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的“国-民”关系嬗变.pdf

502024年1 月Jan.2024Journal of Yichun University第46 卷Vol.46,No.1第1 期宜春学院学报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的“国-民”关系变陈晓岚（广东开放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091)摘要：在古代中国“天下观”解体后，“国”从“天下”中脱嵌，清末思想家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观念作为救国的方案，当国家主义方案碰壁后，民初思想家认识到个人权利和个性发展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遂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观念进行替代。理解嬉变的过程，核心在于理解“国家和国民”关系的处理，研究发现这对关系由依附式转变为“国在民上”关系构建，又转向强调“个人至上”的关系构建，将国民脱嵌于国家和家庭，把人作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手段转变为其目的，完成了具有内在延续性的现代国家构建启蒙。关键词：清末民初；国家观；国民；关系中图分类号：D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1-38 0 X（2 0 2 4）0 1-0 0 50-0 6On Changes of“State-People Relationships of ChinasView of Stat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CHEN Xiao-lan(School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91,China)Abstract: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world view in ancient China,the state is detached from the“world”.Think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ok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 state based on“nationalism as a plan to savethe nation.However,after the nationalist plan hit a wall,they real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tate.Therefore,the concept of free state based on“indi-vidualism was substituted.The core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handling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tate and people.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from dependency to“the country is on the people and then to“the individual is supreme.The citizens were detached from thecountry and family,and people were transformed as the means of building a nation-state into their purpose,thuscomplet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building a modern country with internal continuity.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view of state;state and people;relationship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1(P459)近代国家观念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推动力，现代民族国家观瓦解了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经历了从“天下”“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观念转向主权国家，二是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2 1 那么，在剧烈的转型期，“国家观”作为清末民初思想家寻找救亡图存的价值取向，国收稿日期：2 0 2 3-1 0-0 8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 0 2 0 年度“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动员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D20XMK08)。作者简介：陈晓岚（1 9 8 4一），女，广东汕头人，广东开放大学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党社关系。51第1 期陈晓岚：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的“国-民”关系嬉变第46 卷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主线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呈现什么特征？“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将国家主权放置在优先于公民权利位置上的政治学说，具有浩瀚的面向，文中仅以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和基本政治含义作讨论，不作具体类型上的细分。同时，国家观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亦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于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31 这当中“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国家观念的重要内容。在国家观的嬉变中，逻辑脉络的梳理需要从这对关系入手，回答现代国家构建的救国方案转型如何安置国家与个人的问题。一、依附式：“天下观”中的“国-民”关系中国很早形成的“天下”观念，围绕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形成地域的概念，中国居于宇宙的中央，在天下体系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是“四夷”。同时，“天下”还具有政治文化内涵，是王权专制合法性的依据，“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改朝换代，天命仍在延续。以天下价值观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国和家、国家和天下、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君主、国家与臣民等混淆，王朝和天下观念，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华夏中心、皇权至上、朕即国家”的框架，“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其实蕴含和表达了一种国家观。4 有学者指出，“国家成了一家一姓一人之国，国事成了一家一姓一人之事”，国家的兴亡与“一家、一姓、一人”的命运兴衰唇齿相依。5中国古代的“国”具有四周的疆界，西周时封邦建国，天子家天下，而诸侯的领地为“国”，天子视“国”为“家”。古代的“民”本义指奴隶，后又有“百姓”“庶民”等含义，两意都是指处于政治依附地位上的“臣民”“臣民”只能对君主和国家表达绝对的认同和服从。在“天下”观中，政治圈层结构也体现在关系的差序格局中，“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r6(P17)君为政策制定者，臣为政策执行者，而民众是有政治义务而无政治权利的被统治者。金观涛 7(P230)指出天下观的三个特点：一是普世的，只要接受、实施儒家道德伦理的地区、民族，不分其人种、语言，都可以纳人到“天下”的范围之内；二是有等级的区别的；三是没有国家主权的地位，所谓的“天下”仅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由共同体中心的皇帝行使权力。在处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时，由近及远的天下观念带来的“内华夏而外夷狄”华夷秩序观念是其评判标准，“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已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8 这种“天朝上国”的观念，在近代才被打破，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4)二、从“国的脱嵌”到“国家至上”：清末国家主义观中的国民关系演进（一）“天下”“国”分离、“家”“国”分离与国家主义观念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地知识的传人，开启了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新认识在，人们承认了万国的存在，思想界也出现对天下价值体系的批判，葛兆光提出：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人“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和“世界”这些观念的冲击。1 0(P4)中日甲午海战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失去了对藩属国的控制权，天下体系彻底解体，中国为世界之中心的天下价值观被抛弃。另一方面，是家国连续体的断裂，在反对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家族主义首当其冲，进步知识分子批判家族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渊数，激烈批判导致家国一体思想解体，家与国分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国家观。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一些思想家的共识，国家成为人民的“公器”。由此，“国”从天下体系中脱嵌而出，从宗法伦理及天下价值体系中脱离出来，获得独立性，成为形构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实体，富国强兵成为国家的理性目标，思想界国家主义压倒天下价值体系。国家主义思想滥筋于古希腊，初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反对教会与封建统治的利器。西塞罗认为国家是人类与同伴交往的天性所结出的最终果实，因为人具有不愿意与其同胞相孤立的天性，国家便与人的合群天性联系在一起，这一联合的首要原因更多地源于自然带给人的某种社会精神而并非单纯的个体软弱,1 1(P35)强强调的即是国家高于个人。马基雅维利以君主论表达了国家主义学说，推崇国家权力、强权政治以及放弃“美德”，论证了国家无限权力的合理性，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彻底摆脱宗教与伦理价值约束，被赋予自主理性，享有至高无上且不得分割与转让的主权意志，并非只是人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手段。52第46 卷宜春学院学报第1 期因此清末思想家以国家构成要素来诠释国家观念，康有为用“国地、国权、国民”三要素概括国家的组成，梁启超认为现代国家由“领土、主权、人民”三要素组成，“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 2(）与马基雅维里否定国家是君主私产，破除国家人格化形象的逻辑相似，清末思想家通过三要素否定了“联即国家”的传统国家观，强调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国家者，全国人民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1 3(P16)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1 4(8 6 0)这种斩新的国家观，高扬国家主权意识，关键在于改国家从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为“以公治众”的现代国家。以此为逻辑起点，推导国家的职能，“政治问题日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政府之国家。1 5(P247)国家旨在对外保护国民的安全，“御外侮而存其群者也”，1 6(P123）对内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物质利益，即“为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1 7 (P1253)（二）“国在民上”的国民关系构建由于国家权力主体具有公共性，而非王权的私有，同时国家职能体现出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承当一定的社会之职能，也体现权力服务对象的公共性，惠及社会大众，因而国与民的关系呈现国家主导的“国在民上”特征，清末知识分子将国民置于国家之下，认为构建和培育国民不是建立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是手段，“国家权力成了代表人民抑或民族整体利益的善，而与以往被认定的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分手告别。1 8 (P242)国民、新民的培育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手段，郭忠华在“国民”概念的引介和创造研究中提出三个方面的术语创造过程，即“国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国民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国民与奴隶联系在一起,1 9(P167)在概念史方面提供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把国民视为现代国家转型关键的依据。1 9 0 2 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而大力推倡“新民”概念。“国民”一词在1 9 0 3年和1905年的使用达到顶峰，分别达40 0 0 次和350 0 次左右，2 0(P13)可见“国民”概念受到重视的程度。培育国民，是为培育人们的国家观念，使人们能够把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清末知识分子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如成鱼和水、树和枝的关系，国为水民为鱼，国为树民为枝，水干则鱼死，树枯则枝落。梁启超提出与“国民”相对的“部民 2 1(P19）概念，部民“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已而不知有国家”，部民即使成为灭国之奴，也只能淡然视之，没办法起而救之，“内不能自布政治”，外不能“群策群力，捍城御辱”。要成为强国富国，落脚点在于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部民在弱肉强食的现代国家时代，无法使中国立于民族之林。只有做到化部民为国民，国家才能成为有权国。邹容在革命军中所呼吁的“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国民教育使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国民教育应具有“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自由平等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 2(P15)三个方面的重要内涵。清末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国民觉醒的紧迫性，提出通过国民性改造来救亡图存，以实现民族振兴的策略，“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2 3(P54)在国家主义的现代主权国家观念下，国家在国民之上，国民为强国的基础，作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手段存在，其关键在于祛除民众的旧观念，激活其国民精神和以国家为中心的观念，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呈现以国家为主导的套嵌式特点。（三）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及转向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至上的观念和救亡路径并没有使自由主义国家观消亡，二者相互交织，只是以在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清末，知识分子尝试把国家放置于个人优先的位置，把国民的培育作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工具，国家主义观念得以被迅速认同和传播，成为救国药方，使得国民自由与国家建设的对比，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国家优先于个人，个人发展服从于民族解放。当民初议会制和国家建设均宣告失败，当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是形式上替换了帝制清朝，当清朝旧的官僚阶层混人新政权并成为中坚力量时，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国家主义救国途径的有效性，反思国家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压制，使得个人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国民并没有培育出来，他们转而寄希望于通过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个人价值发掘，来达到救国的目的。杜亚泉于1917年的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中讨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把二者关系进行剥离，对个人屈从于国家的观点进行批评，“个人虽为国家分子，其个人地位53第46 卷陈晓岚：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的“国-民”关系嬉变第1 期依然存在，未尝消灭”。2 4三、从“国在民上”到“个人至上”：民初自由主义国家观中的国民关系建构（一）“国”“民”分途与自由主义国家观念如果说清末知识分子追求的是国家观是国家之上的国家主义，那么民初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前者受伯伦知礼等人学说的影响，后者受密尔、边沁等学人说的影响。2 3（6）国与民呈现分途，展示脱嵌式关系，这种变化来自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但是民初的议会制失败、袁世凯复辟和军阀割据混战，昭示着现代国家构建的失败，因而在另寻他途的情况下，反思“国家主义”策略，民初知识分子设想了立足于个体的个人幸福和个性发展，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分野，将国家视为促进个人发展的工具，通过个人主义的途径来实现公共利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家观，是西方世界在进人1 7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愿望更加强烈，现代性因素逐渐增加，个人对国家不再盲目崇拜，“现代工具论的国家观念表现为公民个人权利意识更加突出，人们的活动更加强调个人自由和自我利益”，2 6 1 在这种观念下，国家成了人们维护权利和自由，表达意志的工具。西方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是自然状态，建立国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在自然状态之中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和恐惧，让国家拥有最高权力，制定出法律，对侵犯社会成员生命权或财产权等权利的行为进行惩罚，使人们在政治社会中得到保护，洛克说：“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是出于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利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以防止上述三种自然状态很不安全、很不方便的缺点。2 7(P79-80）而而民初知识分子借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个体价值挖掘的目的是探寻如何建成现代国家的问题，个人主义的意蕴也有别于西方理论。民初知识分子为了另寻建设现代国家的途径，将西方个人主义进行价值改造，并将其与追求富强的有权国道路相衔接。胡适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的个人主义以家庭为单位，个人主义无所谓好坏，正是对家庭的过分依赖，中国的“家庭个人主义”导致了独立人格的缺失。陈独秀在1915年对西方个人主义进行阐释，“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通过胡适、陈独秀、李亦民、鲁迅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宣传，个人主义不仅被正名为一种中性或者积极的价值，而且对于个人主义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复杂的理论支流，有以胡适为代表的“理智型个人主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情感型个人主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意志型个人主义”三大流派。2 51 民初知识分子把个体的人格发展和权利意识觉醒作为个人主义的基础，梁启超的“尽兴主义”提倡“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国民树立的根本，在发展个性”。2 8 (P2980）鲁鲁迅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借助该逻辑，将个人主义服务于现代国家构建。(二)强调“个人至上”的国民关系构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调祖国和人民的分途，把个人主义进行价值再造，但民初思想家和政治家并没有抛弃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并无与清末思想家分道扬镶的倾向，都是围绕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展开，只是着重点不同，孙中山论述民权主义的实现方式时提到，以“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2 9(P297）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 30(P318)进而强调国家的职能：“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r31(P127）对内应建立强有力的万能政府，并由人民来管理，必须“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32 1(P347)认为只有人民行使了政权，才能保证政府的治权良好运作，实现国家的作用，即“设官分治，替人民谋幸福。”33(P25)理想的现代国家应该为个人的发展铺设道路提供机会、创造条件，国民不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而是通过个人的发展培育真正的国民，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1 9 1 8 年梁启超在考察了欧洲诸国后出版了欧游心影录，对欧洲建立现代国家的经验作出了判断，认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精神，使个体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促进了政治革新和经济发展。在转向“个人至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除了将个人脱嵌于国家和家庭，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优先于国家，国家的职责在于培育国民，培育国民有助于强国以外，民初知识分子也警惕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和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主张个人54第46 卷宜春学院学报第1 期和国家的双重正当性，对国家和国民关系的构建正是基于这种正当性，明确国家是保障国民权利和个人发展的工具。（三）从“个人至上”到集体主义：民初国民关系建构的影响与走向民初知识分子期望诉诸国民来构建现代国家，弱化了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对立，破坏了传统的私域，相较于清末的国家主义救国方案，对宗法观念、家族本位的解构冲击更为剧烈，使人权、个人、个性等观念得以进入。但自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传入，这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建构思路逐渐被集体主义思维替代，民初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变成具有负面价值的观念，比如曾为个人主义正名的陈独秀在1 9 2 1 年写道：“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废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341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挣脱西方国家的压迫，构建出中国现代国家，二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改造和再生，激活国民意识，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有权国。现代国家观念冲击瓦解了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将国从天下分离，将人从依附式的臣民状态解脱，以现代国家构成要素阐释主权国家，探索“国家主义”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观念，将国民培育作为建设现代国家的手段，形成“国家至上”“国在民上”的“国-民”关系，个人服从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民关系观念及建构相伴而行，当民初一系列国家构建失败发生后，知识分子反思个人受到国家的压制，更为重视个体的作用，认为国家的职责是为国民培育提供条件，应该把人从国家中脱嵌，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探索“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观念，凸显出了“个人至上”的国民关系，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优先于国家。在这一系列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始终是目标，思想界对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国民等观念的关注，昭示着现代性开端，给整体上还处于黑暗的中国思想界开启了一盏明灯，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更多中国人的觉醒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在当代，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公民建设始终是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做实这项任务的着眼点在于处理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关键的路径是，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中，国家权力系统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和价值排序，保障和落实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权利，由此得以拓展增强公民公共精神、强化公民国家认同、提升公民整体素养等重要内容。参考文献：1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1 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 9 9 9.2段炼近2 0 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J史学月刊，2 0 1 5，1：2 3-2 9.3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 8 9 8 1 9 1 2 J.晋中学院学报，2 0 1 9,36（2)：6 4-6 7.4肖滨扩展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国家概念 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 0 2 0,2 2(2）：5-1 4.5徐崧巍.对传统王朝观的深刻反思与批判1 9 世纪9 0年代国家观变化研究之一 J学术研究，2 0 0 1，（9）：9 7-101.6韩愈，马其昶，注，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4.7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M.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9.8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文史哲，2 0 0 4，（1）：5一1 2.9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M.郑大华，任菁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0.10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1.11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9 9.1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 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9.1 3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9.14王拭，主编.严复集辟韩（第1 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15王，主编严复集政治讲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16王，主编严复集政治讲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17王，主编.严复集政治讲义（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1 8 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1.19郭忠华.中国公民身份：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4.20金观涛，刘金峰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下转第9 5 页95淳）（责任编辑：周上接第54 页）第4 6 卷第1期马晓欢：文心雕龙“情采”的英译及其变异研究充分理解范畴的内在语义内涵及其逻辑关联，在获取本义的基础上推阐新义，适时根据不同的句意采取相应翻译策略。文本的意义通过语言来承载，语言的背后是文化，翻译作为译作文化阐释，它本质上也就开启了两种文化的对话，即在语言和文化的跨越中对原文本意义进行解读。14(P271)文刘魏的“情采”提倡创作文学需要“情采互凝，文质并重”，通过“设模以位理”“结音、擒藻”以求“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为避免“繁采寡情”要“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译介也是一种创作，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同此理。在中国文论外译时，特别是对其中直观抽象的元范畴进行逻辑化和理论化推介时，不仅要避免以上两种变异，还要兼顾将中国文本译成英文的两大难处：“一方面，求异的西方学者不希望看到完全归化的翻译；另一方面，必须控制译文中过度的注释现象，因为它会使文本滑人繁复的乱章。17 1在汉学视域中考察中国古代文论，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其中的民族特色，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其丰富的内涵，从比较中领悟新知。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要跨越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为其对原文本的能动转化提供依据：葆有原文的经典性的同时兼顾译文的可读性。然而创造性叛逆造成的变异是合情理的阐释过程中的产物。好的翻译是开放性和“自觉”的，面对中国文论相关的文本时，对译文进行简化翻译还是厚译的目的是让更多海外读者能够领略中国经典文论的魅力，在合适的翻译以及阐释中，有效助推中国文论“走出去”。2 2 邹容革命军 M.北京：华夏出版社，2 0 0 2.2 3 梁启超。新民说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 9 8.2 4 杜亚泉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J东方杂志，19 17，（14）：3.25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6曹艳华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 D.贵阳：贵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 0 16.27英约翰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1.2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参考文献：1刘颖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 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 0 12.2 季羡林，季美林人生漫笔 M.北京：同心出版社，2 0 0 0.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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