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pdf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2023年第1期第22卷（总第124期）No.1，2023General No.124，Vol.22安 徽 警 官 职 业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赵义哲（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2249）【摘要】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关键词】告诉才处理；追诉机制；公诉自诉并行主义；诽谤罪【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01（2023）01-0059-08一、案例引入（一）郎某、何某诽谤案之概述2020 年 7 月 7 日，杭州市余杭区的谷女士到某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视频。郎某随后与朋友何某使用微信编造出“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等聊天内容，发至微信群。7 月 7日至 7 月 16 日期间，郎某将上述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视频、图片陆续发布在该微信群，引发群内大量低俗、侮辱性评论。截至 8 月 5 日，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27 张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 110 余个微信群（群成员约 2.6 万）、7 个微信公众号（阅读数 2 万余次）及 1 个网站（浏览量约 1000 次）等网络平台，同时引发大量低俗、侮辱性评论。随后，谷女士向警方报案。8 月 13 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42 条之规定，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 9日的处罚。10 月 26 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12 月 14 日，余杭区法院决定立案并对郎某、何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时依法要求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提供协助。12 月 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的检察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进行立案侦查。次日，谷女士向余杭区法院撤回起诉。2021 年 2 月26 日，余杭区检察院依法对郎某、何某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余杭区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判决被告人郎某、何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二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二）选题意义及主要问题郎某、何某诽谤案为最高检发布的 2020 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之一，同时也是主题为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的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之一。本案积极回应了网络时代和民法典时代社会公众对个人权利保护新需求，在行政处罚不足以打击网络诽谤行为时，刑事司法的及时介入，不仅弘扬了社会正气、维护了公平正义，也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与担当。在本案中，余杭区检察院是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顺利推动案件由自诉程序“转入”公诉程序审理。但是，从规范层面上看，关于诽谤罪等“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自诉程序与公诉程序如何衔接，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是否应当将其纳入制度框架下运行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退一步想，若本案中检察机关没有介入，被害人谷女士该如何通过自诉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如何找到诽谤信息的真正来源，如何收集与固定电子数据证据，这些都是现实中摆在自诉人面前的难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展开研究。所谓追诉机制，无非是指公诉或自诉【收稿日期】2022-11-30【作者简介】赵义哲（2000-），男，安徽合肥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2 级法律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59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两种路径，以及对应路径下聚焦于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制度。本文将按照以下思路展开：首先，笔者将对“告诉才处理”案件现有处理机制进行检讨，试图分析自诉人诉讼困境之成因、其次，笔者从比较法的角度介绍日本、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模式，并探讨不同立法例对于我国追诉机制之启示。最后，笔者将结合上文检讨与启示之论述，试图提出对于完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的具体措施。二、“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人的诉讼困境总体上看，我国采取的是以公诉为主，以自诉为辅的诉讼制度。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 210 条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中的一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侵占案。设立此类案件的目的是，由于涉及被害人名誉权及隐私权、家庭关系、个人财产处分意愿的因素，只有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决意进行追诉，向法院提出自诉才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国家无权主动追诉。对此，刑诉解释 第 295 条亦足以佐证上述观点。该条规定，在公诉案件审理程序中，若法院认为该案属于告诉才处理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并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诉。由此可见，从追诉权的分配上来看，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区别于其他两类自诉案件的，因为前者国家并没有追诉权，被害人有相对独立的追诉权，后者国家仍然具有追诉权，只是因为情节轻微让渡给被害人决定行使或者怠于行使而允许被害人自我救济，属于对于公诉程序的补充。1 54接下来，笔者将以 2020 年至 2021 年 A 省所有侵占案为例进行检索并分析，以探究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程序运行状况。笔者在法信网（https：/ 省”、审理年份“2020、2021”的条件后，以选取 A 省所有级别法院在 2020 年至 2021 年两年间所审理的侵占罪自诉案件，将同一案件经过两审、发回重审、裁定受理等重复情况剔除后，经筛选整理出 50 个已生效案件，遂对法院的审理结果进行统计。其中，6 个案件判决被告人成立侵占罪，1 个案件判决被告人无罪，16 个案件因证据不足裁定驳回起诉，16 个案件裁定准予撤诉或按撤诉处理，11 个案件裁定不予受理。表一2020-2021 年 A 省法院侵占案的处理结果处理结果数量比例判决有罪612%判决无罪12%驳回起诉1632%撤诉/按撤诉处理1632%不予受理1122%由上述 A 省数据可知，在以涉嫌侵占罪为由提起的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判决率仅有 12%。显然，这与我国公诉案件的有罪判决率的相差悬殊。其次，有 32%的案件因自诉人证据不足而被裁定驳回起诉，此外，在撤诉结案的案件中，也存在着自诉人缺乏证据被法院说服撤诉的情形，对于不予受理者更是自不待言。由此，实际因证据不足而自诉受阻者应该更多。综上所述，若侵占罪被害人意图寻求救济，在现行制度下无一例外地其只能诉诸刑事自诉，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大多数案件中被害人并不能顺利通过自诉程序达到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目的，现实中的纠纷矛盾并没有被真正化解，甚至可能为更严重的犯罪埋下种子。从自诉人角度来说，通过此路径寻求司法救济的效率是相当低的，且其所负担的诉讼成本还较高。其实，不仅仅是侵占罪，其他类型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当被害人决意诉诸司法程序时，有些人面对复杂的诉讼程序和高标准的证明标准即望而却步，也有些人在提起诉讼后，发现仅凭一己之力的自诉程序并不能很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走进自诉程序即等于陷入了某种诉讼困境，其中，提供的证 刑事诉讼法 第 210 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刑诉解释 第 295 条规定：“对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判决、裁定：（九）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裁定终止审理，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大多数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案件因涉及个人隐私，其裁判文书很少公开。笔者选取侵占罪为代表的进行分析，原因在于财产纠纷并无上述因素影响，同时亦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进入自诉程序的审理结果之现状。60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据不足这一问题最为显著。因此，对于自诉人所面临的上述诉讼困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有的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机制进行检讨。有学者指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中被害人多数为法律知识欠缺、经济能力较差的弱势群体，自行收集证据和聘请律师能力都十分有限。虐待案中，由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具有家庭成员关系，被害人容易受到控制、威吓，导致此类案件难以被发现。2此外，互联网信息传播快的特征也给侮辱、诽谤案被害人的自行取证也增加了难度。如前文案中，被害人谷女士在试图提起刑事自诉时，仅凭个人显然是无法获得诽谤信息通过微信转发次数、网站浏览次数这些证据的，往往需要通过网络平台的后台才能调取出相应数据，若没有公安机关之协助，网络平台往往也不愿将后台数据分享给被害人以供其提起自诉。再进一步分析，刑法 第246 条及 刑诉解释 第 325 条虽然规定了在自诉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时，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协助，但是也无法保证公安机关在证据协助工作中的主动性与有效性，毕竟此处也并非意在为公安机关创设必须协助的义务。由此可知，自诉人所面临的难题，一方面是取证难。个人的证据搜集能力显然是无法与代表国家的追诉机关相比的，也没有相应的调查证据的手段。即使自诉人聘请律师，虽然律师可以弥补法律认知上的不足的，但是调查取证权也远远没有追诉机关强大。另一方面是证明难。依据证据裁判原则和疑罪从无理念，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一致，同样要求追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公诉案件中，虽然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但是被告人面对权力强大的追诉机关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上述规定有助于约束追诉权的行使，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不对等地位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彰显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但是，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并无明显差距，自诉人仍然要承担举证责任并达到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并面对被告人的对抗，使得自诉人反而成为地位上相对弱势的一方，往往需要较高的诉讼成本才能获得对己方有利的结果。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若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自诉人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是为前文所述自诉人的诉讼困境。三、比较法视角下的追诉机制我国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追诉机制为只能自诉。除此之外，比较法上对此也存在不同做法：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没有规定自诉；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采取公诉与自诉并行，但二者在具体制度上也存在不同之处。以下，笔者将以此三种立法模式展开分析，并逐一探讨可能为我国制度构建可供借鉴的启示。（一）日本日本的亲告罪（即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范围较广，相较于我国，除了侮辱、诽谤以外，简单的强奸、猥亵等性犯罪也被规定为亲告罪，目的在于防止违背被害人意愿起诉而造成的二次伤害。对除了由配偶或有血亲、同居关系以外的亲属实施盗窃、诈骗的，基于保护家庭关系的目的也被规定为亲告罪。此外，过失伤害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由于犯罪性质轻微，也被纳入亲告罪的范围中。1日本采取绝对的公诉垄断主义，即只能由检察官提起公诉，亲告罪和有举报及请求才能论处的犯罪，被害人及其他关系人可选择控告或举报及请求以体现启动刑事追诉的意思。有观点指出，该做法能够保障刑事追诉的高度精确，但是也同样存在浓厚官僚主义要素，具有脱离群众的风险，即检察官存在滥用追诉权或怠于行使追诉权，而置被害人意思于不顾。有鉴于此，日本刑事诉讼法也构建了被害人参与的制度。控告人、举报人对于检察官处分存疑时，可以采取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审查申请，若其作出“起诉适当”或“不起诉不适当”评决时，检察官必须重新考虑对案件的处理。3简而言之，日本的亲告罪只能通过公诉程序处理，能够保证刑事追诉程序达到既有目的，但是不能较好抑制滥行不起诉，因此其制度聚焦于被害人追诉意思表达与检察官不当处分的救济。这与我国所采取的一律通过自诉程序处理的做法恰好相反，自诉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行使，但是对从概念上说，侮辱、诽谤案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以及虐待案中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被排除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的范围，二者皆应当按照公诉案件流程处理。但如上文案例所述，它们与对应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并非相互排斥的，甚至可能出现“自诉转公诉”的情形，此皆出于保护被害人利益之考量，故下文也将此二者纳入讨论范围。61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于追诉能否顺利开展则关注不足，在排除国家干预的同时也关上国家帮助的大门。笔者认为，在被害人决意通过司法程序寻求自身切身利益的救济，其已经默认了将矛盾从私人之间上升到更大范围的结果时，国家帮助缺位而却提供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诉讼机制，那么自诉人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显然是不利于打击犯罪的，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此诉讼机制越来越边缘化。4贝卡利亚在 论犯罪与刑罚 一书中即说道：“一切犯罪包括对私人的犯罪都是在侵犯社会。”5我们并不能说，因为诽谤罪侵犯的是个人名誉权，因此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显然是与犯罪基础理论而违背的。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言，这些明确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却只能由被害人提起自诉而国家并不参与或提供有效协助，显然是不合法理的。故笔者以为，在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同意且需要时，适当的国家参与及有效协助是具有必要性的。（二）德国1.主要内容在分析德国立法例前，需要先解决德国法中亲告罪和此可被提起自诉之罪的关系这一前置问题。根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4 条第一款之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侮辱罪、侵害通信秘密罪等八种犯罪可以不必首先诉诸检察院而由被害人直接提起自诉。此可被提起自诉之罪中，除 德国刑法 第 223a 条危险危害罪及第 241 条恐吓罪之外，其余也同样是亲告罪。5除此之外，亲属之间的窃盗罪、侵占罪、诱拐罪等案件也属于亲告罪，但是并不能通过自诉程序追诉。由此可知，亲告罪和此可被提起自诉之罪的关系其实是交叉关系，其重合部分即为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4 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罪名（除危险危害罪及恐吓罪外）。这一范围大致与我国前两类自诉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相似。德国对于亲告罪有两种追诉路径。第一是公诉程序，原则上所有亲告罪被害人向检察机关提出告诉的，即可进入公诉程序。未经告诉，检察机关不得提起公诉。除此之外，也存在一些例外的亲告罪，在侦查机关认为该案涉及特别的公共利益时，并非需要提出告诉即可进行追诉，例如价值轻微的窃盗罪、侵占罪等。5第二为自诉程序，上文已尽述其范围。“可以不必首先诉诸检察院”之措辞，即意指此类罪原本应可诉诸检察院，但是立法出于某些目的的考量，又允许被害人直接提起自诉。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80 条，在亲告罪提起自诉之前，需由州司法部指定的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失败后才能提起自诉，是为自诉之前置条件。在自诉程序中，检察机关也扮演重要角色。虽然检察机关并没有参与自诉的职责，但是根据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6 条，上述犯罪涉及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又可提起公诉。若其自始提起公诉，则不得提起自诉或者在自诉中担当诉讼。此外，在法院认为检察院应当接管自诉或者检察院声明接管自诉时，检察院即可通过诉讼担当的形式介入。由此，德国学者将自诉与公诉二者关系概括为“既非具排他性，亦非补充关系”。6综上所述，德国对于亲告罪采取公诉与自诉并行的追诉机制，对于所有亲告罪可经由告诉后进入公诉程序，特定范围内的亲告罪也可直接提起自诉程序，检察机关亦得以不同方式参与介入。2.参考之处笔者认为，德国立法例主要有如下三点可参考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4 条第一款：“对下列犯罪，被害人可以不必首先诉诸检察院而提起自诉：1.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刑法 第 123 条）；2.侮辱罪（刑法 第 185 至 189 条），针对 刑法 第 194 条第 4 款规定的政治团体实行的除外；3.侵害通信秘密罪（刑法 第 202 条）；4.伤害罪（刑法 第 223 条、第 229 条）；5.恐吓罪（刑法 第 241 条）；6.商业活动中的受贿和行贿罪（刑法 第 299 条）；7.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4 条、第 6 条、第 15 条、第 17 条、第 18 条、第 20 条规定的犯罪；8.专利法 第 142 条第 1 款、实用新型专利法 第 25 条第 1 款、半导体保护法 第 10 条第 1 款、植物多样性保护法 第 39 条第 1 款、商标法 第 143 条第 1 款、第 144 条第 1、2 款、外观设计法 第 14 条第 1 款、著作权法 第 106 至 108条、造型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法 第 33 条规定的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80 条第一款：“对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侮辱罪、侵害通信秘密罪、伤害罪（刑法典 第 223 条、第229 条）、胁迫罪、毁坏财物罪，只有在州司法部指定的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的努力没有成功时，才可以起诉。提起自诉时，原告人应提交表明进行过调解的证书。”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6 条：“对第 374 条列举的犯罪，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时检察院才可以提起公诉。”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377 条：“（一）检察官没有职责参与自诉程序。法院认为检察官应接管追诉时，应向其移交案卷。（二）检察院可以在判决生效之前的任何阶段通过明确的声明接管追诉。寻求上诉救济应包括接管自诉。”62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之处。第一，对于自诉范围内的案件，德国检察机关认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可提起公诉。此处与我国侮辱、诽谤罪之处理模式相似，即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以公诉程序处理。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判断者，我国制度中并没有对此明确规定。以下结合前文案例中网络诽谤的情境下为例进行分析。情况一：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在网络舆情监测中发现一起传播中的网络诽谤事件，若其直接立案侦查，则意味公安机关作出该案涉及公共利益的判断。在本案中，公安机关仅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而未对此作为刑事案件而立案。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复议或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即有机会对于涉及“公共利益”进行判断。情况二：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自诉，法院须在案件审理中对于案件情节予以认定，例如诽谤信息的点击、浏览数或转发数，其实也相当于对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作出判断，此后可能引发“自诉转公诉”的问题。但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似乎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此案件。在本案中，检察院通过检察建议这种灵活的方式，实际上成为本案至关重要的程序转换推动者。由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在自诉程序中的参与作用，将在下文论述。第二，德国法规定了检察官的接管追诉程序，分为被动接管和主动接管两种方式。即法院认为应当由检察官接管追诉时，则向检察官移送案卷；检察院也可以在判决生效前的任何诉讼阶段，明确声明接管追诉。可见，检察官仍有路径介入自诉程序以为自诉人提供帮助。我国 刑法 第 98 条虽然规定了检察院可以代为告诉的情形，但是其适用情形非常有限。因此，在自诉人陷入普遍的诉讼困境的背景下，笔者以为，以检察官接管追诉为自诉人提供帮助的做法也是值得参考的。第三，德国法关于调解前置的做法同样值得学习。虽然我国自诉制度中也规定了法院可以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组织调解，但是进行调解的前提是自诉案件得以立案，由上文数据分析，仍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不予受理，那么自然无法进入调解，并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与社会关系的修复。我国目前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调解委员会制度，笔者认为，若能将调解委员会制度与亲告罪追诉启动的衔接，基于自愿给予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调解的机会，则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但是，在性质上不宜进行调解的犯罪行为除外。（三）我国台湾地区1.主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大量“告诉乃论”罪，主要是因为我国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民刑不分、重视和解所致。7如今台湾地区的“告诉乃论”范围基本承袭了民国时期的基本结构，主要可概括为伤害罪、妨害自由罪、妨害性自主罪等九大类型案件。台湾地区“告诉乃论”之罪的被害人或其他法定关系人可以通过“告诉”和“自诉”两种追诉机制寻求救济。若向司法警察或检察官“告诉”，则会启动公诉程序，进入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是“告诉乃论”罪的主要追诉机制。自诉只是“告诉乃论”刑法 第 98 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一是伤害罪类型，包括普通伤害罪（第 277 条）、传染花柳病麻疯罪（第 285 条）等；二是妨害自由罪类型，包括略诱妇女罪（第 298 条）、侵入住居罪（第 306 条）；三是妨害性自主罪类型，包括对配偶犯强制性交罪及强制猥亵罪（第 229 条之 1）、未满十八岁之人犯与稚童或幼年人性交或猥亵罪（第 229 条之 1）；四是妨害名誉及信用罪类型，包括公然侮辱罪（第 309 条）、诽谤罪（第 310 条）、妨害信用罪（第 313 条）等；五是妨害秘密罪类型，包括妨害书信秘密罪（第 315 条）、窃视窃听窃录罪（第 315 条之 1）等；六是财产罪类型，包括毁损器物罪（第 354 条）、损害债权罪（第 356 条）等；七是妨害计算机使用罪类型，包括入侵计算机或其相关设备罪（第 358 条）、破坏电磁纪录罪（第 359 条）等；八是妨害风化罪类型，即血亲为性交罪（第 230 条）；九是妨害婚姻及家庭罪类型，包括通奸罪（第 239 条）和诱有配偶之人罪（第 240 条第 2 项）等。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242 条第一款：“告诉、告发，应以书状或言词向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为之；其以言词为之者，应制作笔录。为便利言词告诉、告发，得设置申告铃。”63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罪辅助追诉机制，原则上所有犯罪的被害人都可以提起自诉。但是自诉对于犯罪事实及证据的要求较高，导致自诉门槛远远高于前者。此外，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于直系尊亲属和配偶不得提起自诉。对于以上公诉和自诉两种机制，被害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程序。2.立法目的与“告诉”文义之再检视两岸法律体系同宗同源，台湾地区的“告诉乃论”与大陆的“告诉才处理”，即使在范围上有所差异，但是其立法目的均在于将一些与私人利益紧密相关的犯罪追诉与否的选择权，交由被害人行使，因此是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若一律直接进入公诉案件程序，忽略此类案件被害人的追诉意愿，则会不可避免地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则该程序之正当性就会遭受质疑。有学者观点认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是刑法规定犯罪的例外，构建法秩序的例外，意味着法秩序构建对传统社会秩序中属于私人领域权利人利益的承认和特殊保护。1 56我国大陆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一律归入自诉案件处理的做法，似乎是将告诉才处理与自诉的立法目的混同。笔者以为，设立自诉程序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对于案情简单、证据搜集容易的案件省去侦查、起诉等程序而允许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以节约司法成本；二是作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中国家追诉机关消极履职的备选手段。在我国 刑事诉讼法 第 210 条所规定的三类自诉案件中，第三类案件显然对应上述目的二，第二类案件显然对应上述目的一，那么告诉才处理案件究竟符合了自诉程序的何种目的，此处的确存在疑惑。笔者认为，告诉才处理既不符合省略流程的条件，亦不符合消极履职的救济手段，告诉才处理与自诉均具有不同的制度目的，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多数观点也指出，将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主追诉权”理解为“只能自诉”实乃理论上的谬误。从文义上来说，台湾学者认为“告诉”是指“犯罪之被害人或与被害人有某种关系之人向侦查机关申报犯罪事实，请求追诉之意思表示”。8也有大陆学者对于晚清以来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进行历史考证，在我国 刑事诉讼法 立法早期，告诉才处理犯罪中所谓的“告诉”，本意也是指侦查线索之一，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该台湾学者观点。9对于“告诉”的定位应当是发动侦查的来源，类似于控告、举报；也应当是诉讼要件，即未经告诉国家不得主动追诉，使得国家追诉权实质上受制于被害人之意愿。因此，笔者以为，无论是从立法目的还是从文义来看，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均不应当限制被害人只得提起自诉。将“告诉”等同于“自诉”实际上是限缩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的救济途径，而这种限缩的后果即为前文中所述自诉人所陷入的诉讼困境。且纵观日本、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之立法例，也均未否认公诉程序在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中的重要作用。四、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追诉机制之完善与重构（一）追诉机制之完善在现有追诉机制下，被害人只能通过自诉方式追究被害人刑事责任。为缓解当前自诉人诉讼困境之局面，笔者认为，诉讼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完善。1.降低起诉证据要求刑诉解释 第 316 条即规定了提起自诉的条件：（1）符合自诉案件类型；（2）属于本院管辖；（3）被害人告诉；（4）有明确的被告人；（5）具体的诉讼请求；（6）有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该起诉条件是法院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判断依据，在立案阶段，理论上法院只需对条件进行形式审查，而并非实质审查。10重新审视上述起诉条件，笔者以为，要求自诉人提供“有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大大增加了提起自诉的难度，虽然此举有利于防止自诉人滥诉，但是也不免牺牲自诉人的诉权。因此，要求自诉人在立案阶段即提供罪证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出于慎重发动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要求自诉人在自诉状中提供一些被告人涉嫌犯罪证据，但无需达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程度，只要法院排除可以排除自诉人滥诉的可能性即可。由此，自诉人在得以立案后，依据 刑诉解释第 325 条即可获得更多的证据帮助，其取证难题又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319 条：“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诉。但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或配偶为之。前项自诉之提起，应委任律师行之。犯罪事实之一部提起自诉者，他部虽不得自诉亦以得提起自诉论。但不得提起自诉部分係较重之罪，或其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或第三百二十一条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321 条；“对于直系尊亲属或配偶，不得提起自诉。”64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可进一步得以缓解。自诉案件能更顺利进入法庭审理，虽并不能保证追诉人一定能胜诉，但能提高自诉人得到程序救济的机会。在庭审中，则应当采取与公诉案件相同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此乃刑事诉讼的底线而不应放宽。2.自诉转公诉的衔接如前文所述，在德国立法例中，检察机关所认为自诉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的，则可直接提起公诉。此问题对我国主要体现为对于侮辱、诽谤罪中“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处理。实体法上，对于如何界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已有详尽论述，但在诉讼法上，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笔者认为，若被害人提起自诉，法院审理过程中认为此案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之规定的，可以参考 刑诉解释 第 1 条对于轻微刑事自诉案件转公诉程序的处理模式：“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对于两类犯罪都是一道分水岭，前者作为轻罪与重罪的区分，后者作为一般社会危害性与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区分，若越过分水岭则均从性质上转变为公诉案件，因此两者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故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若被告人侮辱、诽谤行为涉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法院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衔接程序。在制度化的框架下，由法院承担程序衔接中间者的角色。3.加强检察机关的介入笔者认为，在德国制度下检察机关在自诉中的能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德国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在自诉判决生效前的任何阶段主动接管案件，即其具有主动介入权。事实上，刑法 第 98条已规定若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近亲属和检察机关则有资格代为告诉，即我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介入权。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在自诉案件的介入。针对自诉人取证难、证明难的问题，经自诉人请求，检察机关可以予以证据收集指导与程序上的协助，亦可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积极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的有序参与和有效介入势必能缓解自诉人之诉讼困境。此外，类比 刑法 第 98 条，在自诉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除了其近亲属及法定代理人代为告诉外，也应当允许检察机关经近亲属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后代为告诉，或者在诉讼过程中接管自诉，从而扩大检察机关的介入权。（二）追诉机制之重构：应当允许公诉无论是从比较法上不同立法例对于公诉程序的接纳，还是从告诉才处理的立法目的与文义分析，似乎都不应当排斥公诉程序在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应用。告诉才处理的原意应当是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追诉，因此被害人在决意追诉后，既可以选择通过报案或控告的方式向国家追诉机关提出请求，通过公诉程序办理案件；又可以在自认为案情简单或自诉更有利于保护自身权益时，选择自诉程序，将程序选择权也交由被害人行使。公诉机关的行为不仅符合被害人的追诉意愿，而且也应当着重于保护被害人隐私、名誉等私人利益。如此一来，告诉才处理的真正含义才得以彰显，而自诉也能达到节约司法成本以及作为国家追诉机关消极履职的备选手段之目的，最重要的是，以往自诉人所陷入的诉讼困境也将得以解决，证据问题将由国家追诉机关一并解决。【参考文献】1时延安.“自诉转公诉”的法理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1）：53-56.2熊秋红.论公诉与自诉的关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1）：32-31.3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卷）M.丁相顺，译.金光旭，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51-156.4蔡克尚.亲告罪追诉机制的困境与出路J.法学杂志，2016，（10）：136.5意切萨雷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6德克劳斯 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76-583.7封安波.海峡两岸“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比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11）：80-82.8蔡墩铭.刑事诉讼法论（修订版）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 刑诉解释 第 325 条：“自诉案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及时调取。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65诉 讼 法 学赵义哲：“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31版公司，1993：296-297.9吴宏耀.告诉才处理犯罪的追诉制度：历史回顾与理论反思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1）：47.10王一超.论“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形式J.环球法律评论，2014，（4）：66-68.Research on the Prosecution Mechanism of“Cases Accepted at Complaint Only”Zhao Yizhe(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Abstract】China s prosecution mechanism of“cases accepted at complaint only”is private prosecution only.In practice，private prosecutors are facing the litigation dilemma of insufficient evidence，and thus it isdifficult to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litig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Japanadopts the Public Prosecution Only Doctrine for the cases accepted at complaint only，while Germany andChinese Taiwan both adopt the Parallel Principle of Public Prosecution and Private Prosecution，which has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us.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existing prosecution mechanism can be improved from three aspects：reduc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private prosecution，linking private prosecution topublic prosecu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involvement of prosecutors.In addition，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law context，the victim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o initiate public prosecution.【Keywords】cases accepted at complaint only；prosecution mechanism；parallelism of public prosecution andprivate prosecution；crime of defamation（责任编辑：刘靖华；实习编辑：周帆帆）(上接第43页）The Dilemma and Relief of Victims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System of Plea Guilty andPunishmentZhang Shudong，Pang Yuan，Yang Wenyu(People s Procuratorate of Feidong County，Hefei Anhui 231600)【Abstract】The system of leniency to plea guilty and punish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judicial system reform，highlighting the separation of complicated and simplified cases，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and improving the convergence of litigation efficiency and litigation economy.Thefocus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