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_王勇.pdf

专题研究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王勇内容摘要在日本宪法学史上，宪法解释学的传统较为深厚，是贯通战前与战后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线索，是形成连贯的宪法学史的一个未曾断裂的主线。但是，在基于明治宪法典的宪法解释学的繁荣背后，表现出的是宪法学研究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遗绪、政治气氛、学术自主的避畏或消极态度。战后，在逐渐摆脱官僚制宪法学或绝对主义国家观支配的宪法学印迹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萌芽被发现，并成为贯通日本宪法学说史的另一个线索。但由于宪法解释学的技术性主导、昭和宪法正当性论证贫瘠，以及“思想碎片化”等思想史构造上的原因，日本宪法学始终缺乏对自身学说史的整体性反思。这种状况延续至战后宪法学研究，形成了一种观念退隐的倾向。日本宪法学研究日益社会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同时，关于宪法与其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结构之间的关系状况的学说史、思想史研究仍有待从整体性视角的方面加以推进。关键词宪法学说史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日本宪法学导言自 年代明治宪法实施后，以穗积八束的宪法学研究为开端，日本宪法学的历史已经有一百三十余年。按照不同的视角，可以对这段学说史转换的历史轨迹作不同的类型划分：按时间顺序梳理，其主流理论先后经历了从穗积宪法学、美浓部宪法学（同期有佐佐木宪法学）到宫泽宪法学，再到芦部宪法学的历史更迭；按照宪法学论题及方法论的差异，其理论形态发生了从“体制宪法学”或“官僚宪法学”向“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转向；按照学说特质的不同，宪法学也早已完成了从穗积八束的“神学理论”到美浓部达吉的“形而上学理论”再到宫泽俊义的“实证主义理论”的转变。年芦部信喜去世之后，日本宪法学进入了未见相当人物领军的后芦部时期。与芦部信喜同辈的奥平康弘、佐藤功、小嶋和司、樋口阳一、杉原泰雄、小林直树等学人继续推进宪法学的发展，但他们也早已成为后一辈者如高桥和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本文是笔者在东京大学访学期间从事的“明治宪法史的精神结构”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计划项目的资助。项目研究以及本文构思得到了东京大学的高见泽磨教授、小岛慎司副教授，以及爱知大学松井直之副教授等人帮助，特此致谢。本论文多有不足，文章责任由作者承担。在日本宪法学界，对已成典范的宪法学理论习惯上冠之以人名来称呼，如穗积宪法学、美浓部宪法学、宫泽宪法学、佐佐木宪法学、铃木宪法学等。参见 日 小林孝辅：憲法法政治，三省堂 年版，第 页。参见 日 高见胜利：講座担任者見憲法学説諸相：日本憲法学史序説，载 北大法学论集 年第期。之、高见胜利等已进耄耋之年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以宪法解释学为典型形式，宪法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社会科学化特征日益显著，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积淀。但另一方面，在日本宪法学界有一个共识，与百年宪法学历史不相称，学界始终缺乏对宪法学说史的研究。早在 年，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家铃木安藏最先批评了日本宪法学说史研究的不振，“在我们学术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宪法学史著作。不仅是宪法学史，就连宪法制定史，直至不久前几乎都是无人问津的”。此后，铃木安藏的诘问经常被后世学者重述：年代，具有历史唯物论倾向的宪法学者长谷川正安指出，虽然学界已经有了针对美浓部达吉、佐佐木惣一等人宪法学说的个案研究，但整体连贯的“日本宪法学史”仍然没有出现；年，高见胜利撰文总结战后新宪法体制下日本宪法学状况时指出，“迄至今日，对昭和宪法下宪法学说展开过程的寻觅仍难见踪迹”；进入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依旧稀薄，“宪法学者对本国的宪法学传统毫不关心”。在反思“宪法学说史缺失”早已经成为集体意识的背景下，整体性的宪法学说史研究仍然处于缺失状况之中。宪法是“时代之子”，它对社会与政治形势的变动有着为其他部门法难以匹敌的敏感，宪法学是关于宪法规范及其实践的学理研究，宪法学说史则记录了人们的宪法理想、宪法认知沿革的转换轨迹及其内在机理，其基于内部视角和外部视野的研究能够充分表现宪法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状况。通过宪法学说史，那些或隐或显、或断或属的意识与思想不仅记录了过去，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这种认识，超越了某一国家宪法学研究本身，从而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宪法学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整体分析百余年日本宪法学说史沿革状况，将有助于深化关于日本宪法和宪法学的认知。同时，反思日本宪法学界对自身学说史问题意识阙如的主题检讨和方法论检讨，也将有助于推进我们对宪法学说史研究与宪法学研究之间关系的认识。一、日本宪法学说史意识缺失的原因分析日本宪法学说史的断裂或历史意识的缺失，一方面与日本的宪法实践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其表现为，在宪法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基于宪法规范条文的含义解读和深刻影响了宪法解释或解读的社会政治状况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学说史意识的缺失还受到宪法学范畴之外因素的影响，因其远离或超越了常规法学的视野或层面，成为思想史的潜意识构造，导致这种外部因素呈现出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的隐蔽特性，因而对民众的宪法意识及学者的宪法学研究的影响更为深刻。第一，关于宪法体制、宪法实践对日本宪法学及宪法学说的影响。宪法和宪法学容易受到社会形势和政治氛围的影响，日本第三代宪法学领军人物宫泽俊义很早就指出宪法学是“时代之子”这一被后世学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日本宪法学历史上发生过“上杉美浓部论争”“佐佐木和辻论争”“宫泽尾高论争”“杉原樋口论争”等争鸣。日本的宪法学领域，有所谓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阵营分化。这是描述和分析日本宪法学说状况的切入视角。日 铃木安藏：日本憲法学生誕発展，丛文阁 年版，第页。日 长谷川正安：日本憲法学系譜，劲草书房 年版，第页。日 高见胜利：憲法学史 年，载樋口阳一等：憲法理論 年，日本评论社 年版，第 页。参见 日 齐藤晓：初期樋口陽一憲法学 戦後憲法学 知的状況：日本戦後憲法学史研究序説，载 法学論叢 年第期。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者反复引述的论断。?10宪法规范、宪法体制和宪法实践是影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日本历史上有过两部宪法，即 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 年的“日本国宪法”（以下分别表述为“明治宪法”和“昭和宪法”）。两部宪法的产生与实践分别参与和见证了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助推了日本的国内局势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整体上分析，两部宪法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宪法学研究：首先，两部宪法的产生，都是对彼时急剧变迁的政治与社会形势的回应与应对，并且这种应对都表现出某种急迫和仓促的特征。其次，两部宪法均具有较为明显的外源性特征。两部宪法对政治巨变的仓促回应使其带有极其明显的“被迫”意味。前者是明治统治集团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应付和抵制，以及对集权体制的诉求。后者则是慑于麦克阿瑟盟军司令部的催促与压迫，因而在日本，“昭和宪法”有“被强加的宪法”的说法，以至于右翼分子经常借此来鼓噪进行恢复自主权的“宪法改正”。最后，两部宪法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从国体上看，两部宪法分别表明了对绝对主义国家观的确认和否弃，并围绕天皇制、民主制等问题发生了多场重大论争，长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情绪。长于修宪问题研究的渡边治对此多有研究，他在对比分析战前与战后日本宪法与政治之间的纠葛状态时指出，“战后政治与宪法关系的最大特征在于修宪论争始终是问题的焦点”，“战后宪法学成为护宪运动的理论鼓舞和支持者并由此对战后政治施加了影响”。?11从方法论上看，学说史大体具有“求同”和“存异”两个方面的特征和功能，如果“同”“异”方面出现了比例失衡，也就无法形成整体性叙述。日本青年学者齐藤晓指出，宪法学说史研究的贫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宪法这种事物来自国外，缺乏与本国国情状况的天然关联和亲近感。二是宪法学说的知识资源来自外国，历代学者对比较宪法学研究的专注与推崇也导致了针对本土问题的宪法学研究的式微。同时，理论渊源不同的各种比较宪法学之间缺乏共同的学术脉络和理论根基，很难形成共同的学术传统和理论体系。?12可以说，这种分析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但是在本文看来，齐藤晓的上述分析是一种外部性视角的论断 从宪法事物源出及外国宪法理论资源的影响来分析宪法学研究状况。宪法实践当然是影响宪法学研究状况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第二，宪法学说史研究萎缩不振的思想史因素。就宪法学史意识缺失的原因，铃木安藏很早就曾指出，“要想完成一个科学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学说、思想史叙述，必须具备根本性批判的实践精神或者见解、方法论”。?13在本文看来，这种思想观念和方法论意识状况，与日本思想史的基本特征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前述高见胜利和齐藤晓也曾经就此作出反思。丸山真男指出，“像宪法制度那样本来就包含着政治伦理因素的情况下，更应把包括制度中的?精神的全体构造作为问题进行探讨”。?14丸山真男对其本国思想史贫瘠状况的深刻反思，为理解宪法学说史研究状况提供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视角。关于历史感或连贯历史意识的稀薄，丸山真男专门分析指出，“在我国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即那种可以给各个时代的观念和思想赋予相互关联性，使所有的思想立场在与其相关的关系中 即使法治现代化研究 年第期?10?11?12?13?14宫泽俊义在 年发表 刚性宪法的变迁 一文，把宪法学的对象定位为“政治之子”“历史产物”的宪法，这种认识成为其后续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参见 日 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日 渡边治：戦後政治憲法憲法学七年，载 法律時報 年专刊 戦後日本憲法学 年軌跡，第 页。日 齐藤晓：初期樋口陽一憲法学 戦後憲法学 知的状況（一）：日本戦後憲法学史研究序説，载 法学論叢 年第期。前引，铃木安藏书，第页。日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本文所引丸山真男论述的着重号均为原文所加。是通过否定而形成的关系中 力图定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种核心性的、或相当于坐标轴?的思想传统”。?15丸山真男把此种思想关联性的缺失称为“传统”“思想没能在对抗和积累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构造”。究其原因，丸山真男将其归结于“对象本身固有的性质之中”。他指出，这种固有性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思想接受和积累方面看，思想以碎片化和无关联的方式潜入和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仅作空间配置的转换，却无时间顺序和连接线索，从而失去了“历史?的结构性”。另一方面，从思想的相容与共处方面看，对各种思想均予以“宽容”对待的传统使得对相互矛盾的思想也能够“无限地拥抱”，使之“和平共处”。?16碎片化、无关联的相容共存，导致了“存异”的搁置或取消了“求同”的诉求与努力。丸山真男分析的这种思想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很多缺乏内在连贯甚至相互冲突的宪法学观点的分布，从而导致宪法学史缺乏整体和连贯元素，这在明治宪法和战后宪法体制下均有体现。例如在讨论基于新旧两部宪法典的理论研究时，长谷川正安指出，“对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宪法典，美浓部达吉和佐佐木惣一用了相同的方法进行解释”，前者专注于用资本主义宪法理念来解析，忽略了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宪法精神、宪法原理已然发生深层次变化的实际，而佐佐木则紧执教条的概念论来做文义解释，拒绝进入宪法规范的背后来追究宪法所表达的丰富的社会事实。?17战后初期，在反省缺乏批评意识和整体视角的战前宪法学的过程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成为一个具有统合性和辐射性的理论倡导。铃木安藏在反思新康德主义二元论对早期日本宪法学的影响时指出，沉溺于规范内部和纯粹法学的分析，“不可能形成对现实状况的周到分析”，“要对对象、事物做整体性的把握，对影响事物表象存在、发展乃至衰败的诸多因素，对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规律进行解析乃至揭示本质”。“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不能止步于宪法解释论”，还应该包括比较宪法论、宪法历史论、案例宪法学等视角和方法。?18事实上，在战后宪法学的展开过程中，“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成为一种宪法学界的一个共识性方法论，在宪法解释论之外，它包容了宪法社会学、政治学视角的宪法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等多种方法和理论形态并存的状况。?19这种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意识，在宫泽宪法学清晰界分“法的解释”与“法的科学”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开放了宪法学的视角，使宪法学有效地介入日本宪法实践，为其提供思想鼓舞和观念支持。当然，就其是否改变了宪法学研究的观念基础或是否为宪法学史提供了连贯的思想性要素，这在日本学界仍有分歧，后文会做分析。二、日本宪法学说史的研究状况饶有意思的是，从研究成果方面看，日本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性作品其实并不少见。芦部信喜、小林直树、樋口阳一、高桥和之、高见胜利等宪法学名家在昭和宪法实施十年之际，都曾多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15?16?17?18?19前引?14，丸山真男书，第页。参见前引?14，丸山真男书，第 页。参见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参见 日 铃木安藏：日本憲法学史研究，劲草书房 年版，第 页。参见 日 高桥和之等：戦後憲法学 年語：高橋高見憲法学対話（第回）研究出発点、憲法学方法論，载 法律時報 年第 卷第号。次做过不同类型的学说史总结。除去分散收录在不同期刊或图书中的总结性文字以外，专题性研究作品也是非常可观的，如宪法实施三十年时，有阿部照哉的 战后宪法学的课题、小嶋和司的 战后宪法学的特色 等，法学期刊 法律家 曾专开一期主题为“日本国宪法：三十年的轨迹与展望”的特刊，全面总结了宪法实施三十年之际日本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宪法实施五十年时，樋口阳一、森英树、高见胜利等人编辑出版了内容详尽的总结文集 宪法理论 年，?20日本全国宪法学研究会组织出版了 日本宪法 年的历史与问题：通观战后宪法学的理论与方法。宪法实施六十年时，作为战后东大宪法学第三代传人的石川健治（美浓部达吉清宫四郎樋口阳一石川健治）约请奥平康弘（美浓部达吉宫泽俊义奥平康弘）、高见胜利（尾高朝雄小林直树高见胜利）进行 战后宪法三人谈 的学术对话，?21知名法学期刊 法学教室 也推出了“宪法学的现在与未来”专题等。至 年宪法实施七十年时，宪法学界更是进行了宏大的学术策划，法学期刊 法律时报 举行了时间跨度长达一年的宪法学史研究座谈会，座谈会对话文稿以 讲述战后宪法学的 年 为总题目，分四个主题十二个分论题连载 期，另外它又专出一期特刊专辑 战后日本宪法学 年的轨迹。?22京都大学的 法学论丛 等法学期刊也拿出大篇幅版面刊载回溯性论文。?23从这些研究来看，有关宪法学说史的文献也可谓蔚为大观，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某种传统或惯例。但就学说通史而言，新作品仍极为少见，为大家所熟悉的依旧是铃木安藏的 日本宪法学史研究（）和长谷川正安的 日本宪法学的系谱（）这两部典范性著作。铃木安藏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专于宪法学说史、明治宪法学和比较宪法学研究。除了前述具有开辟性意义的 日本宪法学的诞生与发展 以外，?24其另一部著作 日本宪法学史研究 也是日本宪法学史的典范之作，该书对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的形成影响极大。在该书中，铃木安藏对日本宪法学说史分期进行了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阐述：第一阶段是诞生时期，以自由民权运动为历史背景，下限大致止于 年左右。研究集中于引进外国宪法及宪法学说，以及专注明治宪法的一般性解说，典型代表是日本宪法学的开创者穗积八束的宪法学理论。第二阶段是形成时期，产生了较多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讲义，宪法学研究走向体系化和精致化，代表性人物与作品有一木喜德郎的 国法学讲义、末冈精一的 比较国法学、有贺长雄的 国法学（上下）、井上密 大日本帝国宪法讲义 等。第三阶段是发展与展开时期，始于 年前后，日本宪法学研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主题和较为自觉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理论、宪法解释学、宪法的科学性等新理论与方法的出现代表宪法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典型人物有美浓部达吉、副岛义一、上杉慎吉等。在前三个时段之后，日本进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宪法学研究也陷入了“挫折与抵抗时期”，这期间发生了“天皇机关说事件”等标志着“日本宪法学的崩坏”的一系列破坏学术研究的事情。这一阶段，宪法论题集中于对明治宪法的解释，代表性人物有京都大学法治现代化研究 年第期?20?21?22?23?24 日 樋口阳一等：憲法理論 年，日本评论社 年版。全书分为 章，对主权论、人权论、天皇论、和平主义、议会制、司法权与违宪审查、宪法改正、宪法学史、比较宪法等 个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参见 日 奥平康弘等：戦後憲法学語，载 法学教室 年月，总第 期。戦後憲法学 年語：高橋高見憲法学対話 分为 期连载于 法律時報 年；年 法律時報杂志社出版 戦後日本憲法学 年軌跡 主题专刊，分 个专题对战后宪法学研究再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参见 日 齐藤晓：初期樋口陽一憲法学 戦後憲法学 知的状況：日本戦後憲法学史研究序説，法学論叢 年月第期，年月第期，年月第期。日本宪法学的诞生与发展 出版于 年，全书分为“序言”“前篇日本宪法学的诞生与发展”与“后篇日本宪法与宪政”。“前篇”分为“本篇目的及基础性概念说明”“日本宪法学的思想背景”“日本宪法学的诞生”“日本宪法学的发展”等章节。的佐佐木惣一等。?25铃木安藏对日本宪法学的范型 德意志帝国法学理论与方法在日本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官僚宪法学”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的生成轨迹。更为可贵的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为题，铃木安藏对日本宪法学的主要论题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分析。除了铃木安藏，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研究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 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研究 中，家永三郎以思想观念变迁为主线考察了宪法思想在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以及在一般国民中的具体表现。尽管该书时间限于明治宪法时期，但家永三郎进行了关于宪法制定前的思想萌芽、宪法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朝野政治与法律观念分歧脉络的整理。作者指出：“日本近代宪法思想的形成，是在国外移植过来的过程中形成日本人自己思想的过程。”?26显示出他对蛰伏于宪法规范背后的某种共同或连贯要素的关注。?27在享有盛誉的 美浓部达吉思想史研究 一书中，家永三郎对美浓部宪法思想的产生背景、基本观点及周边论争做了详细的思想史分析。在作者本人看来，这两部作品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除此之外，法理学者长尾龙一著有口袋书 日本宪法思想史，对代表性学者的宪法学说和主要宪法性事件进行了论述。?28这些作品在宪法学史领域都是引证率很高的作品，但这些著作都没有涉及在历史分期的同时寻找连贯线索这一任务，更没有对不同学说之间的内在异同变化进行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在这种状况及前述所分析的思想状况下，曾就职于名古屋大学的长谷川正安的研究便显得非常珍贵。长谷川正安（美浓部达吉田上穰治长谷川正安）是铃木安藏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29与很多学者相似，长谷川正安对日本宪法学说史著作稀少的状况非常不满。而长谷川正安的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丸山真男的论断，由此也凸显了其作品具有两种不同层面的补白意义：一个是贡献了一部通史性的学说史著作，另一个则是开放了已经成为集体意识的“宪法学说史缺失”的思考方式。在少有的整体史研究中，长谷川正安多维度的阐释可以被视为连贯两部宪法、贯通战前战后宪法学研究的一个极为少见的卓越成果，并且在少有的溢出宪法及宪法学说思考宪法学研究的作品中，其代表作 日本宪法学的系谱 一书具有宽阔的历史视野。三、日本宪法学说史意识的塑造长谷川正安关于日本宪法学说史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本领域的典范，这种典范意义体现在学说史功能、学说史方法论以及学说史重述等方面。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25?26?27?28?29前引?18，铃木安藏书，第 页。日 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憲法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 年版，第 页。参见前引?26，家永三郎书，第 页。参见 日 长尾龙一：日本憲法思想史，讲谈社 年版。与长谷川正安同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有影山日出弥，他是铃木安藏的门生。影山日出弥在长谷川正安把宪法现象分为宪法意识、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和宪法关系四个要素的基础上，主张把上述要素置于一个整体的体系和视角内进行分析，宪法学被视为是对宪法诸现象的动态过程的历史科学分析。参见 日 高见胜利：宮沢俊義憲法学史的研究，有斐阁 年版，第 页。“通过究明旧宪法下的日本来发现新宪法的积极意义，通过研究新宪法下的日本来挖掘旧宪法的本质”，?30这是长谷川正安撰述宪法学说史的一个主要驱动。他指出，撰写通史主要有学术研究之内和之外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内部视角看，基于反思宪法学研究方法并促进其发展的需要，学者有必要探讨宪法学的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促进宪法学史和宪法理论的发展。反思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学者能够清楚地发现宪法意识形态（意识、思想、学说等）、宪法规范（宪法典、案例、惯例）、宪法制度（国会、内阁、法院等）中关于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部分的内在研究非常欠缺。其次，学界外的因素凸显了从意识形态层面研究宪法的必要。这是因为战后的宪法实践出现了若干新的状况 战后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甚嚣尘上的“宪法改正”论。在长谷川正安看来，宪法不仅由国家权力决定，还受国民意识动向的影响而改变，对宪法修改走向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民的宪法意识。长期以来，明治宪法体制对民众施加了具有明显保守色彩的影响，重新回顾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宪法思想及宪法学的历史，重新探讨一下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过像现在这样轻视宪法存在的时代，探讨对其采取包容态度的国民的宪法意识是怎样构成的，这有助于追寻国民宪法意识形态的源头，揭示现存形态的存在原因，探索改善的方法，从而更新民众的宪法意识与国家观。在争夺民众护卫宪法这一点上，长谷川正安明确地指出，战后宪法在“新”字还没消失之前就已经面临着被执政党扼杀的危机。天皇元首化、自卫军再军备、以“公共福利”为名实行的人权限制等各方对“宪法改正”的舆论鼓噪，让人们担心“明治宪法”的“复活”。?31关于宪法学史的阙如，长谷川正安指出，“迟至今日，日本宪法学史仍未形成。这绝不只是因为宪法学者对此漠不关心，实是因为日本的宪法和宪法学上存在特有的原因”。?32他指出，撰写整体性的宪法学说史面临着“历史断裂”和“论题冲突”两个困难：第一，明治宪法和昭和宪法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因此，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把明治宪法和昭和宪法这两部原理完全相异的宪法典，以及以这两部宪法典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研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脉络并对其进行连贯表述；第二，两阶段的宪法学在论题与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因此，第二个困难在于如何把战前的法典解释作品与战后多样的非释义性宪法学研究贯穿起来，同时克服战后所形成的对战前宪法趋于极端的恶性评价。长谷川正安意识到，克服上述两个困难需要寻找一个贯穿于两个宪法体制时期宪法学研究的连贯性线索。与战前宪法学专注于对“明治宪法”的文本解释一样，战后的宪法学一开始也是以对“昭和宪法”的文义解释为中心而展开的。但变化在于，除了宪法释义之外，其他取向的宪法学研究不再显得另类，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法史学、法哲学等法解释学之外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给宪法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33那么，这时梳理连接战前与战后的日本宪法学史时就需要提出一个具有超越性或统领性的标准，把战前的法典释义学和战后多样的宪法学贯穿起来。这个标准既要超越基于宪法典沿替而造成的解释学断裂，还要能够有效地覆盖或包容方法论更新所引发的宪法学变革。长谷川正安将这一超越性标准锁定为“作为法治现代化研究 年第期?30?31?32?33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自穗积八束开始的日本宪法学，在一开始深受德国公法理论影响，耶利内克、凯尔森等在日本信众颇多，后来的黑田觉从凯尔森的拥趸转而信奉施密特的宪法理论，在“天皇机关说事件”后担任京都大学宪法学教席，与上杉等人的宪法理论遥相呼应，为军国主义法西斯做理论注脚。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社会科学的宪法学”。长谷川正安考察了这一超越性标准在战前已现端倪的表现 其策略是证明包含了解释者的价值判断在内的宪法解释学也具有客观性表现，以及寻找战后成为新宪法学之规定性特征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在战前的萌芽。解释性宪法学用“解释”的方法将既有的宪法规范理论化、体系化，而宪法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不仅限于宪法规范，而是对所有的宪法现象进行客观的把握。前者不断完善对于“解释”这一行为性质的认识，后者则致力于将研究对象从宪法现象的一部分逐渐扩大到其他部分。在宪法解释与法的客观性的关系上，就战前的“明治宪法”下的宪法学理论，长谷川正安以 年间发生的上杉美浓部论争为例指出，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关于明治宪法解释上的根本性分歧。在长谷川正安看来，与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相比，美浓部达吉的解释论对当时宪法状况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科学，“从英明的明治天皇到患脑疾的大正天皇、由藩阀官僚的超然内阁到平民的 政党内阁、从众议院的限制选举到普通选举，对这一系列的宪法政治的变化，美浓部都表现了积极肯定的态度，而穗积上杉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此一来，两者在宪法解释的说服力上产生极大差距便是理所当然了”。?34但是美浓部宪法学与穗积宪法学对此种“宪法解释学”具有多大的理论自觉，或者是在解释学方法论上，两者是否具有表面呈现的那种不同，这在很多后世的学者看来是有疑问的，其中就包括美浓部达吉的弟子宫泽俊义。?35关于宪法解释问题，宫泽俊义提出了著名的区分“宪法科学”与“宪法解释”的二元理论。这一点既表明了宫泽俊义在宪法解释之科学性特质上的贡献，也被长谷川正安作为证明其“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之思想萌芽的证据。宫泽俊义的弟子芦部信喜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宪法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宪法学，即使说是以宫泽宪法学为嚆矢，恐怕也并不为过”。?36宫泽俊义把宪法学分为宪法解释和宪法科学，即具有实践意识作用的解释论学说和具有理论认识作用的宪法科学理论。法具有政治性未必意味着法学具有政治性。在其 年发表的 公法的原理 一文中，宫泽俊义对法学区分为“法的解释”和“法的科学”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前者直接服务于现实，其方法带有政治性特征，后者服务于理论，具有科学性和理论性色彩，它应当独立于政治。据此，宫泽俊义指出，在理论与实践相区别这一方法论上，穗积宪法学与美浓部宪法学其实并无实质性不同，“明治时代的日本宪法学，是无意识的，不充分区分科学与实践，做的不是宪法的科学认识，更多的是政治的价值判断”。?37当然，宫泽俊义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宪法学理论之间也明确区分了不同点：前者是反民主的，而后者的政治立场是民主的。但在长谷川正安看来，宫泽俊义在战前和战后始终站在科学的宪法学立场上，从未批判过以耶利内克派的国家法人说为理论渊源的美浓部宪法学，美浓部宪法学被其称为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特征。另外，对于“天皇机关说事件”后 年间他自身的宪法学，宫泽俊义也从未做过学术回顾，这就令人质疑其学术连续性。?38新宪法制定以后，宫泽俊义直接选择与新宪法同步前行，几乎没有回顾过历史上的宪法与宪法学。对于战后宪法，宫泽俊义提出了著名的“八月革命说”，旨在说明新宪法的合法性依据即“日本国宪法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34?35?36?37?38参见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关于对宫泽俊义宪法学研究的总结性论述，参见前引?29，高见胜利书。前引，芦部信喜书，第 页。前引，芦部信喜书，第 页。前引，长谷川正安书，第 页。诞生的法理”。?39在宫泽俊义看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 意味着完成了一项承诺，即日本的政治形态将由日本国民来决定，由此作为法理意义上的“革命”此时完成 天皇主权到国民主权的革命性变更，此时与此项原则冲突的明治宪法的内容即已失去拘束力。?40可以说，“八月革命说”既是论述新宪法制定正当化的宪法学说，也是宫泽俊义的宪法性实践正当化的理论依据。同许多宪法学者一样，长谷川正安也认为在被占领的情形下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并非是一部没有矛盾的体系性法典。标榜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的宪法不可能毫无矛盾地把国民和世袭的天皇安置在同一部宪法文本之中。当然，他也反对把两部宪法简单地视为单纯的对立关系。在他看来，越是想要写实性地剖析新宪法的诸多内在矛盾，就越要追溯到战前以分析明治宪法的实际面貌，也就是说超越基于具体宪法典的宪法解释学而进入宪法实践的历史时态。宪法解释区别于宪法科学，这被认为是宫泽宪法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两部宪法的宪法学者，宫泽被认为是战前已经掌握了现行宪法价值和近代立宪主义的少数宪法学者之一，是理解日本宪法学说史的关键性人物，高见胜利称其为“灯塔”。?41在“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起源上，长谷川正安把信奉新康德主义二元论的宫泽俊义，?42以及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铃木安藏这二人的宪法研究作为战前“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研究已经萌芽的证明。芦部信喜的弟子高桥和之指出，宫泽宪法学和铃木宪法学有着不同于此前宪法学形态的新特征，两种宪法学的理论渊源分别是凯尔森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从方法论上代表了宪法学研究的新典范。?43长谷川正安认为二人作品均表现出贯通战前与战后两种宪法学于一体的理论特征，但两者的理论性质和取向又完全不同。作为东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宫泽俊义是典型的学院派，而铃木安藏从京都大学中途退学，是最早的治安维持法事件“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事件”的被告人，其研究取向与学院派几乎毫不沾边。?44之所以将其归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之下，长谷川正安的理由虽然不像后来学者概括的那样清楚，但也可以推导出来 无论是宫泽俊义，还是铃木安藏，他们都开始摆脱穗积宪法学和美浓部法治现代化研究 年第期?39?40?41?42?43?44 年月，宫泽俊义发表 八月革命与国民主权主义 一文，论述了新宪法诞生的合法性依据。该文修改后以 日本国宪法诞生的法理 为题再次发表，收录于 日本国宪法评注 增刊附录之中。“八月革命说”的关键是区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根本法表现形式的宪法典之间的关系。在根本法的意义上肯定新宪法的制定和主权的转变打破了旧宪法的国体传统，因而是一场宪法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 年月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 之际。在宫泽俊义看来，此时日本政府自觉接受了 波茨坦公告 中的民主原则和和平原则，明治宪法规定的天皇主权国体、神道国教被否定，国民主权、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成为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此时起，明治宪法典中凡抵触新原理的条文都失去了法的拘束力。在此前提下，芦部信喜继续指出了一个逻辑上的分野，现行宪法是基于法理革命而产生的民定宪法，但不能由此直接得出该宪法本身具有民主正当性，宪法的性质关键取决于宪法载明的宗旨及其实践。参见前引，芦部信喜书，第 页。参见 日 高桥和之等：戦後憲法学 年語：高橋高見憲法学対話（第 回）日本憲法学说史，载 法律時報 年第 卷第号。关于宫泽俊义，在其逝世后编著的 宫泽宪法学全貌 一书中，其门生佐藤功、芦部信喜以及小林直树等人一致认为宫泽俊义当数日本宪法学界科学宪法学研究的先驱，认为他早在战后“法的解释”论争之前，便分析了与“法的认识”严格区分的“法的解释”的实践性问题。年，统合了战前战后作品的宫泽俊义论文集出版，包括 宪法的思想 宪法的制度 宪法的原理 宪法与政治制度 日本宪政史研究 宪法与裁判 公法的原理 法学上的学说 等。参见前引?19，高桥和之等文。关于铃木安藏，年作为“铃木安藏博士追悼论文集”出版的 日本宪法科学的曙光 一书中，在金子胜、成嶋隆、浅井敦等撰写的 铃木宪法学：诞生与发展 一文中，作者阐释了把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方法的铃木宪法学的具体内容。作为铃木安藏门生的影山日出弥在 现代宪法学理论（）、科学的宪法学之诞生及终焉（收录于 年铃木安藏主编的 日本的宪法学）以及 宪法学和马克思主义（收录于 年 马克思主义法学讲座（）等作品中对铃木宪法学进行了详细而慎重的阐述。宪法学分别具有的“神学”和“形而上学”意味，开始以科学的立场以及意识形态批判的态度研究宪法问题。?45铃木宪法学主要以明治宪法史与宪法学说为研究对象和主题。其宪法学关注始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政治理论，而非基于“明治宪法”的宪法解释论。铃木安藏所针对的是徒有宪法外观的明治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国家本质，以及探求这一本质的方法 历史唯物论。铃木宪法学的社会科学性质表现为他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科学地把握宪法学说和宪法制度的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层面清楚地洞察把握宪法与宪法学。在长谷川正安看来，在 年代的日本，通用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方法论只有历史唯物论，此时“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就是同义语，而铃木宪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特质正是学院派的日本宪法学所欠缺的。按照长谷川正安的说法，宫泽宪法学在战前即已表现出来的科学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宫泽基于新康德主义二元论法学理论和埃利希法社会学所提出的严格区分科学与实践，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严格区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与方法论上的政治性等方面。在宫泽俊义看来，法律解释是价值判断，是技术而不是规范科学，宪法科学则是服务于理论认识的经验科学。?46作为社会科学，宪法学要正确认识宪法规范，为此要认识实在法和外国法，要求借助法史学、比较法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樋口阳一指出，在把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层面上，宫泽俊义的“宪法科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是同一个意思，“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意义体现在“意识形态批判”这一立场上。高见胜利也指出，在日本日益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宫泽对“对立宪主义走偏的过程进行了冷静地分析和批判”。?47而樋口阳一认为，战后日本宪法学对“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继承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方面。?48需要指出的是，京都系的宪法学者上田胜美在后来指出，把“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在战前的萌芽形态直接狭隘地等同于历史唯物论宪法学是不妥当的。以“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之名产生的新宪法学，在对战前诸如“观念法学”“概念法学”“单纯的解释法学”或“官僚宪法学”进行批判之后均已建构起自身的研究对象，通过规则阐释把握历史进步方向，避免宪法学成为超历史、超时空的东西。这种宪法学的宏观基准不能被简单地统归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不单单是宪法解释学和历史唯物论宪法理论，以现实产生的宪法和宪法现象为对象对其加以实证性研究，以分析和批判现状为志向的广义宪法学或综合性宪法学都属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当然，上田胜美也承认，“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的领导者，铃木安藏、长谷川正安、影山日出弥、针生诚吉等恰好也是推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研究的典型代表。?49可以看出，上述分析主要是从方法论上论证“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在战前的萌芽，并不意味着宪法理论成就的高下。对此，长谷川正安的评价是明确的：“战前的宪法学 也可以说整个法律学 几乎没有作为社会科学的觉悟，因此被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孤立。无论穗积八束还是美浓部达吉皆是如论日本宪法学说史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状况?45?46?47?48?49参见前引，高见胜利文；以及 日 上田胜美：憲法学課題方法：方法論的戦後憲法学動向批判，载 中京法学 年第期。关于宫泽俊义的战前宪法学理论，存在着对其自由主义理论立场的质疑，原秀男、长尾龙一等提出宫泽俊义有“动摇”和“逢迎”的情形。就此问题的甄别，参见前引?29，高见胜利书，第 页。参见前引?41，高桥和之等文。参见 日 杉原泰雄等：憲法学方法，载 法律時報 年第 期。参见前引?45，上田胜美文。此，佐佐木惣一就更为极端。他们的宪法学是宪法典学，没有把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宪法现象作为对象加以研究从而构成宪法理论，正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兴趣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宪法学。”?50长谷川正安认为宪法学史的断裂，与宪法学研究传统中历史感的缺失，特别是宪法学论题的建构（宪法现象与宪法学）有着直接的关联。战后，与美浓部达吉和佐佐木惣一表现出的消极姿态不同，宫泽俊义、铃木安藏积极致力于新宪法的启蒙和普及。此二人经历战时很长的学术空白期，战后又忙于宪法性实践，最终没能产生与“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之名相称的成果，但也留下了系统解释宪法典的著作。?51长谷川正安认为，为了使宪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