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与家国想象——以史...改编本《重庆屋檐下》为中心_易永谊.pdf

DOI:10.3969/j.issn.16713079.2023.03.014收稿日期:20221122作者简介:易永谊(1978)，男，浙江苍南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创意写作。网络首发时间:20230311 10:57:19网络首发网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2303090924002html空间叙事与家国想象 以史东山改编本 重庆屋檐下为中心易永谊(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摘要:史东山改编本 重庆屋檐下模仿与借鉴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并在空间叙事上有进一步的探索。以互文性与空间叙事理论探讨 重庆屋檐下发现:该剧不但展现以重庆屋檐下为地理标志的重庆叙事，而且利用人物的回忆与语言穿插上海、北平两地的空间叙事，最后以首尾相接的方式构建出戏中戏的文本空间，表达对抗战时期罪恶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新社会的期待，从而在空间叙事中由批判主题转向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关键词:互文性;空间叙事;批判主题;家国想象;史东山;重庆屋檐下中图分类号:I207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079(2023)03009605Spatial Narrative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A Study Centered on Shi Dongshans Adaptation Under the oofs of ChongqingYi Yongyi(School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 325035)Abstract:Shi Dongshans adaptation Under the oofs of Chongqing imitates and borrows from Xia Yans Under theoofs of Shanghai，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Under the oofs of Chongqing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spatial narrative theory，and finds that the play not only presents theChongqing narrative with the space under the roofs of Chongqing as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but also intersperses itwith the spatial narratives of Shanghai and Beiping through charactersmemories and dialects，and finally constructs atext space of a play within a play in an endtoend manner，expressing the criticism of the criminal reality during theWar of esistance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new society in the future so as to shift from critical theme to nationalimagination in the spatial narrativeKey words:intertextuality;spatial narrative;critical theme;national imagination;Shi Dongshan;Under theoofs of Chongqing史东山(19021955)，原名史匡韶，浙江海宁硖石人，作为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编剧而被载入史册。阳翰笙在回忆性文章中将史东山及当时的剧作家称之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还特称他为“严肃认真、富有正义感的史东山”。1 史东山的文学作品已编入汇集 史东山影存，主要有 女人(电影小说，1934)、祖国之恋(电影小说，1943)、八千里路云和月(电影文学剧本，1946)、新闺怨(电影小说，1948)、新儿女英雄传(电影分镜头本，1950)、天官赐福(电影分镜头本，1993)六部。2 史东山影存未收录史东山改编的舞台剧本 重庆屋檐下。实际上 重庆屋檐下为徐昌霖原著、史东山改编的舞台剧本，于1945 年在上海的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于史东山的研究并没有聚69嘉兴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xing University第 35 卷第 3 期 2023 年 5 月Vol35 No320235焦在这些剧本的创作上，而是对史东山的怀念上，专门论述其电影美学成就的仅有 电光影里惊尘世:被遗忘的大师史东山3 一文，对于其电影小说及剧本的文学性解读研究也不多见。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剧本文献，着重从互文性角度解读 重庆屋檐下与 上海屋檐下的关系，进而考察史东山在改编剧本中如何进行空间叙事的文本操作，剖析其中所蕴含的叙事艺术效果。一、互文的浮世绘正如法国学者萨莫瓦约在 互文性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写作不仅与作家所在的世界有关，更是与文学自身及其历史密切相关。4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史东山的剧本 重庆屋檐下自然让人联系到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该作最早在 1937 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可见两者存在着一种互文性的联系。可是，众所周知，当夏衍在 1957 年回忆当时的创作时提到:“有个外国戏，名字叫 巴黎屋檐下，是出喜剧。我对喜剧有兴趣(都会的一角就是写的喜剧)，上海屋檐下最初也想写成喜剧，但后来却写成悲喜剧了。”5 82作家在此交代了其创作直接受到他所读的外国戏剧的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受到剧作题目所代表的空间叙事手法的影响。然而，重庆屋檐下与上海屋檐下是在同一种语言文化中的两部作品，时代背景也紧紧相接，其中整体剧本框架的模仿与戏拟则更为明显。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选择上海典型的居住空间 亭子间，“上海东区习见的 弄堂房子，横断面”。5 45从右到左，由下到上，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叙述这个房子的所有空间格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说精心设计了五户人家的居住空间:二房东林志成同时也是一名工厂下级职员住在客厅间，小学教员赵振宇住在披灶间，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亭子楼上，舞女施小宝住前楼，常常酗酒的老报贩住阁楼。不同家庭，不同阶级身份，分别占据不同的空间。空间的设置隐喻着剧本中人物叙事的重要性差异。首先，作者构建了一个反映上海底层社会的浓缩空间，虽然故事的第一条线索是同居的林志成与杨彩玉面对匡复(杨彩玉的丈夫)的出狱归来所引发的种种纠葛、痛苦和矛盾，从而将故事情节推向了第一次高潮，但是作者仍然试图勾勒出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历程。其次，在第二条线索中，黄家楣父亲的离去揭穿了黄家楣所谓上海“浮华生活”的谎言，掀起了故事的第二次高潮。黄父在剧中其他人的叙述中是一个象征与社会真相隔绝的老年耳聋者，但恰恰是他，作为一个外来观察者发觉了亭子间生活的真相。再次，建筑物里的物件也是空间叙事的重要媒介。例如剧本中“楼梯”是串联故事人物情节的重要物件。小天津(施小宝情夫)威胁施小宝时，“随手将一根楼梯上的扶手档子攀过来，轻轻地一折两断，悠然地丢掉，拂去手上的木屑，然后冷冷地对施小宝说”5 27。楼梯扶手档子隐喻着这个空间里的人物，象征着他们的命运容易被践踏，同时也暗示这个空间结构是不稳定的，因为所有的人物都是一种寄居状态，包括二房东也是随时可以离开的。所以，这个“亭子间”最终指向的就是当时现实历史背景下风声鹤唳的上海。重庆屋檐下开头有“这是在重庆习见的，中间用薄板隔开的两间房间。左边的一间大概要小于右边那间的一半”6 3这样的描写，同样也是在塑造一种供人物活动展开的典型环境。这里提供的是一种参照对比的模式，左边小房间是沙宗文的家，右边较大的是蔡洪萍的家。史东山构建了一个知识分子与投机商人的杂居空间，二者在这个空间的关系是擦肩而过的，并无交集 “黄推着沈一面谈着一面走出房门，与正从通道上过来的沙宗文擦肩而过”。6 21作者试图将操弄着生意“神经战”的商人蔡洪萍与一个严谨正直的知识分子沙宗文进行对比，好像在暗示热火朝天的生意实际上是在挖抗战大业的墙脚，而安心工作的知识分子反而是民族灵魂的所在，以此在人物价值上形成二元对立的悖反。“沙宗文脸上带着思索的皱纹，藏在近视眼镜下的是一双充满了热情和智慧的眼睛，腋下夹着一大包原稿纸和校样，轻轻地推进自己的房门。”6 21忙碌于骗局的生意人过着奢侈的生活，深夜归来的文人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纠结于柴米油盐。显然，主人公沙宗文的形象印有作者的身影，是史东山倾注个人思想感情与社会观察的缩影。与 上海屋檐下各种人物命运的多条线索叙事不同，79易永谊:空间叙事与家国想象 以史东山改编本 重庆屋檐下为中心史东山在这部剧本中只设置了两条线索，以艾以耕作为中间角色将二者交织在一起，但无论是多线叙事还是双线叙事，这两部作品都是以空间的无限逼近将所有人物的命运压缩在同一个空间之中。在主题表现方面，史东山改编的舞台剧本 重庆屋檐下对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有模仿借鉴，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后者主要表现的是上海弄堂中即“上海屋檐下”一群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对于上海特有的亭子间，史东山在 1946 年的电影文学剧本 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写道:“这是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间不太小的亭子间。”2 123重庆屋檐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类是文学家沙宗文与文艺理论家欧阳青，另一类是以蔡洪萍和黄士林为代表的政治掮客和暴发商人。整个剧本故事是以煤炭生意为中心，描写了一班掮客的互相欺骗、连环设局，蔡洪萍和黄士林就是其中典型的大发抗战国难财的投机倒把的掮客。史东山模仿夏衍作品的空间叙事结构，描绘了一幅重庆陪都的浮世绘，刻画底层人民在抗战期间的困苦挣扎。至于剧本的结尾设计，夏衍在 上海屋檐下里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葆珍(匡复的女儿)，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蕴藏着一种宝贵的希望，所以匡复受她的影响从绝望中获得新的觉悟;同样，史东山也在 重庆屋檐下的结尾处给出了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展望抗战胜利后能够拥有新社会。二、大时代的屋檐舞台剧本来就是集中表现空间叙事的文学作品。叙事中空间再现往往被分为三个层次: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空间，文本的空间。7 12史东山不厌其烦地描绘 重庆屋檐下剧本中所拟构的一个重庆的房屋，正是这种空间叙事的典型例子。其中，剧中人物沙宗文在结尾处提议将重庆的生活写成剧本:“这是绝好的材料，(立刻就案头向秋取笔)自从我搬到这儿来，所听见所看见的他们那一伙人的情形，再加上我们这一伙人的情形，中间夹一个艾以耕，该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剧本啊!”6 214而这个剧本就是前面展开的故事本身，这种首尾相接的循环形成戏中戏的文本空间结构。当然，作为人物性格生成与命运展示的场所，“屋檐下”这一隐喻性空间意象在表现人物悲剧命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在这个空间当中有多重空间叙述，对应人物关系就构成一种空间中的空间叙事。所以，“重庆屋檐下”是包含了抗战时期背景下特定的空间、事件与记忆的隐喻性历史场所。首先，史东山构建了一种作为地理志标识的重庆叙事。他用戏剧舞台的语言搭建这个虚拟房屋的结构。“这是在重庆习见的，中间用薄板隔开的两间房间”6 3，作者不但对空间进行对比，而且还比较室内陈设。这栋房有三层，剧本的空间叙述视角却从二楼开始探查，利用空间的明暗对比，加强人物之间的生活境遇之比较:“这个时候舞台上两个房间的光线有着天壤之别。右边房里电石灯光芒万丈，而左边屋里，沙宗文桌前的油灯显得格外暗淡。”6 47沙家因煤涨价买不起煤球，无法烧饭，另一方的孙太太和蔡洪萍却因煤价高涨而兴奋，二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同时，史东山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中重庆的战争气氛与灾难，而是着力要写出这个城市在战争中的另一种生活。“这是夜晚八点钟光景，呈现在窗外的都市的夜正在搬弄她的炫耀，星星也好像姊妹一样排坐在都市的屋檐上向这窗内眺望。”6 4剧本叙述者声称“重庆文化的不单纯”，所谓的不单纯，是指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与中国其他地方所形成的潜在对照;同时，这种空间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成功营造出一种阅读或观剧的悬念。在这个多层空间中，不同人物有着三种生活:沙宗文深夜撰文试图以文艺唤醒民族抗战救国，蔡洪萍忙于设计生意场上的“神经战”，其他人则忙于打麻将或跳舞。“忽然沙的楼上爵士音乐声大作，皮鞋的摩擦声在楼板上发出唦唦之声”6 48，沙宗文哀叹自己四面楚歌:“隔壁是 S，老 K，皮蛋，肉搏了一整夜，楼上是上迎头赶上欧美，跳了一通夜的舞，简直是在我头上天女散花。”6 61其中孙太太就是热衷于跳舞，“北平的跳舞厅都泻意啊!在重庆只看把窗帘拉起来，大门关起来，偷偷摸摸地跳，真不开心”6 79。所以，剧本揭露了奸商在国难当头时奢侈的享乐生活及背后哄抬物价的丑恶行径。其次，剧本中利用人物的语言与回忆，构建出一种时空交错的空间叙事。首先，利用人物关系的89嘉兴学院学报第 35 卷第 3 期回忆形成一种空间叙事。例如，发国难财的暴发户蔡洪萍，在沦陷区老家有太太，在重庆歌乐山也有太太，在这个房间里也有与他同居的朋友之妻孙太太。又如当掮客的黄士林向沈金龙虚构了一个大工厂的总务主任是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十年前在上海潦倒的时候，我们俩总是一同逛四马路的。”6 18在空间叙事中，人物在重庆的关系被归因于当年在上海吃喝玩乐的友谊。其次，剧本中也多次出现上海话，例如黄士林:“唉!这都怪我们两个人 额角头弗亮。(上海话)”6 39黄士林是蔡洪萍的生意朋友，原来在上海是个所谓“生意白相人”，现在是一个大“勃洛克”。“勃洛克系商场上的一种名称，是英文 Broker 的译音，在中国叫 掮客。”6 1剧中也有另外一个小“勃洛克”马仲平，他也说上海话“勿要打旁好勿好!人家头寸嬲勿出来嗨!”6 86再次，人物也经常在话语中夹带英文单词，完全是上海人的语言风格。例如蔡洪萍对黄士林说“CAMEL!那儿弄来?”6 87这些都说明当时很多掮客从上海撤退到重庆，所以剧本利用人物之间的言语与回忆，形成穿插在重庆空间中的上海叙事。与此类似的，剧本中也有关于北平的空间叙事。沙宗文的外甥汪卓才是一位从北平跑到重庆的大学生。借助他的话，剧本引出当时北平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念日文，即不愿意做亡国奴，“沦陷区的青年都想到重庆来看看”“日文课每个学校都有，可是没有人愿意上课，后来教日文的先生没有办法，又怕日本人知道他不上课，只好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日本女人了!”6 7273作者也借助孙太太问汪卓才“北平最近的情形怎么样?听说那儿很平静是不是?”6 78引出北平的饭店、北平舞场的“新步子”、北平美国货的化妆品等话题。此外，人物对话中还出现穿越封锁线进货的两个地点 河南界首与浙江温州;同时，当被问到骆驼牌香烟的来历，黄士林说“一个朋友从加儿咯答飞机上带来的”6 88，还提到了孙太太的丈夫孙培恩从印度捎回重庆的来信。6 92这些空间地理位置在剧本中以重庆为中心，连接着上海、北平、界首、温州，甚至印度的“加儿咯答”，勾勒出与当时历史地理格局相吻合的空间网络，即完成了一种具有全局视野的抗战中国的空间叙事。三、家国想象史东山借助多层结构的重庆房屋，浓缩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与人际关系 既有文学家与文艺理论家，也有抗战中暴发的商人与掮客。“场所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也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7 45所以，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主人公沙宗文其实就是作家自身的投影。“重庆屋檐下”既是一种现实的空间叙事，更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家国想象。一方面，史东山改编的这部舞台剧充满了社会批判话语，将矛头直接对准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的各种奸商。剧中反面角色蔡洪萍和他十几年的老同学艾以耕谈话时，提到商场上的竞争比前线打仗还要激烈，坦言生意是“一种不用正当手段，不守正当规矩，毫不讲运动员道德的一种竞赛”6 26。将做生意比作运动场上的竞赛，完全是为给自己的投机提供合理性，完全背离了民族伦理与人性道德。所以，当他生意失败时，同居的情人孙太太和朋友黄士林都背叛了他。黄士林评价蔡洪萍的心狠手辣:“生意总要让大家有路可走，(激动起来，渐渐地离开她。活动地说话)他这么不管人家死活，只管踩在别人头上往上爬，我非报服他不可。”6 134同时，作者也借助人物对话进行了批判:(马仲平老婆)“你算有钱，你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一摸，你们口袋里装的不是钞票，而是人家的血啊!”6 192(欧阳青)“想不到这下子，一个国家的文化，也要被你们这种囤积商人捏死了!”6 200这种控诉在史东山的电影剧本 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有体现，如玲玉控诉周家荣:“你以为一个人整天的挖空心思，找金条，赚美金，一切止于为自己求舒服，算是有了事业雄心吗?像你这种人的所谓 事业是在吃人血，是在拿别人的血滋养自己!”“假如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一定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2 181所以，作者在不同剧本中将当时那些发国难财的无良商人比作吃人的野兽，将这种人性的堕落上升到了腐蚀民族性的高度，并且在一种因果报应的逻辑空间叙事中实现对罪恶的惩罚，可见史东山的剧本创作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剧中人物也在黑暗生活中充满对光明未来的憧憬。第二幕开头有:“血海样的太阳渐99易永谊:空间叙事与家国想象 以史东山改编本 重庆屋檐下为中心渐从对面的星檐上探进来。太阳一上屋檐，街上的雾渐渐消散了。”6 51同时，主人公沙宗文在朗诵诗歌 问太阳 :“太阳?/太阳从远处的高层建筑 那水门汀与钢铁所砌成的山和那成百的烟囱。/成千的电杆子。/成万的屋顶。/所构成的。/丛密的森林里/出来了/是的/太阳比一切都美丽/比处女/比含露的花朵/比白雪/比蓝的海水。/惠特曼/从太阳得到启示/用海洋一样开阔的胸襟/写出海洋一样开阔的诗篇。”6 5152诗歌中直接将太阳意象联系到博爱、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词语，联系到了一切把人类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伟人。可见，作者在此通过剧中人物的场景性诗歌吟诵，表达出一种对救世主般英雄的期盼。这种对理想主义的呼告，对伟大英雄的期盼，使得剧作本身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伦理道德品格。所以，重庆屋檐下以一种理想化的手法结尾 恶人醒悟并逃离重庆 暗示重庆屋檐下善最终战胜了恶。事实上，剧本改编者史东山作为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从“九一八”事变打响到“815”日本投降，始终对国民政府充满希望，幻想着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回到上海之后他却发现，自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这让他大失所望。3 32四、结 语史东山改编的 重庆屋檐下在很多方面借鉴了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将整个故事压缩在一个“屋檐下”进行多条线索的故事展现，但是在空间叙事上前者的故事线索更为集中，人物正反对照更鲜明，文本空间更为巧妙。剧作家在当时被要求必须同时是政治家，最好是兼军事家，从而使抗战戏剧从民众艺术变成动员国民的、有力的发动机。8 所以，剧本中政治鲜明的主题在这种浓缩空间的叙事中显得更加具有感染力。这个改编剧本的创作实践同时也体现了史东山 1942 年在重庆的主张:“今天的戏剧工作，在这小小的重庆城里是应该立刻开始在 质的提高方面去发展光明远大的前途的。我们应该站稳在 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立场上，来为合理的戏剧运动而努力，来为提高艺术水准而努力。”2 574剧作者在剧本的空间叙事中构建出故事再现的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的空间三个层次。首先，剧本在“重庆屋檐下”展现的不只是重庆叙事，还有上海叙事和北平叙事;其次，通过人物的回忆与语言，剧本构建出一种时空交错的空间叙事;再次，戏中戏首尾相接的文本空间结构也是一大特色。由此，史东山在剧本中将“重庆屋檐”作为一个空间意象反复强化，带领读者穿越作者虚构的一个房屋。事实上，正如巴什拉所强调那样:“它反复强化的不是我们所穿越的房间，而是从作者内心延伸出来的一个房间，他给予了这个房间生命，这个房间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作者的意向并不仅是描述他 熟悉的住所。”9 总之，作为一部典型的抗战剧作，史东山借助特定空间“重庆屋檐下”，将自己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记忆充塞到这个空间意象之中，包括对过去的批判与对未来的憧憬，由此在空间叙事中由批判主题转向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参考文献:1 阳翰笙 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 J 新文学史料，1981(3):111123 2 陆弘石，李道新，赵小青 史东山影存:上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3 李群 电光影里惊尘世:被遗忘的大师史东山 D 重庆:西南大学，2014:32 4 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 M 邵炜，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 5 夏衍 上海屋檐下 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6 徐昌霖 重庆屋檐下 M 舞台本 史东山，改编 上海: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1945 7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8 胡春水 集体创作抗战戏剧选 M 上海:怒吼出版社，1948:2 9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诗学 M 龚卓军，王静慧，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275(责任编辑吴明敏)001嘉兴学院学报第 35 卷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