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考古看西夏与吐蕃葬俗文化的交融与互动.pdf

284284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从墓葬考古看西夏与吐蕃葬俗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于光建王俊俊 摘要：党项西夏的丧葬习俗，经历了青藏高原居住的党项旧俗到内迁黄土高原的夏州党项葬俗，再到西夏建立后丧葬习俗的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变迁。由于西夏与吐蕃在地域上相邻，党项族与吐蕃民族在族源上的相近，在丧葬方式、葬具、随葬品等方面有极大的相同性，这是两者在文化上彼此相互影响的体现。在民族之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化特征，揭示出西夏与吐蕃在文化源流上的融合，反映出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通性逐渐增大，文化认同的基础逐渐增强，最终凝聚为“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关键词：西夏；吐蕃；丧葬；融合；共同体 丧葬是人生命最后归宿的安置方式，包括了礼制与习俗多方面。它深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地域文化、宗教信仰等多种要素的影响，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与周边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借鉴，逐渐融合形成的较为稳定民族文化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丧葬文化也是最能够反映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性。引言10到13世纪的中国大陆上出现了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大理等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各民族政权之间出现了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党项民族从青藏高原内迁到黄土高原，再到建立西夏政权的数百年中，无论是其生产方式，还是民族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丧葬文化也由先前简单的“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演变为多种丧葬形式。特别是内迁后深受周边民族和宗教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丧葬文化也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西夏金银器研究”（项目编号：20XMZ017）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于光建（1981），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王俊俊（1996），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285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西夏建立政权后，境内的民族成份较多，除党项人、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吐谷浑人等，所谓“表里山河，蕃汉杂处”。西夏境内的各个民族，长期往来相处，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为共同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作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不断交往交流的环境中，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融合，必然给西夏文化的构成注入多重成分。其中西夏与吐蕃的关系较为密切，无论是早期青藏高原上的党项族，还是立国后的西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双方交往交流较为频繁，历史上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相互征战、和平共处、来往密切三个阶段。众所周知，建立西夏的党项族在内迁黄土高原以前，就与吐蕃杂居共处于河曲之地，两个民族族源相近，都属羌系，语言同属藏缅语系，地域衔接，山水相连。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势力向东北方向发展，占领河西、陇右。党项族因受吐蕃挤压，在唐朝的允许下内迁黄土高原庆州（今甘肃庆城县）、灵州（今宁夏灵武市）、盐州（今陕西定边县）、银州（今陕西横山区）、夏州（今陕西靖边）等地，“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此外，在上述这些地区也分布有许多吐蕃生户、熟户。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至北宋时，时人依然有这样的认识：“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账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双方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宗教上的往来比较多，“弭药”就是吐蕃对一部分党项人的称谓。自9世纪后半叶，吐蕃政权瓦解。青藏高原东北缘以凉州和青唐城为中心建立了凉州六谷部潘罗支政权和青唐唃厮啰政权。宋朝为牵制西夏，采取以夷制夷方略，联合两个吐蕃势力，夹击崛起的党项，双方不断发生争战。党项首领李继迁就在攻打西凉府过程中，因潘罗支伪降，中流矢遁死。宋景德二年（1005）李德明又袭杀潘罗支，占领凉州。唃厮啰与西夏也经常兵戎相见，宋朝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广运二年（1035）元昊引诱西蕃人叛唃厮啰。西夏毅宗拱化元年（1063）兰州一带吐蕃首领禹藏花麻投降西夏，将西使城及兰州一带献给西夏，西夏册封总师女为公主，妻以禹藏花麻，封为驸马，授予统军。西夏立国后，境内已有大量吐蕃民众生活，成为西夏统治之下的编户齐民。西夏中期，为了缓和周边民族关系，巩固统治，开始调整与吐蕃政权的关系，与吐蕃和亲联姻。如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1），惠宗秉常母亲梁太后以自己的女儿向吐蕃首领董毡之子蔺逋比请婚。夏崇宗乾顺时，国相梁乙埋又向吐蕃首领阿里骨为自己的儿子请婚，后来吐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点校：西夏书事卷十六，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186 页。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9129 页。286286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蕃首领拢拶又与西夏宗室结为姻亲。随着吐蕃与西夏交往的密切，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得到了西夏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和尊崇，藏传佛教高僧担任西夏的帝师、国师等高级僧职，对西夏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中有“弭药勇健行，契丹步行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的记载 ，明确指出吐蕃的特点是“敬佛僧”。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No.192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护封衬纸记载“东汉礼王国，西羌法王国”。西夏认为东部的宋朝是讲求礼仪的王国，西部吐蕃是信奉佛法的王国，反映出西夏对四周近邻民族和王朝特点的归纳，带有兄弟般友善的视角。总之，吐蕃对于西夏的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到了西夏文化的方方面面。关于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史金波 、陈庆英 、张云 、牛达生 、杜建录 、刘建丽 、谢继胜 、张蕾蕾 等学者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关注于族源、语言、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探讨。近年来，随着西夏和吐蕃墓葬考古资料的陆续刊布，逐步显示出西夏社会的葬俗与相邻的吐蕃之间，既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也有相同性，双方在丧葬习俗方面的交往交融也较为密切。一、丧葬方式的多样化西夏社会的丧葬方式多种多样，有水葬、火葬、土葬、塔葬以及石窟葬等，不同的丧葬方式体现了西夏多民族、多宗教的多种文化元素，是党项西夏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体现。张邦炜认为党项西夏有水葬、天葬、火葬、土葬四种丧葬方式，其中火葬和土葬是主流。党项民族早期尤其是内迁前葬法以火葬为主。旧唐书中载：“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党项的火葬习俗与其先民羌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10 页。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06 页。史金波：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第 712 页；史金波：西夏学和藏学的关系（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第 17 页。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第 5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年；陈庆英：从西夏文海看西夏语同藏语词汇的关系（一）（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4 期，第 18 页、第 2531；陈庆英：西夏语同藏语词汇之比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第 3544 页。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4961 页。牛达生：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中国藏学2002 年第 1 期，第 2332 页。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 年，第 1327 页。刘建丽：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2225 页。谢继胜：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西藏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3548 页。张蕾蕾：论西夏时期吐蕃文化对河西地区的影响，柴达木开发研究2013 年第 5 期，第 5660 页。张邦炜：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第 8693 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91 页。287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族有很大关系。荀子中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同一时期青藏高原及河湟地区民族也存在火葬传统。吐蕃的火葬是唐代佛教传入后开始普遍流行在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中，除了受宗教因素影响外，也有为防止盗掘贵族陵墓的因素。火葬在西北这一地区流传甚广，至今羌族、彝族仍保留着火葬习俗。党项在火葬后可能需要以坟墓埋葬，西夏文文献夏圣根赞歌中载：“黑头石城棕河上，赤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此方。”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迁徙过程中，党项族的丧葬习俗也逐渐由原始的火葬不封不树，逐渐演变为内迁后吸纳了中原汉族的土葬形式和火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方式。丧葬方式的演变其根源在于党项内迁后其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以及民族文化在主体上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融合。党项早期的丧葬习俗受吐蕃、羌等民族影响较深，葬法也以火葬为主。但随着党项族的逐步内迁，尤其中原土葬传统的影响，党项的丧葬习俗呈现出多元化。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西夏丧葬习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般所提葬法，指对遗体的处理方式。一般意义上一次处理葬法将遗体直接入棺，而后葬入土中为土葬；将遗体进行焚烧得到骨灰保存为火葬；将遗体直接投于江河湖海为水葬；将遗体置于指定地点使鸟兽吞食为天葬；多次处理葬法将骨灰、遗骸、塔瓶等放入塔内为塔葬。至于火化后骨灰再葬入土中是否为土葬尚无定论。从葬法角度来看，党项在内迁前后存在明显变化。西夏建立政权后的火葬习俗也一直延续。西夏文文献文海中有词条“烧尸：此者火上尸烧化之谓也”。西夏文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均称天盛律令）中也有关于烧尸的记载。此外文海中“丘：此者丘墓也，烧人尸处地圈之谓也”“墓：此者墓地也，墓丘也”“丘墓：此者丘墓也，烧尸处骨尸所围之处”“坟：此者弃尸场，建坟地之谓”等几处词条共同反映了西夏焚尸入坟的葬俗。元时，马可波罗对西夏故地唐古忒省沙州城的火葬习俗作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葬礼通常会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在殡葬过程中，还有一种风俗，即用某种树皮为材质制作的纸，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的图形，将其和尸体一起火化。认为这样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片上绘制的人物和器皿。在举行殡葬仪式时，击响所有乐器，一时间吵闹喧嚣，震耳欲聋。可见党项人火葬的传统直到元代依然存在。杨柳桥：荀子诂译：大略，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18 页。俄克恰诺夫、张海娟、王培培：夏圣根赞歌，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 期，第 170177 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07 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47 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546 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60 页。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00 页。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陈开俊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第 5051 页。288288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考古发现也证实西夏立国后依然存在火葬。据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一文统计，已发掘的西夏墓葬中反映火葬的有永宁县闽宁村处党项野利氏墓5座、武威西郊林场处韩氏与吕氏夫妇合葬墓、武威市长方形砖室墓、武威市乡镇企业局院内处唐奴见墓、武威市奔马饮料厂土坑、银川市西夏区砖室等。1977年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葬具木缘塔（或称灵匣）即为装骨灰所用。在一号墓中有“刘仲达灵匣”题记，二号墓中有“至天庆七岁次庚辰十五日兴工建缘塔”题记。木缘塔上还写有梵文和汉文佛教经咒“一切如来百字咒”“皈依三宝咒”等。此外，还有用于盛放火葬骨灰的小木棺，如武威市西郊十字路口墓2具、武威市乡镇企业局墓2具、武威市响水河煤矿家属院墓2具、武威市西关武警家属楼墓1具等。此外，西夏还有天葬。天葬是吐蕃社会流行的一种葬俗，时至今天的西藏、内蒙古、四川和青海等地的藏传佛教信众中依然延续着这种古老的丧葬方式。关于这种丧葬方式的起源，研究者认为和佛教有关。认为人去世后，灵魂已离开了身体，只剩下了肉体，没有必要保存死者尸体，将死者提供给秃鹫等动物食用，既表达了对死者逝世哀悼，也是一种十分尊贵的施舍，天葬可以让灵魂不灭以及更好地轮回。西夏社会也有天葬的丧葬方式。据记载，宋初麟州一带有党项青年自由恋爱后，因家长不同意，相拥而自杀，家长为他们举行了天葬仪式。友会谈丛中载：“俗重死轻生，侮法忘义。凡育女稍长，靡有媒妁，暗有期会，家不止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石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绳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二族方率亲属寻焉，见而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用缯彩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条其革，密如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高丈余，呼为女棚，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数日而散。”这种葬俗是将青年男女尸体用丝绸布帛包裹全身，外面再包裹一层毛毡，用皮条密密麻麻缠绕，在高山峻岭中架设木台，放上尸体，让灵魂飞升上天。双方家属见而不哭，在下面击鼓饮酒，数日而散。俄藏黑水城唐卡X2368胜乐金刚图中“鸟兽吞尸”等内容也反映了西夏有天葬的现象。但任怀晟、杨浣西夏天葬初探一文认为这种罕见的天葬习俗是受祆教影响较大。从文献记载数量和适用人群来看，党项内迁后的水葬、塔葬和天葬现象并不是当时的主流葬法，其葬法应主要集中在火葬和土葬两种方式。而且从党项内迁前后对比来看，产生了从单一火葬葬法发展到贵族普遍适用土葬，多种葬俗并存的变化。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迁徙过程中，党项族的丧葬习俗也逐渐由原始的火葬不封不树，逐渐演变为内迁后吸纳了中原汉族的 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2004 年第 5 期，第 3743 页。宋上官融：友会谈丛卷下，清嘉庆宛委别藏本，第 22 页。任怀晟、杨浣：西夏天葬初探以俄藏黑水城唐卡 X2368 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25132 页。289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土葬形式和火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方式。丧葬方式的演变其根源在于党项内迁后其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以及民族文化在主体上对中原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是党项内迁前后丧葬习俗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以中原文化影响力最为深远。二、佛教影响下的塔式葬具的选择葬具是装殓死者尸体的殓具，是丧葬文化的重要内容。它随丧葬习俗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丧葬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与之相适应的葬具也就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西夏的葬具形式多样，葬具风格多变。帝王陵和贵族墓葬具多采用正常土葬木棺，西夏一般官员葬具是八边形木缘塔、长方形小木棺，普通百姓的葬具为简单的小木棺、黑釉瓷瓶等。中唐五代宋初，甘肃河西走廊、青海一带陷于吐蕃统治。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依旧有大量的吐蕃部落留居。同时，党项民族本身就起源于吐蕃和吐谷浑之间的河曲之地，风俗习惯大体相似。因此，武威西夏墓葬中出土的木缘塔葬具除了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外，有可能还与吐蕃墓出土的葬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武威西郊林场二号墓木缘塔，通高有76厘米，由塔座、塔身、塔顶和刹4部分组成。塔座为四级八角形，用红色装饰；塔身由8块木板合成，合缝处用长方形的四角带钉铁片上下连接两道。整个木缘塔表面用黄色书写有梵文经咒，且有题名“一切如来咒”“一切如来百字咒”“药师琉璃光王佛咒”“圣光天母心咒”“皈依三宝咒”等。塔身表面涂饰红色，绘斗拱图案；塔顶也为8块近三角形弯曲的木板组成，每块木板表面上下部均绘有云气纹，中间朱书梵文六字真言；塔刹的底部周围是由8块小木板组成的围栏，表面涂红色。塔刹是另外制作，中心有一圆轴，与塔顶相互串联，底座周围表面绘有卷草纹，上面有二道相轮，刹顶略残。在塔顶八角木板上的内面墨书墓主人任职、享寿、亡殁时间以及建塔入葬时间。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武威出土的吐蕃统治时期梵文彩绘陶塔，形制与武威西夏墓出土木缘塔相似。高66厘米，顶1.6厘米，底径35.7厘米。塔身呈八角形，塔顶和基座呈圆形，每个转角处及上下端用朱红色画出倚柱及地栿和木枋。圆形底座画满了仰莲，荷叶型盖顶上也画满了及覆莲。葫芦形的塔刹装饰成花蕾。在相隔的塔身四面各写有梵文经咒。此外，甘肃省博物馆还有一件吐蕃时期彩绘木塔，系瓜州榆林窟旧藏。彩绘木塔塔身残高67.7厘米，顶径53厘米。全塔用木板做成，呈八角形，攒尖顶。塔身八面，每面彩绘上下两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俄军：庄严妙像：甘肃佛教艺术展，三秦出版社，2011 年，第 102 页。290290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尊菩萨，塔顶的8个坡面上各绘菩萨一尊。每角斜插一莲瓣状叶牌，牌上也各绘菩萨。全塔彩绘有32尊菩萨，形象与画法基本相同。菩萨都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面庞圆润丰满，柳眉樱唇，头戴宝冠，胸戴璎珞，手持摩尼珠、金刚杵、法螺、斧头、宝剑等法器，头光与背光由多重彩色环组成，轮廓分明。塔刹和塔基缺失。线条流畅但不失细腻，设色华丽，十分和谐，体现出精湛高超的画风。从木塔表面彩绘佛像风格来看，与榆林窟25窟的吐蕃窟佛像风格接近。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西夏与吐蕃在葬具形制的使用上展现了同样的风格偏好，西夏和吐蕃部分墓葬使用这类佛塔式葬具以及葬具表面的梵文佛经咒语、佛教尊像装饰均体现了二者表明葬俗中都融入了浓厚的佛教元素，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虔诚礼佛，希望死后能够得成正果、往生极乐世界的美好愿望。这种将灵柩、佛塔、佛经咒语融为一体的葬俗与葬制，在我国古代一般世俗人等的葬俗中也较为少见。在葬具的选择、风格的接近方面，都一定程度上依靠自己的取舍标准接纳了吐蕃葬俗中的部分特质，这部分进入西夏丧葬体系中的特质，最后一定程度上都遵循了西夏自己原有的传统。同时，这也是西夏和吐蕃葬俗文化在佛教文化影响下交融的突出表现，双方不仅因为宗教信仰在葬具的选择和使用上具有共通性，同时也都表现出对相邻民族葬俗文化的相互吸收和继承。三、彩绘木棺体现的视死如生观念西夏和吐蕃墓葬中除了发现有共同的塔式葬具，部分墓葬均发现有火化后二次葬使用小木棺。使用木质葬具，实际一开始也并非吐蕃地区主流的丧葬选择，是随着吐蕃与中原的交往交流，融合了土葬木棺和火葬葬俗之后在葬具上出现的变迁。从青藏高原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 俄军：庄严妙像：甘肃佛教艺术展，三秦出版社，2011 年，第 103 页。图1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木缘塔图2甘肃博物馆藏吐蕃彩绘陶塔图3甘肃博物馆藏吐蕃时期彩绘木塔291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来看，主要有石棺墓葬、偏室洞穴的石质墓葬、有封土的石室墓葬等类型，反映出具有“以石为葬”的鲜明特点。但是在考古发现中，也有部分墓葬出现了使用木葬具的情况。如，青海省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发现的两座吐蕃墓，出土的3副葬具都是四面均有彩绘的木棺。木棺档头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花鸟，棺侧面则绘有很强叙事情节的狩猎图、商旅图，还有以赞普和赞蒙（王后）为中心的迎宾图和职贡图。众所周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我国古代上古神话中的“四灵瑞兽”，最初源于中原地区。据目前考古发现，四灵神兽图像出现在墓室随葬品装饰上，最早的是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上装饰图案。汉代以来，阴阳五行观念、灵魂不灭、羽化神仙等生死观的盛行，四灵天象与天界联系起来，体现了古人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影响了丧葬习俗。墓室壁画、画像砖（石）、葬具以及随葬品中常常出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像装饰，构建起了另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起到了象征天界，佑护墓主人，引魂升仙的作用。随后在各民族民间信仰中逐渐被广泛认同。狩猎图早在汉魏时期的中原墓葬中就已出现。商旅、迎宾图则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上所特有的图像。在郭里木出土的葬具中也彩绘有五位妇女，皆为站姿，身着灰、绿、红、黄色的袍服，有的对襟、有的翻领，均左衽。除外面着袍服外，里面也穿有衬衣。衣襟、袖口和翻领的领口，都装饰有文锦。发式皆为束发披肩，看不出是否有辫发的特征。头部正中佩戴有金花，两鬓都点缀珠贝等装饰。左起的第一、第四位妇女头顶覆盖有丝巾。许新国先生研究认为，第四位妇女的袖手和头上盖的丝巾装束样式和大帐房内的赞蒙装饰基本相同。据此可以判定，这五位妇女的身份应该不会是侍女，而是具有显贵身份的王室妇女。这些墓葬装饰图像反映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很早就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融通。西夏墓葬中的木棺也有彩绘人物的现象。如西郊十字路口韩奴奴父母合葬墓的葬具是彩绘人物小木棺。小木棺复原后为梯形，上大下小，左右帮壁外表都墨绘有人物。左帮正面墨绘五男侍，立姿，面均向左，高颧骨，鼻高而尖，头顶髡发，脑后发髻垂于颈部，两鬓角发或少而飘散，或多而成绺。着圆领窄袖束腰长袍，双手握举胸前，右高左低。内侧刻画西夏文六字，前两字不清楚，后四字翻译为“九年四月”。右帮右边缘和下边缘朽裂，正面仅残存墨绘两仕女半身像，面朝左，双手握举胸前，面容清秀，高发髻，簪饰翘立，束发下垂至肩，身着右衽长袍，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根据左帮长度，右帮壁应该是绘有五女侍。这种形式的葬具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西夏故地沙州的葬具极为相似“先制一匣，匣壁厚有一掌。接合甚密，施以绘画。”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7 期，第 124 页。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 年第 1 期，第 5669 页。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92193 页。292292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四、中原墓葬绘画艺术在西夏吐蕃墓葬中的流传秦汉时期，原本绘于地上宫殿和宗庙之上的壁画，被引入地下墓室的装饰营建，墓葬壁画成为中原墓葬文化的重要特征而被历代延续传承。从墓葬考古发现来看，汉墓壁画题材多为珍禽异兽、日月星辰和神话传说。魏晋以来，现实社会生产生活的许多场景也成为墓葬壁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墓葬壁画这种特殊的绘画艺术其实从丧葬文化的另一侧层面体现了墓主人希望去世后，灵魂不死，想象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延续繁华的生活。因此，中国古代墓室壁画兼具了宗教性、生活性和艺术性的特点。随着中原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墓葬壁画艺术也被各民族丧葬文化所吸收和借鉴。20世纪70年代以来，武威西郊发现一批西夏晚期墓葬，其中部分墓葬中有陪葬木板画的习俗，特别是西郊林场2号墓陪葬29幅木板画，成为西夏墓葬考古中较为特别的发现，笔者曾撰文认为这部分木板画有两个含义，一是唐宋墓室壁画的变体，二是蒿里老人、金鸡、玉犬、太阳、南陌人呼北陌人等木板画是用于镇墓辟邪的墓葬神煞。关于墓室中放置木板画的习俗，其实与党项西夏习俗相近的青海、河西走廊发现的吐蕃墓葬中，也发现了墓葬内放置彩绘木板画。如甘肃肃南西长水乡大长岭吐蕃墓曾经出土了彩绘十二生肖木板画。木板原来嵌于墓葬后室之壁，只是墓室清理前已遭破坏，木板均散落于地面。墓室为顶拱形，上设顶棚，即两根圆木为横梁，上架十三根长木条，一层黄丝绸帐幔覆盖于其上。彩绘十二生肖木板画，画面保存完整的有七幅，马、蛇、羊、鸡、猴、虎、鼠、猪合为一幅，龙、牛、狗、兔均已残朽。每幅生肖图以墨线勾画出壶门的边框，然后在壶门内彩绘，动物周围点缀祥云。需要指出仝涛先生认为这是彩绘木棺，其形制和彩绘与吐谷浑所属的鲜卑人常用的木棺非常相似。这类彩绘木棺不见于西藏地区的吐蕃墓葬，从地域分布和文化传统上来看，很有可能是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特有的丧葬习俗。无论是木板画还是木棺，肃南西长水乡大长岭吐蕃墓木板画与武威西夏木板画的动物图像内涵是不同的，吐蕃是以十二生肖为表现主题，而西夏木板画中的动物形象是墓葬神煞。于光建：武威西夏木板画墓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第 89132 页。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4 年第 1 期。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 年第 6 期，第 94104 页。293西夏文物考古研究图4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彩绘十二生肖木板画（狗、猪）图5青海都兰吐蕃3号墓木板画此外，青海都兰县热水南岸吐蕃时期的墓葬中也曾发现有放置彩绘木板画的习俗。如都兰吐蕃3号墓是整个墓葬群的中心墓葬之一，时代约为8世纪中期，由于墓葬遭到盗扰，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葬时在墓道发现了数件彩绘木板画，长约44厘米，宽约40厘米，厚2厘米。主题图案有引弓射箭者、弹奏琵琶者、吹笙者，又有鹿纹、祥云纹，都是绘制在填充壶门的木板上，人物形象为典型的吐蕃民族装束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中动物形象栩栩如生，画家运用高度概括的线条语言，将动物的形体特征描绘得生动写实，线条婉转流畅，运用自如，足可见画家对现实生活中动物形象的敏锐观察。画家运用对比的绘画手法，用圆润流畅的长线条概括动物轮廓，用简洁有力的短线条刻画动物的细节特征，再加以墨色的浓淡分染皴擦，将动物的神貌特征刻画得细致入微，动物的主体特征明确，造型扎实。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与西夏时期木板画构图上差异明显，同为长方形木板形制，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每块木板绘有两只动物形象，或用墨线勾画的两个壶门边框内各有一只动物，或是一个壶门内绘有两只动物形象，并在周围点缀祥云作以装饰。在色彩表现上，画家用白、土红、赭石以及墨色的浓淡变化区分壶门内外区域和动物的形体特征，使得画面中的动物形象与背景统一，色彩协调。绘画风格上受唐时期绘画艺术影响，画面大气不拘谨。在制作技法上与西夏时期木板画的制作技法相似，均为长方形木板形制，经过切割、打磨、刷胶、以赭石色做底后绘制所需内容。受地理环境影响，肃南西长水乡大长岭吐蕃墓出土的彩绘十二生肖木板画取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0101 页，彩图 3235。294294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一期总第二十六辑于当地杨木，画面质地相较于西夏时期木板画则略显粗糙，而武威西夏木板画底板均为柏木，木质细腻且易于颜料的平涂。西夏时期木板画中并未见类似壶门的装饰出现，而是将动物形象直接绘于木板上，然后用色泽鲜亮的颜料平涂动物形体，画面效果强烈。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中的壶门装饰在青海都兰热水吐蕃3号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中也曾出现。不同的是，青海都兰热水吐蕃3号墓出土彩绘木板画是将两木板叠加，上层木板用墨线画出壶门位置及轮廓特征后切割，然后用朱红复勾壶门轮廓特征并施白色填充；下层木板绘出主体内容，然后将两块木板叠加粘贴成一体。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中的壶门明显受到青海都兰热水吐蕃木板画的影响，将这种制作工艺复杂的立体式壶门简化处理，使用墨线双勾的方式代表壶门，并加以祥云点缀，增加画面的装饰感。从青海都兰热水吐蕃3号墓出土彩绘木板画、肃南西水大长岭吐蕃墓出土彩绘木板画以及武威西夏墓木板画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在绘画艺术、主题既有相同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如武威出土的西夏木板画人物既有汉族，又有党项、吐蕃，甚至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而吐蕃墓葬出土的木板画所绘的人物基本都是吐蕃风貌的人物。虽然二者都有鸡、狗、猪等家禽动物形象，但西夏木板画所反映的主题却是道教的墓葬神煞“金鸡”“玉犬”“铁猪”，而吐蕃墓葬中的动物反映的却是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十二生肖。形制上西夏木板画是直接在木板表面绘画，而吐蕃墓葬的木板画还要在木板上先设计出弧门，在弧门内创作。虽然二者都是陪葬在墓葬中的木板画，但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不同，表现出了不同民族间对相同文化的吸收借鉴中既有共性，又保留有个体差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见，随着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交融，无论是西夏墓葬随葬木板画所反映的墓葬神煞内容，还是吐蕃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人物场景等内容，以及所采用的绘画技法，从文化根源上，都是汉魏以来中原内地墓葬营造中流行的绘画艺术逐渐被边疆各民族丧葬文化所吸收和认同，交往交流交融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线。结语总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杂糅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其中，中原汉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作为生命中最后的人生仪式，西夏的丧葬表现出在族际之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性。不仅表现为少数民族尚儒学，丧葬礼仪形式向汉族靠拢，同样也表现为由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不同理解，而这种吸收和选择是归入西夏葬俗自身的体系中的。这就形成了西夏葬俗中既存在汉 杜建录：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6 期，第 515 页。295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文化的特质，也有吐蕃的因素。同时，死者生前不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使其葬具在表现上又体现了宗教方面的元素。从西夏葬俗与吐蕃葬俗的比较可以看出，双方由于在族源、地缘上的相近，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化特征。西夏陵碑亭清理出土的残碑中“变吐蕃类”“吐蕃是我邻”等西夏文字 表明了西夏与吐蕃交往交融中形成的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二者在丧葬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吐蕃与西夏文化融合存在于两族交往交流的全部过程的体现。西夏文诗歌颂师典中就有“羌汉弥人同母亲，地域相隔语始异。羌地高高遥西隅，边陲羌区有羌字。”西夏人认为从族源上汉族、吐蕃与党项都属于一个母亲的孩子，只是地域相隔而语言习俗不同，揭示出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吐蕃文化在源流上是一个共同体，反映出当时不同民族之间因为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上确实存在共通性。丧葬习俗是西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党项西夏的丧葬习俗经历了由简略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演变。同西夏社会的发展历程一样，始终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紧密相连。西夏的丧葬习俗既保存了党项族传统的丧葬习俗，又与唐宋中原丧俗、周边的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民族的丧葬文化相融合，同时受儒、释、道、巫及民间信仰影响，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宗教性、等级性以及地域性等特点，多元文化的综合影响共同孕育了西夏独特的丧葬习俗。正如霍巍先生所言：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新资料不断涌现，大量考古实物材料证明，从史前时代直到吐蕃王朝，以及后来的高原各族，都正是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各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为中国西部边疆的发展与稳定、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华民族历史观视域下，将党项西夏丧葬文化放置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中国丧葬文化史演变的大历史中考察，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西夏文化的总体面貌和源流特征，正确认识西夏是中国历史在中古时期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一部分。（责任编辑：杨浣）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35 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47 页。霍巍：高原丝绸之路与文化交融互动，中华文化论坛2020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