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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学习“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专题心得体会研讨发言稿2篇【附：“千万工程”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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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20周年心得体会发言稿1120字范文
2023年学习“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专题心得体会研讨发言稿2040字范文
“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

202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20周年心得体会发言稿1120字范文

6月5日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的日子。“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实施以来，深刻改变了当地农村的面貌，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

“千万工程”中，蕴含着做好“三农”工作的创新理念和方法，值得借鉴学习。今年年初，我市召开了市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学习“千万工程”的有效经验，能够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工作迈出新步伐，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从“千万工程”实践经验看，“党建”这个强劲动力贯穿全程。聚焦我市，綦江区古南街道花坝村、南岸区广阳镇银湖村、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这些乡村振兴示范案例，无一不是以党建为引领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度”。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关键在党”，就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理念；同时，聚焦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选优育强村带头人”“增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力”“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等措施，为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再添一把火。

坚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桃花源”。“千万工程”造就了浙江万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宜居乡村，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我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市情特殊：各区县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同，尤其需要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例如，在做好“土特产”文章方面，需要以高质高效为目标；在实施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中，需要围绕各地特色来规划、建设、治理，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政策制定不搞“一刀切”，科学准确把握各地差异，在巴渝大地上，实现“各美其美”。

坚持以民为本，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千万工程”的核心，在于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具体到我市而言，就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探索新机制新途径新方法，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例如，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强村富民促增收；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就业创业稳增收；建立普惠型农民补贴长效机制，惠农支农保增收；强化“一区两群”对口协作，帮扶协作助增收。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以改革之手推开农民的幸福大门，增进民生福祉，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我市，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学习“千万工程”，就是要学习和借鉴浙江经验做法，有力助推我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展现更多我市担当、作出更多我市贡献。

2023年学习“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专题心得体会研讨发言稿2040字范文

今年是“浦江经验”诞生20周年。“浦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示范带动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是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20年来，浦江县和浙江各地健全完善并创新发展“浦江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政治灵魂，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价值，以逐级兜底化解为方法路径，以助力“两个先行”为目标使命的制度文化体系，不仅有力夯实了浙江改革开放事业的社会稳定基础，也为全国范围内创新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了重要的地方经验。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浦江经验”的诞生和发展，正是我们党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深化践行初心使命、主动迎考时代之问、不断交出优异答卷的生动写照。20年前，“浦江经验”创造性回答了转型期浙江基层社会治理如何破解“成长的烦恼”一众难题。20年后的今天，“浦江经验”对于应对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如何提高领导干部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如何提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水平、如何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保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等时代新考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答好如何提高领导干部化解矛盾纠纷能力的考题

下访接访群众是检验领导干部化解矛盾纠纷、驾驭复杂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愈是崇高伟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就愈为艰巨复杂。体现在基层治理方面，突出表现为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基层治理风险和难度日益加大。化解好矛盾纠纷，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然而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还存在不了解矛盾、不直面矛盾、不会解矛盾等情况，传承发展“浦江经验”就为提高领导千部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一方面，运用好“浦江经验”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化解矛盾。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变群众上访寻领导为领导下访找群众，直面群众的维权诉求，主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真情实意帮助群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源头上化解群众越级上访等维稳难题。另一方面，运用好“浦江经验”要坚持系统观念，科学化解矛盾。领导干部要准确识别矛盾纠纷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正确把握好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表象与实质的关系，通过系统施治、组合施策解决好一些涉及广、影响大、层次深的复杂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老问题又引发新问题。

二、答好如何提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水平的考题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浦江经验”就是经由地方实践充分检验行之有效的，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的科学理论。不仅理论的本身服务于群众的利益，同时理论建立和发展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新时代运用和发展好“浦江经验”，就要牢牢坚持蕴含于这一科学理论之中鲜明的人民性和群众观。

新时代运用和发展好“浦江经验”，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本源。要树立信访工作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把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作为检验信访工作有效性的根本价值标尺，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和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无私气度把信访工作发展成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制度工具。新时代运用和发展好“浦江经验”，还要旗帜鲜明地走好群众路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否稳固，关键要看群众对党是否拥戴支持。要把领导千部下访接访当作党的群众工作的有力抓手，通过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党的光辉形象，畅通组织与基层、政府与社会、干部与群众的沟通渠道，让群众更加信任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三、答好如何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保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考题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内容实质上，不仅要求续写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必然要求以基层治理现代化续写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新时代坚持运用和发展好“浦江经验”要以更加有效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持续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基础。

一是推动“浦江经验”迭代创新。充分吸收各地发展“浦江经验”好的做法，如浙江全省“民呼我为”互联网政务应用等，创新“浦江经验”的制度和文化结构，丰富新时代“浦江经验”的内容体系。二是推动“浦江经验”推广复制。加强“浦江经验”的总结宣传推广，进一步扩大“浦江经验”的传播度、知晓度和应用范围，通过强化制度规范、标准化建设等手段，促进“浦江经验”在全国各地复制应用。三是推动“浦江经验”研究阐发。要加强对“浦江经验”的历史形成、制度变迁、理论内涵、实践创新、文化价值等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促进形成“浦江经验”与“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三治融合经验”等理论融会贯通的基层治理“经验”谱系，为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理论根基。

“千万工程”的深远意义

“千万工程”意义深远，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和解析。从乡村建设的视角看，“千万工程”就是乡村的“建设工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意义至少有四点。

一是乡村建设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力量。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资金需求量很大，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在加大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创新乡村建设思路，发挥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建构利益机制，吸引企业、社会、村集体和村民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和参与乡村建设，这将是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不足、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路径。

二是乡村建设既要实现有效供给，又要实现有效管护。实践中，乡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不仅与供给乏力有关，而且与这些项目设施的营运与管护不力有关。因此，必须解决好政府、企业、集体、农民等主体谁来营运与管护乡村社区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问题。基本的思路是：明确相关公共设施的产权归属及其管护主体；强化公共设施规制及其监督监管；发挥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自治功能；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营运管护中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率配置。也就是说，乡村建设不仅要防止脱离乡村自然与文化特点，甚至侵犯农民权益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具有空间效应与规模效应特征，避免守成不变的低效配置。这意味着，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动态的过程，是在乡村规划先导下，体现乡村人口相对集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四是乡村建设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又要注重发展性。乡村建设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温饱社会阶段，乡村建设主要着眼于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生存型乡村建设，但到了小康社会乃至更高社会阶段，乡村建设应体现发展型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乡村建设，大部分地区重视体现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乡村建设要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相结合，促进乡村价值的转化与提升，实现乡村更快更好发展。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表明，与乡村发展阶段和乡村发展功能有机结合的乡村建设，能包容多元建设主体和多种运行机制，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乏力、管护不力、形态单一、活力不足的重要路径。

从乡村建设的治理视角看，“千万工程”也是“治理工程”。20年来，浙江在“千万工程”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多种治理制度的功效，探索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关键在于发挥“党政合一”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首先，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坚持把“千万工程”列为“书记工程”，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建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联系一个村制度，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的推进机制。其次，坚持各方协同和分级负责抓。各级均成立“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实施、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和落实机制。

二是“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在“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针对公共产品管理虽有规制措施但规制主体职责不清和不到位的难题，探索了将压实地方责任和数字化、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规制办法。先后探索出了河长制、道长制、所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可参照的“简约化”制度选择与安排。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全面推广，将数字与信息技术同“千万工程”责任制相匹配，实现“智治合一”的精准问责和精准治理。

三是“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群众不仅要发动和带动，更要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其中德治与自治是关键。首先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村民互助会、议事会、乡贤促进会等相关自治组织，推动乡村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其次是增强法治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秩序。再次是激发德治活力。将乡风文明与治理结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等对村民行为的引导，用崇德向善的力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四是“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市场机制是最能体现激励约束相融的制度，不仅在非公共性领域，而且在公共性领域，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也能发挥高效作用。浙江在“千万工程”建设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农民、企业)生态资源利用和公共设施建设（或管护）的使用权与经营权，不断丰富乡村人居环境内涵，提高人居环境水平，激活人居环境市场，将乡村公共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同时转变相关主体的公共行为。这一系列安排不仅促进了乡村各类休闲产业、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城乡要素的互通和融合发展，而且也实现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设施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的相互促进。

浙江“千万工程”四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乡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数智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为乡村建设中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很值得借鉴。

面向新征程，浙江不断深化与提升“千万工程”，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和龙头、美丽乡村为底色、未来乡村为愿景、共同富裕为追求，致力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构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全域呈和美”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