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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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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书书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社会网络支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聂建亮(),男,河北石家庄人,管理学博士,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腾(),男,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玉锋(),男,河南叶县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 月第 期(总第 期)学习论坛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聂建亮,赵腾,吴玉锋(、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摘要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全国范围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阶段性,即首先要实现城乡各自内部共富,特别是村域共富,最终实现城乡共富。村域共
2、富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瓶颈。村域范围内实现共富是村庄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实现共富的内驱动力也不同,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共富政策支持以及资源输入时,产生的回应也不同,因此,需要将村庄社会结构变量纳入推进村域共富的解释模型。基于已有研究,将村庄社会结构划分为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三种基本类型,进而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实现共富内驱动力与回应外嵌助力的差异,将村域共富实现路径归纳为高共富意愿高共富能力的社会网络主导路径、低共富意愿低共富能力的市场主导路径、较高共富意愿较低共富能力的政府主导路径。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对深化农村推进共
3、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共富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关键词 村庄社会结构;共同富裕;村域共富;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消除绝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但长期以来连消除绝对贫困都难以实现,更不用说实现共同富裕了。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保障,特别是缺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根本制度的保障。直到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才有了可能。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党和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路
4、径,习近平基于对当前我国国情的综合判断,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路径。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贫困治理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全面脱贫取得伟大胜利。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讲道:“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障碍。党和国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从未改变,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
5、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而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要“以城乡融合发展指导思想为遵循,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此外,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虽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城乡间、区域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仍旧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 。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全国范围共同富裕的实现必将是一个长期目标,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共同富裕既不是所有人都同步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而是一个动态向前
6、的过程。当前,我国共同富裕在实践上面临诸多难题 ,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虽不断增加,但将农村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由 年的 波浪式增长至 年的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值则维持在 至 的区间波动。尽管有学者指出要把握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格局中寻找实践路径 ,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洼地”,无论从实践紧迫性还是理论可行性而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都是当务之急。可以说,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就要在追求城乡共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实现农民农村共富。换言之,农民
7、农村共富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也是瓶颈所在,亟待加以研究。在研究层面,学者们有侧重地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内涵、路径、经验及启示 。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一般分析中,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被视为重要变量 。侧重经济发展变量的学者们认为,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例如,范从来的研究表明,中低收入者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高收入者,即通过“益贫式增长”实现共同富裕 。侧重社会政策变量的学者们认为,社会政策及其执行上的偏差是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因素,须关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诚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毋庸
8、置疑,两种因素在解释我国共同富裕的宏观机制上尤为适宜。但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现为城乡共富,基础是农民农村共富,而农民农村共富的平台在村域。在农民共同生活的农村场域中,农民在感知共同富裕的抽象愿景时,缺乏具体评判标准,因而倾向把可以观察到的同村村民作为比较的对象以确认共富程度,因此,村域共富成为农民农村共富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机组成部分。村域共富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并不依赖一个恒定的指标,而是融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指标。当前,村域共富实现路径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的宏观解释缺乏微观基础,忽视了村域微观层次上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所以,当我们
9、尝试用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这两个关键变量来解释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时,便会面临困境,即忽略了不同村庄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换言之,村域共富是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型村庄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效果。从已有文献看,关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对概念的梳理、内涵的明确、理论逻辑及现实困境的探讨上 ,关注国家、市场、社会力量如何助推实现共同富裕,而对农民农村如何回应以上力量的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聚焦村庄特定的社会结构,从村庄社会结构视角探讨村域共富的机制与实现路径。一、分析框架:村庄社会结构与村域
10、共富行为偏好所谓“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以“先富”带“后富”是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路径,但先富者是否愿意带动后富者,以及如何带动后富者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村庄作为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载体,其核心要素包括人口、土地、产业基础等 ,诸要素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特定的村庄结构。不同学习论坛 年第 期村庄结构,特别是不同村庄社会结构在面对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时会形成不同的回应过程、机制与结果。因此,要想推动农村,特别是村域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关注村庄社会结构。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既体现在不同的认同与行动主体受特定的价值规范影响,又表现为村庄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价值规范可以形塑农民的共富意愿,关系网络则会影
11、响村庄内部社会关联度,进而作用于共富能力。在共富意愿与共富能力的共同影响下,不同的村庄在承接资源嵌入时的选择不同,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共富偏好,形成差异化的共富模式。(一)价值规范与共富意愿共富意愿是农民主观上响应共同富裕的意愿,即“愿不愿共同富裕”。这一意愿并不是坐享其成的被动卷入,而是表达偏好并为之行动的主动状态。共同富裕既是价值目标,又是社会过程 。农民对行为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村庄社会规范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行为的发生。村域共富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愿合作行为,因此,村庄内农民的共富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村庄社会结构下的共富价值观与村庄社会规范。共富价值观可以定义为农民对共同富裕的信念、主
12、张、态度等的观点。共富价值观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在特定社会环境影响下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作为关于价值性质、标准和评价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具有层次性,可以将农民的共富价值观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生活层次,聚焦维持生计、改善生活品质等现实性目的;二是社会层次,指参与共同富裕能够实现参与主体社会地位提升,既包括势力的壮大、村庄实力的提升,也包含面子与荣誉的获得;三是终极层次,主要体现为农民对于未来村庄生活的预期,即未来生活的面向。三个层次的共富价值观可能会相互交织,但在不同类型的村庄社会结构下,具有不同的主导价值层次,主导价值层次更大程度上会决定村民的共富意愿。村庄社会规范是与共富价值观相适应的一套规范体系,
13、通过对特定行为的奖惩机制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表现为村庄社会舆论、村规民约等多种形式。村民行为如不在村庄舆论与村规民约的框架下进行,便会背负指责而被村庄生活排斥。村庄社会规范在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下具有不同的强度,一般来说,村庄社会规范越强的村庄,村民的共富意愿就越强烈。(二)关系网络与共富能力共富意愿转化为共富行为必须有相应的行动空间,即“能不能共同富裕”的问题。共同富裕的行动空间是村庄达成共同富裕的客观条件之一。村庄是国家与农民对接的平台,是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不是个体的农民,而是整个村庄,因为单个农民是无法“共同”富裕的。可以说,国家政策的执行及农民对政
14、策的反应均是以村庄为基础的。不同个体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同社会结构中每个节点间联系的频次、强弱及差异构成了不同的关系网络,即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不同的关系网络。当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嵌入村庄时,不同关系网络具有不同的偏好表达与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执行,最终影响村域共富的实现。因此,实践中的行动空间往往取决于村庄关系网络如何回应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共富能力。关系网络决定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能力,这是农民回应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当国家和市场的资源嵌入村庄后,对利益敏感的农民便会行动起来争夺资源。当农民集体行动能力较强时,就能够有效自我组织,进行联合行动,对损害共
15、同富裕的行为进行抗争。相反,当农民集体行动能力较差时,便有可能出现“恶霸”治村的现象,农民无法行动起来抗争,虽然外部资源不断输入,但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却愈来愈远。在这种状况下,资源下乡越多,农民越不满意。关系网络决定了村干部的决策自主程度,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对村庄的嵌入力度。村干部在代表国家意志和反映村民意见方面承担“双重代理”身份,作为村域治理的领导者,掌握着村级治理的主要权力。在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下,村干部遵循村规民约的程度与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差异使得村干部在共同富裕中扮演的角色差异也很大。关系网络紧密时,村民间在相互联系的生活交往中形成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治理的成本,因而村干
16、部在村庄实现共同富裕的实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践中便会更具自主性。相反,关系网络较弱时,村干部就更有可能依据行政权力的逻辑行事,成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淡化“双重代理”身份 ,使得国家力量在村庄中有较大影响。综上所述,村庄的共富行为是村庄共富意愿与共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代表农民的主观意愿,即愿不愿的问题,后者代表客观约束,即能不能的问题(见图 )。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将形成不同的共富意愿与共富能力,二者共同塑造出特定村庄社会结构下的共富行为。村庄的共富行为表现出区域差异,而这种行为又在特定区域内相对集中。图 村庄社会结构对村域共富行为的影响机制(三)嵌入结构与村域共富村域共
17、富既需要村庄内部主体的积极意愿、必要能力及主动行动,也离不开外部资源的嵌入推动,即村域共富是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的综合结果。在村域共富实践中,资源投入主体有时会忽视不同村庄社会结构的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的契合度,在嵌入过程中产生“嵌入裂缝”,降低外嵌资源使用效率,进而延缓村域共富进度。具体而言,由于外部资源的嵌入性特征,不同嵌入结构所产生的资源动员效果亦存在差异。已有学者注意到资源嵌入的两个层面,即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强调资源动员效果受关系强弱的影响,后者强调嵌入主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对资源获取的影响 。换言之,不同村庄社会结构会导致外部资源嵌入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位置不同,且不同村庄社会结构下
18、村民间社会关联度存在强弱差异,在此基础上,村域共富行为会表现出嵌入路径的差异,进而影响外嵌资源动员效果。村域共富不是单一嵌入主体能够推动的,往往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是不同嵌入主体在面对不同村庄结构时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基于对村庄社会结构与外部资源嵌入结构的契合性分析,本文将村域共富实践中资源嵌入类型划分为政府主导的嵌入、市场主导的嵌入以及社会网络主导的嵌入。二、不同社会结构类型村庄的共富实现路径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行为,在农村中会受到不同社会结构类型村庄的制约,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贺雪峰在对中国各个区域农村的自然区位、历史过程、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考察后,归纳出中国农村存
19、在的三类较为稳定的区域结构,且这种区域结构大致按照南、中、北在空间上规则分布,形成了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与分裂型村庄三种村庄类型 。三种村庄类型的划分不仅基于历史传统标准,而且同时综合考虑了农村市场化程度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特别是考虑了村民自治这一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因此,三种类型的村庄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产物。此种按照区域划分的村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农村实际情况做出局部的、表面的、碎片的认识,避免“一村一个新理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区域内村庄皆是某种类型,快速城镇化进程正在驱动着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要素结构功能”发生演化和变异,为适应农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村庄的空间
20、格局、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将发生重构,进而引起村庄类型的演化与变化 ,在村庄特征表现上便有了强弱之分。基于此,本文镜鉴贺雪峰在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提出的三种村庄类型,尝试解释村庄社会结构差异与村域共富实现路径的关系。(一)团结型村庄:高共富意愿高共富能力的社会网络主导路径团结型村庄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海南、浙西南、鄂东南及湘南等区域,村庄内宗族组织保留完善且宗族规范仍有一定约束力,形成血缘与地缘关系相重合的单姓氏聚居村庄。共同的血缘是村民联结的重要基础,且这种血缘关系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在祖先崇拜影响下对彼此同根同源的身份认同。因此,团结型社会结构村庄不仅具有集体倾向的宗族规范
21、,同时又具有社会关联度更强的关系网络。在地缘加持的血缘认同下,团结型村庄形成以增进村庄预期为意义,以乐于参与、乐于带动为偏好的共富价值观。团结型村庄中的村民具有对彼此同根同源的身份认同,进而对整个村庄形成学习论坛 年第 期认同,村民对未来村庄生活保持良好预期,其回应的是整个宗族与村庄的未来。因此,在终极价值层面,团结型村庄具有很强的价值推动力,且在团结型村庄参与价值观的三个层面中,终极价值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价值层面,就村庄整体而言,共同富裕能够扩大宗族影响;就村民个人而言,在自身富裕的情况下带动其他人增收致富能够赢得面子。这种面子不同于分裂型村庄竞争式的“外显性面子”与分散型村庄的“社交
22、性面子”,而是一种“依附性面子”。这种面子观依附于宗族,具有超越个体及家庭的共同性。在生活价值层面,农民参与共同富裕本身能够获得收入提高与生活改善。概言之,团结型村庄价值观的三个价值层面皆具有提高共富意愿的作用,有助于村庄中的农民形成有关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村庄社会规范存在于团结型村庄的方方面面,作为对特定行为的反馈机制,通过村庄舆论与仪式活动展现出来。能否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提高宗族实力成为个体是否有能力与面子的判断标准。就农民个体而言,如若只是“等靠要”,也会觉得愧对宗族,进而被村庄排斥并逐渐脱离村庄公共生活。团结型村庄的社会规范以是否为村庄做出公共贡献为评判标准,故取得物质上成功的村民便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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