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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23年第4期学木论坛价值判断与类型重构：故意造成财物非典型毁损行为的审视麻爱琴摘要 故意造成财物非物理性毁损是毁坏财物的非典型行为。刑法理论及实践表明，借用“抽象一普遍”的“毁坏”概念及其逻辑体系都不足以清晰、准确地把握故意毁坏财物罪中非典型毁坏行为的意义脉络。类型思维的引入对于共同保障“毁坏”含义的完整释放意义重大。对非典型毁坏行为的价值判断应当紧紧围绕典型毁坏行为的处罚法理展开：行为致财物价值减少或灭失并具有通常意义上的不可恢复性。在归属非典型毁坏行为时，刑法中实行行为的判断是原初的认识起点。在法秩序统一原则下，坚持刑法的独立判断至关重要。关键词 故意毁坏财物罪；非典型毁坏行为；类型思维；实行行为；法益作者简介 麻爱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警察学院教师，江苏苏州215006中图分类号 D924.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 0 4-4434(2 0 2 3)0 4-0 0 2 5-12一、问题提出：非典型毁坏行为的认定存在“开放式结局”吗通常情况下，“毁坏”的基础规范含义是指破坏、损毁财物物理或化学性质，使之丧失原来的效用，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在不破坏财物物理外形只影响其效用时，是否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范畴，则因说理及结论的不同，在中外形成了基本类似、彼此角逐的不同学说，如“物质侵害说”“有形侵害说”“效用侵害说”等，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有形的影响说”。一些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有向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转变的倾向，是否存在纯正的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极为可疑，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即属于此种情形。笔者通过梳理学界争议案例，筛选出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几年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非典型司法判决2 0 余份，将非物理性毁损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的争议案件群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案型1：将他人贵重的戒指扔进大海；将他人名贵的鸟从鸟笼放飞；将他人鱼塘里的鱼从池塘放走。基金项目1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中原治安研究中心河南警察学院资助项目（2 0 2 0 BXFP06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中原治安研究中心河南警察学院资助项目（2 0 2 0 BXFP06)张明楷.刑法学：下 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2 1：1342.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 M.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 9 8：10 2.主要选取了后述“股票案”案件事实类型的判决、其他非物理毁坏型案件事实类型判决、诉讼过程中变更罪名或二审改变定性的案件事实类型判决等。26从“毁按！案型2：将他人机动车钥匙藏入草丛，或将他人的机动车从A车库挪至B车库，致使他人无法正常使用机动车（以下简称“挪车案”）；拆卸、隐藏机器的关键部件致其不能正常工作。案型3：在他人名贵的餐具中投人粪便；在他人住宅内放置尸体；在他人宅基地上种植树木致他人无法建房；在他人建筑物各处贴满传单；在他人外墙上任意喷涂字画。案型4：被告人为避开交通监控摄像，在自已的机动车内装备了数个反射镜，致使交通监控摄像头在开启闪光灯之时过度曝光，从而没能拍出足以确认开车人身份的监控摄像（以下简称“反射镜案”）。案型5：将他人的股票等有价证券通过高买低卖的行为使其遭受财产损失（以下简称“股票案”）。以上非典型故意毁坏财物的案型有以下几点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学术见解与司法判决对于以上同一案型的规范判断结论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即便在理论界内部抑或司法判决中，针对同一案型中“毁坏”的理解也不一致。比如，有学者反对“股票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也有学者认为，放飞他人笼中鸟、池中鱼，将粪便投入他人餐具，隐藏他人财物，低价抛售他人股票等行为均可认定为毁坏财物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股票案”不予刑事立案的有之，但客观上肯定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新判例也在持续增加。第二，学说或判决说理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抑或判决不进行充分说理。比如，前述反对“股票案”入罪的学者认为应当对“毁坏”概念进行限定性解释，赞同“股票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学者则认为，毁坏不限于对财物从物理上的变更或者消灭，而包括使财物效用丧失或减少的一切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或许对恶意低价出卖他人股票致人财产受损作故意毁坏财物罪处理已争议不大，导致“股票案”众多判决中几乎没有针对毁坏行为的说理。第三，何谓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能否及应否包括所有侵害财物效用的非物理性毁坏？下文将逐一进行部析。二、困境溯源：故意毁坏财物罪之传统毁坏教义的涵摄失败尽管严格遵从罪刑法定原则，但鉴于法律相对明确性标准的现实窘迫，从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简单罪状的条文设计中并不能得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是否涵摄前述五种案型，以及其他未尽列举的侵害财物效用的非物理性毁坏行为，因此，在学术见解或司法实践中针对以上案件众说纷也就不足为奇。（一）现有具体学说不复教益坏”限缩理解为“对财物物质层面的侵害”。该学说照“物质侵害说”的观点，应当将“毁坏”限缩理解为2 0 0 6 年德国巴伐利亚州高级法院肯定该行为构成损坏财物罪，见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 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一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张明楷.刑法学：下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2 1：1343-1344.例如，案例1，被告人刘某多次擅自登入他人股票交易账户，采用高进低出买卖股票的恶意交易方法，使他人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见卢方.经济、财产犯罪案例精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0 8：413-418；案例2，被告人张某擅自登人被害人股票资金账户，将被害人账户内的股票抛售后，在最后交易日将账户内剩余资金买入钾肥JTP1认沽权证，致使被害人损失人民币10 万余元，见周军，叶琦.利用他人账号买卖认沽权证导致财产损失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J.人民司法，2 0 0 8（8）：5 1-5 3；案例3，被告人丁某某非法侵人被害人姚某的股票资金账户，恶意将被害人股票账户资金全部购买成即将退市的股票，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高达10 7 46 5.48 元，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 0 16)豫0 10 5 刑初9 5 2 号刑事判决书；案例4，被告人关某在家中利用其在某公司任职时掌握的账户密码私自进行操作，从公司基金账户等购入某股票若干股，造成公司2 7.0 6 7 8 万元的经济损失，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 0 17)京0 10 5 刑初2 2 19 号刑事判决书；案例5，在被害人与被告人所在团队已解约的情况下，被告人陈某某非法登陆被害人股票账户，通过高买低卖方式令被害人损失10 6 8 9 48 元，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 0 2 0）浙0 7 8 2 刑初337 号刑事判决书。臂如，注释中的案例3、案例4、案例5 的判决未见说明，尤其陈某某非法登陆被害人股票账户一案，针对辩护人“本案系民事纠纷，不具备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的辩护意见，法院也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合，不予采纳”进行一带而过地概括性回复，并未展开说理。27坏”的核心语义出发，紧紧立足于对财物自身物理形态完整性的毁坏，有意淡化对财物权利人效用影响在评价中的成分，强调对财物本身的保护，关注毁坏的手段是否导致财物毁损、致其难以恢复原状而不能发挥原有效用。根据该学说，“股票案”尚存争议，前述列举的其他案型将排除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该学说基于“毁坏”语义的核，避免了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一最大危险。我国学者中有的从解释的文义因素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守出发，提倡对“毁坏”作此种限制性解释。按照“效用侵害说”的观点，应当对“毁坏”概念作广义解释。该学说重视对财物权利人法益的保护，将侵犯财物权利人行使对财物效用发挥的所有行为均视为毁坏行为。纵使财物本身甚至外形并未受到物理性损害，只要其效用受到影响，导致权利人不能按财物本来的用法使用时，即可判定财物受到了毁损。据此，前述所列案型均符合故意毁坏财物之“毁坏”含义。该学说如此强调对法益的保护，以致在域外被推演至财物所有人对财物自由处分意思的保护程度，从而混淆了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导致刑事处罚范围容易走向漫无边际。该学说面对的最主要责问在于超出“文义的射程”，被学者诉病为具有结果论的效应，有过于扩大故意毁坏财物罪成立范围的危险，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出于对前述两种学说的折中，“有形侵害说”既要求存在有形作用，又要求基于此作用能够导致财物的物质性侵害或效用减损。这种学说的出发点是稳妥而理想的，在逻辑上试图对“效用侵害说”的作用范围进行限缩，对“物质侵害说”的作用范围进行扩大。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有形作用力”的含义同样不容易界定，可操作性扑朔迷离，以是否对财物本身的侵害为标准区分是否是有形的作用力，不仅逻辑稍显牵强，而且有与“物质侵害说”相混淆的危险。同时，该学说在面临财物本身未遭受物理性破坏时得出的具体结论也大相径庭，如有日本学者指出，依照支持该学说的学者观点，在他人名贵的餐具中投入粪便的行为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而将他人贵重的戒指投入大海的行为却不构成犯罪。因此，依据此学说并不能为非典型毁坏案型提供清晰答案。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有形的影响说”。该学说提倡“毁坏”的语义学基础在于其对财物的有形影响，对“毁坏”的理解应重视考察毁坏行为对于财物本身是否存在直接且有形的影响，从而达到对“毁坏”解释范围的恰当限定。该学说注意到前述三种学说的缺陷，尝试从行为类型自身角度界定“毁坏”。该学说基本赞同“有形侵害说”，与“有形侵害说”中的“有形”是指手段行为的有形力不同的是，“有形的影响说”中的“有形”是指行为对于财物本身的影响是否直接且有形。但是，该学说至少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商榷。第一，考察行为对于财物本身是否存在直接且有形的影响,其实是因果关系面临的问题。从作者的论述来看，所谓“有形的影响”就是有力的影响，虽然该学者强调此处的“有形的影响”并非手段行为的有形力，但如何判断行为对于财物本身产生了“直接而有形的影响”跟判断“有形作用力”一样困难。第二，构建该学说的学者一方面不赞同过于扩张“毁坏”的含义，从语义学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排除对单纯的财物剥夺或是隐匿行为的刑法规制；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因此类行为直“我是赞同邓子滨教授对毁坏所作的较为限制的解释的，这既符合毁坏的字面含义，又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见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一一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若某一交通事故中的肇事司机亲自对事故中被撞坏的车辆予以维修，但该车辆的所有人却执意要求自已的车在自家工厂维修的情况下，该肇事司机的行为也难逃成立损坏财物罪的命运，见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上述观点仍然较为宽泛地定义毁坏。我认为，毁坏财物行为应当揭示行为破坏性，只有破坏性的行为才能构成毁坏，那些不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则不能认定为毁坏。效用侵害说只着眼于效用丧失或者降低的结果，对行为方式本身没有加以限制，因此其对毁坏的理解具有结果论的效应，过于宽泛”，见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一一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总之，效用侵害说有过于扩大毁坏财物罪的成立范围的危险，存在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弊病。”见陈帅博.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司法认定 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 0 17：13.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之提倡 J.法学，2 0 18 7)：10 1-116.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 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28接造成财物的后续损坏行为，在客观归责的范围内予以刑事处罚，这不但有自相矛盾之嫌，同时也难以摆脱“唯结果论”的纠缠。第三，该学说认为案型2、3中单纯的财物剥夺或隐匿行为不是毁坏财物的行为，因为按此学说应当不属于“有形的影响”，这实际上跟“物质侵害说”有相似性。按照该学说，案型5 中“反射镜案”不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其他案件应分类处理：没有对财物造成物质或效用减损的案型2、3不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在客观归责的范围内则可以肯定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可能性。但被该学说否定的一些行为，在法益侵害性上并不比盗窃行为低，这同样形成处罚漏洞。综上所述，传统具体学说在应对所列案型时左支右，并不能供给体系化的厄丁解牛之策。（二)解释立场中“可能的文义范围”边界不清在刑法解释的传统立场上一直存在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分，二者在“情节轻微”时的出罪立场基本一致，但在人罪上却有明显不同。譬如，如前所述，形式解释论者认为“股票案”之“毁坏”逸出了“毁坏”的文义，应排除在故意毁坏财物罪之外。与此不同，实质解释论者通常认为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只要以上行为没有超出“毁坏”之“可能的文义范围”，就应当将侵犯财物权利人行使对财物效用发挥的行为视为毁坏行为。一般认为,文义解释是解释的第一个方向标、划定的基本区域“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成为不同解释立场者“锚铁必较”之地。由此可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对“毁坏”之“可能的文义范围”上存在认识差异，二者对非典型毁坏财产的行为是否能被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所涵摄存在分歧。非物理性毁坏财产的行为如若进人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含义的涵摄中，势必需要将“毁坏”一词先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从常规的具象意义转换至抽象意义上去，形式解释论学者对此多数予以击。尽管社会的变迁使“毁坏”的含义产生变化，但其丰富的意蕴仍能在我国民众的使用习惯中得以捕捉，如传统谚语“众口金，积毁销骨”“百年累之，一朝毁之”“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礼崩乐坏”“靡靡之音，坏人心智”等，当下日常用语“毁掉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闲着”“好东西在不懂它的人那里就是毁了”“毁三观”“坏人好事儿”“一肚子坏水儿”等，这些用语中“毁”“坏”的对象是荣誉、前程、功业、心智、青春、幸福等，均不具有具象把握性。事实上，在大清新刑律中，案型1及其他致财物丧失效用的行为都已经被明确规定在毁弃损坏罪的立法中了，而我国当下的刑事立法及域外立法中，毁坏的行为客体是无形物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比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的破坏军婚罪、第二百七十六条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二百九十八条的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等犯罪；日本刑法第2 33条规定，“散布虚伪的传闻或者使用诡计，毁损他人信用”的行为，构成毁损信用罪；韩国刑法第313条规定，“散布虚假事实或者以其他欺骗方法，妨害他人信用的，处5 年以下劳役或者10 0 万元以下罚金”，同样构成毁损信用罪。显然，在语言的变迁中，“毁坏”一词在具象意义运用的基础上从未抛弃抽象意义上运用的习惯，我们不能用物理毁坏的常态遮蔽“毁坏”的全部文义，至于被运用时如何具体解读，则是依据指向的具体对象。可见，将“毁坏”理解为未破坏财物的物质本体但导致其权利人不能实现财物原来的效用，这仍然处于“毁坏”文义的可能范围。因此，前述五类案型造成了财物效用的全部或部分丧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一一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张明楷.刑法学：下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2 1：1343.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6版.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2 0：40 9.“至于效用侵害说，对于毁坏的理解过于宽泛，已经超出毁坏的字面含义”，见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一一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为避免超出条文文本所涵盖的范围，将（单纯的）财物剥夺之行为囊括至损坏一词的内涵之中则明显欠妥”，见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 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大清新刑律第40 6 条规定，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圆以下罚金：一、损坏、伤害前条所列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者；二、漏逸他人所有之煤气、蒸气及其他气体或流动物，或以他法致令丧失效用者；三、纵逸他人所有之动物致令丧失者，见高汉成.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汇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3：7 6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0 7：5 2 2.29失，不能否认其符合“毁坏”的文义。以菲利普赫克对概念的核心、“月晕”内、“月晕”外的三区域设想看，尽管这种“毁坏”情形并不属于该语义的“核”，而处于其毗邻变动不居的语义的“晕”，但它并未超出语义范畴。文义可能范围的权威确定标准如何获得？笔者坚信文字的含义垫伏于流动的生活而非静默的词典。大多数词富有多义性，但对于这一点不能太较真，否则将影响人类的正常沟通“争议之发生并非由于法律语言本身含糊，而是由于人们对该法律应当涵盖适用的范围有争议，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力图将他们赋予的含义确立为该法条或语词的含义。”换言之，原义的找寻事实上还存在“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逻辑之难。法律文字的可能意义，既需要从过去的生活去发掘，又需要从当下的生活去重新填充与形塑。尽管从某种角度而言，规范概念与日常用语通常有所区分，甚至产生精英话语与大众语言的区隔，不利于法律指引功能的发挥，但抽象意义上的“毁坏”运用并未超出日常用语习惯，其文义解释内容能恰当地落入国民预测范围内应当无须担心。笔者在此并无意重塑“毁坏”的词典含义，但至少证明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试图通过“可能的文义范围”界定是否“毁坏”的失败。第一，以“可能的文义范围”对刑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加以区分，在理论与操作上既不可行也不可靠。形式解释论者与实质解释论者阵营内部针对具体案件时得出的解释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左的现象也可以见到。第二，作为讨论“底盘”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划分是否合理尚存质疑，且二者的划分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机能，其实践功能有限。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很难分清案件处理结果是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的结果，也很难分清二者谁更优先，倒不如说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解释立场在“毁坏”含义的解读上并无优势。（三）司法实践的前沿言说综观司法实践，个别判决的呈现，至少可以引发对“毁坏”仅限于“物质侵害说”能否得到维系的反思。例如，被告人宋某甲放走他人鱼塘里的鱼一案中，被告人因在被害人鱼塘处用挖掘机挖坝放水，致被害人鱼塘里购买的鱼、虾、蟹等水产品流失，经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上述水产品价值合计人民币7 9 30 0 元，被告人被判处故意毁坏财物罪。又如，在刘某某等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中，被告人刘某某等把被害人李某某存放在窑厂附近的红砖及砖坏扔到河里，经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毁坏的物品进行鉴定，红砖价值人民币0.2 6 元/块，砖坏价值人民币0.18 元/块，被告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以上两个案例中，被告人均是对涉案财物实施了“抛弃”行为，可以归人前述案型一中的毁坏类型。再如，在黄某某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案中，被告人多次将灌溉口闸门上的启闭机手柄、启闭机总成等取走，致电站无法发电，被告人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现行刑法将破坏生产经营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之下，如果认为其不再是破坏经济秩序罪，承认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特殊条款，二者本质上同属于毁弃罪，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必然也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此案判决等于间接表明了此案行为属于毁坏的立场。单从此案的客观行为看，十分符合案型2中的行为类型。另有其他案例，本文不再一一列举。至此，至少可以见微知著：一些非典型毁坏行为已逐渐获得司法确认。魏德士.法理学 M.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5：7 9.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 M.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0 5：8 9.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J.中国社会科学，19 9 7（4）：12-31.车浩.阶层犯罪论的构造M.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17：5 9.首先，是否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形式解释令人质疑。其次，形式解释论强调的是基于形式理性的判断优先。如果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在效力位阶上达成一致，则判断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谁优先在此意义上是不重要的。但事实上它们在效力位阶问题上不会达成一致。本段论断主要来自杜宇老师的课堂内容。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 0 15)盐刑二终字第0 0 0 5 4号刑事判决书。见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 0 16）皖16 2 1刑初第47 5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见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2 0 18）湘0 5 2 2 刑初19 7 号刑事判决书。张明楷.刑法学：下【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 0 2 1：1345.30三、含义分析：非典型毁坏行为的类型化处理面对日新月异的毁坏方式及传统解释教义不尽如人意的困局，有必要重新形塑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含义，即典型“毁坏”行为以“物质侵害说”为参照，限于对财物物理形态的侵害；而非典型毁坏行为不易一律作概括性解释，应以实行行为致财物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减少或灭失并具有通常意义上的不可恢复性为核心进行不同处理。这一立场或日“限制效用侵害说”，其理由如下（一）非典型毁坏行为类型化处理的逻辑进路常见毁坏类型以砍、砸、爆炸等危险手段对有体物进行物理形态的破坏，致财物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减少或灭失，基本对应了“物质侵害说”。多数常规性毁坏财物行为容易识别，这类行为之所以很少有争议，大抵是因为其实行行为、行为过程、法益损害状态的肉眼可见性。但显然，具象性不应成为“毁坏”含义的关键。防止常规性、典型的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是故意毁坏财物罪设立的初衷，非典型毁坏财物行为的认定应当围绕典型毁坏财物行为的实质内核展开。直接致财物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减少或灭失并通常不具有物理形态的恢复原状性是典型毁坏财物行为的标准形象。其他非物理性毁坏行为的认定,有必要紧紧围绕这一“毁坏”的核心要义进行类型化处理。出于更清晰、直观比较的目的，笔者对以下几种非物理性毁坏类型进行了不完全归纳（见表1）。表1非非典型故意毁坏财物类型（不完全归纳）情形关键词类型案型1抛弃与普通毁坏无异案型2藏匿优先考虑否认其毁坏性，肯认作为例外案型3污、侵占、混同、遮蔽优先考虑否认其毁坏性，肯认作为例外案型4利用财物自身缺陷排除其毁坏性案型5高买低卖财产性利益与普通毁坏无异通过比较可知，案型1、5 中抛弃型与高买低卖财产性利益型的毁坏具有共性：虽然毁坏行为及财物本身物理毁坏效果不具有具象性，但行为使财物权利人无法再实现对原有财物效用的开展，且一般不具有可恢复性。案型2、3中藏匿型与站污、侵占、混同、遮蔽型的毁坏具有共性：虽然毁坏行为及财物本身物理毁坏效果均不具有具象性，但排除财物权利人实现对原有财物效用开展的结果通常可以得到救济或恢复。案型4中利用财物自身缺陷型毁坏，因缺乏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实行行为而应排除其毁坏性。具体而言，案型1应当肯定其与普通毁坏无异。这一结论与日本的“有形侵害说”对于将他人名贵的鸟放飞等行为认可为毁损行为的结论一致，即肯定这类行为对财物的侵害性，而不论是否对财物造成了有形毁损。另有德国学者认为此类行为不宜理解为毁坏行为，理由有二：一是因为没有施加有形力，二是并没有让财物不能按原来的用法使用。笔者认为，德国学者的“有形侵害说”把有形力置换为在预期结果上能够直接物理性改变财物的情形，对于预期结果不会直接物理性改变财物的情形，则推定为非有形力。这在逻辑上不当地缩小了有形力的范畴，也不当地缩小了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并没有让财物不能按原来用法使用”的说法是认为放飞的鸟和投人大海的戒指这些物品本身的绝对效用并没有受损，这种认识忽略了财物此时已不能为权利人所控制，导致财物的相对价值效用灭失的客观事实。当财物权利人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时，财物的效用对他无从谈起。刑法中值得保护的效用或规范价值同样具有价值的相对性一一无论是相对于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财物权利人还是相对于任何可以实现财物价值效用的人。认为财物在被扔进大海后并不影响财物按原来的用法使用，是不认同财物价值相对性的基础上，从无限的物质循环论人手，恪守极端的价值绝对陈兴良.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之定性研究以朱建勇案和孙静案为线索的分析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 0 0 9（1）：9 6-10 7.31性，陷入了浪漫主义任意性的泥。也许有人说，当飞鸟被别人捕获、戒指被打捞上来就不应该叫“毁坏”了，但这只是毁坏行为完成之后的情节，是毁坏行为之后类似追赃的救济。何况，从一般人标准出发，基于成本考虑，一般人不会选择大海捞针式地打捞，即便打捞上来，也已物是人非，丧失了原有时空的特定价值。因此，应避免这种机械、偏颇、极端主义的诡辩认识论，建立财物被置弃、灭失的过程就是毁坏过程的认识。案型5 高买低卖财产性利益型毁坏。以往围绕“股票案”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财产犯罪对象能否是无形物上，而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让这一分歧逐渐去问题化。有学者从毁坏行为本身出发，否认高买低卖股票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行为：如果“股票案”情形可以解释为毁坏，则“毁坏”一词就丧失了界限功能。使财物的价值降低或者丧失是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结果特征而非行为特征，若据此反推凡是使财物的价值降低或丧失的就是毁坏财物，这是一种以结果倒推行为的逻辑方法，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笔者以为，用“以结果特征反证行为特征”来归纳有待商榷，此处强调造成的财物价值减损是限定实行行为的需要，因此不妨以一种类似行为进行比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为谋取私利、发泄私愤等擅自修改他人高考志愿的行为，大都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理。与“股票案”盗用别人账号密码低价抛售股票行为类似，擅自修改他人高考志愿也是通过盗用别人账号密码完成的行为，二者的不法性存在行为对象、行为结果及主观违法要素的差异，引发对相似行为作不同处理的结局。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相结合利于对实行行为的判断，不会冲击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事实上，如前所述，“股票案”式的“毁坏”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与维护。案型2、3中的行为，无论是通过藏匿，还是侵占、遮蔽、混同等方式，对财物效用的阻碍都是暂时性的，财物效用的再实现具有可恢复原状性或其他替代行为可能性，即并不排除权利人或他人通过财物的找回、财物与附着物、添加物相剥离等行为实现物品效用，这与表中案型1、5 中的不可恢复性存在本质不同。换言之，若车钥匙及机器部件具有轻易可替代性，“挪车案”中的两车库距离较近、财物与附着物、添加物相剥离等恢复原状或效用的操作具有一般标准意义上的经济性，则不易认定为毁坏；反之，当恢复原状、效用具有较大困难或不具有经济性时，则有考虑入罪的必要。污型毁坏包括站污行为及权利人遭受的精神站污性损害。以实务中在他人住宅内放置尸体为例，应当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往往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处理或处以行政处罚，在笔者有限的资料搜集中，并未见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的判例。故意毁坏财物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属于财产犯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即便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与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形成牵连犯，根据牵连犯在主流学说中从一重处罚原则，因非法侵人住宅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而故意毁坏财物罪法定最高刑为7 年有期徒刑，显然应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易言之，在司法实践中，如若认定被告人强行侵人住宅将尸体摆放在他人堂屋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则不会另行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侵人住宅罪。尽管部分司法实践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站污型毁坏，一般不作故意毁坏财物罪之毁坏理解。日本最高裁判所将在建筑物上张贴多张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 J.中国法学，2 0 10（4）：2 7-48.比如，邵彬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见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 0 17)苏0 32 4刑初40 8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高春波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 0 17)黑10 0 5 刑初5 8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安德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见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 0 19）鲁17 2 2 刑初47 8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比如，龙文新非法侵人住宅、妨害公务案：被告人龙文新等人因故强行将龙某某的尸体摆放在田兴文家堂屋，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侵人住宅罪，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 0 18）黔刑申147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者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处以拘留或拘留并处罚款。32广告的行为认定为破坏建筑物罪，笔者对此并不赞同综上所述，之所以对案型2、3中的毁坏优先考虑否认其毁坏性、例外地承认其毁坏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财物本身尚完整地存在，其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并未灭失，或通常具有恢复的便宜性；二是精神、风俗等抽象法益的价值判断个体差异性较大，不排除其他知情或不知情人出于不介意或不知情而继续使用该财物，其结果无价值性难以一概而论；三是此类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毁坏财物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类型尚非常可疑，予以肯认可能出现随意扩大处罚范围的诸多负面效果。至于甲为了使乙不能使用自己的跑车而将乙反锁在自已家中不得外出是否有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余地的思考，则明显脱逸了毁坏实行行为的规范要求。反锁他人有符合非法拘禁、抢劫等犯罪实行行为类型化特征的可能，却难以成为刑法意义上毁坏的实行行为，也无法进行客观归责。对照前述黄某某破坏生产经营，多次将灌溉口闸门上的启闭机手柄、启闭机总成等取走，致电站无法发电一案，如果建立在前述“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必然也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逻辑之上的话，此案判决间接表达了此案行为属于“毁坏”的立场。但是，从判决书中“本院认为，被告人破坏栗坪电站发电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万余元，其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内容来看，仍然强调了对生产经营秩序这一客体保护的重视，并未明确表达财物本身价值是否被毁坏。笔者想表达的是，此案并不能直接看作案型2 的司法处理版本，对此案的处理结果有进一步追问余地。案型4中的毁坏利用了财物自身的功能性漏洞。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此案型中的财物“毁”于自身而非“毁”于他人的行为，在自己机动车内装反射镜的行为无法归类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实行行为。另一方面，此时交通监控摄像头只是针对案件的被告丧失了功效，并非整体性地对道路上所有的车辆都丧失了原本功效。如若只是对于涉案车辆的一次“失效”，相对于该道路设置的初衷而言，能否称得上是因目的落空而评价为规范意义上的“法益侵害”程度的确存疑。倘若把此案情形推演至极端：涉案车辆多次采用此方法逃避交通监控摄像头或公路上的每一辆车均仿效涉案车辆，以致该道路设置完全形同虚设，则基于前述刑法因果关系之下实行行为不成立的缘由，也不宜认定为毁坏。原本需要道路设置机关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却反过来让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人买刑法上不正当的单，如若循着这种逻辑，专利领域中的反向工程也都难脱违法的嫌疑，犯罪分子针对侦查漏洞或盲点的每一次“魔高一尺”的反侦查行为势必首先符合此处的“毁坏”意义，这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技术漏洞没有直接动用刑法来填补的正当理由。（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与比较法的分析从刑法保护的必要性角度，对于非物理性毁坏也应分类处理。将案型1中的行为，参照盗窃行为：将戒指、鱼偷走，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使财物权利人无法实现对原有财物效用的开展。抛弃行为=先行占有行为+抛弃行为，盗窃行为是持续性占有行为，抛弃比盗窃多出一个实行行为，且抛弃与盗窃造成的影响后果几无差异，甚至抛弃行为造成财物原物恢复的可能性更小。但若后者以盗窃罪处理而前者不纳人刑事规制,则难以服众。这种朴素的民众法情感，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可见一斑。比如，前述被告人宋某甲放走他人鱼塘里的鱼一案，将他人钱财抛弃等行为，实践中均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这一情形有立法先例，如原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19 8 5年修订版)第42 5 条释义2 之“1.A向一间属于Z的冰房引水，由此造成冰的融解，故意造成了Z的非法损失。A犯有损害罪”，“2.A故意将属于Z的手镭扔进河中，故意由此造成Z的非法损失。A犯有损害罪。19 9 8 年18 号法令修改后的新加坡刑法典第42 5 条释义2 之(a)(b)等同于本条原释义2 之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0 7：6 33.张梓弦.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有形的影响说 之提倡 J.法学,2 0 18(7)：10 1-116.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 0 15）盐刑二终字第0 0 0 5 4号刑事判决书。卢标.因泄愤抛弃货款宜定故意毁坏财物罪 J.法学，19 9 4(2）：49.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 M.柯良栋，莫纪宏，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 9 6：115-116.331、2 点，内容未作任何修改?而案型5 中股票等无形财产权利的受损，与盗窃、典型毁坏犯罪的侵犯财产所有权效果并无二致，若以民事侵权或其他替代处理，无疑是一种不合比例的后果反应，这在司法判决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肯定。比较而言，案型2、3尽管已有作为毁坏财物犯罪的立法先例，但笔者认为因实行行为的通常障碍、便宜的救济可能性及刑法手段的可替代性，通常不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案型4基于实行行为的否定，直接排除刑法规制的可能性。尽管英国19 7 1年刑事损害法在毁损财物罪的相关法条明确指出，“财物的物理形态遭受永久或暂时的破坏或其价值、功效受到永久或暂时的破坏即为对财物的毁损。若机器的一部分被移动致其不能正常工作，则该机器因其功能受破坏即为对机器的毁损.”该立法思想也获得了学者襄赞，“一件东西虽实际并未被打破或变形但也可能受到损害”“不同的事物因不同的方式而受损”。但如前分析，我国刑法对于此类毁坏只宜在“例外的必要”时才予以规制。（三）文义及体系解释的合理结论根据前面分析，如若案型2 中藏匿型毁坏在例外情况下人罪，则必须回答“藏匿、隐匿”与我国刑法中的“毁坏”“破坏”“损坏”之间的关系，以保持刑法用语的自洽。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有大量“破坏”“损坏”类犯罪，其他章节中依次出现的还有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七十六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三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等。如若“毁弃”和“销毁”包含了“隐匿”的话，就没有必要将“隐匿”“毁弃”“销毁”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并列使用；否则，何以进行同义语词重复？而“隐匿”与“毁弃”“销毁”的内涵毕竞不同。以上学者关于“毁坏”含义的体系性反思十分精妙，德日等国的一些学者从语义学角度出发，也认为单纯隐匿和剥夺财物的行为不可罚，“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剥夺和隐匿本身超越了损坏这一概念的语义层面所能涵盖的内容”。首先，如前文对“毁坏”语义的追溯，藏匿型毁坏在文义解释的角度并不存在障碍，因此，笔者并不赞同基于刑法积极主义的立场，通过对“毁坏”一词核心含义的功能性扩充将“隐匿”的行为解释为“毁坏”。藏匿型毁坏是“毁坏”本义的挖掘并非出于对其扩大解释。其次，以上质疑还需注意以下两方面。第一，刑法用语的相对性。诚如有些学者的剖毫析芒：“从语义特征看，由于刑法使用的字、词、句的数量少，语言成分种类单一，语言表现手法很不丰富，因而多用多义词；由于词语搭配和语法结构的需要，也由于立法者使用语言时的不慎重和驾驭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