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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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出版研究关键词出版研究关键词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出版研究不论是在学科建制上还是在知识积累上都逐渐完善,取得不少成绩。但同时,领域内部有关知识问题的讨论也逐渐升温,“出版无学”“出版学是行业之学还是学科之学”等相关讨论长期弥漫于学界。这些讨论的存在,预示着出版研究正面临着知识正当性的焦虑。从这些知识焦虑的表层话语中抽离出来,值得一问的是:这些焦虑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知识焦虑?从何处入手可能克服这一焦虑?本研究尝试借助作者自身的传播学背景,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去思考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问题。中外出版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比起一个有着固定边
2、界的学科,它更像是一个聚集地,研究者们带着特定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介入对出版问题的研究。由于出版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其他那些更为成熟的临近学科也常被称作“宿主学科”(host disciplines)、“学科之伞”,而充分汲取这些学科的思想资源或用澳大利亚学者西蒙穆雷(Simone Murray)的话来说就是“异花传粉”(cross-pollination)也被认为是拓展出版研究知识边界的方法之一。传播研究可以被视为中国出版研究的宿主学科之一,双方在建制与知识的双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秦艺丹韦嘉内容摘要:中国出版研究长期以来在建制与知识的双重层面上面临困境。通过对中国出版研究的相关文
3、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发现中国出版学界形成了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这些话语根植于出版的历史实践,与国家和业界需求结合较为紧密,从实践层面很好地回应了中国出版业发展面临的热点与难题,但在理论层面则略显薄弱。从其他临近学科中汲取资源,或有助于拓展出版研究的想象力。从传播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出版研究对传播研究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偏向与盲点,总体而言更青睐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对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理论等传播研究的另类范式重视不足,但这些研究范式都曾对出版问题有过关注,有助于出版话语与研究边界的拓展。关键词:出版;出版研究;学科边界;知识生产DOI:10.3969/j.issn.2095-0330.2
4、024.01.0072024.1 79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重层面上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前者指的是,编辑出版学在中国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之下;后者则指的是传播理论构成了出版研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具体来说,本研究所谓传播学的视角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以出版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学科交叉作为观察对象,思考出版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与边界移动;其二,以传播研究知识反思史作为参照对象,推进出版研究的知识反思。出版研究今天面临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及自我挣扎也贯穿于传播学的学科史中。自20世纪50年代末领域早期的参与者发出“传播研究已经枯萎”的讣告后,这种自我挣扎就从未停止。从传播研究的经验来看,即便
5、不能对“向何处去”“学科未来”这样的问题给出周全的解决方案,但对学科本身的建制史、学术史、知识史的不断反思与总结,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廓清问题,拓展知识边界与学术想象力。具体来说,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1)中国出版研究目前处于何种知识状态之中?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进入出版领域,围绕着“出版”产生了哪些话语与知识范式?(2)出版研究近些年来在与传播研究的“异花传粉”过程中,传播研究中的哪些思想资源被凸显了?哪些被遮蔽了?是否以及为何会形成某种特定的偏向?(3)传播研究思想资源的进入,将如何推进我们对出版的理解?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如此表述存在一定的风险,就好像传播研究是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领域
6、。本研究并不具备界定什么是传播研究或什么不是传播研究的能力,也无意做这样的界定传播研究本身的边界是开放的、松动的,而发展至今,传播研究本身也引介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思想资源。因此,本研究在讨论传播研究时,指涉的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大致涉及美国实证主义范式的传播研究、批判学派,以及媒介理论,也会将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纳入讨论范畴。一、出版研究在中国:建制与知识焦虑外国学者一般用publishing studies来指称出版领域的学术生产。在中国学界,“出版学”与“出版研究”均有使用。一般来说,讨论作为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时,多使用“出版学”或“出版学科专业”;讨论知识生产层面的出版学
7、术研究时,则多使用“出版研究”。本研究绝大多数时候倾向于使用“出版研究”的概念,并认为其包含建制与知识两个层面的内涵,这一方面是因为本研究核心关切的问题是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较于出版学,出版研究的说法所指涉的对象更为松散,是一种开放性的描述方式。不过,就实际情况而言,建制与知识层面常常相伴相生,互为关联,因此,本研究也会涉及对出版研究建制层面,即出版学科专业的讨论,尤其是在本部分。从建制层面上来看,中国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专业的历史却并不久远。据考证,汉语体系中的“出版学”一词大概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5年,“出版学”出现在陈伯逵在南洋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1931年,
8、杨家骆在其编的图书年鉴中也提出“出版学”。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出版教育逐渐起步。“文化大革命”后,对于建设出版学的呼吁声日益高涨。80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出版研究关键词出版研究关键词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是出版研究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在这些呼声中,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提上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日程。1983年,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后更名为出版发行学专业),招收本科生,正式开启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篇章。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
9、大学、复旦大学率先响应试办编辑学专业。同年,我国第一个从事出版发行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建立,部分省市还成立了出版发行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6年起,上海、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校开始借新闻、法学、文学的名义招收出版学研究生。与此同时,出版学的教材与学术期刊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为出版教育与学术交流搭建平台。1993年,编辑学入选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教育部对目录进行了调整,编辑学与出版学自此合并为“编辑出版学”,归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列为二级学科。2002年,教育部特批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
10、学科目录下自主备案设立“出版发行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开始招收出版学博士,逐步推动出版学最高层次学位教育。到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增设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这标志着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到2019年,全国共有71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19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开设出版专硕的高校有28所,另有17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招收出版博士。近两年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出版学科建设工作进一步展开。自2022年7月首次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会召开以来,截至2023年年底,中宣部、教育部共推动了8所高校与相关单位部门
11、开展学科专业共建工作;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已然结出累累硕果。不过,整体而言,出版学的学科地位还是颇有些边缘化,比如出版学到现在还未能成为一级学科。其直接后果是,学科的发展速度也受到影响。到2020年,我国开设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213家锐减至55家,而主要的原因是2011年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没有出版学。囿于这一现状,诸多学者提出只有将出版专业独立为一级学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该学科发展的桎梏,并身体力行推动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在知识
12、生产的层面上,出版研究也长期经受着“出版无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整体而言,作为知识领域的出版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知识成果,但不论是在核心概念、理论范式还是在方法论上都还处于争议之中,算不上成熟完善,“尚未产出令学界与业界信服的重大理论”“未形成多元、独特、成熟的研究方法论”“不重视实证方法,大多数研究停留在传统思辨和经验总结的层面”等知识生产层面的现象和问题依然存在。2024.1 81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角出版领域在建制与知识层面上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丹尼尔博斯韦尔(Daniel Boswell)曾讲述了自己的尴尬经历每每与朋友聚餐,遇到几个新认识的人
13、,被问及职业及专业时,当回答“出版”之后,总是会迎来一阵疑问:“我不知道这还能成为一件事”“你在教课的时候都教些什么”“这就是那些新的学科领域之一吗而这里所谓新指的是不必要的、非法的”。不到十年前,法国学者索菲诺尔(Sophie Nol)也在一篇文章中坦承自己直到2014年参加某次会议之前都不知道有“出版研究”(publishing studies)的说法,但他本人已经在书籍出版这个事上做了好几年了,“这意味着我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出版研究”,而对法国出版研究进行检索的结果更是令诺尔失望:相关研究成果极少,甚至“出版”与“研究”都没能连在一起形成“出版研究”的固定说法,而谷歌上的检索则更多
14、地将“出版研究”指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职业课程,而非一个连贯的研究领域。这些学者的个人化叙事尽管未必能反映出全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出版研究在其所在国家学术系统中的边缘地位。穆雷也曾更为直接地说,建制层面的不稳定,伴随着出版研究职业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继发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严谨性的缺乏,加之弥漫于学界与业界的“书籍之死”的讨论,都使得再去讨论作为研究学科的出版研究是脆弱的。从一方面来看,建制与知识层面互为关联。建制层面的不稳定与边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尤其是,尽管编辑出版学被置于新闻传播学科之下,但现实情况是各个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设置归属要更为复杂,除少数高校已经建立专门的
15、出版学院,大部分出版学学科专业广泛地栖居于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之中,如此分散的分布在给出版研究带来丰富滋养的同时,也往往会带来核心概念界定不清、领域边界不明、研究范式混乱等诸多问题。而作为知识生产的出版研究,若未能生产出具有原创性的知识,也会使得出版学的知识根基不稳,缺乏知识正当性,这也不利于出版学科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建制与知识却并不始终呈正相关。传播思想史学者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就曾提示我们区分建制与知识的区别。在对传播研究的知识史进行反思时,他曾雄辩地指责了传播学知识贫瘠的建制性因素,即在传播学的建制过程中大大窄化了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与可能性,也就是说
16、“知识”在“建制”的焦虑下丢失了。比如,彼得斯就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众多传播理论并未被用在“传播”建制性领域的“国家建设”上,因为这些理论在地理上分布于其他系部。而且,建制意义的出版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有赖于学者个体的努力,也非常依赖外部条件,很多时候非个体研究者力所能及。因此,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思考知识生产可能是一项更为基础的命题。基于此,本研究在后面的部分将侧重从知识生产的层面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出版研究的知识生产有所贡献。具体来说,将基于对既有出版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尝试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各种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进入出版研究领域之82 MODERN
17、 PUBLISHING 现代出版出版研究关键词出版研究关键词后,是如何言说出版的?聚焦什么问题,产生了何种有关出版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在什么社会与知识语境中产生的?二、有关“出版”的三种学术话语及其盲点“话语研究不是研究一个事物是什么,而是研究为什么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该事物进行表述,是什么社会条件导致了这种话语,这种表述是否能够自我证明,它导致了什么后果。”对“出版”学术话语的分析,是理解出版领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切入口。通过对中国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大致区分出目前学术界比较常见的三种有关“出版”的话语,这些话语体现于研究者对“出版”的概念定义中,同时也隐匿于对出版的研究实践中。(一)作为
18、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在出版相关的学术研究或词条中,早期对“出版”的界定大都是对出版工作流程、出版业务的描摹。比如,1914年,北洋政府制定了出版法,其中对出版的定义是:“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1980年出版的辞海对出版的定义是:“把著作物编印成为图书报刊的工作。”再比如,1988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对出版的定义则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罗紫初将类似的界定总结为,将出版活动视为印刷工作,并认为这种界定是长期在计划分工模式运作条件下形成的,缺乏对出版内涵的关键部分也即出版目的的描述。此后的界定则更加突出对出版目的的描述,即进一步将出版明确为一种信息
19、活动,目的则是信息/知识的传播与传承,从而形成了“出版实践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方式相较于上述界定更完整,并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具体的出版实践,整体上强调出版的信息活动属性。张志强曾梳理了20年来的11本出版学概论中关于“出版”的定义,指出关于“出版”概念的论述出现了逐步强调出版的信息传播功能的趋势,认为这是对出版实践新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反映。从“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到“出版是将文字、图像或其他内容进行加工整理,通过印刷等方式复制后向社会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再到“数字出版是以数字技术对传统文本
20、内容进行转化和呈现,将数字技术与内容融合,以内容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文本传播活动”。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二十余年来出版的形式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革新,但其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话语线索始终绵延。将出版视为信息活动的话语紧紧围绕着出版实践展开,出版实践的历时变迁也会带来这一话语中具体概念的变化。比如,所谓信息活动指的是编辑,还是同时也包括印刷、发行等其他环节?1950年,我国公布的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提出将国营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进行分工与专业化,划分为三类独立的企业单位,即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如此分工的结果2024.1 83再思“出版”:一个传播学的视
21、角是,编辑工作成为出版企业的核心,印刷与发行活动则不再属于企业的职责,因此也逐渐衍生出狭义的出版概念。将编辑视为出版核心的看法,就体现于叶再生的观点中。在1988年出版的编辑出版学概论一书中,叶再生就强调之所以使用“编辑出版学”而不是“出版学”,是因为“出版学的重点是图书编辑学”。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体制改革后,在市场化浪潮下,编辑、制作、发行等环节渐渐开始被整合,出版的概念也逐渐开始发生改变,销售、创作、评论、阅读等环节都开始被整合进出版的概念。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也催生了对有关出版具体概念与研究对象的再调试。比如,早期出版依赖的技术手段是印刷术,对于出版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也都凸显印刷
22、的面向。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随着出版物质载体变得多样化,对“印刷”这一环节的表述,也出现了“印刷或非印刷”的转变。又如,在新媒介技术之前,出版对应的出版物主要是书籍、期刊等,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区分。而新媒介技术使得信息、知识的传播与流通更为便捷,为了将出版与其他文化实践区分开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强调出版的知识属性,“作为知识生产的出版”这一表述也就开始增多,从而出现了作为信息活动到作为知识活动的出版这一细微的转变。将出版视为一种信息/知识活动,一方面是对出版实践客观描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言说者的知识、学科背景有关。许多将出版视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学者,都在一起程度上受到传播研究的影响。比如,师曾
23、志就认为出版的本质属性是传播性,而出版行为、出版过程以及出版系统可以说是传播行为、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也见于李新祥的著作出版学核心:基于学科范式的范畴、方法与体系研究和出版传播学。以传播之眼来看出版,出版就成为信息/知识活动,而对出版的研究自然而然就成为对这一信息/知识活动过程及其要素的研究,传播研究中的诸多理论,如传播的“5W模式”“使用与满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也就成为这一面向的出版研究的理论资源。比如,李新祥将出版学划分为宏观出版学和微观出版学,在其构想的微观出版学中,就基本以5W模式统摄起对出版的理解,出版由此被视为出版者、作品、出版物、发行渠道、接收者这五
24、个要素的组合。而在新媒介技术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播的5W模式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也不断被重新阐释。除5W模式以外,许多其他的大众传播理论亦被引入出版领域,比如夏德元曾详细分析了“拟态环境”“议程设置”“意见领袖”如何可以嵌入出版的“告之”“造势”“促销”及“鉴赏”等环节之中。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首先体现的是中国出版研究降生于出版业之中的历史渊源,早期的出版话语也多是对出版实践的描摹。此后,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加之传播学的影响,出版被进一步抽象地描述为信息/知识活动。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基本上也涵盖了对出版实践的描摹,最终形成“出版实践描摹+出版目的”的表述方式。在出版研究领域,作为信
25、息/知识活动的话语最为基础,因为不论出版被视为其他的什么,它都首先必须是对出版实践及其基本属性的总结与描述。84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出版研究关键词出版研究关键词(二)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如果说围绕具体的、微观的出版实践,形成了作为信息/知识活动的出版这一话语,那么,围绕更为宏观的出版业,则形成了作为事业/产业活动的出版的话语。这一出版话语将出版视为一个事业或产业,突出其意识形态与经济属性,并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对其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版业亦是如此。到1956年,所有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和发行业都实现了全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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