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位促进交叉——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特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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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第 1 期 总第 9 期新文科理论与实践No.1,2024Serial No.9Journal of Ne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立足本位 促进交叉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特色安东强摘要:立足本位与促进交叉,是中山大学历史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向。在继承开创之初傅斯年“史料学”与顾颉刚“民俗学”的基础之上,中山大学历史学科通过加强基础训练和促进学科交叉,以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作为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不断强化历史学本位意识,促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摸索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新世纪以来,以历史人类学、口述历史为
2、学术取向,将中华文明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岭南大地的历史资源相融会凝练而成的全程进阶性实践教学体系,已然成为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特色。关键词:历史学;学科交叉;实践教学;历史人类学DOI:10.20066/ki.37-1535/G4.2024.01.04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础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经提升到战略新高度。而“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反映出中国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坚定决心。其中,历史学人才培养之于国家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而注重历
3、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基础性支撑与多学科交叉,恰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百年发展脉络的基本取向,从而形成了诸如史料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经济史、西域南海研究、孙中山研究等特色研究及人才培养的传统。中山大学历史学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入选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20年入选首批中山大学“强基计划”专业、2021年又入选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基地”;同时依托“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和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在二十多年基地班本科生选拔和首批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新时代卓越历史学人才培养体系”教学改革成果,先后获中山
4、大学 2019 年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广东省 2019 年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这充分体现出中山大学历史学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广东广州 510275)。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历史学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2021080026)的阶段性成果。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4 年第 1 期自主培养模式和路径方面所进行的不断探索。一、立足史学本位,健全机制保障现代大学制度及学科专业门类起源于欧洲,逐渐影响至全世界各文明地区。在现代中国大学制度酝酿形成之际,梁启超在 新史学 中就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
5、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这既强调了“史学”作为中国固有学问的特有价值,又指出史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后来他于 1920年代在南开、清华等高校讲学时尤重史学,亦为早年倡议的具体实践。在梁启超讲学京津之际,中山大学历史学由原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史学专业合并而成,初由萧鸣籁执掌系务,后来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文学院,以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系主任,开创了兼重历史学基础性与学科交叉性的学术传统。在此期间,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的现代史学主张,同时在创办现
6、代学术机构时注重立足中国自我学术发展之路,主张“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工作;“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人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细绎之,傅斯年所主张的“史料学”并非简单找史料,重点恰在于“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进行“整理”,这与他以欧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倡导的历史语言学一样,都是基础学科的基础性与交叉性兼重的基本取向。虽然傅斯年等人后来北上,但是这一重要的历史学基本取向在中山大学深深扎根,诸如朱谦之此后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开展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史学运动”,也属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性传统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山大学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7、的指导下,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原则,注重传承历史学之于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价值及交叉性发展的优秀传统。1960年中山大学复办哲学系时,杨荣国教授获命为首任系主任,且将原历史学系中国思想史教学科研团队转并哲学系。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恢复创办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法学系、图书馆学系等专业时,均由原历史学系同人进行复系工作。由此可见中山大学历史学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坚实支撑作用。1995 年 1 月 16 日,国家教委颁布教高 1995 2 号文件,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入选“国家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经过二十多年的基地班本科生选拔和人才培养的机制摸索,本专业在历史学拔尖创
8、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 2009年,中山大学落实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之际,历史学等人文社科专业亦尝试仿照实施,组建书院制的博雅学院,每年从入校新生中以二次遴选方式择优录取历史学等专业学生进行菁英化培育,为历史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机制积累了选拔、培养的经验准备与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特别是先后入选“强基计划”(2020 年)和“基础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 497页。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 第 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
9、 3页。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 第 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 94页。曹天忠、杨思机:国立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吴承学主编:中山大学与现代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 315347页。36立足本位 促进交叉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特色(2021年)之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积极总结经验,探索基础创新人才培养路径与机制,一方面总结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国家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经验和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菁英化教育实施经验,全面凝练中山大学推动德育与智育融合、学科与专业一体两面融合、科研与教学融合、本科
10、生培养与研究生培养融合、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融合等五个融合形成的人才培养新成效;另一方面吸收国内外高校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经验和导师制、书院制、学分制的探索,在历史学教指委的指导下定期开展跨校际、多形式的交流合作,研讨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适应中国现代大学发展趋势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构建价值引领与学术传承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教育部推进课程思政改革的契机,本培养方案强化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学术传承,建立一套具有一级学科基础性、二级学科关联性的专业课程体系。该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以课程思政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和贯穿各板块课程体系的灵魂,以价值引领带动知识传播和学术传
11、承,进而将拉丁文、古希腊语、梵文和现代外语为基础的专业外语课程体系,全程进阶性实践教学体系,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骨干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以小班化和个性化为常态的专业提升课程体系等四大课程体系,凝练为相辅相成历史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二)建立动态选拔和培养机制。根据教育部高教司有关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的意见,结合中大历史学专业办学实际和办学特色,借鉴博雅学院实施长达十余年的二次遴选机制,通过心理测试问卷、笔试、面试等多重程序,从本科生新生中选拔出 15 人左右,纳入拔尖学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培养,选聘学养深厚的教授作为导师,按照基地培养方案进行培养;每年由系党委、党政联席会成
12、员及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导师组成员组成的考核会议,对入选学生进行考核,不断激发学生在专业基础研究和基础应用方面的学习潜力。2021级基础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学生还专门从转专业学生群体中选拔 5 名高素质、高绩点的学生,期望在学科交叉的优势之下将转专业变为旨在提升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路径。(三)整合全程导师制与书院制。倡导全方位、进阶性和动态化导学,实现师生一比三配备,打通本科生阶段的全程、全方位的学业、科研和生活导师制,引导学生树立以史学研究为业的使命感,将史学训练和研究内化为一种学术生活方式。这是借鉴近代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将书院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经验相融合,尤其是当年清
13、华国学院、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的卓越成就,结合近十年的博雅学院运作经验与制度,将学科、专业与书院分斋相结合,分中、西二斋,分设学长和导师,使月课、季考成为常态,注重经典研读(马列理论经典、五经、二十四史和 清史稿、通鉴、十通等经典书籍)、语言文字涵养与能力(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英语、二外的基本训练)、文章修养(从读史札记到专题论文的训练)和思辨能力(读书会、工作坊、学术会议)的提升,通专结合,融古今中外为一体,集听说读写于一身,为国家培养一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会的历史学人才,为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学生的使命感
14、。(四)学分制的探索落实。在执行学业导师为学生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培养方案过程中,坚决落实学业增负,鼓励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夯实专业知识积累和规范学术训练的前提下,提前完成专业培养方案的总学分,并做好本科向直博阶段的转段,真正做到为天才留空间、为中人立规矩的教育理念。目前 2020级“强基计划”学生已全部转段为直博生。(五)小班化、个性化和国际化成为人才培养的常态。所谓小班化,即每位导师每学期承担37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2024 年第 1 期指导学生小班化课程一门,培养师生间读书、讲学的风气;所谓个性化,即根据学生的兴趣、天赋和志向,由导师为学生量身制订个性化的培养方案;而所
15、谓国际化,不仅是面向国际,还需立足中国,启动和引入历史学与外语专业交叉的“外外模式”。目前在博雅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支持之下,拉丁语、希腊语、梵语等古代语言及日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现代外语,均已全面落实在学校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中。在新冠之后,海外研习、访学培养机制亦已陆续启动。总而言之,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和人才培养的空间、时间和学术传承模式,是落实到具体的机制与多种举措,使创新性的人才培养理念具有坚实的制度载体和举措支撑,以课程思政改革来强化历史学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价值引领,以书院制、导师制和学分制支撑个性化培养与人才培养的空间及时间,以院系党委领导的动
16、态选拔和进出机制作为人才培养的稳定保障。二、促进学科交叉,扎根祖国大地,走向历史现场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欧美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越来越烈,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梁启超在 新史学 中批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甚至有“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之论,于是借鉴进化论和社会学(时言“群学”)对中国史学予以革新,主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清末民初学人的倡导和努力之下,历史学的视野不断扩展,且呈现出“眼光向下”的趋势。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顾颉刚将历史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新学术传统,它深深影响了刚刚启航的中山大学历史
17、学的前进方向。顾颉刚为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撰写的 发刊词 称:“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按照现今学术语言来说,就是走向田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历史学重新兴起走向田野之风,中山大学历史学同人就走在前列。所谓“田野”,实质不是讲自然风光的田野,而是学术意义的“field”。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和表达,走向田野的历史学,是不限于过去仅仅在课堂、书斋研讨历史或培养历史学人才,而是要组织师生走出课堂和书斋,在历史发生的空间将“文献田野”进行有机结合,打通时间与空间的序列,按照文本形成、事件发生发展的本来序列
18、进行解读,进而走进真正的历史现场。这种走向田野的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方式,虽然自司马迁撰写 史记 时已有类似的做法,但如今的“走向田野”,实际上反映的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学术内涵。新世纪以来,中山大学历史学同人以“走向田野的历史学”为学术取向,以“历史人类学”新兴交叉学科研究与实践为基础,实施了一套全过程进阶性实践教学体系,即在历史学教学体系中按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课程体系逐级提升,以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从形式上的文献阅读、田野调查报告、历史人类学和口述史专业论文撰写,深化为“走向历史现场”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模式。该体系旨在引导历史学本科学生从初阶段的对于中华文明的体悟感知,到多
19、元文明体系的认识提升,再到以问题意识为内核的专业研究体验,循序渐进,从而获得一种阅读和理解人类文明的新思路。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 1期,第 191页。梁启超:新史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 第 2集,第 498、501、504页。38立足本位 促进交叉中山大学历史学基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径与特色中山大学所在的岭南之地,虽已从考古学上探索出旧石器时代先民的遗迹,且自秦朝统一时已纳入大一统的版图,然而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性地位。正如梁启超 1905年在题为 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 一文中所言:“广东一地,在中国史
20、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其言有些过火,其标准在于“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和“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动,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因此,在历史学专业一年级本科生学习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发掘的初始阶段时期,限于地域所见所闻,难免对中原地域的文明史有所隔膜。因此,全过程进阶性实践教学体系在历史学本科生初始时期,需要带领学生走出岭南,走进中原大地,从地域特征、考古发掘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形态,故称之为培养“初阶段的中华文明的体悟感知”。这也正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古训。相对于一、二年级全班集体到同一个田野点进行分组研讨而言,高年级学生的实践
21、教学则分为四个不同的班,分别到不同的田野点进行调研考察和分组研讨。四个班分别为: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口述史理论与实践、华南对外贸易口岸调查及文物与博物馆调查。许多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往往就是在实践教学和田野考察时完成搜集资料、形成问题意识的。由于中华文化兼具统一性与包容性的突出特征,仅仅从一地域理解整体,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遇。通过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更能理解中华文化多元的包容性与统一性。因此,早在 20世纪 90年代,我系已竭力促成本科生就读期间能够前往中原地区进行考察和调研。自2008年将实践教学体系纳入本科生培养方案之后,在学校教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已经连续数年赴陕西(西安、
22、榆林)、河南(洛阳、郑州)、江苏(南京)、湖南(长沙、衡阳、郴州)、江西(景德镇)、福建(三明、德化)、四川(成都)、广西(梧州)等地开展不同年级的实践教学,在多元的田野坐标体系支撑下,以期能够引导本科学生对中华文明丰富的历史内涵有更加深入的把握。至于中山大学所在的岭南大地,因其所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更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师生数十年来深入开展实践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大本营。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系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已经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教授、牛津大学科大卫教授、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一起开展走向田野的历史研究,后来凝练出一套“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方法,即同行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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