隔膜构成了天真混沌的恶，首先成为隐含作者的讽刺对象。（二）不充分判断“我”在“价值/判断轴”上亦不可信，即人物“我”与叙事者“我”对故事的评价与隐含作者并不完全一致。首先，人物“我”虽不否认孔乙已事实上的优点，但却对孔乙已的品德持怀疑态度。文本中没有孔乙已偷窃的直接证据，“我”也并不否认孔乙已“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但是面对酒馆里的背后谈论，“我”下意识地选择相信穷困療倒的孔乙已“好喝懒做”，甚至恶意地瑞摩他“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这是“我”在听闻影响下的无意识从众。“我”前后矛盾的说辞，便将自身的缺陷暴露给读者：孔乙已到底有没有偷窃？“我”的判断是否准确？读者对“我”在“价值/判断轴”上的怀疑油然而生。其次，“我”串联起了酒馆视链。“我”因样貌敦厚不能伺候长衫客，又因做不来麗水的手脚而被掌柜打发去温酒，所以只能在酒馆里当个边缘人。但“我”并没有因为自已所受的刁难而对孔乙已心生同情，而是迅速将他判为酒馆视链的底端。此时的“我”对孔乙已的悲惨遭遇冷眼相看，与酒馆各色人物共同构成了被讽刺的庸众。叙述者“我”冷淡疏离的叙述下暗含着内心不安的涌动。小说中隐含“我”的态度的语句共有三处“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别人也便这么过。”“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一一大约孔乙已的确死了。”需要注意的是，叙述者“我”是二十多年后的“我”，时间的迁移也使得“我”对往事有了更宽阔的阐释空间和更疏远的伦理站位。虽然这三处表达都带着冷眼旁观的漠然，但“我”内心的怀疑与不安却是越来越无法掩饰的。第一处交代了“我”记得孔乙已的原因，暗示自己将孔乙己当作一个笑料。第二处“我”将酒馆众人纳入观照的范围，使读者不由地发问“别人也便这么过”是如何过？孔乙已其人其事只被当作可有可无的谈资，而“我”再也无法“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继续取乐了。因而此句透露出“我”对众人冷漠行径的否定，但还远未达到观照自身的程度。第三处“大约”与“的确”的冲突表达使得孔乙已之死成了悬而未决的谜案。“终于”暗含着叙述者“我”不自觉的同情。读者也被隐含作者拉拢来审视人物“我”与叙述者“我”之间的超越与停滞。两个“我”之间的时间跨度赋予了叙述者“我”客观审视往事与自身的可能性，然而两者作为同一主体的主观性，又阻碍了自觉的反思与突破。因此，叙述者“我”是有温度的，但无法像隐含作者一样完全冲破社会伦理的束缚，这构成了“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充分判断。读者从二者的差异中才能品味出“我”咀嚼他人悲惨命运而获得心理优势的看客心态，理解小说讽刺国民性的深层主题。戏剧性反讽中往往含有“表象”与“事实”两层，即不可靠的叙述者看到的表象与读者看到的事实。作者正是通过操控表象与事实之间的冲突来表达观点，形成艺术效果。读者挖掘出“我”亦为看客的事实，不可靠的“我”便是作者传递意图的反面代言人。因而解读孔乙已乃至鲁迅小说时，应特别关2024.2语文教学通讯初中69资料参考乔晓霞注叙事者的可靠性问题，充分解读戏剧性反讽，准确把握小说价值取向。二、审美距离：反讽效果的多维调控器布斯认为，从作家角度来看，读者只有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达成一致才是对作品的成功阅读。7】而在戏剧性反讽中，隐含作者藏于叙述者与人物的背后表达观点。倘若隐含作者太过暴露，会使反讽效果大打折扣；若隐含作者藏得太深以至于读者不能领悟其观点，便导致反讽的失败。因而，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这四者之间在时间、情感、价值等方面的距离也是作者控制的关键。小说开头便道出了时间的机密多年前的事”。即叙述者“我”讲故事的时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不一致。这种“现在”包含“过去”的时间层次使叙述者、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同时被拓宽：一是叙述者“我”讲述往事，与人物的时间距离拓宽；二是读者对叙述者、人物的心理距离拓宽，读者不得不审视“我”的现时叙述以形成对整个叙述的新判断。由此，隐含作者不动声色地引起读者对叙述者“我”的警惕。此外，叙述者“我”冷淡平静的语调也昭示了“我”与孔乙已的情感距离。显然，“我”对孔乙已的焖明显少于读者（隐含作者所预期的读者）的情感投人。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并没有直接贴近孔乙已，倾泻自已对孔乙已的同情与怜焖，而是借叙述者“我”从反面传达意图，敦促读者寻找合理的距离。随着“我”的叙述不断深人，隐含作者又不动声色地推远自身与各色庸众的价值与道德距离。“我”的叙述过程也是孔乙已作为一个身份不明之人在公共舆论场中消失的过程，展现了“我”与酒馆众人对孔乙已所代表的“文化”属性的远离。酒馆这一公共奥论场中，每个人都有劳动、金钱、权力的属性。故事开头，“我”对咸亨酒店的描述便暗示了四者的互动关系：掌柜是有钱无权的商人，为长衫主顾与短衣帮提供服务来获得金钱；长衫主顾有权有钱，不屑与劳动者共处一屋，最受优待与忌惮；短衣帮用劳力换取报酬，但不如长衫主顾那般“阔绰”。在这个小社会中，金钱的获得只有权力与劳动两种渠道，权力又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统治地位。而孔乙已所珍视的“文化”，始终不被“我”与70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 0 2 4.2酒店庸众所理解：短衣帮嘲笑孔乙已“好喝懒做”，怀疑其劳动品质；嘲笑孔乙已的九文大钱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换来的，否认他用文化谋生的能力。长衫主顾拿文化换得的权力对众人形成威慢，于是他们对孔乙己的暴力也在无形中获得了合理性。而叙述者“我”作为一名劳动者也顺应了这种歧视，对孔乙已的教字行为“毫不热心”，对他的腐腿也是旁观大于同情。可以说，小说中的“我”、孔乙已、掌柜、短衣帮、长衫主顾之间都是有价值与道德距离的。而隐含作者又站在更远处，一边否定“我”之流的短视，悄悄引导读者在叙述者“我”的反面一“这是二十叙述下形成对孔乙已的同情；一边又刻意保持自身与孔乙已的距离，留给读者思考孔乙已悲剧成因的空间。作者如此有意地与叙述者、人物拉开距离，达到了与读者共同讽刺看客之流的冷漠与麻木的效果。距离的控制也旨在拓宽文本空间，引发读者对孔乙已悲剧的社会动因的反思。孔乙已中戏剧性反讽的实质在于不可靠的“我”与作者、读者间的差异与距离。由此小说的旨意超越了内容层面上的简单同情，转而直指社会中以他人悲剧为谈资的看客心理，反思国民性的主题得以深化。戏剧性反讽的运用不仅体现着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驾驭，更与鲁迅克制的情绪、理性的思考同向而行。关注戏剧性反讽的生成与表达效果，有利于真正理解鲁迅小说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参考文献：1 孙伏园，孙福熙.孙氏兄弟谈鲁迅M.北京：新星出版社，2 0 0 6：1 4 6.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 9 9 9:6 3.3 刘文军孔乙己的教学终点在哪里？一基于学情及文本体式的分析与思考 J.语文建设，2019(03):76-80.4 朱羽，倪文尖叙事学与中学文学教育-以祝福教学为例J语文教学通讯B刊，2 0 0 7(11):4-6.5 7 J 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 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8 6：1 7 8，1 7 7.6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评论，2 0 0 6（0 4）：1 3 3-1 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