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晚期牧民家庭生活问题述论.pdf

西夏研究2024.01XixiaResearch西夏晚期牧民家庭生活问题述论 郝振宇摘要：该文以黑水城西夏经济文书和传世文献为研究对象，考察西夏晚期牧民家庭经济生活问题。在西夏，牧民家庭主要牧养羊、牛、马和骆驼等牲畜，羊为牧民提供生活所需，数量在百只左右；牛、骆驼和马等主要用于骑乘、驮运，数量在十数头（匹）左右。牧民家庭的自足性较强，依赖自属牲畜的肉、奶、皮毛等产出以满足必要的衣、食、住等生活消耗。受自然灾害频发与长期战争影响，以牧畜为生业的生产生活有很大脆弱性，牧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处于较低层次。关键词：西夏；牧民家庭；畜产构成；日常消费；生计脆弱作者简介：郝振宇，男，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史。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西夏家庭资料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VJX076）的阶段性成果。西夏以党项人为主体。自党项见诸史籍，牧畜就是其主要生产生活方式。隋书 记载党项人“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1 1845。唐五代时期，党项人“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2 3373。依凭牧畜优势，党项人吸引“远近商贾，赍杂缯诸货，入其部落，贸其牛马”3 1759。他们还以大量马匹“入市中国”以“利其所得”4 912。西夏时期，牧畜依旧是部分党项人的主要生业，且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 89。目前，学界围绕牧业立法与管理制度、牧区划分与区域牧业、官属牲畜与马政等方面对西夏畜牧业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同时，微观层面的西夏牧民家庭经济问题也进入学者视野，如杜建录对牧民家庭的衣食数目进行估算6，李新贵借助匈奴史料推算西夏人均食肉数量7，高仁则关注羊奶产量与牧民的鲜奶消耗情况8 64-67。在家庭经济生活中，除“食”以外，还有衣、住等生活必需以及生产状况等重要内容需要关注。对西夏牧民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考察，不能简单地视之以琐碎。我们要客观正确地看待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眼光向下，争取把观察问题的视角由“国计”转向“民生”，以反映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形9。因此，本文着重考察普通牧民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以期对西夏晚期基层民生有更为具象的清晰认知。一、西夏牧民家庭的牲畜种类和数量牲畜是牧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以牧畜为生的牧民家庭必须要考虑牧养牲畜的种类以及数量，以此才能获得比较可靠的生产生活资源，保证家庭能够良性运转与稳定发展。在传统史籍文献中，对西夏牧民家庭具体的畜产构成并没有 87详细的记载。但在西夏与周边王朝的战争记载中，有多条宋人与蒙古人虏获西夏牲畜的记录，这些记录提供了西夏部分地区畜产构成的相关信息，现将其整理如下以作具体分析。时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雍熙元年（984）西夏大安十一年（1084）西夏天祐民安二年（1091）西夏永安元年（1098）西夏永安元年（1098）西夏永安元年（1098）西夏乾定元年（1224）地点夏州地斤泽宥州贺兰原罗博监军司不详青岭天都山银州牲畜种类及数量牛、羊万计牛、羊万计马、牛、羊3万余牛、羊万计马、驼、牛、羊4000余牛、羊万计牛、羊10万余牛、羊数10万资料来源宋史 卷四百八十五 夏国传宋史 卷三百七十六 尹宪传宋史 卷三百二十二 赵卨传西夏书事 卷二十九西夏书事 卷三十西夏书事 卷三十宋史 卷三百五十 郭成传元史 卷一百四十九 刘黑马传表1西夏与周边王朝战争中被虏获的牲畜种类与数量由表1可知，宋人与蒙古人虏获的西夏牲畜以牛、羊为主，骆驼和马次之。其中，骆驼出现1次，计有千余；马出现 2次，计有万余；牛羊出现次数有 8 次之多，若取记录数量的整数估算，牛羊数量在20万以上。从数量上看，牛、羊是西夏畜产构成的绝对大宗，这种羊、牛、马、骆驼的数量比例具体到牧民家庭中有更为细致清晰的反映。这可从西夏法典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下文简称 天盛律令）之 季校门 的相关规定中得到侧证。天盛律令 季校门 的主要内容是牧民根据各自家庭中畜产多寡情况来提供披、甲等军事装备的数量。具体律文如下：无有坚甲、马者，应以五十只羊、五条牛计量，实有则当烙印一马。有百只羊、十条牛则当寻马一及披、甲之一种，有二百只羊、十条牛者则当由私寻披、甲、马三种，当在册上注册。10 237由上可知，牧民家庭以畜产数量多寡分为三个等级：一是50只羊、5头牛，二是100只羊、10头牛，三是200只羊、10头牛。依此而论，西夏牧民家庭的牲畜数量最少在50只羊和5头牛左右，牲畜数量最多或不过 200只羊和 10头牛。有学者计算出西夏的河西牧区、阿拉善牧区、兴灵牧区和鄂尔多斯牧区的载畜量共3175万只羊单位，牧区人口为150万左右11 13-14。那么，人均载畜量应为22只/人，西夏家庭人口在45人12，所以，牧民家庭牲畜量应为88110只羊单位。理论上来说，西夏牧民家庭中的羊应在 50200 只，牛在 510头，马和骆驼的数量应与牛持平或少于牛的数量。这一牲畜数量比例情况可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社会文书中得到实证。俄.8203号户籍手实记有一家庭家畜的具体情况，即“骆驼三，二大一小；牛大小十，四大六小，还有羊大小八十只”13 457-459，共计牲畜 93 只。其中，羊占总数的86.02，牛占总数的 10.75，骆驼占总数的3.23；羊、牛、骆驼的比例约为27 3 1。俄.4761-15V 号牲畜账记有一家庭的牲畜为“羊六，羊 十 三，牛 大 小 十，驴 子 三，骆 驼 三，马一”13 500-501，共计牲畜 36 只。其中，羊占总数的52.78，牛占总数的 27.78，骆驼占总数的8.33，马占总数的2.78；羊、牛、骆驼、马的比例约为19 10 3 1。在俄.5345号牲畜账残页中还记有一家有羊111只13 501-502。以上三则文书都反映出，羊的数量最多，牛的数量次之，骆驼和马的数量最少。一般情况下，牧民家庭养羊的数量较多。这是因为西夏的肉食以小牲畜为主，其中又以羊肉为主。羊不仅是食用的佳品，其皮毛又是牧民御寒穿着的主要原料，加之饲养和繁殖又比较容易，因而羊是畜牧业的大项5 92。拉铁摩尔在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中指出，羊能为牧民提供较高的经济价值，羊毛用以制造毛毡，羊皮以做衣服，羊肉以供食用，羊乳可做奶酪和奶油，羊粪可以做燃料。所以，羊比其他任何牲畜更能建立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14 53基于羊对牧民家庭生活的重要意义，天盛律令 规定，牧民不能随意宰杀牛、骆驼和马等大型牲畜，即“诸人杀自属牛、骆驼、马时，不论大小，杀一头徒四 88年，杀二头徒五年，杀三头以上一律徒六年”10 154。但对羊的宰杀则没有任何限制。因为从实际用途层面讲，牛、骆驼和马在农耕、运输和战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中国古代社会，牛尤其是耕牛一直都是禁止宰杀的牲畜。骆驼则可用于载物运输，西夏文献 碎金 记载“运货骆驼强”15。马主要作为战争和交通工具，圣立义海 提及，“（马）为战具也”16 57。而羊则能解决肉、奶、酥、皮毛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以此而论，在骆驼、马、牛、羊4种牲畜中，羊属于可宰杀的牲畜，重要作用在于满足牧民家庭最基本的肉食所需。对牧民家庭来说，牲畜是其重要的生存资源和家庭财产，牧养牲畜的数量多寡是衡量牧民家庭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且牲畜属于可再生性资源，所以，还需考虑牲畜的繁殖率问题。关于牲畜的繁殖率，天盛律令 有一相关规定，“百大母骆驼一年内三十仔百大母马一年五十仔。百大母牛一年内六十犊。百大母羖一年内六十羔羊”10 576-577。这一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官畜。对于是否能保证完成这一相关规定，天盛律令 还有“不足者当令偿之，所超数年年当予牧人”10 576的奖惩办法。以此推论，在理想情况下，骆驼、马、牛、羊这4种牲畜每100头成年母畜一年的最低繁殖成活率分别为 30、50、60、60，否则就不会出现“所超数年年当予牧人”的奖励规定。另应注意，官畜的牧养条件优于牧民的私畜，若以官畜的繁殖率来估算牧民的牲畜繁殖率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考虑到牧民为避免受到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带来的无法恢复的畜产损失和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情况，他们必须尽可能保证较高的牲畜繁殖率和成活率。基于此，可用政府规定的繁殖率为参考标准，对西夏牧民家庭的牲畜繁殖数量进行推算。上文提及，西夏牧民家庭中的羊应在50200只，牛在510头，马和骆驼的数量应与牛持平或少。那么，羊的繁殖数应为（50200）60=30120只，牛的繁殖数应为（510）60=36头，马的繁殖数应为（510）50=35匹，骆驼的繁殖数应为（510）30=23匹。由此可知西夏牧民家庭中羊、牛、马、骆驼每年的大致繁殖数量。理论上讲，牧养牲畜的数量越多，则代表家庭财富越多，实际上牲畜数量的多寡是由多因素综合决定的。所以，牧民必须在各自所定地界的牧区内选择生活习性能与环境相适应的牲畜，并要考虑牲畜种类与牧养数量问题。基于实际生活所需，西夏牧民的畜产构成中羊所占比重最大，牛、马、骆驼比重相对较小。二、西夏牧民家庭的衣、食、住等日常消费对牧民来说，他们与牛、羊、马牲畜等搭建起生活的主体框架，彼此之间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满的生存网络17。牛、羊、马等牲畜既是牧民家庭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他们的衣、食、住等日常消费主要依赖于这些牲畜的肉、奶、皮毛等产出。如学者所言，草原经济比定居社会的经济更重于自给自足14 49。（一）饮食对牧民来说，肉、奶及奶制品是最重要的饮食来源。因为西夏法律规定不许宰杀牛、马、骆驼等大型牲畜，所以，羊是西夏牧民家庭最主要的肉食来源。碎金 有语：“羖屠宰易。”15西夏谚语有“宰杀羖”和“宰羊”等生活记录18 20，23。关于牧民家庭一年的肉食消耗，杜建录先生指出，5口之家（3个成年人和两个未成年人）需要宰杀成年羊 20只左右19 111。李新贵先生则以西晋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所率本族投附人口及牲畜量作参考，以投附人口1.15万人和牲畜出栏头数4万6万羊单位相除，计算出匈奴人均年消费为45只羊单位，并且认为无论从时空分布上，还是从人均消费水平上，以此人均消费量估算西夏牧区人口更接近事实7。若以此推论，西夏牧民人均年消费45只羊，以5口之家算，一年肉食消耗为1924只羊，此与杜建录先生的结论相近。众所周知，因史料所囿，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遑论这种细致入微的家庭饮食消耗问题，特别是关于古代牧民家庭的。因此，本文不取与西夏相隔近800年的西晋时期的匈奴资料，而是选取与西夏近乎同期并立的金朝的食肉史料作为参考，对西夏牧民家庭的食肉情况进行类比分析。金史 完颜安国传 有一则史料，记载完颜安国率军讨伐北阻时，因为粮道不继造成补给困难，因而采取纯粹以肉为食的方法，他指出，“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20 2094。按金制，“男女二岁以下 89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六十为老”20 1031，金人17岁成丁始服兵役。完颜安国所率之军应为成年男性，若取整数以10日计算，则一个成年人 1 只羊可吃 10 天，一年需羊 36 只左右，在此基础上，未成年人食量若折半计算，一年需羊18只左右。西夏法典 天盛律令抄分合除籍门 规定：“年十五当及丁。”10 262西夏男性15岁成丁始服兵役，此制与金朝只有两岁之差，以金人食肉情况类比西夏在一定程度上是合适的。西夏家庭规模一般以4人为多，包括成年人2人与未成年人2人，在不考虑性别差异和战时因素等情况下，按以上推算为计算标准，则一家一年需食羊362+182=108只。应注意，此只是理论推算，实际上西夏牧民家庭饮食既有乳肉，亦有谷物，甚至在食物不足时采食野菜。牧民食肉多在牲畜产乳量少的冬春季节，每年的夏秋季节，牧民则食乳酪等奶制品较多，若以乳酪等食物折半相抵计算，牧民家庭食羊数量在54只左右。另外，牧民家庭还有谷物需求，若以谷物折半相抵计算，西夏牧民家庭的食羊数量在27只左右。以上是牧民家庭食肉情况的理想分析，实际情况远复杂于此。因此，关于西夏牧民家庭食肉消耗更为细致的分析只能有赖于更直接的新资料的印证。西夏牧民家庭生活所需的奶主要来自羊、牛、驼、马等母畜产出，如 西夏谚语 有“百牛乳晨朝喝去中午挤”18 18的生活记载。牧民挤奶主要集中在的夏秋季节，即4月至8月左右。这可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作为侧证，山羊挤奶一般从 4月起到 8月止，牛奶也在4月到8月之间，在牛羊奶缺少时，则挤食马奶与驼奶21 14。牧民家庭的奶制品主要有黄油、酪、乳渣等。西夏字典 文海 对此3字词释义为“煮乳时洒除酪渣则为脂”“乳酪也，酿乳熟酪也”“漏除奶酪浆为，除酥之为渣”22 554，453，537。西夏谚语 中有“喝饮乳酪”“饮酥”的记录18 10。月月乐诗 也有“男女妙手正午依法制乳酪”的记录23。奶与奶制品是西夏牧民重要的食物之一，有学者依据近代山陕地区的羊奶产量估算西夏的羊奶年产量为180公斤/只8 65。西夏牧民家庭的养羊数量前文已有分析，在50200只左右，若以最少饲养量50只羊（暂以母畜论）计算，则一年产奶量为 9000 公斤，若每人每年的鲜奶消耗量为2000公斤8 67，则4口之家的奶量供应是充足的。若不考虑牲畜畜种的改良问题，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调查数据为例进行再估算。山羊每天挤奶两次，平均每只产奶23两；牛每天挤奶两次，平均每只产奶1214两。牛羊产奶期基本一致，皆在4月到8月之间，若以每月30 天计算，在此期间，每只羊产奶量为 300450两，每只牛的产奶量为18002100两。家庭消耗情况为：每天奶茶用 56斤，未成年人食用 10斤左右，奶皮 510斤，每天消耗总量为 2026斤左右。若纯粹以羊奶供应，按每天最大消耗量26斤计算，则需要87130只。根据上文推算牧民家庭50200只羊的平均情况是可以满足基本用奶需求的，况且还有牛、马、驼等牲畜产奶作为补充。另外，在奶量富余的情况下，还可以制作马奶酒。圣立义海“山之名义”之“焉支上山”条记载：“利养羊马，饮马奶酒也。”16 59但有学者指出，马奶酒无关人之饥饱，属于乳制品中的奢侈物24。对普通牧民家庭来说，其产量应该很少。牧民家庭虽主要通过牲畜获取食物，但也有粮食需求。关于西夏牧民家庭的粮食消耗，杜建录先生以宋人饮食为参照进行估算，认为宋代成年人口粮每天2升，未成年人口粮每天1升，以3口成年人与两口未成年人计算，一年需耗粮28.8石。西夏与之相较，因党项人肉食乳饮，需一半谷物即14.4石，再辅以野菜、草籽充食，最后计需谷物10石左右。19 111笔者曾直接计算西夏农人的谷物消耗情况，即成年人的日食量在2升（西夏单位，下文重量单位皆是）左右，未成年人的日食量在 1 升左右25。若以此参照计算牧民家庭的谷物消耗，以成年人2人与未成年人2人计算，一年耗粮需365（22升+21升）=2190升，即22石左右。若以肉乳折半相抵计算，亦需11石左右。关于谷物与羊之间的换算，杜建录先生曾以羊皮价值为标准进行估算，认为羊皮每张估价2斗大麦，活羊价格为羊皮3倍，一只羊价值为6斗大麦19 111。但不知活羊价格为何是羊皮3倍。笔者以西夏卖畜契为依据，对羊的价值进行重新计算。俄.840-3卖畜契记有“羊羖四十，三公母骆驼，二黑母马，二大小 牛，二 驴 子 等 卖 九 十 八 石 六 斗 五 升杂”13 646-647，俄.2546-1天庆亥年卖畜契记一全齿母骆驼售价6石杂粮13 629，俄.2858-1天 90庆丑年卖畜契记一匹 4 齿红母马售价 7 石杂粮13 636，俄.7630-2光定酉年卖畜契记一头4竖生牛售价4石杂粮，驴子售价未知，暂与马价值相类而论13 638。因此，3头公母骆驼价值可为18石杂粮，2匹黑母马价值可为14石杂粮，2头大小牛价值可为8石杂粮，2驴子价值可为14石杂粮，则各种羊40只价值为44.65石杂粮，每只羊价值为1.12石杂粮。牧民家庭一年消耗的11石粮食价值为12.32只羊，即12只羊左右。（二）衣着在西夏，以党项人为主的牧民衣料主要是牲畜皮毛。他们在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河谷地区牧畜时，即“服裘褐、披毡”1 1845，“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26 5291。褐是一种毛料织物，西夏字典 文海 将其解释为：“毛布者，毛料做褐用也。”22 518毡一般是用羊毛擀制而成。西夏谚语 有“擀毡”的记录18 10。天工开物卷上乃服“褐、毡”条记载：“凡绵羊有二种，一曰蓑衣羊，剪其毛为毡、为绒片。一种羭艻羊外毛不甚蓑长，内毳细软，取织绒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凡绵羊剪毛，粗者为毡，细者为绒。”27 68此知，羊毛分为粗细两种，粗羊毛用作制毡，细羊毛用作制褐。裘是一种皮衣，文海 释义为：“此者兽畜皮做衣服。”22 419西夏谚语 记载有“羊皮裘”18 17。在 番汉合时掌中珠 中记录有许多皮毛衣物，如皮裘、褐衫、毡帽等28 50-51。而且在今天甘肃武威小西沟岘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西夏时期的牛皮鞋、残皮条、毡片等实物29。另在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献 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糜麦契约 中有牧民用皮毛制品换取粮食的记载，如天庆十三年（1206）兀移遇令山以旧披毡一片等典麦，讹静你无以皮毬二领、旧羖羊皮禅衣一等典麦，兀移兀粟以旧白毡三块等典麦30 87-88。天庆十一年（1204）兀女浪粟以袄子裘一领典麦，康某以旧皮毬一领典麦，夜贺尼以旧皮毬一领典麦，夜利那征布以白毡一领、皮毬一领典麦31 197-199。从以上典麦物品中可以看出，旧披毡、皮毬、旧羖羊皮禅衣、旧白毡、袄子裘等多是皮毛制品。皮毛加工是牧民家庭普遍的副业，对牧民来说，这些皮毛原料多由家庭自属牲畜提供，一般不需外求。关于西夏牧民家庭一年的羊毛产量，史无记载，只在 天盛律令 中有牧民牧养官畜需交纳羊毛数量的记录。天盛律令 畜利限门 规定：“羖春毛绒七两，羊秋毛四两。羔夏毛二两，秋毛四两”10 578-579若以“羖”“羊”“羔”为同一种类羊计算，则成年羊需纳春毛7两、秋毛4两，羔羊需纳夏毛2两、秋毛4两。但这种纳税方式为定额租式，无法确知税率，故不能以税率和纳税量回推原产量的方式进行推算。但高仁指出，以上述纳税量而言，政府征收了大部分羊毛绒，剩余的仅够牧民自己使用8 65。须知，在高仁所述的纳税情境中，牧民只是代牧官畜，牲畜的所有权是归政府所有的，所以，政府可以征收相对较高的税。但对拥有自属牲畜的牧民家庭来说，税率应该要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调查资料中有关于羊、驼产毛的基本情况，绵羊每只产春毛2.5斤、秋毛1.5斤，山羊每只产春毛8两，驼每只产毛在5斤左右21 15。毛是畜产品中获益最大的，一般都留作家庭自用，极少出卖。畜皮的来源主要是为吃肉而宰杀和死亡的牲畜，极少是因为皮而杀牲畜的21 16。畜皮可以用作裤、被、帽、袄等衣物用品。只要有活畜，羊毛绒就是可再生性生活资料，而以皮毛制成的衣物则更非一次性消费，其有较长的使用寿命。相较于饮食而言，衣物的自给需求要容易满足。（三）毡帐西夏牧民家庭居住的毡帐主要由头盖、帐毡、帐木组成，毡帐的大小以满足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为原则32 217。一般来说，制作帐毡的材料都出自牧民所养的牛、羊等牲畜。旧唐书 党项传 记载：“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26 5290而这种“织牦牛尾及羊毛”而成的毡帐与今青藏高原、川西北地区牧民的黑帐篷类似。有学者依据民族志材料指出，黑帐篷的篷毡一般由黑山羊毛、骆驼毛、牦牛毛织成，采天然黑色，或经染色处理33。天盛律令 对帐毡的颜色有一规定，即“诸官民青帐、白帐等敕禁：其中允许头盖青下为白。若违律 为 一 种 白、青 时，有 官 罚 马 一，庶 人 十 三杖”10 282。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对游牧人家居住帐幕的限制，帐上盖头为青色，下部为白色5 698。而这种限制帐毡颜色的规定对牧民的日常生活应无实质作用，其纯粹是区别阶层贵贱的政治行为。因为西夏初期，景宗李元昊别服式，91规定“民庶则衣青绿，以别贵贱”34 134。综上可知，西夏牧民家庭的饮食、衣着与毡帐等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依赖于自属牲畜产出。一个4 口的牧民家庭一年需要 11 石谷物（价值 12 只羊）和 27 只羊就可以保证基本的肉类和谷物需求。西夏牧民家庭的养羊数量前文已有分析，应在50200只左右，繁殖数为每年30120只，每年总数可在80320只。所以，理想情况下，即使最少有50只羊的牧民家庭，在社会稳定且良好年景中、在保证繁殖率的基础上应可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应注意，西夏牧民家庭生产生活的自给自足性虽较强，但并不是完全封闭的，与市场存在一定的联系。三、西夏牧民家庭生计的脆弱性牧业生产是一种更多地依赖气候条件和草原牧草生长状况的生产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先天脆弱性。牧民依赖的生产生活资料牲畜容易受到外力因素的冲击而遭受损失，若损失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牧民家庭生计尚有转圜余地；若损失过大，则会直接导致牧民家庭生计不稳定或陷入生活困境。据文献分析，对西夏牧民家庭生计破坏最大的当属自然灾害与长期战争的冲击，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交织，极易使牧民家庭生计陷入脆弱的境地中。（一）自然灾害现代灾害学认为，自然灾害是以自然界作用为发生原动力的异常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残害35。自然灾害对农牧业最严重的影响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饥荒，进而破坏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36。因为牧业生产具有一定的靠天养畜的特点，导致其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较弱，一旦出现深程度的灾害，则容易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进而威胁牧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徐光启总结古代社会的自然灾害时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37 749。从整体上看，水害、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在西夏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但是，因西夏绝大部分地区是草原和荒漠的自然地理环境，兼及深处内陆的温带大陆性的气候因素，旱灾发生最为频繁，给牧民家庭的生产生活造成的危害也最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夏近200年（10381227）的时间内，范围不等、程度不同的旱灾就发生了40余次，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38 231-235。所以，旱灾成了西夏最常见且危害最大的一种灾害形式。如西夏贞观九年（1109），河西走廊的瓜州、沙州、肃州3州从春三月至秋九月的6个月中不曾下雨，造成3季连旱的重大灾情，直接导致水草乏绝，牛羊无所食，出现了“番民流亡者甚众”的社会现象34 370。须知，河西走廊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有名的牧区。史书记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39 2909沿至西夏时期，河西的甘州“水草丰美，畜牧孳息”34 126。“瓜、沙诸州素鲜耕稼，素以畜牧为主。”34 370两相对比下，可以直观地感受贞观九年旱灾对瓜、沙、肃3州的畜牧业造成的沉重打击，以及依赖畜牧为生的牧民家庭的无以为继的生活困境。在西夏，如贞观九年3季连旱式的旱灾不独一次。大安十一年（1084），西夏东部的银州和夏州等地亦是从春三月至秋七月都不曾降雨，致使牧草枯死而牲畜无以为食34 311。夏州所在的今鄂尔多斯地区自李唐时期就是党项的畜牧地区，史载此地民众“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2 3373。由此可以想见大安十一年旱灾对放牧于此地的牧民家庭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后果。更遑论天祐民安八年（1097）秋七月的全国性旱灾造成的百姓衣食无着，“民鬻子女于辽国、西蕃以为食”的社会悲剧34 344。由上文可知，羊作为最主要的生活资源，在西夏牧民家庭畜产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理想情况下，即使最少有50只羊的牧民家庭在社会稳定且良好年景中，在保证繁殖率的基础上应可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但是，旱灾，尤其是长时段、大范围的旱灾极易导致牲畜因水草乏绝而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可以想见，基本保有量在50只羊左右的牧民家庭在连季旱灾冲击下的生活无奈。因为牧民家庭的肉、奶等食物主要依赖于牲畜，但肉、奶等不易大规模贮存，所以，必须以活的牲畜形式来贮存40。若牲畜大量死亡，不仅肉在高温下难以长久保存，而且也造成奶源断绝，在这种情况下，牧民家庭生活必会陷入脆弱的境地中。（二）长期战争西夏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先后与北宋、金、92蒙古等战争不已，长时段、大范围的战争直接给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战争导致劳动力在短时间内锐减。以宋夏战争为例，宋夏战争集中在宋仁宗、神宗、哲宗、徽宗4朝，其间大规模战争有十数次之多。每次战争都造成西夏青壮年人口的死亡和被俘，进而导致男劳动力的紧张和短缺。如宋康定元年（1040）秋好水川之战，宋军杀“虏民五千九百余口，熟户一千四百余口，焚二千二百六帐，斩贼首五百一十级”41 279。宋元丰四年（1081）五路伐夏，同年八月，种谔在绥德城击退夏兵，斩首千余。随后又在无定河谷伏击夏兵，“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宋军）获首五千余级，获马五千，孽畜铠甲万计”42 7653。其后，米脂寨夏兵降，种谔又收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口”42 7657。另外，刘昌祚还在葫芦河斩获西夏“首领首级几三百级，兵卒首级二千四百六十级”42 7678。宋绍圣四年（1097）平夏城之战，姚雄“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43 11059。宋政和六年（1116）春，刘法入西夏仁多泉城，屠城，获首级三千43 14020。粗略估算，以上战争中西夏死伤或被俘达4万余人。王明珂先生指出，在游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男女老少，在一年绝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繁忙。因环境变数大，许多工作都十分迫切或来得十分突然。虽然这些工作大致上都有依男女性别或年龄的分工，但由于其迫切与突然，所有的人皆需适时投入任何工作中，以及随时做出行动抉择以应对突来的情况。44 57所以，战争导致人口的大量锐减，就使生产劳动力缺乏，繁忙的工作缺少人力承担，妨碍生产生活。其次，战争直接影响牧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宋熙宁四年（1071）宋夏罗兀城之战后，韩绛指出此战对西夏沿边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诸将攻讨，斩获招降不少，况荡平和市，焚毁村族甚多。今西贼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弃失庐井，老小流寓”42 5390。西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对国内民众饱受战争苦难时有一论述：“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34 371蒙夏战争时期，战争破坏力更为巨大。蒙古自13世纪初先后6次对西夏用兵以灭其国。在蒙古征夏过程中，杀戮丁壮、抢掠牛马，给西夏牧民的生产生活以毁灭性打击。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冬十月，蒙夏战后，西夏荒羸殆甚。御史中丞梁德懿有言：“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34 490在此之后的4年中，蒙古几乎年年对夏用兵，西夏几无喘息之机。西夏乾定元年（1224）秋九月，蒙古分兵攻银州，斩首数万级，获生口牛羊数十万。宝义元年（1227）二月，西夏春寒，马饥人瘦。蒙古破灵州，诸将争掠子女财帛。战争导致“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34 493-494自然灾害与长期战争相互交织，在时空范围内产生较强的破坏性，极易使牧业生产遭受损失，妨害牧民家庭正常的生产生活。另外，牧民还要担负牲畜因病造成的损失和政府制定的诸种赋役等，这都在无形中更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为应对生活困境，出现大量贷粮就食的现象。对此，他们最直观的切身感受反映在谚语里就是“二月三月不吃借食，十一腊月不穿贷衣”18 13。除此之外，还有采食野菜以辅助日常生活的行为，曾巩隆平集 记载：“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冬食沙葱、野韭、拒霜、白葛，以为岁计。”45 603四、结语在西夏，以牧畜为生的党项人改变之前“无法令赋役”“不事生产”的松散性组织状态，政府以制度将其形塑为符合统治需要的登记在册的牧民群体。他们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依据实际生产生活需求调整牧养牲畜的种类与数量。一般情况下，羊可以为牧民提供肉、奶、酥、皮毛等生活所需，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所以牧养的数量相对较多；而牛、骆驼和马等大型牲畜主要用于骑乘、挽重、驮运等，牧养的数量则较少。对牧民来说，他们的衣、食、住等生活所需主要依赖于自属牲畜。家庭财富也集中体现在牲畜上面，而贮存财富的途径也主要依靠牧养和繁殖牲畜。西夏谚语 有言：“善养畜，入富名。”18 24所以，为保证基本的生活所需和财富积累，牧民家庭必须要维持一定数量的牲畜。但这种以牧畜为生的生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为牧畜主要依赖气候条件和牧草生长状况等，是一种基本仰赖上天养畜的生产方式。西夏受制于多沙漠山地的地形和干旱少 93雨的气候，宜农宜牧的地区较少，“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42 11129。频发的自然灾害与长期战争更加剧了牧民家庭生产生活的困难程度。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政府虽有一定的救济措施，但受制于牧业经济贮存功能的孱弱性，受灾牧民无法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恢复生产能力，以致西夏牧民家庭生计较为脆弱，进而影响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行与良性发展，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夏的经济与军事。西夏全民皆兵，“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42 5285，战事频繁使“人困于点集”，无暇生产，导致民众“财力不给”，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在沉重的经济负担长时间不能有效缓解的情况下，基层民众中甚至出现了“为 十不如 之谣以怨之”42 13997-13998的社会情绪。所以，民生与政治、军事等相互交织，关乎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等诸问题。参考文献：1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2 沈亚之.夏平 M/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王溥.唐会要 M.北京：中华书局，1955.4 欧阳修.新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5 史金波.西夏社会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 杜建录.论西夏畜牧业的几个问题 J.西北民族研究，2001（2）.7 李新贵.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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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cattle,camels and horses are mainly usedfor riding and transportation,with a quantity of around tens.Herdsmen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sufficiency in their family life,and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such as clothing,food,and shelter mainly rely on their ownlivestock to provide meat,milk,fur.However,due to frequent disasters and the impact of long-term wars,thelives of herdsmen are highly vulnerable,so their living standards are relatively low.Keywords:Xixia;herdsmen s households;types of livestock;daily consumption;fragile life（责任编辑王艳春）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