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pdf

第 77 卷 第 3 期 2024 年 5 月Vol.77 No.3 May 2024.005-014DOI:10.14086/ki.xwycbpl.2024.03.001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陈 龙摘要: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向导是首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然而,1924 年中国共产党文件中才出现“中央机关报”的概念,此前其将新青年季刊、前锋向导党报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均视为“机关”,此后将党报向导新青年季刊、中国工人都视作中央机关报。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向导的定位由“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调整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这既有该报扩展党的议程设置,积极为党代言、连接群众、指导地方的内因,也有党根据其实际表现,相应给予经费、政策支持的外因。由此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报刊的身份赋予与定位调整,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关键词:向导;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身份赋与;地位调整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3-0005-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24);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GD22XDS01)论及政党的机关报,列宁曾提到:“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1俄共(布)远东局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维经斯基将新青年作为在中国组党的线索,促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2该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其组织一度被称之为“新青年杂志派”3,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甚至认为“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4。该报与“旗帜鲜明”的共产党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由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实践了“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5的构想。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批中央报刊,有填补一大到二大期间中央报刊的空白、指引“达到理想的社会 共产主义的社会 的道路”6的先驱,与向导定位类似、“在国民运动中只顾打头阵”6的前锋,复刊后公开声明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7的新青年季刊,“党内问题讨略及发表正式的议决案报告”8的党报等,这些报刊往往被相提并论,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之中。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向导是首份中共中央机关报。随着研究的进展,这种认识不断更新,如刘继忠等认为向导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影响最大的首个中共中央机关报”9,刘建明认为其为“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政治性机关报”10,或多或少为学界的这种共识加上了限定条件,表现出相当审慎的学术态度,也启发学人继续深入探究向导的性质。据中共中央文件分析,1923 年中国共产党将新青年季刊、前锋向导党报青年工人中国青年团镌均视为“机关”,其中向导被定位为“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8,到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被重新定位为“本党政策之据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谋求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时,首先到北京大学会见李大钊,因为“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又“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专门前往上海会见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指导机关”,同时期坚持出版的新青年月刊和党报的定位却未发生重大变化。8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对向导进行重新定位?过程中该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厘清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向导的研究,揭示该报如何通过自身努力促使党对其重新定位,以及党如何通过相应机制保障该报发挥作用的双向互动过程。一、向导定位的数次转变历程五四运动后,各个政党竞相争夺中国这张“白纸”的握笔权,符号资本成为政党威权的重要来源,其报刊能够获得多少初始符号资本,一定程度取决于政党赋予的“身份”。中央报刊、地方报刊、团体报刊层级有别,时事报刊、政治报刊、理论报刊、党内报刊功能各异,工人报刊、农民报刊、青年报刊、妇女报刊、兵士报刊面向多元。这种与生俱来的赋予,是政党对威权的让渡与授权,成为政党报刊符号资本之起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对报刊进行区别定位,两次在文件中专门明确各中央报刊的性质与职责,这既有助于构建立体化的宣传格局,也有利于报刊明确议程设置和话语实践框架,通过内容聚焦加速在相应领域形成影响,更好地完成党赋予的使命任务。(一)建党初期中央报刊的缺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长时间没有确立中央机关报,甚至在一段时间没有中央报刊。1921 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9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出版第 9 卷第 5 号后,因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停刊 9 个月,基本停止运作(1922 年 7 月出版第 6 号后停刊)。从封面的出版时间来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理论刊物共产党也于 1921 年 7 月 7 日出至第 6 期后停刊。从内容来看则并非如此,该刊物第 6 期第 1 篇文章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中提到的太平洋会议为 1921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期间召开,而美国总统哈定于 1921 年 7 月 8 日方才提议召开该会议,这显然与第 6 期的出版时间相矛盾。再结合第 2 篇文章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而这一组织于 1921 年 8 月 11 日方才成立,以及“世界新闻”栏目中法国劳动联合会将加入第三国际的导语为“据莫斯科七月十六日的来电”,可判断其停刊时间应在 1921 年 8 月至 11 月之间。马林亦回忆,在 1921 年 12 月前“共产党月刊已停止出版了”。11这两份刊物的停办,造成建党初期中共中央报刊的缺位。虽刘建明考证,1922 年 1 月先驱创刊后一度“以党中央机关报的口气”10说话,但其性质仍然是临时团中央机关报,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党的中央报刊。(二)填补中央报刊空白的向导在新青年和共产党基本停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即指导党创办自己的刊物。起初的想法是“由于内容相同,我们试着把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并为一个刊物”,并且“和党中央商讨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但直到四月为止,这个计划一点也没有着手”。111922 年 7月,中共召开二大第三次会议,决议停办秘密出版的共产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12但马林仍坚持创办周报,其理由为:“第一,本党能力不足;第二,恐不久被封闭;第三,以为当时党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只应办一周刊等。”13马林的这一意见,可谓经验之谈。“报”的出版条件较“刊”更为苛刻,“报”对时效性有很高要求,需要稳定的撰稿队伍、专职的编辑人员、高效的发行体系作为支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组稿、编辑、出版工作,并迅速将报纸投放各地,否则就会新闻变旧闻,损失报纸的使用价值;还要求报纸能够在覆盖区域公开编辑发行,对于所在地域的政治生态也有一定要求。故“刊”显然更适合党力尚不发达的中国共产党。加之共产国际亦于 1922 年 8 月建议中国共产党要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6 2024 年第 3 期道夫宾亦根据共产党月刊发行时间与刊载内容之间的矛盾,发现了“共产党的各种刊物所提供的材料看来是如此矛盾”的问题。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中国季刊,1973(54):348-350。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11,最终促使中共中央于 1922 年 9 月 13 日创办了向导。结合其发刊词分析,向导的初始定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报刊,较为符合史实。(三)中央报刊的纷纷创办与并立1923 年 6 月,针对中共三大提出的“宣传工作进行的不够紧张”之问题,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相继创办了一批刊物。为了整合党与团的宣传力量,避免刊物定位重复,中共中央于 10 月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新青年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党报是讨论党内问题及“发表正式的议决案报告等之机关”,中国青年周刊是“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青年工人月刊是“青年工人运动的机关”,团镌是“团内问题及发表正式文件(议决案及报告)的机关”。8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提到,“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随即提及了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情况。1923 年 10 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方平时大会”的政治题目讨论“即以向导和前锋为根据”。8马林和越飞的谈话中亦将向导和前锋相提并论为“共产党的机关报”11。192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中央机关报”的概念,将党报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都视作中央机关报。8可见,这一时期诸多报刊都被视为是中央机关报,只是各报刊侧重的报道内容、面向的读者对象不同,向导在其中并未居于核心位置。(四)向导定位的转变与确立1924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将向导列在中央机关报的首位,似乎喻示该报的性质即将发生变化。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肯定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8,其销量亦剧增至 3万份,在中央机关报中“影响最大”已是当之无愧。同时,似乎是因为“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加之要弥补“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的问题8,结合向导此前的实际表现,这次会议将向导重新定位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自此再未发生变化。可见,向导的定位存在阶段性变化,最初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刊,1923 年 6 月到 1925 年 1 月期间是中央机关报之一,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5 年 1 月直至停刊是“指导本党政策”的中央机关报,根据其实际表现亦可被认为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的中央机关报。二、向导对于议程设置的不断突破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调整向导的定位?蔡铭泽认为,机关报具有三大特征:其一党报是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宣传党的纲领;其二党报是革命信息的交流中心和革命活动的联络枢纽;其三办好党报是全党的任务。14据此分析,作为机关报,首先要保持党性,党管党报、党报姓党是应有之义;其次,要在革命中起到联络内外的作用,成为“中心”与“枢纽”;最后,党也要予以党报相应的支持,不断扩大其影响。其中,“联络内外”对于机关报来说意义关键,是其不断扩散影响力、最终成为“中心”与“枢纽”的关键步骤。从议程设置来看,向导并未局限于“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之定位。以栏目设置为标志,向导从第 7 期首设“时事短评”和“读者之声”两个专栏,其中“时事短评”专栏设置后长时间居于头版,体现了对“批评国内外时事”的重视。“读者之声”的开辟,沿袭了新青年的传统,结合第 18 期增设的“各地通信”栏目,标志着该报向着“革命信息的交流中心和革命活动的联络枢纽”之方向前进。随后,该报相应增设“特载”(第 53期)、“寸铁”(第 55 期)、“什么话”(第 56 期)、“肉麻世界”(第 58 期)、“国民常识”(第 62 期)、“外7陈龙: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根据该文稿的德文翻译,这里的“日报”实际应翻译为“党的周报”,结合出版时间和出版期次,应该就是指向导周报。患日志”(第 64 期)专栏。从 1922 年 9 月创刊到 1924 年 5 月增设“外患日志”,向导在“时事短评”之外增添了大量内容,明显超出“批评国内外时事”的议程设置。自 1924 年 9 月第 81 期起,向导进行改版,不再设“时事短评”“余录”“什么话”“肉麻世界”“国民常识”等专栏,仅保留“寸铁”“各地通信”和“读者之声”作为常设栏目,标志着该报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与中共四大对其重新认定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一)反映群众、联系群众,构建情感链接创刊之初,向导将评议时事和联系群众作为初始职能,努力打造“精神的集合体和联络机关”15,推动“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16。自中国近现代报纸出现以来,读者投书往往以栏目的形式固化,成为报刊的重要内容。中共报刊登载读者来信的传统,源于新青年的办刊实践。不过,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新青年都无意成为“公众论坛”,自第 8 期第 1 号转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后,其取消了“读者论坛”,仅保留“通信”栏,试图聚焦作者生产内容的同时,实现读者生产内容的聚焦,使刊物更加“旗帜鲜明”。故陈平原认为其“通信”的对话状态不只是虚拟的,且有明确的方向感,可谓该报创造的“另一种文章”17。而向导的初始栏目“读者之声”,历经数次改版始终作为固定专栏,表达了向读者开放版面的诚意,其刊登的读者来信不断增多,从 1922 年的 4 封增至 1926 年的 25 封、1927 年的 11 封(当年 7 月停刊)。对于读者生产内容的积极采纳,有助于读者将其认定为“我们的”报纸,故当向导经费捉襟见肘时,广大读者纷纷解囊相助,有读者甚至将“贵报的存在与否,做我国国人人格的试金石”。18从形式来看,向导希望将该栏目打造为记者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园地,表示“对于批评抑或反对的意见,都一概发表不做取舍”19。但从内容来看,这种安排更像是巧借读者来信为己立言,如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实际解释了“买不起”“看不懂”的问题,该报编辑郑超麟甚至有时化名“马道甫”冒充读者投稿。20当然,在社会“公共论坛”尚未成型前,向导较新青年更进一步,刊载读者来信亦予以答复,有助于进一步聚焦内容,也能增长读者共情。与读者联系的不断深化,促使向导的语话转变,通过“划分敌我、代表民众”的语话方式,将自身作为广大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一员,以民众的角度叙事,将自身与民众的命运相关联,让民众认识到自身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发自心底认同中共党员是自己人、共产党是穷苦民众的党。创办之初,该报就表示要成为“中国民众的喉舌”,要“代表中国民众利益”,成为“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21在本党专擅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该报将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分子”作为“他们”,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乃至“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作为“我们”。除了以本党、本报或作者的名义发声之外,许多时候都以“我们”和“大家”发言。在其文章题名中,表示语话者的“共产党”出现 54 次,“我们”出现 24 次,后者常与特定人群联用,如“我们工农阶级”“我们中国人民”,构建“我们”与“我党”的不同语话角色。这种代表最初并未得到民众的授权与委托,当代表者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关系模式(碰巧将某个阶级引向某种方向)之间存在某种一致,而民众意识到已经被代表这一事实以后,正式的授权就会顺理成章地到来。22从“我”到“我们”到“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是语话者的角色变化,也是“到民众中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的立场变化23,更是逐渐获得正式授权成为“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苦难同胞的赤卫军之先锋队”之力量变化24。其话语反复强调自身与读者命运的共通性,将自身的遭遇喻为“民众生活的寒暑表”,“人民只要测验帝国主义与军阀所加于本报的压迫是怎样,便可推知全国舆论界和民众的命运将怎样”25,被民众誉为“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26。在 1923 年 12 月北京大学 25 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量”中,向8 2024 年第 3 期从 1923 年 8 月 8 日起,向导直接为“读者之声”栏目加上了副标题,其指向性变得更加明确。导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 220 票,名列全国周刊的榜首,被赞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国社会的明灯”27,足见其在联系群众并构建情感链接方面的成功。(二)为党代言、四面开战,引导革命走向自 1923 年 2 月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刊发文稿后,向导积极发挥“为党代言”的作用。向导创办之初,正是中央报刊青黄不接之时,新青年共产党劳动周刊均已停刊,前锋党报热血日报尚未创办。在此情况下,向导主动突破“批评国内外时事”的议程设置,逐渐弥补“只谈国民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不谈世界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20,积极以党的名义刊发文件宣言,从 1923 年的 5 篇增长到 1925 年的 15 篇、1927 年的 14 篇(当年 7 月停刊),由“一人之报”向“一党之报”转变。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转变作用关键,“党派报纸通过公开代表党派,将有利于刺激后者的形成”22。此时党的组织体系尚不严密,党员星散各地,在“中国政治经过了不少的变动”情况下28,各地组织和党员都亟须中央对形势的及时分析与指导。为此,中国共产党印发了大量分析时事的文件,但文件印行范围有限且须层层批转,极易中梗,而报刊“无须连接于共同在场”,可以直接广泛地与各地组织和党员群众形成“精神联系”29,使得党员往往以报刊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由此“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向导凭借对时事的敏锐观察,及时调整“革命政策之主张”,以“应付这些政治的变动”28,逐渐奠定自身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实际承担起“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和组织工具”之功能30。此外,向导还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31。此时,各党派纷纷以报刊为喉舌,使其“主义普遍于全中国人民”32,进而以革命实现党派之目标。向导鲜明地打出中国共产党之旗帜,在最高纲领层面与秉承无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国家主义等形形色色主义的报刊区别开来,体现了“对所属党派的原则和政策的赤胆忠心”22;为避免共产主义对普通民众流于高远空疏,在最低纲领层面将革命导向“反帝反封建”,与其他政党报刊就革命路径展开激烈论争。对于以“三民主义”为党义的国民党,向导“在其创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对国民党及其领袖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几乎每期都刊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13,批判其“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33,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最初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少年学生”小组织的孙中山,当面向马林表示:“这个周报(向导)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34向导却并未放弃批评,只是“避免激烈的词句”,使国民党对其多有不满与指责,在广州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出版物。这种特殊关照表明了国民党对其从忽视到正视的态度,对于国民党的经常批评也“为民族主义人士所乐于接受”35,可谓该报之成功。对于以“好人政府”为主张、在知识分子中广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向导批驳努力周刊提出的“好人内阁”“联省自治”的观念,斥之为“磕头虫式的请愿”,随后又在“问题”与“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等问题上进行论争,使“一点一滴的改造中国”等改良主张日渐式微36,终使“中国每次事件发生时,政治舆论界总是倾听向导的声音”37。结构被再造或改变,依赖实践的特定持久领域中斗争双方之关系状态。38四面开战的锋芒姿态,使得向导在百刊竞发中独占鳌头,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形成很大影响,许多知识青年以读向导为时尚,使该报以“全国最急进的刊物”自诩。乘此之势,在该报持续的“口号宣传”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由“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变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39,同时对组织松散的国民党施加符号暴力,“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40,足见向导的强大9陈龙: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据统计,1830 年到 1930 年期间,大约出现了 1680 种主义。报刊如果不能表现旗帜鲜明、笃信不疑的面相,无疑会淹没在“主义”的海洋之中。影响力已溢出本党。难能可贵的是,向导在“急进”中能够保持理性,“现在各报上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谈什么最高问题,我们却要谈谈最低问题”41。当有读者建议采用“刺激力大,感情色浓”的文字强化宣传效果、要求该报“手擎红旗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大革命”时,向导表示“宣传主义本也应该,但同人决不愿用简单的标语去煽动民众的愤恨的”42,强调“改造社会,第一要注意客观现状”43。在“主义之争”中,向导“并非故为激烈,不过是常常本着忠实的科学的观察”亦成为其脱颖而出的优势所在44。(三)刊登通信,指导地方,扩展党的组织向导还积极反映和指导地方工作,努力发挥“中心”和“枢纽”作用。1922 年 12 月,该报开辟“地方通信”专栏,刊载各地方组织负责人关于地方形势与工作进展的通信,以此代理在物理空间缺席或置身于遥远场所的他者做出反应,使中国共产党形成“运作权力的新模式”。45于国家而言,政令传布和下情上达的范围有多大,实际控制的疆域就有多大,政党的影响范畴亦是如此。向导刊载的中央文件,成为各地开展工作的权威指引;选登的“地方通信”,又成为中央掌握各地情况的重要渠道。这种作为政治实践的话语,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38,使党真正成为精神上和行动上的共同体。此后其刊载的“地方通信”数量不断增多,从 1923 年的 10 篇增至 1926 年的 41 篇,先后来自香港、长沙、北京、哈尔滨、吉隆坡、四川、湖北、缅甸、南京、察哈尔、广州、青岛、湖南、开封、西安、伦敦、河南、汉口、三原、郑州、彰德、广东、日本、陕西、东京、杭州、南昌,为党开疆辟土,“凡导报所到之处,很容易发展我们的党组织”46。三、中国共产党对向导表现的反馈随着向导日益承担起为党代言、连接群众、指导地方的职能,中国共产党也逐渐加大了对该报的经费、撰稿、发行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向导在中央报刊中获得最为稳定和最大力度的支持,得以在社会各界不断扩散影响。(一)以稳定经费保障定期出版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来说,报刊的销量始终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问题。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报刊必须不断提升销量。然而,在党自身的收入微乎其微,活动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的情况下31,报刊销量的增加,不仅加重了党的经费负担,由于共产国际等组织对中共拨款采取预算管理,也意味着挤压党对其他领域的投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就提到党将共产国际拨款“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出版报刊上”31。西湖会议后,马林注意到新青年季刊、先驱和向导的情况,前两者处于“无经费出版”的状态,“将过问管理和组织工作”,而向导仅出版 3000份。34在其同月的工作笔记中,他再次关注到向导新青年季刊、先驱的出版情况,指出新青年季刊应“少印 3000 册”,先驱 有“5000 册没发出去”,再次提出要“解决工作制度 需要1500”。34可见,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直接决定了中共报刊能否按期发行,及其印刷数量的多少。在马林看来,这 3 份报刊并无先后之分,都应给予经费支持,预设的印数也相差无几。这也从经费投入的角度表明,向导创办之初,与其他中央报刊实为并立。之所以能够按期出版,与中国共产党在1923 年支出预算中为其每月列支 210 金卢布密切相关,而其他中央报刊则无固定经费。这种安排,很有可能缘于“周报”的定期出版压力,以及每月出版 4 期较契合月预算制度,成为向导在中央报刊脱颖而出的有力保障。向导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为推动国共合作,马林将该报的职责定为“经常批评国民党并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明确“这种报纸印行 6000 7000 份,主要对象是学生和国民党人”34,01 2024 年第 3 期原文未标货币单位。1924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亦明确规定“向导从八十七期起至九十期止,加印三千份分发各地,由各地赠送当地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的群众”8,使得该报向各类社会团体、国民党党员与群众、本党党员与组织大量赠阅。在 1924 年 1 月至 10 月中国共产党宣传经费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维经斯基呼吁,“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 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41925 年 4 月至 1926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经费从每月不到 500 元剧增至 1400 元(中国元)47,向导亦如维经斯基所期望的,从每月发行 2 万份增至 5 万份,在中央报刊中一枝独秀。据 1926 年 6 月向导第 158 期刊发的读者来信,提及安南总监围捕当地华侨时,“搜获向导周报合订本三册、新青年十六册(列宁号、国民革命号俱在内)、前锋三册、新建设十二册、中国青年五十余本、共产党宣言二十三本”,可见向导的影响亦极大扩散至海外。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基于“周报”的定期发行压力和推动国共合作的期望,给予向导稳定投入,保障了该报发行量和影响力的稳定增长,促使“思想界起了大的变化”30。(二)将组稿压力转为党员精力投入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来说,报刊的出版周期是另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问题。报刊的出版周期越短,对于党的组稿压力就越大。列宁曾提到“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除读者来信外,报刊登载的文章,都应由党员撰写。二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仅有党员 123 人,而向导每月出版 4 期,每期发表文章 710 篇,较之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无疑给党带来了成倍的组稿压力,促使中共党人对该报投入更多精力。特别是党组织尚不严密的情况下,中共领袖主要通过报刊对党员施加影响,正如彭述之所说“中共党中央在它最初几年内,能够保持继续性和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陈独秀作为“党出版刊物最勤奋的供稿人”,成为“党四面八方转盘的轴心”。48为了维系党的存在,为中央报刊供稿的任务,就更多地压在了中共领袖的肩上。据统计,中共领袖在向导发文数依次为陈独秀258 篇、蔡和森 132 篇、彭述之 70 篇、郑超麟 52 篇、罗章龙 38 篇、瞿秋白 36 篇,占向导发文总数的41.15%。49到三大时,党的组织有所发展,但“向导的出版(仍)占据蔡和森差不多全部时间”48。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仅为向导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几乎每期都为向导撰文,甚至包办整期文章,足见对该报的重视程度。定期发行的组稿压力,不仅将中共领袖的目光和精力引向向导,也通过文章署名的方式,加速中共领袖拥有的符号资本向向导转移,使得该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21。(三)以摊派机制发动全党办发行中共党人认为:“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纳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50然而,报刊的内容越丰富,就越能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政党报刊的内容聚焦,加大了扩展读者群体的难度。中国共产党体察到向导等报刊的这种困难,对于地方组织,采取“首先当有各地方组织之确定人数,按此人数发出后即向两中央收回书价(由中央再于津贴地方费中扣去)”的内部发行方法8,直接向地方组织“摊派”发行。在向导转变职能后,还要求其他党报党刊积极刊登向导广告。1924 年 11 月后,中国青年几乎每期都要刊登向导最新目录,新青年季刊亦每期刊登向导广告,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向导!全国最急进的刊物!已有11陈龙:从“时事批评机关”到“政策指导机关”:向导定位何以发生转变?向导合订本为每 50 期一册。实际前锋在 1923 年 7 月到 1924 年 2 月间共出版 3 期,并未实现按月出版。四年的生命!销数达五万份!”。对于普通党员,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之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之义务”,每个党员“必须担任推销(向导)五份以上、新青年三份以上”,随后又要求各地报告向导新青年和中国工人发行推销情况,在这种推销机制中向导已居于优先地位。81925 年 1 月,中央出版部要求,对于已明确为“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的向导,“每同志均应自行定阅一份(有特别情形不能订阅者例外),以引起同志对于本校机关报的责任心”8,并要求:“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 C.P.、C.Y.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8对于向导量身定制支持措施,足见其独特地位。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党员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向导发行推销力量的壮大,同时让全体党员与向导产生现实关联,为其进一步影响党员群体提供了条件。“五卅”后,中共党员数量迅速增长,党组织覆盖面不断拓展,向导的销量也实现急剧提升。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向导每个同学都必须阅看”之要求46,更巩固了向导作为“政策指导机关”的地位与影响。四、余论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诸多中央报刊中,向导通过诸多努力,“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6,成为党与全体党员经常见面的“化身”,奠定了指导和联络全党的地位,促成党对其身份的再次认定,使其在广有影响的新青年复刊后,仍被确认为“指导本党政策”的中央机关报,并通过党的“摊派”机制,以每个党员为扩散源,实现了影响的涟漪式扩散。这种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身份赋予初步划分了各类报刊的影响层次与范畴,分类让渡了党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声誉,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推动报刊将党内地位转为现实影响。同时,这种过程受报刊实际表现的影响,导致其实际地位以党赋予的身份为基线上下波动。这种名实相副的动态调整,成为中国共产党办报的基本机制。此后中央和地方许多报刊凭借办报特色和区位时效优势升格、合并为中央机关报,如上海报红色中华红星报人民日报,也有一些中央机关报因为“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刊载“死的”“专著式”的理论51、“手工业”办报方式、“闹独立性”的倾向被改组、停刊,如布尔塞维克斗争解放新中华报。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对于确保“党报姓党”起到了关键作用,促使报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改进工作,真正成为党的“思想工具和组织工具”,成为“完全的党报”。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52历经百年,要强化党媒在新媒体时代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进而塑造主流舆论,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之历史经验仍显示出其生命力与独特价值。现象级党媒“浙江宣传”总结出“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的成功经验53,可谓向导以人民话语连接群众、为党代言以及敢于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发声的新时代表达与实践,为党媒的破局出圈的现实问题创新了历史答案。参考文献:1 焦国章,刘赞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论著选读.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12;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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