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pdf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4 年第 1 期 125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胡静娜，何蒲明（长江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荆州434023）摘要：厘清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城乡绿色共建、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揭示二者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省际行政区之间差异明显。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逐年递增态势，由低度协调阶段步入基本协调阶段，且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尽管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跨越，但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但强度有所减弱，东部、中西部地区分别以“H-H 型”、“L-L 型”集聚模式为主，耦合协调水平转移同空间地理因素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不同的周边省级行政区对本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转移的影响存在差异。由此，各省区市应秉承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升级，畅通城乡资源要素流通渠道并健全省域联动共建机制，以提升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链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24）01-0125-15“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求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理论上来看，因为城乡之间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联动关系，两者在双向共生、协同进化中走向融合a，其内在逻辑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是农业收稿日期：2023-11-20作者简介：胡静娜，长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绿色发展。何蒲明，长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农户粮食生产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对策研究”（21ZD042）。a 岳文泽，钟鹏宇，甄延临，等.从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缘起与实践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26绿色发展的源动力，而农业绿色发展也助推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带动绿色农业发展。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助推，人口、资金及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各类优质资源逐渐流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金融、信息和技术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进一步便利了绿色农业生产条件，有助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同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为提升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持续注入活力，促进农产品供给提档升级，为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提供坚实基础a。此外，新型城镇化凭借有力的溢出效应，倒逼农业绿色规模化经营、种植结构优化、技术进步等农业活动高效运行，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农业绿色发展凭借反馈效应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支撑。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指引下，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逐渐凸显，发展绿色农业的正外部性将反馈回城市和工业部门，为城乡绿色融合注入动能。一是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将释放更多劳动力、土地、优质农产品、原材料等资源，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二是绿色农业发展引致的对人才、技术、物质装备和生产性服务需求，为城镇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增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动力b。一、文献综述目前，关于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厘清城镇化对绿色农业影响的内在逻辑关联。一是，郭海红等c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其集聚溢出效应影响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进而助推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提高；鄢曹政等d的研究发现，城镇化建设提高了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需求量，为绿色农业开拓了广阔的产业平台和消费市场，亦能驱动农业绿色发展。二是，部分学者则认为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迫使农户追加化肥、农药等高消耗高污e染要素，再加之农村环境保护主体的缺失，反而将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f，也有学者甚至认为城镇化将增大农业生产要素强度而加剧农业面源污染g。另一方面，实证检验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方向。学界虽普遍认为城镇化是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囿于检验方法、研究区域等条件的差异性，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会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h，但也a 石亚娣.人口城镇化与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时空耦合分析J.价格月刊，2021（02）.b 龚锐，谢黎，王亚飞.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机理及实证检验J.改革，2020（07）.c 郭海红，张在旭.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02）.d 鄢曹政，殷旅江，何波.物流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22（09）.e 张成玉，肖海峰.我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增收节支效果研究基于江苏、吉林两省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03）.f 陈哲，李晓静，夏显力，等.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1（12）.g 薛蕾，廖祖君，王理.城镇化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基于农民收入结构调节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分析J.农村经济，2019（07）.h 陆杉，熊娇.农村金融、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绿色效率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27存在持相反态度者a，如城镇化同农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b。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学者基于空间效应角度出发，分析城镇化水平对邻近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的抑制效应c。综上所述，学界有关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一是，研究多围绕城镇化对绿色农业的单方面作用关系展开，探究两者双向互动的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少见；二是，针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选择 200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值，并借助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进一步探讨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以期为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二、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测度（一）研究方法1.极差熵值法。可以有效避免指标选取和赋权的主观性。具体步骤及公式如下：（1）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1）式中，ijx 代表某省份第 i 年第 j 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值；ijx 第 i 个省份第 j 项指标；maxjx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minjx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2）计算出第 j 项指标第 i 个省份的比重 Sij：1(1,2,)ijijnijixSinx=（2）（3）计算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hj：1lnnjijijihkSS=（3）（4）计算出差异系数，其公式为：1jjgh=（4）a 罗海平，何志文，胡学英.城镇化对种植业面源污染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21（09）.b 苟兴朝，张超峰，张斌儒.地方财政支农对长江经济带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政科学，2021（10）.c 邹秀清，谢美辉，肖泽干，等.基于熵权-TOPSIS 法的乡村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10）.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28（5）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 Wj：1(1,2,jijmjjgWjmg=）（5）（6）采用综合加权法分别计算第 i 个省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值：1miiijjQW x=（6）2.耦合协调模型。耦合度 C 表述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a，基于耦合度模型的基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耦合协调度 D 来表征两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公式如下：21212()UUCUU=+（7）12TUU=+（8）DCT=（9）式（7）、（8）和（9）中 C 为耦合度，取值在0，1；U1、U2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值；T 为协调度；、为待定系数，笔者将、皆设定为 0.5；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在0，1，其数值越大表明两系统协调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基于前人的研究b，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设定如（表 1）示：表 1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区间0D 0.40.4D 0.50.5D 0.600.60D 0.700.70D 1.00类型濒临失调低度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二）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数据来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1.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选取 200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受限于数据可得性，香港、澳门、台湾暂未纳入研究范围。其中，测算所需的各类基础数据出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绿色食品统计年报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则采用移动平均值、均值插补和线性插补等方法进行补齐。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测算结果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对人均 GDP、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均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了不变价处理。2.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发展和扬弃，故本文参考祝志川等c的做法并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构建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6 个一级指标，城镇人口占比、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等 25 个a 邹德玲，丛海彬.中国产城融合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9（06）.b 武宵旭，任保平，葛鹏飞.黄河流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08）.c 祝志川，刘博，和军.中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测度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2（07）.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29二级指标组成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2）。表 2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表征指标指标属性权重新型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占比（%）+0.029城镇人口密度（万人/km2）+0.03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0.023每十万人高校在校生人数（人）+0.047经济城镇化人均 GDP（万元/人）+0.065第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0.0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0.07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0.072人均地区财政收入（元/人）+0.107单位 GDP 电耗（kW/元）0.009社会城镇化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0.097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0.045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辆）+0.031R&D 经费投入强度（万元/人）+0.075人均教育支出（元人）+0.070城镇登记失业率（%）0.013空间城镇化建成区面积占比（%）+0.045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m2/人）+0.042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0.032生态城镇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0.01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03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量（座）+0.036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人）0.004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0.018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0.008注：受限于篇幅，暂不列出各项指标的具体含义。3.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前人研究a，本文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生活保障四个方面出发，选用耕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效率等 17 个二级指标构建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见（表 3）。a 何可，李凡略，张俊飚，等.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1（03）.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0表 3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指标层指标含义属性权重资源节约耕地复种指数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0.030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0.181单位农业总产值耗水量农业用水量/农林牧渔总产值0.003单位农业总产值机械能耗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总产值0.010节水灌溉面积比重节水灌溉面积/耕地灌溉面积+0.070环境友好化肥使用效率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0.021农药使用效率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0.010农膜使用效率农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0.010森林覆盖率+0.072质量高效单位面积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绿色食品标识产品数量/耕地面积+0.162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农作物播种面积+0.108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粮食总产量/农作物播种面积+0.032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林牧渔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0.062生活保障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0.08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0.02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0.032农村医疗水平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0.095（三）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分析基于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运用熵权法分别测度出 20052020 年全国及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水平值，结果详见（表 4）。表 4中国及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值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农业绿色发展水平2005 年2020 年变化率（%）2005 年2020 年变化率（%）全国0.1740.416139.080.1640.30183.54北京0.4310.72668.370.2830.571101.89天津0.2960.55687.560.1870.398112.24河北0.1520.348128.870.1560.28179.56山西0.1500.352134.710.1170.20776.01内蒙古0.1560.407161.590.1330.24079.62辽宁0.2100.38483.100.1770.27152.63吉林0.1740.361106.930.1650.24649.34黑龙江0.1860.36897.530.1700.24343.12上海0.4190.71470.440.1970.540173.65江苏0.2180.535145.320.1580.320102.86浙江0.2320.520124.360.2480.46286.28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1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农业绿色发展水平2005 年2020 年变化率（%）2005 年2020 年变化率（%）安徽0.1240.385210.770.1390.24374.53福建0.1680.467177.700.2310.42684.30江西0.1470.389163.610.1900.30661.03山东0.1610.413156.030.1670.29073.91河南0.1490.361141.870.1470.25674.22湖北0.1480.394167.060.1570.26971.52湖南0.1280.380196.220.1690.30177.88广东0.1950.466138.740.1860.32775.86广西0.1010.310208.040.1690.29876.09海南0.1420.357150.890.1990.34472.62重庆0.1260.395214.220.1300.282117.81四川0.1250.360187.650.1690.28065.69贵州0.0720.319341.610.1110.228105.42云南0.0890.321259.400.1340.24280.84西藏0.1250.445256.140.2040.37784.61陕西0.1540.406162.660.1360.24378.25甘肃0.1470.331125.520.1050.19383.04青海0.1550.349125.110.1260.23586.46宁夏0.1380.401191.700.0930.220136.82新疆0.1880.36292.740.1230.21170.72注：受限于篇幅，仅列出 2005 年、2020 年的测度结果。1.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由表 4 所示，20052020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呈逐年递增趋势且波动较大，增幅达 139.08%，东部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明显高于西部省份，呈现出极化特点。具体到省域层面，2020 年北京与上海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数值均超过 0.7，分列全国前两位，而广西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 0.310，甚至不及北京 45%的水平；相较于基期（2005 年），2020 年贵州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增幅最大，达到341.61%；云南、西藏、重庆、安徽、广西 5 地增幅也均在 200%以上；而北京、上海、辽宁、天津 4 地增幅均未超过 90%。2.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分析。由表 4 所示，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波动相对较小，2020 年水平值为 0.301，较 2005 年增幅仅为 83.5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绿色农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具体到省域层面，2020 年北京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达到 0.571；上海紧随其后达到 0.540；与此对应，甘肃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仅 0.193，未达到北京水平的 35%；从增幅来看，上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增幅最大为 173.65%；宁夏、重庆、天津、贵州、江苏、北京 7 个省份增幅也皆大于 100%；与此对应的吉林则增幅最低，仅为 49.34%。续表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2三、实证设计（一）研究方法与实证模型1.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全局空间自相关能够描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在全国层面的空间集聚特征，一般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表征，其计算公式如下：11211()()nnijijijnnijijWXx XxISW=（10）21()njiSXx=（11）式中，I 为全局莫兰指数，Xi和 Xj代表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x 为耦合协调度的均值，n为研究的 31 个省份数量，S2为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代表各省份间的邻近关系，本文选用邻接权重矩阵，将海南设置为与广东相邻a。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其值为正（负），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负）自相关性，0值则表示无明显相关性。局部自相关基于上述基础，进一步分析耦合协调度在局部空间的集聚特征和关联程度：21()()niiijjjXxIWXxS=（12）式中，Ii为局部莫兰指数，当 Ii 0 且数值较大时，表明研究区域内某省份耦合协调度与相邻省份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局部空间呈现“高高”（HH）或“低低”（LL）集聚模式；当 Ii 0 且数值较小时，则表明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局部空间呈现“低高”（LH）或“高低”（HL）集聚特征。2.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马尔科夫链在传统马尔科夫链b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滞后概念，从而弥补了前者研究区域空间转移特征的局限性c。本文采用等分位法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数据离散化为 k 种类型，并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嵌入其中，进而可形成 k 个 NN 阶的概率转移矩阵。在第 k 个矩阵中，mij（k）为某一省份 a 在空间滞后类型 k 的条件下，从 t 年到1t+年耦合协调等级由 i 类型转变为 j 类型的概率，省份 a 的空间滞后项 Laga是该省份邻近省份观测值的空间加权平均，其公式如下：ababLagYW=（13）式中，Yb为省份 b 的耦合协调度；Laga为省份 a 的空间滞后值，表示省份 a 的邻域状态；b 为邻域省份；Wab为空间权重矩阵，所用矩阵及其处理方式与空间自相关部分保持一致。a 田云，林子娟.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04）.b 尹忞昊，田云，卢奕亨.中国农业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其空间分异机理研究J/OL.改革：1-162023-10-25.http：/ 穆学青，郭向阳，明庆忠，等.黄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J.地理学报，2022（03）.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3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由图 1 可知，20052012 年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而 20132020 年耦合协调度迈入基本协调阶段并持续走高，整体的均值介于 0.4040.590 之间，年均增幅达 2.55%。分区域来看，考察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所处阶段和增速却各有差别。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始终居于全国首列且与其余两地区保持较大优势，从 0.462 上升至 0.639，年均增速达 2.32%，自 2017 年起更是率先步入中度协调阶段。与此对应，中部、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低于全国水平且前者逐渐为后者所追赶，2020 年两地区耦合协调度一同迈入基本协调阶段，分别达到 0.560、0.553，年均增速为 2.58%、2.84%。总体来说，三大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保持领先，中部稳定增长，西部奋起追赶”的态势。图 120052020 年中国三大区域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图（二）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特征如表 5，2020 年北京耦合协调度最高为 0.802，上海紧随其后达到 0.788；浙江、天津、福建、江苏、西藏、广东、海南和山东则排在 310 位，数值介于 0.5800.700 之间。与此对应，甘肃耦合协调度最低仅为 0.503，略微超过同年北京的六成水平；而贵州、山西、新疆、云南则分别位居末 25 位，四地耦合协调度均未超过 0.530。从类型跨越来看，31 个省区市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跨越，其中仅西藏一地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了三个等级（由濒临失调发展为中度协调），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山东、海南 6 个省份则提升两个等级，其余 24省区市都只提升一个等级。从增幅角度来看，贵州耦合协调度增幅最大，达到了 73.55%；而宁夏、重庆、西藏、云南、广西等西部省份则位居 26 名，其增幅皆在 50%以上，表明西部省份的城乡绿色共建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然而，东北三省增幅排在全国末尾，其中辽宁增幅最低仅为 29.30%。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4表 520052020 年中国 31 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省份2005 年2020 年增幅（%）耦合协调度排序类型耦合协调度排序类型北京0.59110.802135.78天津0.48540.686441.25河北0.393150.5591842.38山西0.364240.5192942.57内蒙古0.380220.5591947.23辽宁0.43960.5681529.30吉林0.412100.5462432.59黑龙江0.42190.5472329.67上海0.53620.788246.96江苏0.43180.643649.36浙江0.49030.698342.98安徽0.362250.5532052.61福建0.44450.668550.41江西0.409120.5871143.54山东0.405130.5891045.26河南0.385180.5512143.28湖北0.390170.5711446.30湖南0.384190.5811251.51广东0.43770.625843.14广西0.361260.5512252.61海南0.410110.592944.26重庆0.357270.5781361.74四川0.381200.5641647.75贵州0.299310.5193073.55云南0.330300.5282759.67西藏0.399140.640760.13陕西0.381210.5601747.10甘肃0.353280.5033142.54青海0.374230.5352643.13宁夏0.336290.5452562.12新疆0.390160.5252834.68注：为便于观测，将濒临失调、低度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分别以“”、“”、“”、“”和“”表征。从空间格局来看，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始终领跑全国，而新疆、甘肃、贵州等西部省份则相对落后。2005 年，全国无一省份达到中度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5协调及以上阶段且仅北京、上海实现基本协调；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11 省区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占总省份数的 35.48%；河北、山西、内蒙古、广西等其余 18 个省区市仅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占总省份数的 58.06%。到了 2020 年，所有省份都达到了基本协调及以上水平，其中北京、上海耦合协调水平实现高度协调；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 6 个省和自治区达到中度协调阶段；其余 23 个省区市均实现基本协调。综上，考察期内全国各省份耦合协调类型皆有明显提升，呈现逐年增长的递进式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在不断提高。（三）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特征1.全局自相关。根据图 2 可知，考察期内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介于 0.3990.464之间且皆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同时，从演变轨迹来看，全局莫兰指数由 2005 年的 0.434 波动上升至 2012 年的考察期内最高值 0.464，再波动下降至 2019 年的考察期内最低值 0.399 后，2020 年又小幅回升到 0.419，说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正相关性虽然有所减弱但仍具备较大力度。年份全局莫兰指数图 2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2.局部自相关。为直观展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类型，绘制 2005 年、2020 年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图，见表 6。整体上，2005 年和 2020 年均至少有 24 个省区市属于 H-H 型或 L-L 型，这表明大部分省份呈现“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特征，耦合协调度始终存在显著的同向聚集效应。具体看：首先，2005 年 H-H 型包括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海南 9 地，2020 年广东加入该类型而吉林、江西分别转变为 L-L 型和 L-H 型，其余 6 省份维持原状；这些省份多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较好，城乡建设成效显著，因而出现高值集聚现象。其次，2005 年 L-H 型包括河北、安徽两个省份，2020 年江西转变为该类型；可能的解释是，三地分别毗邻京津、江浙沪和珠三角等高耦合协调水平地区，境内因受到其虹吸效应影响使得资金、人力等要素持续外流并制约自身发展，因而形成了彼高此低的集聚格局。再次，2005 年 L-L 型包括山西、四川、贵州等 16 个省区市；2020 年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6黑龙江、辽宁、山东转变为此类型，而西藏退出行列。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皆属于此类型；可能是由于这些内陆省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城乡发展水平远不及沿海省份，耦合协调度因而形成低值集聚。最后，H-L 型在 2005 年包括辽宁、黑龙江、山东和广东，而 2020 年只包括西藏。这些省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虽相对优于周边省份，但却未能对周边欠发达省份产生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呈现出极化效应。表 62005 年和 2020 年 31 省区市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集聚类型类型2005 年2020 年H-H 型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海南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L-H 型河北、安徽河北、安徽、江西L-L 型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H-L 型辽宁、黑龙江、山东、广东西藏（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进概率分析1.传统马尔科夫链。采用四分位法a将各省份耦合协调度离散划分为低（0-0.436）、中低（0.436-0.493）、中高（0.493-0.546）、高（0.546-0.802）四种水平，并以滞后一年的条件计算出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结果见（表 7）。表 7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N低水平0.7980.2020.0000.000124中低水平0.0000.7660.2340.000124中高水平0.0000.0000.8170.183118高水平0.0000.0000.0001.00099由表 6 可知，首先，矩阵主对角线上的数值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其中最小值为0.766，表明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 76.6%，远大于其发生变化的概率；同时，保持高水平的概率值为四种类型之首（100%），说明耦合协调度存在向高值收敛的“高水平垄断”现象。其次，从对角线两侧的概率值来看，低水平、中低水平、高水平三种类型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 20.2%、23.4%和 18.3%，且几乎不存在向下转移情况，说明中等及以下类型呈现向上转移的良好态势；再者，位于非对角线上且与主对角线不相邻的概率值均为 0，说明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转移均发生在相邻区间，由此揭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转变是持续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从低水平跃升至中高水平）。a 郭海红，刘新民.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J.中国管理科学，2020（09）.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72.空间马尔科夫链。前述研究表明 31 个省区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说明某一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变动不仅仅依赖于内生因素，很可能还同周边省份联系密切，即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转移在地理空间上可能并不孤立。因此，在传统马尔科夫链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空间因素，以基期（2005 年）的空间滞后值作为分类标准并求得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结果见（表 8）。表 8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空间滞后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高水平N低水平0.8450.1550.0000.000970.0000.9570.0430.000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中低水平0.6540.3460.0000.000260.0000.7880.2120.000660.0000.0000.8700.130230.0000.0000.0001.00010中高水平0.0001.0000.0000.00010.0000.6180.3820.000340.0000.0000.8430.157700.0000.0000.0001.00031高水平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10.0000.0000.6820.318220.0000.0000.0001.00061首先，通过对比可知，表 7 的四个矩阵彼此不同且各自与表 6 的传统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也不相同，说明空间地理因素同耦合协调度的水平转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即某一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过程会明显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次，四个矩阵对角线上除 0 以外的数值均大于 0.5 且最小值为 0.618，表明虽然在考虑空间因素下，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保持稳定的概率依然至少有 61.8%，但其稳定性相较于传统马尔科夫矩阵已出现明显动摇；第三，加入空间因素后，耦合协调水平转移依然发生在相邻区间，没有出现跨越式发展现象。最后，不同的周边环境对耦合协调水平转移的作用方向不同。当周边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时，将对本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反之则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比如，在邻近省份为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的情况下，处于中低水平省份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4.3%、21.2%、38.2%，呈递增态势；而当邻近省份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时，处于中高水平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依次呈递减态势，分别为 31.8%、15.7%、13.0%；这也表明在高耦合协调水平省份的带动下，低耦合协调水平省份有望打破低端锁定的困境。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138五、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剖析了中国 31 省区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一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值均呈上升趋势但省际差异明显。其中，2020 年北京的两系统水平值皆为全国最高，广西、甘肃则分别为两系统的同年最低值；贵州、上海的两系统水平值增幅最高，分别达到 341.61%、173.65%。二是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逐年递增态势，由低度协调阶段步入基本协调阶段，而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同时，省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全部省份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类型跨越。2020 年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而甘肃最低；相较于基期，贵州增幅最高达 73.55%，而辽宁增幅最低仅 29.30%。2020 年北京、上海迈入高度协调状态；而天津、江苏等 6 省市居于中度协调状态；其余 23 省区市均发展为基本协调阶段。三是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同向集聚效应明显；其中 H-H 型、L-L 型集聚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中西部地区，而 L-H 型、H-L 型集聚省份较少，随时间推移而略有不同。四是未考虑空间因素条件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稳定性，且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引入空间因素后发现，空间地理因素同耦合协调水平转移具有较强关联性，虽然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的稳定性已有动摇之势，但依旧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周边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时，会对本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反之则反。基于以上结论，得出如下启示：一是秉承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提升城乡绿色融合共建质量。各省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遵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十四五”农业绿色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思路，从生产、生活等角度融入绿色生态理念，破除“重城轻乡”的传统理念，有机连接绿色工农产业，发掘城乡绿色潜能，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协同共进的双赢格局。二是推动传统农业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发挥农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一方面，要大力推广低能耗、低污染、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模式，应用绿色防控、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环境友好型技术，并加强农村绿色农业专题教育和技术培训；另一方面，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城乡宜居家园，推动绿色农业专题项目建设实现城乡建设绿色导向的“双高”势头。三是搭建城乡优质资源要素流通渠道，健全城乡统筹的绿色发展模式。有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