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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学习“浦江经验”心得体会研讨发言稿与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专题党课学习材料（两篇文）

2023年学习“浦江经验”心得体会研讨发言稿
信访工作是了解社情民意和为政得失的重要窗口，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把浦江县作为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群众的第一站，亲自倡导并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创新实践，“浦江经验”由此形成。20年来，浙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传承弘扬“浦江经验”，各级党政“一把手”带头下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实打实解决问题，不断探索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

早在80年代末，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就建立了地、县、乡镇三级领导下访制度，这在当时是全国最早的。在“下访日”这天，习近平把它作为领导“服务日”、“公仆日”，带领其他干部为群众办了许多的实事，解决了大量的问题，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怎样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关键在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落到实处。

今天我们学习浦江经验，是要深刻理解浦江经验的精神实质；深刻认识浦江经验成功背后的治理科学；准确把握浦江经验的制度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新时期的基本工作准则。

一、浦江经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立场是领导下访接访的根本立场，人民至上是领导下访接访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浦江经验，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落到实处。"浦江经验"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崇高政治品格和"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变被动为主动，切实解决好百姓关注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二、浦江经验展现了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浦江在习近平要接访群众的事情确立后，提前10天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发预公告，提前几天又向社会正式公告，一时间，十里八乡的群众都往浦江县城来，为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习近平要求挑选群众呼声最高、具有代表性的疑难信访件作为接访件；要求群众候访区的容纳量要大一些；要求在接访之前进行安民告示，让群众知道这次接访活动。他说，这些细节说明领导下访接访绝不是摆样子，而是要广泛听取群众内心的呼声，是要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期盼解决的难题。浦江经验这种通过深入群众，准确的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是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成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的有力举措。

三、浦江经验提供了一套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机制

浦江经验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以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促进下访工作的规范和完善，坚持定期接访，力促关口下移；重点约访，力促矛盾化解；包案化访，力促难题攻坚；上门回访，力促满意提升；源头止访，力促实事办理，切实解决好百姓关注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20年来，从一个点上工作到一个面上举措，再到形成一套制度体系，从浦江到全市、全省的实践再到全国范围的推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被实践证明是贴民心、顺民意、解民忧的德政工程，是从源头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创举。

四、浦江经验推动形成了互信和谐干群关系的工作格局

"浦江经验"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将群众的矛盾纠纷解决在源头。群众来上访，原因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熟悉、不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引起的。领导干部深入到群众之中，把那些群众不明白的政策、法规向群众解释清楚，帮助群众弄清楚，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自身也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由此减少了群众上访的奔波周折，进一步畅通了干部与群众联系、沟通交流的渠道。领导干部下访多了，走得勤了，许多矛盾就化解在基层，温暖了群众的心，形成了互信和谐的良好工作氛围和治理环境。“浦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领导于部的责任使命，担当尽责的素质要求，主动作为的工作作风，源头治理的思想方法。要认真学习思考，不断提高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对于对新时代做好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在浦江县接待群众来访结束时的讲话中曾提出“我们应该把认识的升华见诸于具体的行动，把有效的做法总结为成功的经验，把实践的成果确立为规范的制度。”从2003年开始，习近平同志4次深入基层一一浦江县、临安市、德清县和衢江区下访接待群众，率先在全国建立省级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制度，有力推动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今天，“浦江经验”也逐渐构建了信访矛盾“源头治理、递进负责、逐级兜底”的工作体系，成为新时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浦江经验，不但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提供了从工作经验不断转化为系列工作机制的有效治理范本，更是展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生动实践，为浙江省域现代化先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积极的制度经验。

2023年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专题党课学习材料：“千万工程”的巨大贡献与深远意义

同志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两个重要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和做好人民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指引指导，进一步用足用好XX宝贵资源，彰显主题教育的政治味、浙江味、实干味，推动X党员干部更加坚定自觉地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千万工程”的巨大贡献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03年6月，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实施“千万工程”的重大决策：从XX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应运而生。20年来，“千万工程”先后经历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升、转型升级等四个阶段，经历了从温饱型生存需求向小康型发展和共富型发展需求的演变，实现了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向“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再向“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迭代升级。

20年来，“千万工程”贡献巨大，意义深远，不仅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而且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取得了明显成效。2018年9月26日，“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20年5月，浙江成为中国首个生态省。20年的“千万工程”实践与迭代升级，“千万工程”的内涵和意义已不断深化和升华，“千万工程”改变的已不仅仅是乡村的人居环境，而且还触及了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的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以及城乡关系。因此，“千万工程”不仅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改善的乡村建设工程，而且也是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共富工程，是乡村振兴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枢纽性工程。

20年来，“千万工程”对浙江的乡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农民收入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对乡村带来最直接、最显性的变化是人居环境的改善。随着“千万工程”的不断迭代升级，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大大提高，村庄文化礼堂的建立，不仅让村民活动有稳定去处，而且也使乡村文化与历史有了承载和显示的空间，有的还成为农文旅产业的组成部分。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浙江乡村数字化水平高于全国乡村近30个百分点，不仅带动了乡村居民的数字消费，促进了乡村一二三产的数字化发展，而且大大促进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体系的数字化、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共建与共享、村与村的联盟化发展。“千万工程”改善了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实际上也改善了乡村的营商环境，优化了乡村产业发展空间。最明显的是，经过20年的“千万工程”建设与深化，许多传统的村庄演变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发展空间，而不仅仅是村民居住的生存空间。这大大促进了浙江乡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多功能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使许多美丽乡村蝶变为美丽经济，使村庄既要建设、更需要经营的理念成为浙江乡村发展的重要共识和趋势。浙江“千万工程”在乡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效应，反映在广大乡村居民身上，就是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个人与家庭收入的不断增长。2022年，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7565元，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一。浙江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尽管仍存在城乡、地区、收入等方面的不平衡和差距，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差距并不是很大，这不能不说是与20年的“千万工程”所产生的多重效应有关。

“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

“千万工程”意义深远，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和解析。

从乡村建设的视角看，“千万工程”就是乡村的“建设工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意义至少有四点。

一是乡村建设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力量。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资金需求量很大，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在加大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创新乡村建设思路，发挥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建构利益机制，吸引企业、社会、村集体和村民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和参与乡村建设，这将是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不足、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路径。

二是乡村建设既要实现有效供给，又要实现有效管护。实践中，乡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不仅与供给乏力有关，而且与这些项目设施的营运与管护不力有关。因此，必须解决好政府、企业、集体、农民等主体谁来营运与管护乡村社区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问题。基本的思路是：明确相关公共设施的产权归属及其管护主体；强化公共设施规制及其监督监管；发挥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自治功能：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营运管护中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率配置。也就是说，乡村建设不仅要防止脱离乡村自然与文化特点，甚至侵犯农民权益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具有空间效应与规模效应特征，避免守成不变的低效配置。这意味着，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动态的过程，是在乡村规划先导下，体现乡村人口相对集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四是乡村建设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又要注重发展性。乡村建设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温饱社会阶段，乡村建设主要着眼于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生存型乡村建设，但到了小康社会乃至更高社会阶段，乡村建设应体现发展型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乡村建设，大部分地区重视体现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乡村建设要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相结合，促进乡村价值的转化与提升，实现乡村更快更好发展。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表明，与乡村发展阶段和乡村发展功能有机结合的乡村建设，能包容多元建设主体和多种运行机制，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乏力、管护不力、形态单一、活力不足的重要路径。

从乡村建设的治理视角看，“千万工程”也是“治理工程”。20年来，浙江在“千万工程”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多种治理制度的功效，探索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关键在于发挥“党政合一”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首先，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坚持把“千万工程”列为“书记工程”，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建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联系一个村制度，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的推进机制。其次，坚持各方协同和分级负责抓。各级均成立“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实施、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和落实机制。

二是“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在“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针对公共产品管理虽有规制措施但规制主体职责不清和不到位的难题，探索了将压实地方责任和数字化、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规制办法。先后探索出了河长制、道长制、所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可参照的“简约化”制度选择与安排。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全面推广，将数字与信息技术同“千万工程”责任制相匹配，实现“智治合一”的精准问责和精准治理。

三是“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群众不仅要发动和带动，更要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其中德治与自治是关键。首先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村民互助会、议事会、乡贤促进会等相关自治组织，推动乡村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其次是增强法治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秩序。再次是激发德治活力。将乡风文明与治理结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等对村民行为的引导，用崇德向善的力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四是“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市场机制是最能体现激励约束相融的制度，不仅在非公共性领域，而且在公共性领域，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也能发挥高效作用。浙江在“千万工程”建设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农民、企业)生态资源利用和公共设施建设（或管护）的使用权与经营权，不断丰富乡村人居环境内涵，提高人居环境水平，激活人居环境市场，将乡村公共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同时转变相关主体的公共行为。这一系列安排不仅促进了乡村各类休闲产业、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城乡要素的互通和融合发展，而且也实现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设施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的相互促进。

浙江“千万工程”四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乡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数智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为乡村建设中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很值得借鉴。

面向新征程，浙江不断深化与提升“千万工程”，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和龙头、美丽乡村为底色、未来乡村为愿景、共同富裕为追求，致力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构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全域呈和美”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