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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_李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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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语词之一。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劳动移民呈现出女性化趋势1。在过去30余年里,全球化对女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于多样化的目的,她们开始走出国门,成为跨国女工。女性跨国移民数据显示,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做了家政佣工,从事“低级服务工作”2(P8)。在全世界的许多城市里,女性移工都是主要的家政服务提供者,她们可能是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洛杉矶的墨西哥人、纽约的牙买加人、巴塞罗那的摩洛哥人、科威特的斯里兰卡人、多伦多的菲律宾人、台北的印尼人。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新富家庭更愿意接受“洋保姆”3。女性从事跨国家政工作对推动自身解放具有一定的
2、积极意义。已婚家政女工认为出国可以帮助她们摆脱家庭私领域的束缚,单身家政女工则认为这是逃离父亲对未婚女儿控制的机会2(P190)。不可否认,在国外的生活使跨国女工感受到异域文化的风采,她们穿上时尚服饰,画上精致妆容,体验到来之不易的自由和独立感。但更多时候,跨国家政女工的处境并不乐观。在种族/社会阶级边界的作用下,“无论有无记录在案,跨国家政女工在东道国都存在被系统性地利用、支配、歧视、物化和边缘化的事实”4(P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5。为保障跨国家政女工的权利、维护她们的尊严、提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李勇
3、(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摘要:在父权制主导的社会中,贫穷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加之性别歧视克减其就业机会,到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成了“暂时的母性策略”。女性成为跨国家政佣工并未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安排,丈夫仍以掌握报酬等形式彰显其主导权,她们所从事的家政工作亦被认为是具有女性特征的“非生产性劳动”。父权制还通过恶化跨国家政女工的性处境来维持,这使她们不仅被定性为性泛滥的存在,也易遭受性骚扰和性虐待。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移工中介以“服务费”“入境费”“迁移费”等名目向跨国家政女工收取高额中介费;作为类资本家的雇主则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工作量、拒绝改善工作/生活环境、给予低工资等方式对其
4、进行压榨。女性内部的阶级分化,导致跨国家政女工的替代劳动衍化为特权阶级女性寻求解放的工具。对来自南方国家的贫穷跨国家政女工来说,成为特权阶级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者非但不是实现性别阶级跨越的正道,还使其在伦理位序中降格,进而实质性地沦为仆从性的存在。父权制伤害、资本主义剥削与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压迫,三者彼此交织,共同造就了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消极境遇。关键词: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剥削;性别阶级;女仆中图分类号:C 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23)02-0101-11收稿日期:2022-11-0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学最新动向和趋势研究
5、”(21BFX025)作者简介:李勇,法学博士,贵州大学法学院校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法学研究。第40卷 第2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40 No22023年3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Mar 2023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帮助她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理论研究更需要关注这一群体的消极境遇。遗憾的是,除有关越南砍蔗女工的少量探讨外,我国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跨国女工这一特殊群体,更毋论跨国家政女工及其消极境遇。本文拟在这一议题上做出努力。从国际层面看,很长时间以来,有关移民的研究都“长着一
6、张男人的脸”,没有认识到女性移民面临的特殊问题4(PXI)。近年来,随着“跨国女权主义”6在全球的兴起,跨国家政女工问题随之凸显。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消极境遇既关乎父权制伤害,又涵盖资本主义剥削,还涉及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压迫,三者彼此交织、共同作用在她们身上。这三重要素的并存决定了仅仅基于以女性主义普世论为核心的跨国女权主义无法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故本文综合采用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分析路径,以全面呈现跨国家政女工的生存样态,并揭示其在社会中的实质定位。一、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父权制伤害父权制在原始公社末期的出现以母权制被推翻为前提,表现为男人在氏族中取代女人成为统治者。随着女性运动的推
7、进,女性主义的父权制阐释开始出现。起初,父权制主要作用在私领域,表现为丈夫对妻子的控制;逐渐地,其作用范围超出私领域,演变为“使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7(P46)。就跨国家政女工而言,远赴他国从事家政工作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价值,她们更可能挣钱养家并参与公共生活。但即便如此,父权制的影响亦未消除,而是以复杂的方式嵌入到女性跨国移民的生活情境中8。(一)父权制是催生跨国家政女工的要因对任何人来说,贸然奔赴异国工作都是一件在心理和物质层面造成极大挑战的事情,更毋论文化水平通常较为低下、不懂东道国语言、长期待在家庭中的传统女性。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们敢于冒险,决定只身前往从未去过的国
8、度从事家政工作?最主要的驱动力是传统父权制划定的“良母”角色。这种“良母”角色是在丈夫主导和掌控、妻子服从的基本权力预设上构建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规定不平等性别角色分工的父权制为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创造了一个利基市场。”9女性选择从事跨国家政工作正是受性别角色分工形成之“母职”的驱使。“这种母亲角色的安排主张,满足孩子的需求,是母亲理应做的事情。”4(P81)但在父权制主导的社会中,贫穷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群体身上,加之性别歧视克减其就业机会,到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成了“暂时的母性策略”4(P161)。故“有些人强调自己离乡工作正是为了克尽母职,她们扩展母职的定义,把赚钱养家视为一种爱护小
9、孩的作为”2(P311)。这是跨国家政女工免受“母亲指责”4(P85),并成为“好母亲”的替代方式。在关爱劳动成为“新黄金”的当下,女性的传统角色存在被利用的情况。一方面,在传统父权制的作用下,父亲/丈夫可能强迫女儿/妻子出国赚钱,女性出国工作亦需征得父亲/丈夫同意;另一方面,父权制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在由此形成的移民产业链中,女性演变为增加外汇收入的“商品”。不少相对贫困的南方国家建立起制度框架,鼓励并促进女性到国外从事家政工作,以弥补因国内经济不景气及其他基于国家问题而造成的财政亏缺。女性成为跨国家政佣工并不代表传统性别角色安排被打破。在男性跨国工作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把孩子留给妻子,当情形
10、颠倒,“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父亲会扮演照顾孩子的新性别角色”9。即便如此,“这种性别分工的调整多是暂时性的,回国后,这些女性仍会被要求立即回归原有的性别角色”10。更普遍的情况是,女性离家到国外工作时,将子女照顾责任转至其他女性亲属身上。虽有不少跨国家政女工将报酬寄给丈夫,好像她们取代丈夫成为养家者,但这何尝不是“家庭谈判”11带来的丈夫将养家者角色“委托给妻子”10的结果。在母国就业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女性而非男性成为跨国家政女工,是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必然结果,妻子的角色不会因此而改变。妻子将报酬寄给丈夫,既是在承认自己对子女的亏欠,也是对丈夫主导权的肯认。丈夫将妻子所获报酬挥霍在吃喝玩乐上
11、,亦在宣示对妻子家务劳动的控制权。不少跨国家政10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 第40卷女工的丈夫基于无法忍受家务劳动和照顾儿童的辛苦、没有情感抚慰、缺乏性生活等原因而离婚再娶,也表明其无法适应性别分工的改变,并试图通过再婚重新掌握家庭权力。(二)跨国家政女工的工作遵循父权制脚本“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古老且普遍的劳动性别分工。起初它是建立在两性生理特点基础上的自然分工,但诉诸自然是狡猾的论证方式,它“从事情总是呈现为某种方式这个事实,很快就推断出这种方式具有生物学基础,或者它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又或者是正确且恰当的方式”12,由此导致自然形成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演变为对女性的结构性剥
12、削。从应然状态看,社会生活的很多事项本应由两性合力完成,但事实上却依性别分开。男人被希冀于投身政治和经济等公领域,努力拼搏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女人则被希望停留在私领域,终其一生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生儿、育女、侍夫。在由此形成的社会规范的作用下,两性各自扮演着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通过对跨国家政女工所从事工作的具体内容的审视,不难发现她们遵循着父权制作出的性别角色安排“女性而不是男性被认为适合家务劳动”13。依照父权制对女性的控制逻辑,即一是将家庭内部的劳动划归女性;二是用供养家庭的性别化方式限制女性的就业领域;三是将女性在家中付出的劳动隐藏起来,不承认其具有经济价值,我们可以发现跨国家政女工在工
13、作场域面临的父权制伤害。首先,跨国家政女工在雇主家中从事的正是传统劳动性别分工划归女性的任务,这些任务繁杂琐碎,而且永无止境。其次,传统劳动性别分工会延伸到跨国工作类型的性别划分中,与男性迁移后有较大概率成为建筑工人相对应的是,女性迁移后通常会成为家庭佣工。最后,由传统性别角色分工造成的对女性家务劳动的贬低,也反映在跨国家政女工的低工资和低社会地位上。在普通女性付出之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不被承认的情况下,跨国家政女工虽可获得一定报酬,但这种劳动无法与其他社会劳动比肩,她们的社会地位亦难达到与其他社会劳动者平等的状态。概言之,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以照料、打扫、烹饪等为内容的家政工作通常不被认为是“真
14、正的工作”,而是次级性的“爱的工作”,是传统女性角色的自然延伸。跨国家政女工的工作虽存在于类公领域(家庭不是严格的公领域)中,但依旧被定位为情感劳动,这是传统父权制带来的性别歧视在跨国劳动力市场上产生否定性波及效应的结果。“将家务劳动概念化为情感劳动,会把跨国家政女工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重新定义为一种权力关系分散或减弱的关系,结果往往会复制或延续传统劳动性别分工将家务劳动作为具有女性特征之情感劳动的歧视性做法。”4(P206)这反映的是女性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刻板印象,体现了社会父权制的物质基础“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7(P46)。资本家通过利用被视作女性“天职”之一的家务劳动来谋取经济利益,女
15、性从私人家庭中的主妇转变为全球资本市场中的“主妇”,这体现了父权制在工资劳动领域对女性的持续定义。(三)父权制在跨国家政女工性处境方面的体现性是父权制控制女性的重要途径,这一点也体现在跨国家政女工身上。一方面,跨国家政女工的污名化多以性为焦点,这种污名化出自于东道国社会公众。无论男女、贫富,深受父权文化影响的东道国民众普遍认为自己在文化和身份地位上优于作为外来者的跨国家政女工,遂以父权文化统治者的姿态将之定位为“假打工、真卖淫”2(P86),或假设她们会“晚上外出卖淫”14(P170)。另一方面,出于女主人身份被取代的焦虑,女雇主亦可能在性方面诋毁跨国家政女工。因为被认为拥有热带女人的丰满身体
16、与金发碧眼的美丽形象,跨国家政女工被塑造成易勾引男雇主的潜在对象,这会给女雇主的地位造成威胁。为避免风险变成现实,女雇主选择与父权制联手,赞同对女性之性的定罪。她们效法父权制规范对女性穿着打扮的设定,力图掩盖女性的性韵味,要求跨国家政女工剪掉长头发、不准化妆、只能穿宽松的衣服。为维持特定群体的优势地位并彰显其控制权,父权制似乎默许了对跨国家政女工的性侵犯。与第2期李勇: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103本土家政女工一般不在雇主家中居住不同,跨国家政女工服务期间居住在雇主家中。在具有私密性的空间中工作和生活,必然涉及与雇主的亲密关系即使是不必要或否定性的亲密关系。加之跨国家
17、政女工在东道国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导致她们更容易遭到来自男雇主及其男性家庭成员的性侵犯。未拿到绿卡或未获得永久居住权与害怕被解雇和驱逐出境之恐惧的共同作用,则会助长性侵行为的发生。另外,种族差异形塑的新歧视类型会加剧上述主体对跨国家政女工的性侵犯。性侵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控制的本质,体现的是基于父权制形成的性别权力关系不对等及由此带来的歧视问题。出于各种理由,跨国家政女工对性侵犯保持的沉默态度,也反映出其对隐藏的不对等性别权力关系的接受,哪怕这种接受并非出于本意。具体而言,跨国家政女工虽因在被视作传统私领域的家庭内部工作而无法得到反性骚扰立法的保护,但事实上她们被性骚扰的情况普遍存在。在美国从
18、事家政工作的菲律宾女性迈拉 巴尔多纳表示,她为工作中遇到的性骚扰而困扰,并指出这是跨国家政女工普遍面临的问题15。更有研究指出,接受访谈的跨国家政女工都遭到过雇主和/或其家庭成员的性骚扰16。性虐待是跨国家政女工遭遇的更严重的父权主义伤害。一项针对加州北部小镇的研究显示,性虐待常发生在拉丁跨国家政女工身上17。2012年,美国家政工人联盟对2000多名工人展开调查,发现存在与性虐待相关的问题15。对埃塞俄比亚跨国家政女工的调查则显示,“参与研究者都表示男雇主或其儿子曾试图强奸她们”18(P10)。媒体亦时有报道跨国家政女工遭受雇主性虐待的情况。被要求每6个月进行一次妊娠试验,并接受艾滋病及其他
19、性传染疾病的筛查19,更变相默许了对跨国家政女工的性骚扰和性虐待。二、经济盘剥与劳动控制:跨国家政女工遭遇的双重剥削在父权制之外,跨国家政女工还受到基于资本主义形成的经济和劳动剥削。“剥削”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指的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将之与劳动者结合起来,无偿占有缺少生产资料之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和写作的年代,女性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家中,故其有关剥削的论述多指向男性工人。随着女性进入职场及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对跨国家政女工的剥削问题开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跨国雇佣关系中,跨国家政女工未被当作平等的人对待,而是成为被资本家利用的
20、商品,针对她们的剥削表现得非常明显。(一)居间服务与外劳掮客的经济剥削在一些国家中,早期的跨国移民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商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国家对国家的直接雇佣方式逐渐式微,被解除管制、私有化的商业雇佣机构取代”2(P45),外劳掮客移工中介纷纷建立起来。由于没有出国经验、语言不通、缺乏信息,试图在他国寻找家政工作的女性不得不仰赖移工中介的帮助,这在带来一定便利性的同时,增加了她们被剥削的可能性。移工中介是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运作的。资本以增殖为核心,“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
21、切人间法律”20。资本化的移工中介必然会为赢得更多利润而对前来寻求居间服务的跨国家政女工进行盘剥。在跨国家政女工和雇主对彼此信息掌握有限的情况下,移工中介在雇佣关系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强化了他们的权力,形成与跨国家政女工链平行的“剥削性的全球资本循环链”4(P199)。很多时候,移工中介确实为跨国家政女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如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提供翻译及相关训练、办理或伪造签证及相关文件,甚至协助其与当地人假结婚、短期借宿、高利赊贷等。但相较于移工中介给作为“衣食父母”的雇主不少回扣,处于弱势地位的跨国家政女工更容易遭受剥削,尤其是在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较困难、更换雇
22、主严格受限的东道国。为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跨国家政女工需要支付高额的中介费。有研究显示,普通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相当于头年收入的20-30%21。鉴于工作场合和内容的特殊104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 第40卷性,跨国家政女工支付的中介费通常只会更多。另有研究表明,移工中介给跨国家政女工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产生的债务相当于她们6到8个月的工资4(P208-209)。一方面,从吸引女性从事跨国家政工作到展开培训、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再到联系雇主,都是在移工中介的主导下完成的,这挤压了跨国家政女工直接与雇主议价的空间,导致大部分收益被中间商收入囊中;另一方面,移工中介利用信息不对称
23、来欺骗跨国家政女工,巧设各种收费名目,从衍生性的非法业务中获取高额利润。有关中介费的合法收取标准,不同劳工输出国的规定并不统一,但不少国家都对最高额度作出了限制。问题在于,这无法阻止求利心切的移工中介以“服务费”“入境费”“迁移费”等名义来掩饰实收费用。而且,随着寻求到国外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数量的增加,中介费会水涨船高。有部分移工中介要求跨国家政女工在离开东道国之前签订假借据,尔后将中介费转化为借款,从薪资中扣除。另有移工中介在招揽跨国家政女工时,虚报在东道国的工作时长,以获得更多中介费或减少退款数额。试图逃避收费限额管控的黑移工中介,对跨国家政女工的剥削更露骨。在数字资本主义转向明显的当下,
24、移工中介可能以虚拟平台的形式存在,这在减弱公权力可能发挥的规范作用的同时,增加了前来寻求居间服务的跨国家政女工被剥削的可能性。凡此种种都表明,移工中介在沟通跨国家政女工和雇主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寻租空间,这使他们获得了高额利润。据新华网报道,苏州一家中介公司2015年5月-2016年3月间通过介绍200余名跨国家政女工非法入境,共获得1000余万元非法收入22。在移工中介获得较大利润的背后,是对跨国家政女工明目张胆的剥削。(二)全景式“监控”与雇主的劳动剥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剥削表现为资本家基于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吸引欠缺生产资料又必须养家糊口的工人出卖劳动力,以无偿占有工人创造之剩余价值的方式
25、来实现财富的累积。表面上,剥削是以自愿或平等为外观进行的,但其间蕴含着资本家侵占工人创造之剩余价值的实质。一般来讲,资本家会以工资的形式偿付工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力。如此,“工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23,但这没有消解剥削存在的基础,只是让剥削变得更隐蔽。将上述分析脉络用于探究雇主对跨国家政女工的剥削可以发现,这类剥削虽存在于家庭这一有别于传统资本市场的类公领域中,但鉴于雇主对跨国家政女工的剥削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本文将雇主视为一种类资本家的存在,将其对跨国家政女工的剥削视为一种类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在客观层面上,沿着工资给付掩盖资本家无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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