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书刻的特殊形式——涂朱与填墨.pdf

【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法”一章中有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殷人的迷信思想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境等。甲骨刻辞涉及殷人的农业生产、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作为甲骨书刻的特殊现象，涂朱与填墨现象受到前人的广泛关注。1910年，罗振玉先生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就提到：“予所藏龟与骨，文上涂朱者甚多，其涂墨者至罕，予所藏一、二枚而已。朱色至今明艳，墨则如烟煤，深入字中涤之不去。”在已出土的存在涂朱、填墨现象的甲骨中，只有少数的卜辞被涂以朱或墨。一块龟版上，偶尔有一条卜辞或者某条卜辞的一部分被填涂，较为醒目，但对被涂朱、填墨的卜辞进行释读总结后发现，其在内容上并无特殊之处。因此对于涂朱、填墨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态、现象起源、发展原因等问题上。1涂朱的起源对相应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颜色，且多用红、黑两色，其中红色来源于赭石或赤铁矿石；黑色则多为黑烟或黑色镁化物。先民对红色的崇拜在我国起源甚早，在器物上涂抹红色的习俗也广泛存在于各地区的早期历史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方地区，考古学者曾发现先民将赤铁矿粉撒在死者周围，并且在骨、牙、石、贝质等装饰品上涂染上红颜料。在山顶洞人墓葬中，除用作头饰的石珠明显呈露红色以外，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的。在史前时期西藏地区的遗迹中发现有在打磨石器上涂朱的现象，这可能是出于对红色的崇拜，因为红色象征着生命和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红色鲜艳夺目，在器物上施以颜色具有一定的美观性。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大量地制作和使用陶器，并在陶器上涂朱，应该也是出于上述两种原因和意义，如仰韶时期的涂朱砂镂空人面覆盆陶器，在其人面的位置便涂有朱砂，其功能应与宗教信仰或巫术活动有关。在新石器时代，涂朱习俗在丧葬中逐渐流行起来，如在元君庙仰韶文化的墓地中，尸骨上就出现了涂抹红色颜料的情况。此外，在西安半坡、襄汾陶寺、西夏侯、柳湾等墓地也都发现尸骨上遗留有朱红颜料。除了在尸体或尸骨上撒涂朱砂颜料外，有的墓葬填土中还有意掺入了红烧土颗粒，这种现象在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以及大汶口文化王因、岗上、大汶口、西夏侯、景芝等多处墓地的墓穴中均可见到。【作者简介】王梓，男，硕士，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博考古。甲骨书刻的特殊形式涂朱与填墨摘要：殷商时期，殷人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之后，部分会用朱砂或黑墨涂在文字的刻痕里，称之为“涂朱”或“填墨”，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武丁时期的甲骨上。涂朱、填墨的现象很早就被发现了，随着殷墟考古的深入进行，出土存在涂朱、填墨现象甲骨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但对于殷人在甲骨上涂朱、填墨的原因，学界始终没有定论。从现有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来看，其主要问题是涂朱起源、颜料来源及涂朱甲骨具体形态。关于涂朱研究，较为学界认可的说法有“美观说”“醒目说”以及“宗教说”等。关键词：甲骨；书刻；涂朱；填墨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15.030王梓（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471000）1292023.8（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如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M429，该墓形制为土坑竖穴墓，墓底用红烧土块铺砌而成，该墓出土两名少女骨骸，其中一具的头骨前额处涂着大片红色颜料。有的在葬具或随葬品上涂抹红色的颜料，如大汶口文化呈子墓的一些棺椁在底部涂有朱红色，大汶口墓地出土的一些龟甲上也有涂朱。由此推测，在死者身上撒涂朱砂的习俗是原始人类灵魂不灭观念的具体反映，他们以最直观的方式认为生命即流动的血液，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寄生之所，而红色正是血液的颜色，红色的赤铁矿粉象征着鲜血。在死者的四周撒赤铁矿粉，祈求给死者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生命。同时，可能还有祈求避灾图祥的意义。2商代的颜料从已有的考古证据推论，商代应当有充足的颜料供给，并在颜料生产上有自己的工艺。1928年，董作宾先生在发掘小屯殷墟遗址时，除了发现200多版涂朱砂或黑墨的甲骨片外，还在一个甲骨坑里同时发现了朱砂粒和一把骨制小铲，一端还沾有朱砂，应为调色器。妇好墓也出土了类似调制颜料的器物：一套大理石和玉质的臼杵，出土时沾满朱砂；一件玉质调色盘，也染有朱砂痕迹。由此，推测殷代已经有红、白、黑、黄赭、绿等写绘颜料，董作宾先生指出：“（商代）书写文字的工具完备，由于在甲骨、陶器上书写的文字，证明殷商时期一定是有毛笔的，更由字迹上可以知道那时候写字有红、黑两色，经化验，证明与后世所用的朱墨一样。”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对商代颜料的研究尚处起始阶段。20世纪30年代，白瑞华与皮奇莱在美国首次对甲骨上涂抹的颜色进行了化学分析，他们的结果肯定了甲骨上的红色确为朱砂，而黑色较为复杂，不同的取样有不同的结果，有的肯定是碳素，但也发现了有机物因素，他们推测里面甚至有可能掺入了浓缩的血液。由此可知，商代颜料并不单一，从商代器物来看，以红、白、黑等颜料为主，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字的书写颜料。商代有多种颜料，推测商代人们能够使用这些颜料对甲骨文字涂朱、填墨。殷墟H127坑发掘17000多片甲骨，有些甲骨文字就有涂朱、填墨的现象。毛笔书写的字迹和涂朱、填墨的痕迹，在殷墟文字乙编中可常常见到。董作宾先生指出：“殷人书写文字时用朱同墨，在契刻之后，有时仍用朱和墨作装饰，即将朱墨涂入字画中，写字用的朱，有时不免混入墨色。”涂朱、填墨的现象也可以证明甲骨文字是先写后刻的。3甲骨文字所见涂朱涂墨现象涂朱与填墨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武丁时期的甲骨上，如殷虚书契菁华所著录的几版甲骨，字口涂满朱砂，非常醒目。此外，也还有一版上存在朱墨并施的现象。如殷墟文字乙编6664为一龟甲上半部，正面的大字涂朱，小字填以墨色；乙编6665为上甲的背面，也是大字涂朱，小字填墨色。其他如战后宁沪所获甲骨集2.25至2.26，为清华大学所藏甲骨，正面与背面都是大字涂朱，而正面的“二告”则填墨色；宁沪2.30至2.31是清华大学所藏甲骨，骨的正面填墨，反面涂朱；宁沪2.28至2.29也是清华大学藏骨，一面涂朱、一面填墨。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6057的甲骨（图1），图1甲骨文合集6057甲骨130Vol.258【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被称为“甲骨之王”。这版甲骨出土于安阳殷墟遗址，曾是罗振玉先生所藏甲骨精品中的精品。它是一块残断的牛肩胛骨下部，长22.5厘米，宽19厘米。甲骨的正反两面均刻满长篇卜辞，共残存180余字，且字口涂朱，是典型的涂朱甲骨。其内容为商王武丁在两个月之内的癸未、癸巳、癸卯与癸亥四日，占问本旬之内是否会有灾祸，属于旬卜。甲骨文合集中编号为10405的甲骨，属于祭祀狩猎牛骨刻辞，上有涂朱，此骨出土于河南安阳。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殷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该骨板巨大且完整，骨版正面有刻辞4条，背面有2条，共160余字，背面的文字内填有朱色，色彩鲜艳明亮，刻辞内容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生活和天气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和天文气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史意义。从以上两块涂朱甲骨可以看出，虽然它们的书刻形式不同寻常，但契刻的是典型的祀神祭祖、田猎农作、出入征伐、天象气候等常规占卜内容，被涂朱、填墨的卜辞并无特殊之处，由此可知，甲骨涂朱涂墨现象应与刻辞内容并无关联。4甲骨文字涂朱与填墨原因涂朱和填墨现象很早就被发现了，1910年罗振玉先生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就提到：“予所藏龟与骨，文上涂朱者甚多，其涂墨者至罕，予所藏，一二枚而已。朱色至今明艳，墨则如烟煤，深入字中涤之不去。”随着殷墟考古的深入进行，涂朱、填墨的甲骨出土也日益增多，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涂朱与填墨的原因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学界目前存在“美观说”“醒目说”“宗教说”等说法。董作宾先生作为殷墟发掘的亲历者，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率先提出了他的看法：“书写之后经过契刻，朱墨不存，所以契刻之后再涂朱墨。涂饰朱墨，为的是装潢美观，和卜辞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殷墟甲骨文为刀笔文字，在卜辞契刻中有单刀、双刀、复刀等手法，有的刻后又刮去，也有刮去之后再重刻的卜辞，这一点出土的甲骨实物可以证明，并且在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也有蘸取朱墨的石臼和砚盘，说明殷代已有用于书写的毛笔和颜料，特别是有的龟甲上大字填朱、小字填墨，朱墨互衬，鲜艳夺目。涂朱的文字多见于卜骨的背面，其中还有一些朱书未刻或者朱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有的在一片甲骨上，不同刻辞分别涂朱或填墨，甚至还镶嵌有绿松石，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牛骨”和加拿大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镶嵌有绿松石。再如殷契佚存中黄浚先生所藏的“壬午获白兕”甲骨的残片上留有镶嵌绿松石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辨。因此“美观说”是有一定依据的。陈梦家先生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指出董氏的说法自相矛盾，集合实例指出“可见填朱、填墨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为了美观”。并提到这样一个现象“大字、小字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往往大字填朱而小字填墨”。赵铨先生在甲骨文字契刻初探一书中提出：“有可能是先在骨料上涂色，以便于刻字时便于观察和掌握，刻完字后再擦拭干净，则笔画中被填入颜色，十分显目。”关于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模拟刻写甲骨的实验，并对甲骨涂朱、填墨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他们认为在甲骨上涂以墨色，这样在刻字时易显出白色的笔画，便于区别刻字处与未刻字处，之后再将墨色抹去，显出甲骨骨版的本色，而所刻的字口里自然又会被抹时的炭黑填满，文字也会更显得醒目。从民族学有关资料来看，过去西南地区保留用动物肩胛骨占卜习俗的少数民族有彝族、羌族和纳西族。这种习俗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数千年前的殷墟甲骨相互印证，这对于复原殷商时期占卜流程和解释卜骨本身的一些现象是有所帮助的。例如，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流行着用羊胛骨占卜的习俗，这与殷商时期的占卜行事有若干相似点。在占卜过程中，当骨面经过烧灼爆裂后，巫师用黑灰在骨的反面已被烧裂处轻轻涂抹，再用唾液将黑灰揩去，这时黑灰就留在了裂纹中，兆纹就变得十分明显。这种占卜手法对于研究探讨殷墟甲骨刻兆上涂朱墨以及刻辞涂朱、填墨现象的原因有着一定的帮助。涂饰颜色可能出于某种占卜心理，也可能与特定的宗教信念有关，但从凉山彝族卜者用黑灰涂抹羊胛骨的正面以使兆纹明显的习惯来看，“醒目说”应是有一定道理的。甲骨文字涂朱、填墨的确可以使文字美观醒目，但崇鬼敬神的殷人在卜辞之上涂以朱墨应该有所考1312023.8（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虑。“宗教说”也是众多学者所持的观点，宋镇豪先生认为：“甲骨涂饰主要盛行于武丁时，可能出于某种占卜心态，目的对占卜行事滋以慎重考验，与特定的宗教信仰有关。”陈光宇先生也提出：“如果考虑到甲骨占卜是殷商时期商王或贵族与其祖先或神灵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以及古代墓葬文化中朱砂一物的重要地位。那么在甲骨刻辞上涂抹朱砂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求显目而已，其中可能具有深层的文化及宗教意义。”殷商时期商王与鬼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就是用甲骨进行占卜，其占卜结果再由商王进行传达，因此在占卜过程中，商王对于占卜结果有很大的决策权。商王在占卜的过程中可以选取符合自己意愿的卜辞，并能进行多次占卜，直到占卜结果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如此一来商代平民将更加尊崇商王，神权通过王权表达出来，又逐渐依附于王权，从而进一步巩固王权统治。因此，在甲骨上涂朱、填墨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占卜心理或宗教信仰，或者说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甲骨刻辞涂朱与填墨可以使甲骨更加醒目，以便鬼神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看到这些刻辞得知祷告或询问之事，可见甲骨涂朱与填墨也是殷人占卜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结语作为甲骨书刻的特殊形式，涂朱与填墨现象大致起源于殷商之初，根据出土甲骨实物分析，在武丁时期涂朱与填墨现象逐渐增多，颜料工具等也稍加成熟。其缘起主要是受到原始社会涂朱习俗的影响，以祈求与神灵对话以及避灾图祥。根据出土实物分析，在殷商时期朱砂等颜料供应相当充足，且工具制造较发达，因此可见涂朱工具主要是红、白、黑三色颜料以及毛笔、骨制小铲、玉制调色盘等。在涂朱形态上，据出土的涂朱与填墨甲骨分析主要有单涂朱、单填墨以及朱墨并施三种现象，并且一般是大字涂朱、小字填墨，在涂朱内容上并无较大特殊之处，仍以祭祖、田猎、征伐、天气等常规卜问事宜为主，因此推测涂朱可能与卜问结果以及验证与否有关。关于涂朱目的，涂朱主要是配色鲜艳得宜，以“美观”和突出特定字眼以“醒目”。涂朱与填墨现象作为甲骨书刻中的特殊形式，其目的、起源、颜料来源及涂朱甲骨具体形态都与殷商时期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其研究仍需要更多的出土实物和可靠的历史文献来佐证。注释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3450.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M/李济.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出版者不详，1929：1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49.王宇信.甲骨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0.林声.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J.考古，1964（2）：98-102.宋镇豪.殷墟甲骨占卜程式的追索J.文物，2000（4）：35-45.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06.参考文献1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王宇信.甲骨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4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5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甲骨文精粹选读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8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9宋镇豪.殷墟甲骨占卜程式的追索J.文物，2000（4）：35-45.10林声.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J.考古，1964（2）：98-102.11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M/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2张秉权.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出版者不详，1967.132Vol.258