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视野下的鲁迅《著者自叙传略》释读.pdf

自传视野下的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释读王余鹃（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要：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作为鲁迅生前所唯一公开发表过的一篇自传文，无论是就其形式，抑或是就其内容而言，著者自叙传略 都属于中国最为传统的“书序式自传”。然则，在这篇自传文之中，亦存在着很多“反自传”的地方。总体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应主要源于鲁迅独特的自我身份定位泯于众人的“我”。关键词：鲁迅；著者自叙传略；“反自传”；泯于众人的“我”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914（2024）01-0096-09ABrief Discussion of Lu Xun s WorkABrief Introductionto the Author inAutobiography VisionWANG Yujuan(School of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Abstract：Autobiography is a kind of text that describes the author s life.As the only autobio-graphical article publicly published by Lu Xun before his death,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isthe most traditional“book preface autobiography”in China,in both form and content.However,thereare also many“anti-autobiographical”passages in this autobiography.In general,this situation shouldbe mainly derived from Lu Xun s unique self-identity positioningan“I”lost in the public.Key words：Lu Xun;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anti-autobiography;an“I”lost in thepublic文学与文化研究收稿日期：2023-09-16作者简介：王余鹃（1985），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记文学。鲁迅对传记写作的态度是值得人深思的。就现有材料所显示，鲁迅对日记之类自叙性作品的真实性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20世纪30年代与郁达夫的那场关于日记文体的论辩122-25暂且不论，仅就对于写作自传的态度而言，相比于同时代很多作家们对“自传”写作的热衷，鲁迅本人对写作自传似乎也并不太感兴趣。例如1934年的时候，曾有人约鲁迅撰写自传，鲁迅便明确表示：“我的传记在五六年前已经写完了，现在再添上去，也不过再几行就够了，还是寥寥的四五百字。”23另外，从鲁迅实际的自传作品之创作来看，据现有材料所显示，明确以“传”来进行命名的自传作品大致有如下三篇：著者自叙传略（写于1925年5月29日）、鲁迅自传（写于1930年5月16日）、自传（写于1934年34月）。具体而言，第一篇自传写于1925年，附在 阿Q正传 俄译本后面，名为 著者自叙传略，与 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 一起发表在1925年6月15日 语丝 周刊第31期上。第二篇自传，名为 鲁迅自传，写于1930年，是作者在1925年所作 著者自叙传略（收入 集外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第三篇自传，名为 自传（手稿原无标题），写于1934年34月间。当时鲁迅正与茅盾一起应美国人伊罗生之托选编一部题名 草鞋脚 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该书计划收入各入选作者的小传。鲁迅的第三篇自传，即为此而写。鲁迅的以上三种自传都不超过1 000字（白话而非文言），且结构也极为相似，大都是按照单一事件线索将人生经历分成了如下三个阶段：童（少）年时期、青年时期、成年时期，最后一部分则列举其著述与作品。另外，这三种自传所采用的几乎都是“纯史2024年1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Jan.2024第39卷 第1期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Vol.39 No.1学笔法”。需要注意的是，如上这三篇自传虽然在内容及形式上差别不大，但只有第一篇 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自传）是在鲁迅生前公开发表过，并且收录在他生前所校订出版的文集（集外集）之中的。鲁迅本人对它的重视可想而知。比较而言，1930年及1934年所完成的这两篇自传则没有那么幸运，不仅没有公开发表过，而且似乎也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者才将这两种自传的手稿编入 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 卷八）之中。关于这两篇自传的书写缘起，注释者认为它们都是在第一种自传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详见 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 卷八），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总体而言，鲁迅自传（1930年自传）、自传（1934年自传）到底是不是在 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自传）的基础之上“增补”而成？鲁迅为什么“增补”自传？以及为什么增补两次而不发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或可以通过将如上三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一点蛛丝马迹，但这并不属于笔者的探讨范围。尽管如此，通过对如上三种文本“命运”的简单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三篇自传作品之中，鲁迅重谁轻谁。换言之，鲁迅对第一篇自传 著者自叙传略 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著者自叙传略 作为鲁迅生前唯一的一篇公开发表过的自传作品，便是鲁迅本人所认定的个人自传。一 著者自叙传略 的独特之处：“自传”之中的“反自传”倘若从叙述所使用的人称、自传的文体形式、自传的篇幅来看，鲁迅的 著者自叙传略 确实显得平凡无奇。先看 著者自叙传略 所使用的叙述人称。就自传所使用的叙述人称而言，著者自叙传略 似乎并无新颖之处。在这篇自传之中，鲁迅所使用的恰是第一人称“我”。在中国，自传写作直接使用第一人称“我”已并非罕见之事。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自传最常用的人称，鲁迅前后的很多学者及作家自传，如王国维的 三十自序（写于1902年）、梁启超的 三十自述（写于1902年）、胡适的 四十自述（完成于1930年至1933年）、柳亚子的 自传（写于1932年）、钱基博的 自传（写于1934年）、陈独秀的 实庵自传（写于1937年）等等，便大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再看 著者自叙传略 的文体形式。就自传的文体形式而言，著者自叙传略 似乎也并无新颖之处。关于中国古典自传之发展，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曾指出，它们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种基本形态314-204：第一种是“自叙”或“自序”，即作者为自己的某一作品所作的说明，其中包含了作者生平的内容，如司马迁的 太史公自序、刘知幾的 史通 自叙、王充的 论衡 自纪、李清照的 金石录 后序 等。第二种是抒情、明志或实用性的散文，其中包含作者的生平，但不以叙述生平为目的，如曹操的 让县自明本志令、陶潜的 五柳先生传、欧阳修的 六一居士传 等。第三种是作者生前为自己死后所撰写的墓志铭、祭文、挽词之类，包含了作者的家世、功名、著作等内容，如陶潜的 自祭文、杜牧的 自撰墓铭、白居易的 醉吟先生墓志铭 等。上述三种作品，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传。第四种是比较正式的自传，作者在文中自述一生，如陆羽的 陆文学自传 和刘禹锡的 子刘子自传。另外，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在 三松堂全集 的序言中也曾表示：古代的作者，在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通常会另外作一篇文章，用来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这类文章，通常会被附在著作的末尾。例如，史记 中的 太史公自序、汉书 之中的 叙传、论衡 之中的 自纪，便都属于此类。总体而言，古代的作者们之所以会写此类文章，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其一，想使后来的阅读者们能够知人论世；其二，想使后来的阅读者们更容易看出自己著作的长处与短处，以及得失之所由。在中国古代，此类文章非常多。43不难看到，鲁迅的 著者自叙传略 便明显属于川合康三先生所说的“书序式自传”。另外，川合康三先生还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最近似于西欧自传体裁的，便是这种书籍的“书序”315。实际上，这种“书序式自传”在近代以来依旧很盛行。再看 著者自叙传略 的篇幅。就自传的篇幅长短而言，著者自叙传略 似乎也并无新意。古时因文字的艰难和书写不便，资讯的保存和使用也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所以，从孔子之 春秋 开始，就主张行文简洁。随之，便有了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一字褒贬”等等说法。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史传，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其他文体。且以 论语 为例，论语 是门徒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收徒授课30多年，总共才有不到16 000字的言行录。其中绝大部分又是言论，孔子的举止神态只有很少第1期王余鹃：自传视野下的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释读97的记载。又如 论语 之后的 战国策 晏子春秋 等著作，这些作品对人物的叙述虽然时有精彩之笔，但简略的文风并没有改变。其后，中国的史传正式出现以后，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篇幅大都很短小。例如，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 与东汉班固的 汉书 是“二十四史”之中最长的两部著作。史记 共有130篇，总共52万字，平均每篇4 000字；汉书 共80万字，总共100篇，平均每篇8 000字（史记 和 汉书 之中均有不属于传记的文类，这是大约的计算）。另外，从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单篇作品来看，规模也相差不大：史记 中的“项羽本纪”约11 000字，“魏公子列传”约3 200字，汉书 中的“武帝纪”约10 000字，都属于短篇作品。而中国古代自传则一般在一二千字左右，最短的只有二三百字，万字以上的长篇极少。再来看鲁迅的 著者自叙传略，不难看到，鲁迅的这篇自传文仍旧继承了中国传统自传文“省字、约句”的特点，全文不超过1 000字（白话而非文言）。在此需要提及的是，中国自传观念与西方自传观念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西方自传文篇幅较长，能在较长的篇幅内写出传主人格的全貌，而鲁迅完成著者自叙传略 的这一时期，中国的自传文篇幅仍然很短小。如上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著者自叙传略 仅仅就是一篇很普通且非常常见的“书序式自传”。那么，著者自叙传略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呢？笔者认为，著者自叙传略 的特别之处，恰在于它虽为“自传”，却存在着诸多“反自传”的地方。这些“反自传”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既没有追溯先祖，也没有提及兄姊鲁迅在这篇自传之中既没有追溯自己的先祖，也没有提及自己的兄姊，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一般认为，中国自传首先是以“书序”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点，唐代刘知幾在 史通 序传第三十二 一文之中曾有过非常清楚的说明。他指出：作者的自叙，应开始于中古时期。屈原的 离骚经，首句陈述氏族，次句详列祖考；先讲述自己的出生，再写出自己的名字。自叙的发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到了司马相如时，开始以自叙为自己立传。然而，他所叙述的大多是其自年少到年长，立身行事之类事情而已。至于其祖先渊源所出，则没有涉及。到了司马迁的时候，他效法这二人，撰成了 太史公自序 一文。于是，扬雄遵循司马迁的做法，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流风遗泽，自叙的篇章，繁盛于一代。虽然各人文辞有别，但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化576。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书序式自传”往往会叙及祖先。比如，屈原在 离骚经 的首章，便写到了自己的氏族、祖考和自己的出生、名字。可以看到，屈原的 离骚经 最终得以流传下来了，而只记个人生平、不记祖先的司马相如的自传 自叙 则未能保留下来。屈原 离骚经 得以保留，司马相如 自叙的失传，在某种层面上恰恰表明了中国传统自传所具有的纪念意义即记录祖先，或者说宗祖的意识。因此，鲁迅的 著者自叙传略 虽仍以传统自传的形式存在，但在实质内容上是有所“反叛”的。这种“反叛”，最为直接的表现即为，它既没有追溯先祖，也没有提及兄弟姊妹，那剩下的则只有“个人”。就此而言，著者自叙传略 的“自传”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关于中国古代自传书写，川合康三先生曾指出，对于过去的中国人来说，对家世的记录，与其说是炫宗耀祖，不如说是显示其自我特征之时所必不可少的要素311。具体而言，中国古代自传在记叙某人事迹之时，总是先说“某人”“某字”“某地人”312。可以说，名、字、籍贯，这三者便是确定一个人社会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因素312。在这里，川合康三先生所谈及的虽然主要是中国古代自传文学，但就自传书写之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现代自传也与古代自传一样，非常重视自己与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现代不少的自传作者不仅从自己的父辈写起，更追述到了祖辈乃至更高的辈分。同时，这些自传作者们的籍贯观念也较重。总体而言，与中国古代自传所唯一不同的是，现代自传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家族历史的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有选择性地记载一些对传主自身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家族历史与成长环境。且以胡适的 四十自述（完成于1930年至1933年间）为例。在 四十自述 之中，胡适便曾表示，家族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自传之中，他的一生自我认定是“学者”，这个身份的形成受到父母的影响很大。这也恰如胡适自己所言：父亲教给“我”的是“做人的道理”，而母亲管的是“做人的训练”。先看 四十自述 之中，胡适的“父亲”胡传。胡适谈到，父亲胡传的“遗嘱”，对自己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它确实决定了胡适一生发展的大方向“读书上进”。同时，他还谈到了，父亲胡传在世之时教给他做人的道理，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返躬践实626。对于胡适而言，“穷理致知”的途径可能98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王余鹃：自传视野下的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释读99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便是母亲冯顺弟的“教育”。实际上，母亲也是胡适在 四十自述之中所重点谈到过的亲人。胡适写道，母亲冯顺弟教训儿子很讲究策略。例如重身教，在处罚儿子时，讲究时间差，尽量不让儿子哭出来。另外，重视正面的言语引导。正是在母亲诸如此类的恩威并施之下，方才有了胡适如下的感叹：“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639。又如作家张资平的自传 脱了轨道的星球（写于1931年）。在该传的开篇，便显示出了极为强烈的中国民族特色。张资平将岭南人家的“春联”作为贯穿全篇的一条主线。他从自家高祖、曾祖时代保留下来的“春联”写起，写到书房中、中堂内以及祖堂里的种种对联。同时，在解释其含义时还介绍了张氏祖上的宗族背景，并由此牵引出了自己族辈的盛衰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自传虽然仍旧承继着传统，但已不再如传统自传一般将氏族、祖籍等情况简单当作传记资料进行全面交待，而是具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在自传书写之中，现代中国作家们往往会筛选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家史来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加以补充说明。总体而言，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中将“自我”放在家世背景之中进行考察的这一普遍现象，并不难理解。可以说，这与传统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川合康三先生便曾指出：倘若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之时，发现自己与“过去的我”有所不同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的319。在此，他非常清楚地指明了中国传统文人是如何来认识自己的通过与周围人的对照来认知自己。事实上，传统国人的这种自我认知方式，从根本上而言，应该源自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在我国传统的宗法文化观念之中，也讲“人”，但它并不是把“人”视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存在。相反，它把“人”看成是整个封建宗法文化观念系统之中的一个固定点。在这个系统之中，“人”只是一种依附性的、固定的存在720。换言之，在旧传统之中，文化系统是交织着的经纬线。经线是一种等级，纬线是阶层。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经纬线上。尊重一个人，是在承认这个网络秩序的前提之下尊重的，即是尊重一个人在这个网络当中的固定位置。720“五四”之后，一种以个体解放、个性独立、自我剖析和自我追求为特征的个性主义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促发了现代国民的自我塑造意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国民心理往往又会与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紧密纽结在一起。“启蒙”和“救亡”精神构成了五四精神的主体，它们共存于每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身上。847-49这一点，也恰如当代学者钱理群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家族”的束缚，却依然自觉地将人的个体附属、服从，以至消融于以“国家”形态表现出来的“群体”（“类”）之中。9314另外，关于东西方“个人主义”的不同，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也曾指出，到了“五四”时期，真正的“个人”问题方才出现，但“这个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西方式的、孤零零的个人，也不是面对上帝时的个人，仍是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讲个人，小我 的存在仍以 大我 为依归”10149。由此，余英时先生指出了中国“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之间的异同点：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之处则在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与“个体”的界线上考虑着自由的问题10150。总体而言，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切入进了现代中国人自我观念的中心。实际上，不仅是余英时先生，关于中国“个人主义”的如上特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在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费正清先生便曾指出：纵观整个历史，中国作家们一般会强调个人对统治者、农民，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关于人权的任何学说，却很少关心。这其实是对个体独特价值与地位的忽视。问题恰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将公民个人置于首位，在何种程度上将个人所属的集体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之间公认的文化差异为基础的一种选择。1185-86对作为“个人”而具有人权的公民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共同构成了中西价值体系的一个差别。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自我定位和价值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现代自传文的基本特征和品格。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自我”放在家世背景中进行考察，恰恰是东方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概言之，东方人谈“个人”，谈“自我”，依旧是在“群”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这与西方将每个个人直接系于天地的“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至此，我们将不难看到，鲁迅在著者自叙传略 之中既不追溯先祖，也不提及兄姊，其实也是一种“创新”虽以“自序”的形式写作自传，但本质上是在谈“个人”，真正纯粹的“个人”。（二）略谈童年在 著者自叙传略 之中，略谈童年。童年的学习生活经历，是许多作家在自传之中所乐于谈及的。例如，梁启超在 三十自述 的末尾，还专门附上了 我之为童子时 一文，主要讲述了儿时母亲教导自己“不说谎”之事。需要注意的是，当同时期的众多作家们在自传中热衷于谈及自己童年学习生活经历之时，鲁迅却对此只字不提。不仅对自己儿时的读书求学经历只字不提，即便是关于儿时读过什么书，自传中也是只字未提。实际上，就现有材料来看，鲁迅若真想谈及童年的学习生活经历，也并非是一片空白，最起码祖父周介孚及父亲周伯宜对他的启蒙教育（旧学），影响极为深远。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是当时有名的翰林。他所私藏的书，虽然没有鲁迅当时的私塾老师周玉田那么多，但就周作人所开列出的书单来看，也有 十三经注疏 唐诗叩弹集 尔雅音图 四史 明季南略 北略 明季稗史汇编唐宋诗醇 纲鉴易知录 徐灵胎四种 等12-13。家族成员对自己的影响，老师对自己的影响，鲁迅在 著者自叙传略 中也未有提及。例如东京求学时期，鲁迅与章太炎的一段过往。鲁迅于1906年秋天再往东京，先住伏见馆，后住东竹町中越馆，后来又随着许寿裳住在西片町的“伍舍”（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周作人、鲁迅五人同住）。居住在“伍舍”之后，由龚未生发起，他们五人共同前往小石川到民报 社请章太炎先生讲 说文。这大概是1908年至1909年之间的事情。这一时期的章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 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对于这段过往，鲁迅在自传中却只字未提。有意思的是，如上所述的鲁迅在自传之中略过不记的内容，在他紧随其后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 中却都进行了补充说明。如此可见，鲁迅在自传中有意忽略了对自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就是我们所常言的“引路人”。需要注意的是，“引路人”即对自己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往往是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中会津津乐道的。不仅是现代自传文，即便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书序式自传”，也从来都不乏述及对自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先例，尽管这类较为传统的“书序式自传”往往会有篇幅的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同为“书序式自传”的梁启超的三十自述。在其中，梁启超也特意提及了老师康有为对自己的影响。至此，我们大抵不难看到，相比于现代中国作家们对“引路人”的津津乐道，鲁迅似乎有意对此避而不谈。（三）关于自己的阅读经历，只字未提在 著者自叙传略 之中，关于自己的阅读经历，只字未提。事实上，鲁迅往南京去，首先入读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到了第二年，方才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他们的祖父，本来从杭州写信叫他们进杭州的求是书院，但书院除了膳宿免费之外，还得筹点别的用度的钱，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去了南京。“水师”和“矿路”学堂，当初虽然也需要住膳费，但甄别及格补缺之后，一切均由公家供给，且发给赡银。这样的条件，于当时的穷学生们而言，是很适宜的。再看这两所学校的课堂设置。鲁迅自言在水师学堂读书时，一星期功课，几乎四整天都是英文，一整天是读汉文，一整天是做汉文14303。后来，又改为五整天都是英文，一天上汉文12118。在矿路学堂读书时，学校除了开设德文、汉文课程，还开设了地学、金石学之类的格致之学（即物理科）14305。总之，这样的课程设置，对于学生们接受外来文化、开拓文艺的境界，是大有裨益的。例如，在矿路学堂读书时的鲁迅，便已接触了到 天演论 时务报 译学汇编 之类的新式书籍与报刊14305-306。另外，据周作人在 辛丑日记（写于1901年）中所载，这一时期的他和鲁迅已经在看 包探案 长生术 巴黎茶花女遗事 这一类的书籍了。15189周作人还表示，他们所看汉文书于后来有点影响力的，乃是当时的书报，如新民丛报 新小说、梁启超的著作，以及严复、林纾的译书。这些东西，在当时，倘若不在学堂，是很难得看到的12139。如上种种，当然是值得一提的。实际上，关于自己的阅读经历，向来也是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中所乐于谈及的。然而，在自传之中，鲁迅同样对此避而不谈。（四）时间纪年，具有非常明显的“模糊性”著者自叙传略 中的时间纪年，具有非常明显的“模糊性”。尽管 著者自叙传略 中鲁迅提及了人生中的很多重要事件，但只有两处有过非常明确的100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王余鹃：自传视野下的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释读101纪年：一是出生年（1881年）；一是初做小说的那一年（1918年）。至于其他事件的时间，鲁迅或直接付之阙如，或用自己的年龄记载：如12岁时家里发生重大变故，18岁时考入水师学堂，29岁回国等。采用这种纪年方式，究竟是出于个人习惯，还是有意为之？倘若与同样采用“书序式”形式书写自己的梁启超的 三十自述 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著者自叙传略 中对很多事件时间的“模糊化”处理手法，兴许是有意为之。鲁迅向来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对事件的时间肯定比一般人更为敏感。选用年龄的方式，而非一般的公元纪年，实际上是有意忽略掉了社会大背景，让叙述更为个人化。无论如何，以“年龄”作为记录时间的方法，肯定要比以往自传中单纯的“公元纪年”更具有“主观色彩”。若将 著者自叙传略（1925年自传）与 鲁迅自传（1930年自传）及 自传（1934年自传）中的纪年方法进行比较，我们亦不难发现，鲁迅自传 中共有3处直接使用了“公元纪年”：一是出生年（1881年）；二是与段祺瑞政府发生冲突，被迫离开北京，逃到厦门的那一年（1926年）；三是初做小说的那一年（1918年）。显而易见，鲁迅自传 比 著者自叙传略 增加了一处公元纪年。再看 自传。在这篇自传之中，鲁迅使用公元纪年的地方明显增加，共有5处：一是出生年（1881年）；二是留日归来，在杭州师范学校做助教的那一年（1910年）；三是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那一年（1912年革命后）；四是初做小说的那一年（1918年文学革命运动起）；五是1926年，即被迫离开北京，逃到厦门的那一年。关于这一处的纪年，鲁迅的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1602如此之种种，或许恰恰表明，从 著者自叙传略至 鲁迅自传，直至 自传，鲁迅对自己的作家身份越来越予以肯定。（五）著述与个人的人生经历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在 著者自叙传略 中，著述与鲁迅个人的人生经历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一点也是 著者自叙传略 的特别之处。事实上，在自叙生平的时候，同时期的很多作家往往会提及自己的创作经历，并试图将自己的著述与人生经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生自我总结的一种方式。然而，鲁迅却一反常态，对此只是轻描淡写。更为确切地说，也只是在 著者自叙传略 的末尾方才有所提及。在中国，“著书传名”自古便是文人们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论，中国传统即有“立德、立功、立言”17226的人生“三不朽”的说法。春秋时期的穆叔（叔孙豹）明确指出了“立言”应为“三不朽”的内容之一，但未能清楚地表明“立言”的方法。孔子则非常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了“立言”的方法。正是深感“立言”的重要性，在周游各国、历经了各种失败之后，孔子正式提出：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83297。实际上，这便是孔子对诸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9240、“君子去仁，恶乎成名”1942等的担忧所给予自己的一个答案。我们不难看到，就孔子而言，留名后世的最佳方法，正在于“立言”。“立言”的最佳方法，并不在一般的“空言”，而在“著述”“著书”。倘若说孔子“著述/著书以名世”的想法还只是一种观念倡导的话，那么，至西汉时期，司马迁则是“立言”或者说“著述”/“著书”的杰出实践者。换言之，司马迁创作 史记，便有着非常明确的借“他传”/“传记”以“立言”“成一家之言”202735以求“不朽”的意识。214628至魏晋时期，“以文名世”的说法则更为明晰。魏文帝曹丕更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以文名世”22159的说法。需要注意的是，从两汉时期起，“文学”与“文章”便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分：“文学”所指的，通常是那些只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献经典；“文章”则主要指带有文采的词章。从这个层面而言，曹丕所说的“以文名世”之中的“文”（即“文章”），已然涵盖了那些文学色彩较浓的作品。此处的“文”，已不仅仅是指那些比较专业的学术著作，更指一般文人们所写就的文章，也即是我们如今所说的文学作品。中国这一传统的“以文名世”的思想观念，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的自传书写。可以看到，除却“纪念”之外，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自传文书写，抑或是他传文书写，也都是为了“立身扬名”。总之，古代自传文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宣布了作者们希望“青史留名”的内在心理。他们对叙述自己读书经历与著作成就的热情，也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但凡自传中有描写童年片段的，读书便是不可替代的内容。从西汉第一篇自传文司马迁的 太史公自序 到清末梁启超的 三十自述，无一不是如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自传作品中，读书的心得、创作的体验、成果的展示，可谓比比皆是。可以看到，无论是位尊如曹丕、癫狂如徐渭，抑或是怪异如郑燮，在他们的自传书写之中，都不乏显示自己文学天赋的内容。然而，鲁迅在 著者自叙传略 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对自己的读书经历未曾提及，自己的著述活动与自己的人生经历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联系。二“反自传”之缘起：独特的自我身份定位鲁迅是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先觉者，他对国民性的深入研究，对国民性格的深刻体察，以及他严厉的自我解剖、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精神，倘若当真愿意写作自传，肯定会有非常独到的分析和阐释。实际上，在以往的作品中，鲁迅也从来都不乏自我分析与自我解剖的文字。何以在亲自操刀写作“自传”的时候，鲁迅却再三迟疑，且采用了最没有文学色彩的“书序式自传”这一形式来写自己呢？鲁迅以这种近乎“史学笔法”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究竟是确实缘于对“自传”的不感兴趣，还是有意为之？据目前已有的相关材料来看，笔者认为，不写“自传”，应该是鲁迅有意为之，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其一，在 著者自叙传略 完成之后，鲁迅旋即开始动笔写作 朝花夕拾。倘若说 著者自叙传略 所采用的是“纯史学笔法”，那么，朝花夕拾 则刚好相反，它所采用的是“纯文学笔法”，所写的都是“回忆”。著者自叙传略 完成于1925年5月29日，朝花夕拾 则于1926年3月10日至1927年8月10日之间写成。朝花夕拾 原名为 旧事重提，再版时则更名为 朝花夕拾。原名中的“重提”，显然是相对于1925年所写“自传”（即 著者自叙传略）时的“初提”所言。不惟如此，当 旧事重提 改名为 朝花夕拾 之时，鲁迅在 朝花夕拾 小引 中表示：“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14235这里的“轨范”，大概是指一年前，他写作 著者自叙传略 时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生前虽然很少提及自传及传记写作问题，但从鲁迅简写自传 著者自叙传略，而对回忆性散文 朝花夕拾 所持有的特殊情感来看，似乎不难推断，他对“自传”与“回忆性散文”是有所区分的。换言之，鲁迅对“自传”所持的谨慎态度，其实是有意为之。实际上，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自传观”。其二，鲁迅虽然对“自传”的兴趣度不大，但并不反对其他人为自己写作传记。在很多情况下，他不仅不反对，甚至是很支持。例如，画家陶元庆先生便曾多次为鲁迅画像。在1926年2月27日致陶元庆先生的一封信中，鲁迅这样写道：“已收到寄来信的和画，感谢之至。但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因为 莽原 书小价廉，用两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这一幅，用于讲中国事情的书上最合宜。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23522-523几个月之后，在1926年5月11日致陶元庆先生的一封信中，鲁迅又这样写道：“给我画的像，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那洋铁筒已经断作三段，因为外面有布，所以总算还相连，但都挤得很扁。现在在箱下压了几天，平直了，不过画面上略有磨损的地方，微微发白，如果用照相缩小，或者看不出来。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23526从鲁迅对陶元庆先生所作画像的如上珍爱程度来看，鲁迅本人似乎很支持别人替自己画像。倘若将“画像”视为“传记”的一种，鲁迅对他人为自己“作传”的态度，可谓是一目了然。另外，从鲁迅对曹聚仁先生为自己作传的态度来看，则愈加表明，他本人似乎并不反对他人为自己“作传”。据曹聚仁先生的回忆，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他家中吃晚饭，两人一直谈到了深夜。据曹聚仁先生所言，鲁迅先生是善于谈话的。在这一次谈话中，鲁迅先生问其是否在准备材料替自己写传记？曹聚仁先生回道：“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 神，不如写成为一个 人 好。”之后，他们便谈到了路德维希的 人之子（耶稣传记）。曹聚仁先生认为，路德维希将耶稣写成为常人，并不失其为伟大；说圣玛利亚是童贞女，由天神给她孕育这么一救主，也不见得增加了耶稣的光辉。老老实实说玛丽亚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也不见得有什么丢脸。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最后，曹聚仁先生指出，在旁人为自己作传一事上，鲁迅先生比萧伯纳要更为坦白一些，因为他并不阻止旁人准备写他的传记。241如上种种，似乎皆表明，鲁迅不写自传，并不是真的对“自传”不感兴趣，而是有意为之。问题恰在于，为何会如此？明明是自己最为重视的一篇自传，就书写的实际情况而言，为何会如此的“反自传”？笔者认为，这实际上都表明了鲁迅独特的自我身份定位泯于众人的“我”。事实上，倘若对 著者自叙传略 的出现时间进行考察，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恰恰是鲁迅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转变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鲁迅102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王余鹃：自传视野下的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释读103的个人思想才得以真正定型。首先来看 著者自叙传略 之创作缘起。一般认为，著者自叙传略 的创作可追溯至曹靖华与王希礼这两位先生。1925年春天，曹靖华先生在开封结识了参加中国革命的苏联人王希礼。由于王希礼向往中国的新文学，故经曹靖华先生的推荐，首先阅读了鲁迅的 阿Q正传。读过 阿Q正传 之后，王希礼赞不绝口，25203并表示自己将利用休息时间把它译为俄语，传布到西方去。25203当初稿译出之后，由曹靖华先生写信给鲁迅，并附有王希礼的一页信。信中除了请鲁迅解答疑难之外，王希礼还请鲁迅为俄译本的 阿Q正传 写一篇序与一篇自传，并请鲁迅附寄近期的个人照片，以供俄译本使用。25203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之下，1925年5月26日，鲁迅方才完成了俄文译本 阿Q正传 序。并在3日之后，也即5月29日，又完成了 著者自叙传略。最后，这两篇文章同时被刊载在1925年6月15日 语丝 周刊第31期上，并一起收入 集外集 之中。那么，于鲁迅而言，1925年到底有着怎样的意味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925年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鲁迅本人曾将1925年戏说为“华盖年”263-4。更有意思的是，同年5月30日，也就是在完成 著者自叙传略 之后的第2天，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 过客 中说过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 人道主义 与 个人的无治主义 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23493这里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所涉及的，便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倘若进行细究，鲁迅的小说 孤独者 亦是作于1925年。散文诗 死后、小说 伤逝 兄弟，亦是作于1925年。如果说1918年4月2日的 狂人日记 正式开启了鲁迅“孤独的个人”的书写谱系，那么，孤独者 则意味着由 狂人日记 所开启的“孤独的个人”书写谱系的正式结束。恰如王晓明先生所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思想在鲁迅心中日益膨胀起来。所谓“个人的无治主义”思想，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 工人绥惠略夫 中，借主人公绥惠略夫所表现出的一种思想。通过对1921年翻译 工人绥惠略夫 时鲁迅对书中主人公绥惠略夫所持的肯定态度，以及1922年北京大学反对讲义收费风潮中开除学生冯省三的事件，以及其他事件的梳理，王晓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的鲁迅，提出了令人战栗的“散胙”论。并进而指出，此时的鲁迅对“群众”的认识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倘若说早期鲁迅所说的“群众”，主要是指类似华老栓和坐在他店堂里面的茶客那样的一类人物。而今的“群众”，则是将青年学生，甚至是闹风潮的学生们，都包括在内了。王晓明先生认为，当鲁迅这样说的时候，他看待世人的绝望的眼神，那种任什么人都不再信赖了的愤激的态度，正和绥惠略夫相差无几了。实际上，王晓明先生的这番推论，在鲁迅本人所留下的文字中也可窥之一二26375-376。王晓明先生指出，“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则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与绥惠略夫发生了共鸣，便意味着鲁迅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所承担的种种责任，以及所作出的牺牲，必然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如此或许我们便不难理解，1925年夏天他所作的一篇题为 颓败线的颤动 的散文。在这篇散文中，鲁迅借做梦的形式暗示了自己心绪的变化。至此，我们不难看到，1925年，于鲁迅而言，相当于是真正确立独立“个人”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