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_刘雪菊.pdf

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刘雪菊（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摘要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在实地调查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史为脉络，系统梳理经商边民从“倒商”到“网商”的经营模式转型过程，试图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能动性的互动过程中的生成和演化以及同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生成和转型，商业发展形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的特征。关键词 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商业发展；中俄边境中图分类号F752；F729；C91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2）06-0082-07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是陆上邻国数量最多、陆上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是中国社会治理特别是边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相较而言，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和西北边疆地区发展速度普遍较慢，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边疆发展不平衡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关注中国向北开放“前沿”阵地的边疆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边民既是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国家之间“连接”的重要载体。经商边民在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利地促进了本国与邻国的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经商边民的商业实践塑造了具有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的边疆社会的生活图景。因此，经商边民及其商业发展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学者对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结构论，讨论政治机会结构对边民市场经营及其商业发展的形塑作用。结构论认为，经商边民的商业兴起和发展主要受地缘优势、大国关系、社会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边民经商的历史演变、行动策略、商业实践、经营转型都深深地嵌入政治机会结构之中1。边民往往被视为边境治理的对象，很少展现参与边境治理、作为边境治理补充力量的身份。二是文化论，认为生活在国家边界线两侧的居民具有民族文化的相似性，例如共同语言和共同记忆，这种民族文化相似性促进了边民的商业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边境民族、边境通婚、边境亲属、边境社会网络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东北边境地区边民经商的历史演进与稳边固边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YJC840019）；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基于中俄边境城市商人群体的研究”（项目编号：BKY-2018-2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刘雪菊，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文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边境社会发展研究。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8 No.6Nov.2022第48卷 第6期2022年11月82DOI:10.14045/ki.nmsx.2022.06.002互嵌互生，新的跨境互惠商贸网络使边民在跨境生意中往往占有一定的优势2，实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中国商人受传统文化或者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注重通过乡土关系获取商业资源，这是他们淘金的重要资本3。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与物跨越边界的流动也愈发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民研究从关注本土社会关系的构建转换为对建立和维持跨越国界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产生的各种社会活动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试图超越结构论和文化论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影响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多重因素框架之中。大部分研究从共时性视角出发，注重梳理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运行机制、影响。邓玉函等人研究发现，当前阶段越南边民的生活、节俗等入境消费习性同跨国熟人关系存在密切的正相关性4，意味着中国境内的经商边民通过建立跨国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商业发展，这种跨国熟人关系有利于保持商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历时性视角出发，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梳理不同社会发展背景下经商边民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历史，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动因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少5。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交织、延伸拓展，构成了更大规模的网络，社会个体就通过一系列关系相互连接起来6。本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从“倒商”到“坐商”再到“网商”的商业发展史为例，在实地调查和整理口述材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影响。本研究将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定义为以亲属、地区、行业等为社会基础，以共同经济或者社会利益为核心而建立的关系网，具有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特征。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不同时期的“倒商”“坐商”“网商”经营模式，是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彼此影响的结果。本文中的“倒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游走于中国和苏联之间，以手拎肩扛货物的方式从事跨国民间贸易活动，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个体经营模式；“坐商”有固定经营场所，是一种通过租赁或者购买商铺的形式从事跨国商品销售的个体经营模式；“网商”是基于移动互联网进行中国和俄罗斯商品交易的新型经营模式7，也是从经商边民中分化出来的最新亚类型。本文系统梳理经商边民的口述材料，在兼顾结构论和文化论的同时，重点分析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彼此影响。除特殊说明之外，文中使用的材料均为笔者于2016年至2019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开展田野调查所得。自2016年至今，笔者一直和受访者保持线下和线上的联络。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文中涉及的受访者均作匿名处理。二、生计转换与“倒商”的生成（一）从农业劳动到商业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大量人口流入中国和苏联的边境地区，形成人口流动的高潮。一方面，中国人口流动政策放宽，跨地域远距离流动成为可能，农村的“推力”使人们向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改善、边境贸易和边境旅游的发展为两国边民实现互通有无奠定了基础，“拉力”因素导致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边境地区。外地人到边境淘金，是“倒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边境的部分当地人在经济利益和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加入“倒商”群体，成为边民互市的重要载体。有些经商边民同来到中国黑河境内的苏联人以物易物，有些经商边民取得合法过境手续，来到中国黑河市对岸的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Blagoveshchensk）同当地居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我早年来到黑河，当时还有生产队，我在生产队干活。生产队后来管理得不太严格，我经常和几个人从事副业。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我在生产队不忙的时候偶尔从事换货生意，利润比较大，换货时间灵活，比较自由。（百货店老板吴先生，访谈时间为2017年7月）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大多居家从事较为稳定的农业劳动，“倒商”实现了人们从农业到商业的生计模式转变。受亲属和同乡的影响，人们大都通过“一个带一个”的方式加入“倒商”的行列，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亲属和同乡关系网络。83我是黑龙江人，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有个亲戚在黑河做生意，我听说他赚了钱，就动了心，自己胆子也大，就投奔了亲戚。我最初跟着亲戚整天到苏联人下船的地方换货，用来换货的那些小商品是亲戚拿给我的，当时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进货。不少中国人想买我们换来的苏联货。将近一年以后，我就独立经营店铺，专门收苏联货卖给中国人，赚个差价。（百货店老板江先生，访谈时间为2017年9月）当时像江先生那样通过亲属关系来到边境城市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常常可以通过亲属的帮助实现自己跨地域流动的目的。除此之外，同乡也是人们重要的关系资源，将同乡带入同一流入地，有利于增强同乡群体在陌生场域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二）对亲属与同乡关系的依赖刚到边境城市的人没有住处、没有收入来源，经济比较拮据，依靠亲属和同乡的帮助开始在流入地生活，找到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学习俄语、熟悉当地环境之后才有机会自己做买卖。曾经接受帮助的人，也乐于帮助其他亲属或者同乡到边境淘金，建立以亲属、同乡为核心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倒商”群体入行早期倾向于从事不需要大量投资的小本生意，慢慢积累资金，为后续定居创业奠定经济基础。人们通过亲属、同乡等非正式关系网络进入边境地区成为“倒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居住在哪里、具体做什么工作。我是黑河本地人，早年在家种地，偶尔以卖菜为副业，边境贸易发展起来之后，我尝试在当地小商店进货，和苏联人换，利润不错，看形势发展也挺好，我逐渐到外地进货，赚的利润大一些。因为比较忙，我就让外地的表妹来跟我一起做生意，我教她做生意的方法，免费提供住宿，赚的钱按比例分成，我们各自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不久，我表妹介绍一个同乡来到黑河，最初跟着我一起换货，差不多了解情况了就开始独立经营。我们目前都有自己的店，卖俄罗斯商品。（俄罗斯商品店老板王女士，访谈时间为2018年1月）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亲属、同乡在“倒商”入行初期的谋生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提供居住空间、经商策略、经济资本等帮助。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谋生方式，通过亲属、同乡关系入行的人们大多从事同一品类商品的换货工作，可能造成他们之间的商业竞争。这种情况在“倒商”入行一段时间或者掌握了换货的基本技巧之后逐渐得以改善。“倒商”为了避免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成员之间的内部竞争，就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与民间贸易有关的系列商业活动中崭露头角。1988年，中国和苏联“一日游”开通后，胆子大、俄语水平高的“倒商”大多选择从事跨境换货生意，打跨境旅游擦边球，在跨境旅游时与苏联边民换货，携带苏联制造的商品回国，把“一日游”变成了“一日倒”。“一日游”开通两年之内，中国和苏联共交换旅游团1085个，旅游人员47400人次，从开通初期每周各2个团组，发展到每周各18个团组仍然无法满足要求8。未获得过境旅游名额的“倒商”在国境范围内焦急等待来中国旅游的苏联边民，与苏联边民以货易货。“倒商”带来的苏联制造的大多数商品汇集到中国黑河市的中央街，被边境贸易发展吸引而来的南方商人在此选购并且将苏联制造的商品转手销往全国各地。经商边民的商业活动总体上虽然有序，但是国家规范管理之下的“例外状态”既混乱无序又难以避免。三、秩序危机与“坐商”发展（一）混沌的市场秩序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边境贸易的恢复为邻国边民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奠定了基础，边民互市贸易也在国家、地方政府、边民的合力作用下较快地发展9。国家和地方政府尽管都采取行动维护边民之间社会互动的秩序，制定并且执行了相关政策，但是经商边民的商业活动并非完全井然有序。中国和苏联民间贸易发展初期，大量外地人口流入中国黑河地区，边民互市监管困难，“倒商”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经营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秩序。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倒商”，将低质量商品或者冒牌货带入边民互市交易中，导致邻国边民蒙受损失，中国货在一段时间内遭到抵制。为整治市场秩序，改善中国商品和中国商人的国际形象，黑河人民政府从规范边民互市交易场所入手，84先后规划、兴建了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中俄自由贸易城，经商边民的流动性逐渐降低，成为拥有固定摊位的市场经营人员。1991年3月兴建了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设置了一个挨一个的摊床，我自己租赁了大约十平方米的位置，把中国商品带过来换苏联/俄罗斯的商品。第一次开业持续二十多天就关闭了，因为黑龙江冬雪融化，无法通车了。（百货店老板冯女士，访谈时间为2017年1月）黑河海关志 记载：“交易市场由铁栅栏围城，有2个1280 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和5个110平方米的小贸易区，内设1个360平方米的餐厅。苏方参贸人员经过联检由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到大黑河岛，用其所携带的物品及中方旅行社发给的75元人民币，与岛上租用摊床的商贩和买门票入岛的零散人员进行交易。俄方参贸人员不得出岛交易。”10这里所说的交易市场就是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地方政府后来在该市场对面兴建了面积更大、功能更为齐全的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交易市场的位置在多年之后被中俄自由贸易城取代。这些交易场所的规划和兴建，使政府对边民互市贸易的管理合理化、制度化，边民互市的市场交易秩序相对稳定。经过市场整治，选择继续从事边民互市贸易的“坐商”不断规范自身行为，主动维护市场秩序，为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贡献智慧。与此同时，经商边民不断强化已有的亲属和同乡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步适应城市中的经商生活，结识边民互市交易场所管理者、结识亲属的亲属和同行的同行，以自己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联结得以形成，推动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商业发展的在地化进程。这种“在地化”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来经商人员定居边境，主动融入边境城市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商边民；二是经商边民以商业活动为中心，向外拓展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商业活动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促进。（二）在地化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经商边民从原来流动的商业模式变为租赁或者购买固定摊位。“位置”是影响生意好坏的重要因素，经商边民想方设法获得作为稀缺资源的有利位置，造成经商边民之间“抢位”“守位”的竞争。他们一般是从边民互市交易场所的管理方直接租赁摊位，但是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我原来在大黑河岛中苏边民互市贸易市场卖小百货，政府准备兴建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的广告做得很好，我也认准了边境贸易发展的前景，毫不犹豫地早早交了定金，大家说晚交定金就可能没有位置了，先交钱先选位置，也不知道是不是饥饿营销。我后来一直在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从事销售行业，位置几经变化都还算不错，摊主只要租赁了某个位置，临近租期就可以优先续租。最近几年生意不太好，有一些位置不错的店铺摊主把位置租下来再转租，他们自己在网上卖俄罗斯商品或者从事其他工作，想等生意好的时候回来继续经营。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虽然不允许这么做，但是有些人社会关系强，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操作的，我也不便打听。（百货店老板杨女士，访谈时间为2017年8月）上述案例显示，个别经商边民先租赁位置较好的店铺再转租给他人，但是这种情况较少发生，未对市场秩序造成太大的影响。大多数有较好位置的经营者，即使在生意欠佳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继续在那里经营，期待边境贸易生意好转。不少经商边民之间密切合作：一是经商边民与销售同类商品的同行密切合作，刚参与经营的人没有太多的进货资金，就先从关系好的同行那里进货销售，销售成功再支付货款。二是经商边民与销售非同类商品的同行密切合作，这种合作主要体现在某一方零钱不够时或者店主临时有事出去时帮忙看店。这种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非局限于亲属和同乡，而更注重同商业伙伴的良性互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苏联俄罗斯边境贸易发展经历了恢复、高涨、低潮、平稳四个阶段11，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还是千里迢迢来到边境淘金的人，很多人坚持一直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从事具有边境特色的商业活动。经商边民特别是外地迁居到边境的人，他们在此创业、结婚、生育、购房，如果不特意回顾他们的成长史和经商史，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生活，同当地人看起来并无两样。经商边民生活在他们自己编织的在地化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彼此交流世界观、经营85策略、未来出路以及其他所思所想，共同应对大国关系、边境管理、科学技术等的变化带来的新的挑战。四、市场转型与“网商”跨界（一）边境游与俄罗斯商品热微信自2011年年初发布面向iPhone用户的1.0测试版以来，用户类型不断拓展，版本不断更新。2011年年底，微信提供分享二维码名片功能；2013年年初，微信发布支付功能，微信用户的好友逐渐从熟悉的人扩宽为熟人和陌生人并存，微信逐渐成为一款商业化的产品。最初，微信主要在大城市流行，随着微信影响力的增强和社会成员的跨区域流动，微信用户逐渐从核心城市拓展到边缘城市，微信的商业化属性在边缘城市的用户中逐渐显现。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商品供给悄然发生变化。每年七月和八月，中国内地大量游客到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旅游，推动了边境地区更多地供给俄罗斯商品，以满足游客对异域商品的追求。俄罗斯商品在中国和俄罗斯边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也给内地游客带来在边境地区的“国际化购物”体验。2016年7月，笔者第一次到达黑河便亲眼见证了俄罗斯商品热。笔者选择在不同时间多次到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中的俄品多超市进行观察，该超市是一家仓储式超市，主营俄罗斯各式商品，例如咖啡、巧克力、糖果、啤酒等。笔者多次观察发现，每天15：00至16：00，多处货架上的商品被抢购一空，购物游客数量仍然未见减少。俄罗斯商品热同边境游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倒商”群体用中国制造的羽绒服、运动服、大大泡泡糖等商品换回苏联的礼帽、呢子大衣、汽车轮胎等，“倒商”对异域商品的追求或者说对方能够提供的商品主要是生产生活用品。当前阶段的边民互市无论是“网商”群体还是内地游客，对俄罗斯商品的追求主要是巧克力、咖啡、糖果等食品；国货“坐商”能够提供给俄罗斯边民的商品与三十年前没有明显差别。随着大国关系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消费的转型升级，边境地区的“国际化购物”体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改善。面对边境地区从立足当地到放眼全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种市场转型促使部分国货“坐商”变成俄罗斯商品“网商”，主要通过微信销售俄罗斯商品，经商边民在跨国关系构建与陌生关系熟悉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创造市场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二）跨国关系与陌生关系熟悉化“网商”未出现时，经商边民大多通过交换纸质名片或者记录电话号码的方式与客户互相保留信息，以备不时之需。“网商”出现之后，“微信扫一扫”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时空压缩下的线上互动场域记录了人们的交流情况。潜在的俄罗斯商品消费者能够通过自主浏览经商边民的微信朋友圈了解更多的俄罗斯商品资讯，从中选择想购买的商品。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俄罗斯商品资讯大多基于“网商”的跨国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网商”本身既是俄罗斯商品信息的传递者又是俄罗斯商品的中转站，物的流动带动了“网商”与俄罗斯商品消费者关系网络的建立。我在2014年左右开始使用微信，销售员在我更换新手机时帮忙下载了微信，我后来对微信使用感觉良好就保留了这个App，我的微信通讯录里最初都是熟悉的人。做生意需要拓展人脉，特别是销售俄罗斯商品之后，仅仅把商品卖给本地人就没有办法打开市场。以前遇到新朋友都是递上一张名片，现在就说“加个微信吧，以后需要什么俄罗斯商品就给我发微信”，我和进店的游客也互相添加为微信好友，逐渐多认识了一些人。销售情况还不错，自己有几个本地的和外地的代理。我早年在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把中国商品卖给俄罗斯人，结交了一些俄罗斯朋友，他们给我提供货源。我自己去取货或者让其他人把商品带过来。我的俄语口语表达没问题，不会书写俄文；现在主要面对中国客户，用俄语的场景也不太多了。（俄罗斯商品店老板于先生，访谈时间为2019年7月）我们通过于先生的案例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将前期积淀的社会关系网络运用于自身的市场经营中，构建超地域性的个体与个体的联系，具有了稳定的货源；另一方面将线下陌生的游客变成线上微信通讯录中的一员，创造陌生关系熟悉化的网络空间。“网商”同陌生游客的线下交流时间有限，这种陌生关系熟悉化仅86限于陌生游客通过“网商”的朋友圈而产生对俄罗斯商品的熟悉感。“网商”同潜在客户的关系从陌生走向熟悉，还需要在具体的线上交易过程中慢慢发展，从而逐渐增强“网商”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网商”在微信朋友圈以图片或者文字的方式展示俄罗斯商品，也将俄罗斯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同消费者连接起来，通过结构洞的占有顺利实现商业发展与经营模式的转型。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指出，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者组织）同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联系，这是整个社会的理想状态；另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仅同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同其他个体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常态。第二种形态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出现了某些个体同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即社会结构中的洞。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罗纳德 伯特（Ronald Burt）在 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Competition）一书中指出：“简单说点结构洞就是指称竞争场中玩家之间无联结或者非等位的情形。结构洞是与信息通路、先机、举荐以及控制等相应的企业家机会联系在一起的”12。市场中同行竞争的结果与竞争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关系紧密，某些竞争者可能比另外一些竞争者更具有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因为他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控制能力13。占有结构洞较多的“网商”因为所处的位置而具有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对线上线下特别是跨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网商”的竞争优势不断受到挑战，第一，“网商”数量增多、群体内卷，消费者拥有更多的选择；第二，游客跨境购物的便利性增强，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游客可以通过跟团出境游，在入境时携带俄罗斯商品的方式获得“国际化购物”体验；第三，俄罗斯商品销售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网商”的品牌塑造能力难以与企业抗衡。在此背景下，“网商”通过展示跨界活动，即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自己到俄罗斯进货的消息和定位而塑造“在边”的地缘优势，坐实经商边民的身份，增强消费者的信任。五、结语中国和俄罗斯比邻而居，产业结构和人文资源方面的差异使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在中国边境地区的经商边民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增进与邻国的人文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边界的“连接”功能也得到了较好体现。笔者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阐述经商边民在“倒商”形成、“坐商”发展、“网商”跨界三个发展阶段中，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意识的互动中逐渐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的彼此形塑。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口述史能够展示出“倒商”“坐商”“网商”在不同经营模式下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差异。经商边民刚刚入行阶段，以亲属和同乡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倒商”跨国行动参与边民互市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边境地区边贸发展吸引力的增强和边贸秩序的整顿，“倒商”逐渐演变成“坐商”，通过定居边境和以商业地域为中心的关系拓展构建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社会的大发展促进了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转型，经商边民在原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地化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同俄罗斯边民的跨国关系网络。边民跨界贸易日益频繁，跨界贸易的能力日益增强。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和苏联、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也呈现阶段式特征，经历了从“倒商”到“坐商”再到“网商”的发展。随着中国和苏联关系的改善和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两国民众的跨境流动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和当地人通过亲属和同乡的关系参与边境贸易，成为携带中国商品出境、携带异国商品入境的跨国“倒商”。边境贸易发展经历低谷期之后，地方政府不断调整边境贸易管理措施，边民互市贸易场所转型升级，经商边民继续学习待人和经商之道，注重构建亲属和同乡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对“坐商”经济式微，部分“坐商”或开辟副业或转做“网商”，以此应对行业危机。当前，“网商”是经商边民的一种重要类型。我们从历时性叙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网络和商业发展关系密切且彼此形塑。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它影响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生成和转型；另一方面，商业发展是经商边民构建和拓展87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推力，也形塑了社会关系网络从单一到多元、从在地化到跨国性的变化。经商边民入行之初得到了亲属与同行的帮助，工作内容趋于一致，只有在积累了经济资本或者经商技巧之后才能独立经营。市场秩序的整顿使经商边民内部社会关系网络被不断强化，既形成了维护市场秩序的自律共识，也拓展了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对“坐商”经济式微，经商边民在跨国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下完成经营模式转型，推动陌生关系熟悉化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我们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商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历时性变化的梳理，发现经商边民商业发展不是结构和文化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受多元因素影响的、动态的变化过程，社会关系网络是商业发展的基础之一。经商边民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推动商业发展进而实现经济收益，是否真正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沟通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力应该是复合型的，商业发展中的经济利益与人们之间的情感沟通密不可分。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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